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2024年2月3日是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北京市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北京文学》首任主编老舍先生诞辰125周年之日。2月2日，北京市文联在老舍剧场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纪念座谈会上，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出席并讲话，北京作协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院长刘恒，文学评论家、北京评协原主席孟繁华，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乔叶，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周晓枫，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石一枫等老中青三代北京文学名家应邀出席，以交流研讨的方式向老舍先生致敬。与会者追忆了一代文学巨匠为人民讴歌的高尚品德和文学成就，深刻感受到了老舍先生心系大众的艺术创新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白靖毅主持座谈会。本刊特刊发座谈会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陈宁：

各位文艺家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举办老舍先生诞辰125周年座谈会，既是对老舍先生卓越成就、伟大思想和崇高品格的深切缅怀，更是对老舍先生所代表的北京文艺传统的赓续和传承。这次会议邀请了文学、戏剧等不同领域的创作者、评论家，旨在回顾总结老舍先生的创作历程，深入分析他在各个领域的艺术成就和突出贡献，为当下北京文艺创作提供精神滋养。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他始终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秉持着对文学艺术的赤诚之心，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文艺创作中，在文学、戏剧、曲艺等多个领域都卓有建树，为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代表中国作家在海外赢得了广泛赞誉。作为北京市文联的首任主席，老舍先生是北京文艺界的骄傲，更是北京文艺的精神象征，是所有当代文艺工作者都要致敬和学习的榜样。

致敬老舍先生，就要传承他为国家和民族命运鼓与呼的爱国主义情怀。老舍先生曾用飞鸟与翅膀来形容作家与祖国的关系，他说：“作家切断了和祖国、人民的联系，就像空中的飞鸟斩断了双翅。真正的作家，不是以文混饭吃，个人的前途是和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的。”在国家和民族的重要历史关头，老舍先生始终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联络全国各地文艺大军，并带头以笔为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创作了310余篇抗战主题文艺作品，实现了为抗战竭尽全力的诺言。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极大热忱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并被祖国的巨大变化所感染，迸发出蓬勃的创作激情，孜孜不倦地开展文艺创作，深情讴歌新社会、新生活，推出了话剧《龙须沟》等经典作品。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学习老舍先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胸怀“国之大者”，将个人的文艺理想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深入新时代现场，书写新征程史诗，用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凝聚中国力量、传播中国精神。

致敬老舍先生，就要传承他毕生为人民创作的崇高艺术品格。老舍先生的一生，是真正为人民写作的一生。他曾谈到，“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立场，他从个人熟悉的生活经验出发，用文学作品完整地建构起北平的市民世界。《骆驼祥子》中的人力车夫，《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茶馆》《牛天赐传》中的小生意人，《月牙儿》《鼓书艺人》中的穷苦女性，都成为他笔下的主角。他发自内心地尊重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满怀深情地去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出对底层人民悲苦命运的深切关怀。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学习老舍先生人民性的艺术品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心中装着人民、笔端对准人民，书写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回馈人民、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致敬老舍先生，就要传承他持续攀登艺术高峰的创作追求。老舍先生是京味文学的源头，他以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北京城，为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对北平风物的诗意描写、对底层市民人生命运的书写、对北京话的艺术化运用，共同熔铸成为老舍先生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文学作品建构起艺术上的北平世界，成为北京文化人文景观的全景展现，戏剧创作《茶馆》《龙须沟》也成为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典范。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故乡北京发自内心的热爱，正是这份真挚的情感成就了众多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也成就了他充满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学风格。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学习老舍先生笔耕不辍、创新创造的艺术精神，传承京味文学的写作传统，立足北京、深入北京、书写北京，将北京城市文化、个人生活经验融入文艺创作，推出更多具有首都水准和北京特色的精品力作。

对一个作家最好的纪念就是阅读他的作品、演绎他的作品。刚才的两项发布，正是以经典作品传承的形式来纪念老舍先生。其中，《老张的哲学》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独特艺术风格形成的起点。我们希望通过寻找译者的全球行动，未来推动这部小说的海外出版，并结合“北京文学走出去”，加强老舍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提升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话剧《老舍五则》是根据老舍先生的五部短篇小说集合而成，2010年首次搬上舞台，此次重排是对老舍先生经典作品的致敬，也是对京味文学资源的一次深入开掘，是北京市文联推动打造“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建设演艺之都的重要实践。

北京市文联是老舍先生在新中国唯一供职的单位，传承老舍先生的文艺精神就成为北京市文联的职责和使命，近年来，我们努力履职尽责、开拓创新，让北京文艺工作走深走实。聚焦创作“高质量”，制定文艺创作中长期规划、发布年度创作指南；完成老舍剧场为核心的创展中心建设；设立文艺创作专项扶持资金，启动“大戏看北京”文艺孵化平台建设；健全深扎采风工作机制，推出了《宝水》《寻味》《依然美丽》《星鱼》等一批精品佳作；聚焦“大戏看北京”，办好“北京文化论坛”分论坛、“北京文艺论坛”等重要品牌，创立佳作有約、双周影院、坊间对话、艺苑沙龙等新品牌，打造北京文艺活动新亮点；聚焦大格局，发挥文联的优势，积极探索与各类文艺机构的交流合作，加强文学、戏剧、影视相关门类创作联动，以文学为先导推动北京文艺走出去，不断提升北京文艺影响力；聚焦“做人的工作”，成立老舍文学院，专业化培养文学人才，完善“北京文艺家服务平台”，做好文艺人才宣传推介，着力提升文联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未来，我们将在老舍先生思想光辉的照耀下，继续沿着北京文艺的光荣传统前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发挥文联组织“两个优势”，服务“大戏看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动新时代首都文艺事业跃升新高度。

刘恒：

我在老舍文学院成立的会上曾经有一个简短的发言，事隔几年之后，我的思路还是那个思路。

首先我完全同意陈宁书记对老舍先生这种全面的评价，而且非常准确，也非常好，概括了我们对老舍先生最基本的认识，以及我们从老舍先生的精神里所要汲取的那些重要营养。我个人借这个机会向老舍先生的在天之灵表示我崇高的敬意。坦率地说，在我的青年时期，在我热爱文学之后，老舍先生是没有在我的眼里的，那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读得最多的是鲁迅先生。所以当后来老舍先生的著作再版之后映入我们眼帘时，我最初的印象反而是一个地理名词，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在西直门外长大的，西直门外在火车站的东边一点，有铁路工人俱乐部、铁道医院门诊部、一个巨大的粮食仓库，再往那边是首钢的一个轧钢厂，还有高梁河的一个水闸，那个水闸让高梁河分流，一部分流入西直门外的这条护城河。当时西直门那个城墙被人掏空了，在底下有一个像地道一样的洞，我们小的时候进城不用走西直门，也不用走德胜门，从那个洞里钻过去，还不到一人高。所以当我读到老舍先生著作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地理名词，如果老舍先生从城里出来的时候他会不会钻那个洞？这是一个地理名词，这是题外话。

我对老舍先生感受最深的，当然是在阅读他的作品之后。我突出的感觉是老舍先生所体现的那种复杂性，或者矛盾性，或者是双重性，这个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如果从技术角度说，比如他的文体的双重性，他的文体是高级的书面语言和朴素的口语的完美结合。我们一般对文字有感觉的作者都知道，想要达到这种水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老舍文学院成立大会的时候也曾经举過，他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完美结合，他说“我要打你一个嘴巴”，倒装句，“如果我有那个胆量的话”，他把这个句子放后面，这是完全的书面语，但是在他的笔下产生十足的生动性。再有，最主要的他的一个矛盾性或者双重性，就是他的精英立场，站在云朵里的浪漫主义的精英立场，和他对平民的那种持久的关注，哪怕站在云端里也要看到在污泥里挣扎的人，在地上艰苦跋涉的人。所以他这种双重性或者非常伟大的品德，在他的作品里都有充分的体现。

具体说到我对他的作品阅读感受的时候，就是他的文风的双重性。这可以是广义的文风，也可以是狭义的文风，就是他那种强烈的超越常人的幽默感，这跟他在北京长期在底层生活或者跟他自己个人的爱好有关系，他曾经写相声，他也演过相声，所以相声的那种来自底层的浓厚的幽默感，在他所有的小说、戏剧里都有充分体现。但是在这种表面的乐观主义的下面，他又极度悲悯，在他很多作品里有非常伤感的东西，非常忧郁的东西，在这个强大的反差之间，他的艺术在游走，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和佩服。

再有就是作为文人的风骨，我是听前辈作家说老舍先生非常随和，喜欢交朋友，是不树敌的人，始终保持对他人的尊重。而且他也确实交了很多很多朋友，对环境的适应性非常强，身段非常柔和。但是他又非常刚硬，非常坚强，如果一个钢硬度太强的话容易断裂的，所以他在柔软和钢脆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非常让人震惊。我忘了是哪个名人曾经说过，在我们的生活里要注重两个事物，一个事物是经过我们顽强的努力，我们可以完成的任务；还有一种就是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要对两者做出清晰的分辨，你要把它分清楚。所以在这个重要的时节，我们缅怀老舍先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任务永远无法完成，就是我们无法使老舍先生起死回生，但是有些任务我们可以完成，就是我们在精神层面可以使老舍先生起死回生，包括我们现在对他的缅怀，我们深深感觉到老舍先生仍然活着，而且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是跟老舍先生相似的事情，我们是无法永生的，但是我们的精神产品，如果足够纯粹，足够善良，足够有韧性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得以延续，我们会沿着老舍先生走过的道路共同前进，为我们的中华文明、为我们的文化积累作出个人的贡献。

孟繁华：  

非常荣幸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们在老舍剧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25周年，同时我们也是来向老舍先生致敬的。老舍先生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语言大师，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1951年王瑶先生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他排定了鲁郭茅巴老曹六个经典作家的序列。这个序列至今仍是学界共识。老舍创作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正红旗下》《茶馆》等，是他留给我们永垂青史的文学经典。他的文学经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伟大遗产。我们在评价一个作家历史地位的时候，追随者的络绎不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老舍先生发明的“京味小说”，一直到当代都有络绎不绝的追随者。比如刘绍棠、邓友梅、赵大年、陈建功、刘恒、石一枫等，就是老舍京味小说杰出的传承者。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老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今天我想说老舍先生在解放初期探索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努力和实践。1950年9月10日，《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文艺》创刊了，主编是老舍。《北京文艺》照例发表了《发刊词》。发刊词的要点，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表述，确实是一种要办出新时代新文艺的气象。在这方面，主编老舍率先垂范，在1950年9月1卷1期、也就是创刊号上，头题发表的就是老舍歌颂北京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幕话剧《龙须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观看过这部话剧的演出。老舍也因此于1951年12月21日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从创刊到停刊一年多的时间里，老舍陆续发表了相声《家庭会议》、太平歌词《庆祝“七一”》、剧本连载《一家代表》，以及普及通俗文艺的文章《怎么写快板》《散文并不“散”》《怎样写通俗文艺》《对于观摩演出的节目的意见》等。同时，在老舍先生的倡导下，《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工作的李伯钊、赵树理等，也几乎竭尽全力发表了即时应景的作品或文章。比如李伯钊的《群众文艺的创造》、赵树理的《文艺作品怎样反映美帝侵略的本质》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对这些作品和文章，不能一笑了之或不屑一顾，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那是主编们的职业行为。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学实践中，这里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一方面，来自解放区的李伯钊、赵树理，他们有丰富的延安文艺实践经验，第一次文代会后，延安文艺的经验已经放大到了全国，是唯一有合法性的文艺道路，“人民文艺”的经验必须在新的实践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一方面，老舍虽然不是来自延安的文艺家，但是，他追随、认同延安文艺道路，也是诚恳地发自内心的。

从现实的层面看，1950年代，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年，百废待兴。据有人回忆说，老舍、赵树理曾穿街过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实地考察了天桥群众文艺活动情况。天桥是一个杂耍场，说书的、说相声的、卖唱的、拉洋片的、顶缸的、耍飞叉的、变戏法的……无奇不有。在这里，赵树理见到了《响马传》《丁香割肉》《王华卖父》《荤说素猜》等在解放区早已遭禁的诲淫诲盗的旧东西。后来他多次到天桥走访调查，一个改造北平旧文艺、特别是天桥群众文艺活动的想法逐步形成。但是，想法是想法，想法变成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工农兵作家的来稿，要经过认真修改。汪曾祺在《北京文艺》创刊时曾做过“集稿人”，他回忆说：我们那时真是“惨淡经营”，人手少，可用的稿件不多，每月快到发稿的时候，就像穷人家过年一样，一点抓挠没有。到了這个节骨眼，赵树理同志便从编辑部抱了一堆初选的稿子，回到屋里，关起门来，一目十行地翻阅一遍。偶尔沙里淘金，发现一两篇好稿，则大喜过望。这一期又能对付过去了！赵树理同志把这种编辑方法，叫作“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选不出好稿，就由主编、编委赶写应急。赵树理同志的《登记》就是这样赶出来的。编委们说：“实在没有像样的东西了，老赵，你来一篇吧！”老赵喝了一点酒，吃了一碗馄饨，在纸上画了一些符号（表示人物），画了一些纵横交错的线（人物关系和事件发展），笔不停挥，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杰作。从理论层面看，通俗文艺是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通过通俗文艺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要求，并且实现对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初期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最重要的目的。当然，这一目的背后隐含了延安经验由局部放大到整体的成功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共和国后对文学艺术的具体指导，已不像延安时期必须由毛泽东事必躬亲，当他在延安时代确定的关于文学艺术的思想路线在战时得以贯彻实行，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这一思想路线的执行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仍然适用于共和国。1949年9月5日，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布成立，但文艺界“争取小市民读者”的工作已经先期展开。这一天，刚刚组建不久的《文艺报》邀请了平津地区过去常写长篇小说的部分作者开座谈会。会议主席陈企霞说，会议的意义就在于研究通俗小说形式的写作经验和读者情况，讨论怎样改革这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当其被很多人所欢迎和注意上时，我们就不能置之不问。”对通俗文艺的关注，不仅与延安经验相关，而且同时注意到了“在敌伪和国民党统治时代，这种小说盛极一时。各个报纸副刊抢着登这一类小说。印刷厂排字工人也抢着排这一类稿子。好多店员一翻开报纸首先看昨天没有读完的小说”。因此与会的赵树理说：“哪一种形式为群众所欢迎并能被接受，我们就采用哪种形式。我们在政治上提高以后，再来研究一下过去的东西，把旧东西的好处保持下来，创造出新的形式，使每一主题都反映现实，教育群众，不再无的放矢。”因此，大众文艺或通俗文学成为共和国时代的主要文艺形式，不仅这一形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的是它对于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构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所具有的功能性价值。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老舍一方面探索社会主义初期的人民文艺，一方面也潜心创作具有高端艺术水准的作品。比如他的经典剧作《茶馆》，创作于1956年，发表在1957年《收获》创刊号上。当时的《收获》隶属中国作家协会，主编是巴金。老舍先生将《茶馆》发在《收获》杂志上，而没有发表在《北京文艺》，一方面《北京文艺》的容量难以发表大型作品；一方面，老舍先生在做文艺普及性的同时，也创作高端艺术作品。他是既普及也“提高”的一位作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个时代，但老舍先生在那个时代作出的探索和努力，仍然是我们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遗产。或者说如何创作出符合人民大众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仍然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处理的问题。在老舍先生诞辰125周年的时候，谨以此文表达对老舍先生的敬意。

孙郁：

老舍创作时借用的是市井的语言，这市井的语言是被过滤的，他是把北京方言里面那种俚俗的、不雅的东西剔出去，保留了北京语言里面最明亮的、鲜活的、带有生猛之气的那部分。可以说，他对北京的语言进行一番改造，这个改造、这种修辞的变化与鲁迅那一代人做的工作相似，只不过鲁迅他们身上有强烈的六朝文的痕迹，鲁迅认为古文里有毒，要把它吐掉。老舍先生干脆拒绝士大夫和绅士阶级的这套话语表达方法，他直接来自生活，来自底层百姓的表达。

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语言风格，刚才我们看的这个话剧就是典型的老舍语言，后来我们在刘恒和石一枫的文本里也会感觉到流淌老舍精神上的元素在其中，这是很了不起的。北京话进入到文学的世界里，是老舍先生完成的，这个贡献好像很乡土、很中国，其实这跟他阅读西方小说有很大关系，国外那些描写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的小说里面，都有地域性、个性化的色彩，对他印象非常非常深，所以他在世界文学这个大的知识谱系、背景下，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乡画了一幅有意味的长卷，这些至今都是让我们念之、怀之、仿之的标本。

徐则臣：

2022年11月5号，老舍剧场启用，就是这里，同时北京文联四老的雕像也迁驻至剧场外的大厅里。在迁驻仪式上，我曾代表年轻作家向以老舍先生为首的四老表达了敬仰。我说，这些年我来文联百十次，见得最多的人就是这四位先生。别的人可能迟到，可能失约，可能寻而不遇，这四位先生一直都在，他们安静地伫立在文联的大厅里，看着一个文学后辈在这栋楼里进进出出，看着他在文学上的一天天成长。事实上，北京的作家正是在他们的注视下，一茬茬人才前赴后继；也是在他们的注视下，北京的文脉源远流长。

同样是在这个剧场里，高朋满座，师友云集，我拿到了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老舍文学奖。2014年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得了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这一年我36岁，是老舍文学奖长篇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强调年龄不是缘于虚荣，而是因为《骆驼祥子》。老舍先生就是在36岁这一年写了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骆驼祥子》。我是个俗人，我很看重自己与偶像之间的这种牵强附会的联系。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尽管有很多道理可以条分缕析地摆出来，但必须承认，就鼓舞、激励和惺惺相惜而言，的确存在一些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神圣感和神秘性。

我不是一个唯心论者，但我珍视这种精神的引导和提点。在此后的写作中，我时时想到老舍先生，想到老舍先生的目光，想到在他的目光里，我该如何认真、更认真地写好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反复读老舍先生的著作。仅话剧《茶馆》就看了四次。他的作品滋养了我。关于如何写北京，关于如何使用方言，关于如何在异域、在差异性文化的语境下重新发现我们自身和文化的主体性，老舍先生不仅提供了自己的世界观，也提供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方法论。念念不忘，也必有相遇。去年，2023年10月，我随北京文联作家代表团和中图公司去英国交流，在伦敦参观了老舍先生的故居。1925年到1928年，老舍先生住在这里，写出了《老张的哲学》《二马》等作品。第二天，我們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见到了八十年前的老舍先生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的一份英译文稿。出自一位无名译者之手。这份译稿在李约瑟研究所的资料中沉睡了几十年，刚刚被一位中国去的访问学者发现。这份老式打字机敲出来的译稿纸页已经松脆泛黄，有修改过的痕迹，但无名无姓，也不曾见诸公开出版物。相隔八十年的浩荡时光，它从看不见的地方走出来，与我们相遇。毫无疑问，我把它视为惊喜和豪华的馈赠。经典就是这样，大师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会以何种方式给你意外之喜，因为他们足够丰厚，因为他们取用不竭。

碰巧的是，通知我参加这个纪念大会时，我正在读的书是《骆驼祥子》，重读。儿子的学校把这本书列为寒假必读书，儿子希望我能给他往深里讲一讲。我怕讲不好，决定再读一遍。

上一次读是三年前，疫情之前，今天再读又是别一番况味。我不敢说有多少新鲜的独特的发现，但我的确在这短短的十几万字里读出了忧世伤生，读出了悲悯倔强，读出了一个阔大的人间。我如同在那个时代的北京城里又生活了一次。那个外号叫“骆驼”的祥子就是我，就是我的亲兄弟。我好像也在祥子的故事里又重逢了老舍先生。

与老舍先生已经相遇了这么多次，我相信这种相遇还会持续下去，一次又一次。所以，我想说的是，就像所有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一样，老舍先生一直活着，因为我们能与他不断相遇。

乔叶：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参加这样一个仪式和座谈会。我要特别向老舍先生致敬。刚刚白主席介绍嘉宾身份的时候，听到说我是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我心里就很感慨。在老舍先生冠名的文学院当专业作家，这对我来说是特别荣幸的、特别骄傲的一种身份，而且此时此刻，我们就在老舍剧场，不是宾至如归，就是在自己家，我们围坐在一起谈论老舍先生这样一位文学的亲人、文学的前辈，又有着特别温暖的一种感情。

他这样杰出的前辈当然意味着丰厚的文学财富，刚才各位老师据此也都谈了非常精彩的观点。他当然也意味着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也有着多重的意义和价值。最基本的指向是地域的，比如京派文学。更大的指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以他的国际影响力，他代表的也是中国文学的国际视野和国际高度。处在他的多重影响中，我受益良多。至于接受影响的方式，我跟则臣有很共通的地方，跟石一枫这样的根正苗红的京派作家则有区别。曾听过一个说法：在海水和淡水交界的水域，鱼往往就长得特别好。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自己也很像这么一条鱼，比如我原本就受河南文学传统的影响，现在又处在以老舍先生为代表的这么多重的丰富的文学传统中，这种受益真是一言难尽。

但现在回头去看，当年即便我在河南，老舍先生所代表的这个传统离我也并不遥远。只要去读他的作品，就必然处在他的影响中。不过来到北京后，这种影响更有了切身体会，还时常会在自己的创作中感觉到和他之间的遥相呼应。比如他写《骆驼祥子》是在青岛，是离开了故乡之后写故乡，我写《宝水》也是如此。当然他在北京也写北京，我也会在北京写北京。类似于这种地域之间的相互参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传统，在这种传统的笼罩中，我觉得和前辈的距离很小，非常亲近。

作品的影响当然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前面几位老师也都提到了这点。我们常说作家拿作品说话，老舍先生可以说话的作品很多，文体种类也很多。而且他的经典到现在还以各种方式活着。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说她打车时跟出租车司机聊天，聊到司机的收入，那天可能那个司机收入很不错，但也自嘲地说：赚多赚少我也不过是个祥子。在老舍先生的小说里，骆驼祥子是人力车夫，但是现在的出租车司机也会认领自己是骆驼祥子。这就是证明，证明这种经典作品的活力隔了如此遥远的时光依然生生不息。一个作家最骄傲的、最自豪的是什么？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肉身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作品依然以这种方式源远流长，这就特别让人羡慕和敬服。

我很爱老舍先生的作品，也有通读。大家都很喜欢他的小说、戏剧，我也喜欢。他的语言、他的人物、他的情感都深深植根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植根于他的生活和他看到的、感受到的基层人民的这种情感。他有一句话说自己，说“我是时代的逆子”，但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时代的赤子。从这个角度上，我特别爱他的散文，因为散文可能更易见性情。刚才孙郁先生对他的语言分析我特别赞同，他的语言非常朴素，又非常炽烈，意味深长。比如他写我的母亲，他说：“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读这篇散文每次都会掉泪。比如他写对北京的热爱，这个就有很多了，我不再具体说。

我很喜欢他有一篇谈创作感受的，都是随感片段。其中有他的疑问，他说：“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在公式阵中吧？创作饥歉，批评便也脊瘦，随着脊瘦的理论去学习，怎能康健呢？还是勇于创作，多方试验吧！”也有他的困惑，他说：“艺术都含有宣传性。偏重宣传又被称为八股，怎办好？”他说：“写通俗的文艺，俗难，俗而有力更难，能做到俗而有力恐怕就是伟大的作品吧。”他也吐槽，他说：“写信与开会是两件费时间的事，可是私心里却极愿接读友人们的信，也愿去到会场和友人们见面谈一谈，这就无法声冤了。”我每次不想开会的时候想起这段话，也觉得开会还是有收获的。他还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了。”

老舍的散文是我的枕边书，我会经常翻看，经常会意。每次来老舍剧场看演出，每次看到老舍先生的塑像，我都会在内心默默致敬，觉得自己特别托他的福。老舍故居我也去过好几处，包括他在青岛写《骆驼祥子》的地方，那里有个骆驼祥子博物馆，我还在附近喝了茶。他在伦敦居住的地方，我们去年秋天去的，位于伦敦圣詹姆斯花园街31号，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手捧鲜花，在那里很郑重地合影。这种难忘时刻让我深刻意识到，文学是一条无限深沉的绵长的宽阔的河流，我被这个河流滋养着，也想尽力为这条河流奉献自己的点滴。读先生的作品，让他的作品不断复活，同时也尽量以智慧又天真的态度，以赤子之心勇于创作，这就是我理解的对老舍先生最好的致敬和怀念。

周晓枫：

我感觉，老舍先生和文联设立的这些艺术门类联系很多。比如戏剧家协会，《茶馆》那么多人物，开场就有二十多个，他会用简短台词勾勒群像中不同的人物性格，用两个小时来勾勒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变迁。不仅和戏剧家协会，老舍先生和电影家协会、电视艺术家协会也有很多联系。我小时候看张丰毅和斯琴高娃主演的《骆驼祥子》，还有宋丹丹、斯琴高娃主演的《月牙儿》。电视剧更不用说了，《四世同堂》我看的是80年代李维康那个版本，经典。老舍先生的文字里有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北京的市井、风情、民俗，那时候不像今天用 “非遗”这样的词来概括，但是他的作品里都有这些元素，这跟我们的民间文艺家协会也有关系。老舍先生是懂英语的，但在现当代文学里很少有作家能够进行曲艺创作，老舍先生写过鼓书、单弦、快板、相声等等，这是和曲艺家协会的关系。老舍先生喜欢临帖，受到魏碑、隶书、颜体的影响，可能办过老舍先生的书画展，网上能够查到他的书法作品，我不懂书法，直觉从他的字体里看人，有克制和拘谨的一面。当然这可能是我的错觉，但这算跟书法家协会的关系。老舍先生喜欢看画，喜欢藏画，他写过一些画评，他自己也强调非常喜欢画，他有艺术家的直觉和艺术鉴赏力，这是跟美术家协会的关系。这些画评，包括他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和我们后来成立的文艺评论家协会也有关系。

老舍先生跟这么多协会都有关系，当然他最重要的角色是作家。我学习了“得道”上《贾行家说老舍》的课程，对我启发很大，推荐大家去看。贾行家提出一个问题，说抗战对中国的民族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但关于抗战的经典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少。除了《四世同堂》，我们还能举出几个例子？我们知道《四世同堂》写了近百万字，整个是以抗战线索为背景来写，为什么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始终影响不减？就是因为老舍先生不是按照案例展示某种观念，而是贴着真实的普通人去写。老舍曾说：写好一个人物，你用不着写他的一切，可你必须知道他的一切，要完全能感知到他在故事以外是如何活动的。老舍写作的深度，不是思维和批判的深度，而是呈现生活和文化的复杂。所以他的作品才具有时空的穿透性，才能对我们的今天也深具意义。

剛才徐则臣、乔叶也提到我们去了老舍先生在伦敦的故居，今天老舍剧场这个蓝色的牌子跟老舍故居那个很像，还原度极高，几乎就是我们在伦敦见到那块牌子的颜色。这种蓝牌子在英国属于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不允许随便拆除，表明这个地方是受格外保护的。我在网上查资料说这个牌子在英国有900多块，不知道现在增加多少数量，但关于中国人的，老舍先生是唯一。我也很荣幸，能成为老舍文学院的专业作家。老舍先生去伦敦的时候25岁，一个年轻人在那样一个环境，到了异乡，他一定有很多孤独、艰难甚至受文化歧视的时候，这时候故乡成为巨大的精神支撑。他在最血气方刚的时候遭遇挫折，反而激发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他的爱国主义为什么到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启示作用？贾行家分析老舍先生的爱国主义，是理性而建设性的，他希望的是我们自己怎么强大，而不是别人怎么不好。老舍先生的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不是宣泄型、否定型、攻击性的。是啊，假如我们只会挑别人刺，只会愤怒和仇恨，那么长期在恨的心理环境下恐怕也容易缺乏爱的能力。老舍先生的家国情怀，对我们今天也有很大的影响和感召。

老舍先生本名是舒庆春，他生于农历腊月二十三，那天正是祭灶的小年。如果算公历是2月3号。今天是2月2号正是北方的小年，明天2月3号既是南方的小年，也是老舍先生的公历生日。老舍先生自己也写过：“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燃起高香和柏枝，灶王就急忙吃点关东糖，化为灰烬，飞上天宫。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今年的立春是2月4日。老舍先生一生是喜欢养花的，现在他离世这么久，但他的作品始终花开不败。愿我们从事艺术创作的老师和朋友们，拥有蓬勃的春天般的创造力。

石一枫：

一个经典作家之所以经典，对于读者来说，恐怕在于时隔多年，作家写作的背景已经逝去，但读他的作品仍有新意。并且从某种意义上，他的语言、他笔下的人物能够参与塑造一个地方人们对于生活的认知——老舍先生当然是这样的作家。哪怕在没看过老舍的小说之前，北京人已经习惯于用“祥子”指代出租车司机，用“虎妞儿”和“大赤包”指代比较厉害的女人，用“王掌柜”“松二爷”“常四爷”和“秦二爷”指代各式各样的老头儿。也许每个北京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王掌柜，害怕沦落成祥子，可以对虎妞儿低头服软，但告诫自己，再不容易也别当冠晓荷。

我当然是老舍先生的忠实读者。他的几部重要作品都看过不止一遍，二手的也要补遗，前些天还刚重读过因为原稿遗失，由马小弥从英文版翻译回中文的《鼓书艺人》。而忝列为老舍先生的同行，我也总在想，作为作家，我们应该向老舍先生学习什么？

学写北京？北京早变了。现在再写天棚鱼缸石榴树，恐怕也没人信。学创造性地运用北京话？口语入文，终究是生活的馈赠，学不学也都是它。而且写作当然是语言的艺术，但仅仅把写作等同于语言的艺术，好像也有点儿看不起这个行当。老舍先生的写作天才或许是他那一辈作家里最突出的，但他的优点似乎又是优秀作家共通的。这些共通之处，似乎才是我们可以学习，也应该学习的地方。

比如，学习老舍先生的敏感性和总结能力。将老舍的创作分为几个阶段，会发现他在每个阶段都在关注并尝试回答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猫城记》讲的是启蒙，《骆驼祥子》讲的是阶级压迫，《四世同堂》讲的是救亡，而到《龙须沟》，讲的则是旧中国变成新中国之后的建设。启蒙，压迫，救亡，建设，这也是他那一辈中国人走过的轨迹。老舍先生总能听到一个时代最强的声音，并将那种声音谱写成独属于他的乐章。很可惜他的《正红旗下》没有写完，我也常常好奇，那会不会是一部关于他的北京记忆的集大成之作。

再比如，学习老舍先生的平民立场。在我看来，这更是老舍先生自发、自觉地形成的创作理念，并成就了今天北京文学最重要的特色。作为古都，北京从来不缺帝王将相，不缺才子佳人，老舍之前的北京写作包括《红楼梦》，基本持有的是皇家立场或者士大夫立场，比较特殊的是《儿女英雄传》那样的武侠小说，夹缝里有一个剑客游侠的立场，但都不属于平民。而偏偏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剑客游侠走马灯似的过，平民立场才显得可贵，才将独特的风骨和现代意识融为一体。老舍的笔名里有个老，像老残、老宣一样，这是旧派文人的喜好，但从平民立场这个角度，他是一位新文学的大师。鸡蛋撞城墙，他知道心疼鸡蛋；镰刀割韭菜，他不会替鐮刀说话。这些都是常识，但却不是古已有之的常识，恰恰是老舍那一辈作家确立下来的。在今天，这些常识仍有坚持的必要。

乃至老舍先生在写作中曾经探索，看似未成结论的问题，也留给我们思考的空间。比如他将市井的北京话改造成雅致的北京话，而这种富于表形能力的方言又如何增强表意和辨理的能力？也就是说，形象性与深度能否兼得？比如如何在时代声音和个人声音之间寻求更加妥帖的平衡，既不至于让创作中的主题遮蔽个性，又不至于放任个性而忽略主题？再比如在探讨某些议题，比如阶级和救亡问题时，人物自然可以分为正面反面，但在另一些语境下，作家是否可以忽略对人物的评判，从而让人物自己评判自己？从《二马》《小坡的故事》，到《离婚》，到《正红旗下》，我们看到，老舍先生在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理解与体现在创作中的变化。这是一个天才作家没有滥用天才，而且艰苦地探索艺术规律的过程。我想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反思能力和精进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作为北京文化的标志性作家，老舍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上述几点，我说的只是我所理解的老舍，或者说，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种作家。我也相信，老舍在他开始写作将近一百年之后，仍在滋养着年轻作家，尤其是北京年轻作家的成长。从这个角度来说，老舍永不过时。

责任编辑 师力斌 丁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