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外

肖复兴

庆隆大院

北京给胡同起名字，有不少都很有意思，有些名字却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叫大院的就不少。为什么把胡同叫成大院，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我一直不明就里。我知道叫大院的，老北京有石碑胡同旁边的花园大院，草厂十条东边的粪场大院（后改为奋章大院），桥湾儿附近的槐树大院，白塔寺附近的黄土坑大院，什刹海后海附近的兴隆大院，北池子之西的承侯大院，西直门内的石碑大院，北新华街的刚家大院，朝阳门大街的罗家大院，崇内大街的铃铛大院，灯市口大街的兴隆大院、信义大院、富贵大院等等，很是不老少。

离我小时候的住家很近，还有一个庆隆大院，走东兴隆街，过大众剧场西边一点，路北就是。刚进这条胡同，不知为什么有块石板顶。胡同很短，不直，南通鲜鱼口，北通銮庆胡同，中间的膛儿很大，像一个人突然隆起的啤酒肚。在这啤酒肚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挺宽敞的空场，西边有个浴池，东边是一面高墙，种着半面墙的爬山虎。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到这里洗澡；我和同学放学后或放假的时候，常到这个空场里踢球。

多年未到庆隆大院，再一次来，是1972年冬天。

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忽然想看看连家大姐。连家住我们大院前院正房三大间，房前有宽敞的廊檐和高高的石台阶。在我的印象中，连家没有男人，只有连家姆妈和连家大姐，连家大姐是连家唯一的孩子。

连家姆妈是广东人，身体不好，深居简出，我很少能见到。连家大姐大我好多，我刚上小学，她已经上高中了。连家姆妈长什么模样，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奇怪的是连家大姐的样子，一直清晰地记得。个子很高，面容白净，梳着两条长辫子，说话柔声细气，地道的北京话，不像连家姆妈一口广东话听不懂。

我和连家大姐并不很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直功课很好的连家大姐高考失利，失利的原因，听说是临考前连家姆妈特意把家里珍藏的一支派克金笔给她，本来希望这支金笔带给她好运，考出好成绩。谁想，答卷的时候，派克笔不出水，怎么也写不出字来，急得她使劲儿地甩笔，墨水终于甩出来了，却甩在试卷上和她的衣服上。意外的忙乱中，连家大姐慌了神，没有考好。高考失利，倒也罢了，最让我也是让全院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连家大姐从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那时，谁也不懂这个病，等连家姆妈带她到医院，为时已晚。从医院里出来，她整天宅在家里。我上中学后偶然见到她，人已经有些脱形，那么漂亮的连家大姐，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高中毕业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正趴在桌子上复习功课，连家大姐忽然来到我家，这让我非常奇怪，她从来没有到过后院我家。她没有理会我爸爸妈妈和她打招呼，径直走到桌前，对我说：你高考的时候，千万别用钢笔，一定用圆珠笔、用铅笔！这话说得神神道道的，让我一愣。她说完转身就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对我说：现在咱们全院就你学习最好，你可一定要考上个好大学，别重蹈我的覆辙！这话说得可一点儿都不神神道道，让我感动，我赶忙站起身，追上几步要送送她。她已经一阵风走远。

在此之前，我和连家大姐没有什么来往，但她留给我的这个印象很是难忘。大概就是由于难忘吧，我想起应该去看看连家大姐。

这时候连家姆妈还在，和连家大姐两人相依为命。连家大姐的病已经好了，算一算，她已经三十五六了，一直没有个对象，成了继患病和没工作之后，第三个让连家姆妈头疼的老大难。我去连家，连家姆妈告诉我前些日子街道办事处给她找了份工作，在自行车存车处看车。说罢，连家姆妈叹了口气，说：总算有个工作了，要不我一走，她可怎么办呀！然后告诉我存车处在庆隆大院，问我知道那地方吧？

存车处就在这个空场上，靠东墙边。到这里停放自行车的，白天大多是逛鲜鱼口和大栅栏的；晚上，是到大众剧场看戏的人。我小时候，这里没有存车处，那时候有自行车的人少，自行车渐渐多了起来，这个空场派上了用场。

来到庆隆大院，很容易就找到了连家大姐，她也一下子认出我。我见她精神好许多，只是岁月在她的脸上身上留下的痕迹太深。她穿着一身灰蓝色的工作服，更是遮掩住了青春的容颜。按理说，三十五六，还是好年龄，可显得那样苍老了。想起以前她那漂亮的样子，心里有些傷感。

等她下班后，我们一起回老院，边走边说着话，觉得她的话比以前多了起来，整个人放松许多。我很替她高兴。她说没有想到你跑来看我！说完，她笑了，接着对我说，看车的时候，特别怕碰见熟人，你来了，我不怕！然后，她又说，听你爸爸说你在北大荒都发表文章了，我真的特别为你高兴！可惜，和我一样，就是没有能上成个大学！听到她这样说，不由得想起当年她高考失利的样子。她的一生，便是从那时打了个弯儿。如果考上大学，是另一种样子了，怎么会跑到这里看自行车？

是个雪后的黄昏，积雪很厚，挂满枝条，覆盖房顶，在夕阳映射中，闪着冬天独有的凛然白光。路上结着冰，有些滑，我搀扶着她慢慢地走，背后打过来落日的余晖，在我们的前面投射下两道影子，又细又长，长出我们身子一倍多。那影子，在我们的前面晃动着，我们永远无法踩在上面，更无法迈过去走到它们的前面。

鲜鱼口

有一副将北京地名串在一起的对联：花市草桥鲜鱼口，牛街马甸大羊坊，其中说到鲜鱼口。在老北京城，鲜鱼口很有名。当初三里河曾经流经于此，岸边有鱼市，贩卖鲜鱼的小贩常在这里吆喝，人们把这里叫成鲜鱼口。鲜鱼口一带，最先有了鱼市之后，肉市、布市、柴市、帽市、鞋市、果子市，相继而出，日渐繁茂，是日后的事（肉市胡同、布巷子胡同、果子市胡同，至今尚存）。

有水的地方，都曾经是兴旺之地，鲜鱼口的历史和名声，比对面的大栅栏要早。京城商业中心从城北鼓楼什刹海地区南移至前门外，鲜鱼口和大栅栏，便一直这样东西对峙，遥相呼应。

重打鼓另开张的鲜鱼口，已有十多年。最初号称新开张的12家老字号，只有便宜坊、天兴居和金糕张三家是老店老址，其余9家均不是。

在我的童年乃至青年时期，鲜鱼口不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如果仅以现在的金糕张为起点，到鲜鱼口西口这一段，路南依次是金糕张、联友照相馆、旅店、黑猴百货店和田老泉毡帽店；路北依次是天兴居、华清池、便宜坊、天成斋鞋店、马聚源帽店。

鲜鱼口的老字号很多，店铺鳞次栉比，虽然没有大栅栏拥有瑞蚨祥、同仁堂那样的大买卖，但各种店铺不比大栅栏少。

鲜鱼口应该不止于如今开街的这一段。明正统年间，因在正阳门东南护城河开口泄洪，方才有河水即后来被称为三里河，过西打磨厂和北孝顺胡同流经此地，有了鲜鱼口，兼有了小桥和梯子胡同的地名。梯子胡同是河堤往上爬呈梯子状而得名；小桥地名则是缘河缘桥而生，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就有此地名，足见历史悠久。这里以前有小桥副食店，经营肉蛋鱼虾油盐酱醋等日常百货，家里常让买东西，嘱咐说：去小桥啊！指的就是小桥副食店。小桥商店一直存在到2006年前后。据说，那座小石桥，就埋在了副食店的下面。鲜鱼口，实际指的是小桥东西两岸。如今，新开发整修的鲜鱼口，仅是西岸的一截而已。

《京尘杂录》一书说：“旧时档子班打采，多在正阳门外鲜鱼口内天乐园。”天乐园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众剧场，在小桥以东，便说明旧时鲜鱼口是延续至天乐园一带（如今新建的天乐园，已经不在原址，而是往西移了很远，且样子面目全非）。

天乐园东西两侧，分别有著名的药店长春堂，和饽饽店正明斋，我小时候还都健在。天乐园最早开在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是北京最老的戏园子之一。长春堂开在清乾隆年间，以发明避瘟散并热销京城，打败当时风行的日本仁丹而出名。正明斋开在清同治年间，以慈禧太后和张学良将军以及郝寿辰等一帮艺人爱吃的满人糕点而声名遐迩。少了这三家，鲜鱼口不会那么热闹。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去大众剧场看评戏，那时新凤霞和小白玉霜在那里正红火。我也曾到长春堂买过避瘟散，到正明斋买过点心，到金糕张买过山楂糕。大约二十年前，长春堂的雕花砖墙、券式拱形门窗的二层楼还在；正明斋房檐下漆画的门楣还在；金糕张那座二层八角的转角楼，虽然老态龙钟却也还在；无语沧桑，都在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鲜鱼口的店铺还有一个特点，即帽店和鞋店多，而不仅仅是现在的小吃一条街。北平和平解放初期，尚有7家帽店和9家鞋店。鞋店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天成斋；帽店最著名的，莫过于马聚源。老北京有民谚：脚蹬内联升，头戴马聚源。这里虽没说天成斋，但它双脸布鞋，足青布面，全包鞋底，前面两条皮脸，好看结实也不贵，是老北京普通百姓买鞋的首选。帽店还有杨小泉和田老泉两家老店，因两家店门前都有木质黑猴坐镇，都被称之为黑猴老店，几乎成为鲜鱼口的象征。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黑猴店依然在鲜鱼口经营，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虽易名并改卖小百货，却仍然顽强挺立在原处，老街坊们买布买棉花买针头线脑，会依然亲切地相互招呼：走，到黑猴去！

看清人《朝市丛载》等书，都有对鲜鱼口的记载。现将有关已经被我们遗忘的店铺补记一下。路口西南最有名的是杨小泉的黑猴毡帽店，东南则有袜子郭、南剪铺义和号，有专门卖窝窝蜂糕的魁宜斋，有专卖素点心的域盛斋，有专卖药酒的天福堂，有专卖江米白酒的东杨号。小桥之西，在原会仙居旧址后开的联友照相馆；路北靠马聚源有天成斋。小桥之东，靠正明斋有专卖北京大八件有名的东大兴。老北京，大、小八件是讲究分着卖的，不能茄子葫芦一起数，体现了术业有专攻和食品讲究的精致，所以，它和正明斋虽相挨着，却因并非同质化而并行不悖，各有各家的生意。

特别应该说的，还有紧挨着便宜坊原址东侧，有一条窄如细韭的小胡同（这条胡同在鲜鱼口改造前还在），别看窄小，却别有洞天，内有一个曲艺社，说相声、演唱大鼓书，类似大栅栏里曾经有过的前门小剧场，是平民百姓的娱乐场所。

试想，如果能够把这些老店都相继挖掘开发出来，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有吃有喝有玩，能听戏、听曲艺，外带能照相留下老北京的纪念。这样带有市井气息平民化的街景，才是鲜鱼口的特色，远超过现如今的小吃一条街的特色。这种特色，区别于街对面的大栅栏，同为商业街，大栅栏以瑞蚨祥为首的大买卖多，而鲜鱼口则是云集着众多各具卖点的小店铺。以賣鞋为例，老北京人说官人和老板买鞋去内联升，卖力气的买鞋去天成斋。可以看出，这里的商业文化，讲究的是邻里关系，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花香不须多，民德归厚，穿珠为串，水滴石穿。

对于老北京人，对鲜鱼口这样平民化的特点更为怀念。对我们这些老街坊而言，都会说逛大栅栏，但没有说逛鲜鱼口的，一般只说去鲜鱼口，这一字之差，尤为体现鲜鱼口的平易之处，它和老百姓的平常日子紧密相关。

小时候，星期天，父亲总要带我先去兴华浴池泡个澡，然后到紧挨着浴池东边的天兴居吃碗炒肝。洗个澡一毛五分钱（小孩不要钱），买碗炒肝8分钱，都不贵。20世纪60年代，夏天，兴华浴池门前摆着小摊，专门卖刨冰，刨冰上浇着颜色鲜艳的果汁，夜晚灯光映照下，格外耀眼，也是难忘的一景。

我从小到21岁离开北京去北大荒之前，几乎所有照片，都是在联友照相馆里照的。那时候，姐姐每一次从内蒙古回家，都会带我和弟弟到联友照相馆照一张合影。去北大荒之前，父亲带我到马聚源买了一顶皮帽子，一直戴了在北大荒整整六年的冬天，暖和得让我总想起家。

黑猴对于我更是亲切无比，那是母亲去过最多的店铺，黑猴给她最大的信任和方便。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使用棉花票的那一年，半斤棉花，母亲也要跑到那里买，一张豆黄色草纸从中间包着，两头露出的棉花，沾满母亲的身上，像刚从棉花地走出来似的。

以后，搬家离鲜鱼口很远了，我还常到那里去，有时是买东西，有时什么也不买，却总觉得还能看见母亲的影子。记得儿子刚上中学，要去军训，老师要求买军用水壶，几乎跑了半拉北京城，最后我说到黑猴看看吧，真的就在那里买到了。那是1992年的事了。一晃，日子过得飞快，提起黑猴，还是那么亲切，仿佛它就是我家的邻居。

还得说说便宜坊。便宜坊老店，原来在米市胡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入北京期间就倒闭了，后来才移在鲜鱼口开重张旧帜。那座木制的二层小楼，一直挺立到2008年拆迁之前。

20世纪80年代，有了孩子之后，曾经专门带他到那里吃烤鸭。有意思的是，那一天正巧碰上同在北大荒插队的一位荒友，他返城后經商发了点儿小财，娶了我们“大兴岛上一枝花”，一位漂亮的上海知青。他老远先看见了我，就从座位上起身向我走过来。多年不见，都很高兴。寒暄之后，他把我拉到一旁，指着他座位上的一个男人悄悄对我说，他正请这位也是北大荒的荒友吃烤鸭，这位荒友在教育局工作，问我认识不认识？我定睛仔细一看，还真认识，不仅认识，还是我中学的同学。他立刻说：那你来得真的太巧了，今儿你得帮帮我！

原来是前些天，他不忘旧情，特意回他的母校看望老师，看到他的班主任一家住在拥挤的小房子里，学校几次分房，就是轮不到老师的头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找到这位在教育局当小头目的荒友，请他帮忙疏通校长的关系，说花多少钱，他掏，怎么也得让他的老师分上房子。有意思的是，在学校时，他是调皮捣蛋的嘎杂子琉璃球，班主任并不待见他。

他真够仗义的，让我感动。我跟着他径直走到我的这位同学面前。同学也看清是我，坐在那儿冲着我一个劲儿地笑。我刚要对他说话，他先开口了：援兵来了！然后指着我身边的这位荒友说，是不是他专门请你来的？给我压力？我忙对他说：巧合，纯属巧合。不是压力，是动力！他一摆手，笑道：行了，什么也别说了。你们俩放心，行不行？

话说到这份上，和他聊了几句，我便让他们二位接着吃接着喝，接着商量具体的事，走到一边，带孩子落座点菜去了。

吃完烤鸭，远远地向他们二位挥挥手，带着孩子结完账先走了。没有想到，后面一位服务员追出大门，一直追到鲜鱼口街上，手里提着一只烤鸭，对我说：是你的那位朋友送给你的。

因有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那位北大荒的荒友，让我连带对便宜坊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鲜鱼口改造，不知为什么把二层小楼的便宜坊拆掉，东移至如今东侧路的边上。这让我有些失落，为便宜坊伤感。老店最怕搬家，老店所包含的内容是一体化的，其中包括老牌子、老食谱、老烹饪法，也包括老地址。老店易地，元气大伤，甚至全无。

我再也没去过便宜坊，但我常会想起那座二层小木楼。

六必居

六必居，前些年翻修一新，所幸仍在原址，成为前门地区所剩不多的老店打卡地。

六必居在粮食店街。这是一条老街，不宽，在大栅栏东，挽手珠宝市街一起，与大栅栏西的煤市街呈对称的两条平行线，护卫着大栅栏，仿佛两道护街的河渠，或者像前后的两道门槛，让大栅栏不那么开门见山，一览无余。这是古人建设街巷的讲究，将横竖的线条交错成棋盘一样的布局，有了血脉相连和曲径幽深的感觉，而不是将什么街道都要开阔成宽敞的大街。

如今，煤市街已经名存实亡，前些年扩西侧路时，基本拆光。而粮食店街幸运得以保存至今，虽然破旧不堪，低端的摊贩和小店蒜瓣一样拥挤一起，却是全须全尾儿，已属不易。不过，尽管是一条老街，街上残留的遗存，完整保留的只剩下两家，一家是中和戏院，一家便是六必居，两家紧紧相邻。

如今，六必居店内在醒目的位置装置有“六必居：中华老字号，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的灯箱。其实，这样的日期只是传说，并无确切的考证，有人考证六必居实际开业于清康熙年间，与明嘉靖相差一百多年。不过，即便是晚了一百多年，年头也足够老了。

旧时京城酱菜园有老酱园、京酱园和南酱园之分，也有京酱园、南酱园和山东屋子之分。如果以后者的划分为例，六必居属于京酱园；南酱园的代表是西单的天源，开业于清同治八年（1869）；山东屋子是山东人开的，代表是铁门胡同的桂馨斋，开业于乾隆年间（1736—1795）。可以看出，如果从年头来看，六必居足可以稳坐京城酱菜园的头把交椅。

从历史中蹒跚走到了今天，京城原来众多的包括号称五大酱园（六必居、天源、天章涌、天义成、宝瑞），只剩下了六必居和天源两家，而由于西单扩路，天源旧址不存，天源如同孤魂野鬼般漂泊到鲜鱼口里偏安一隅。只有六必居一家独大，立在老街旧址上，坐看几百年来云卷云舒，岿然不动。不仅如此，还气派地翻修一新，老树新花，春风重度，应该说不简单，也不容易。

历史上，六必居重装开业曾有四次，一次是1900年大栅栏大火殃及粮食店街，烧掉六必居老店；一次是民国年间六必居自己不慎失火；一次是1989年，历时两年彩绘装修旧貌新颜；再一次是前几年的大修一新。

前两天，我又去六必居看见它门前搭起脚手架，又在装修。它店后原来酿制酱菜的作坊，如今已经变身六必居博物馆，门脸也在装修。算一算，这已经是第五次整修了，足以显示它不甘落伍新时代的心气。

酱菜诞生于农业时代，是因为那时的蔬菜保存问题，以应对青黄不接时之需。如今大棚等新科技的运用，新鲜蔬菜一年四季应有尽有，南菜北运也不是问题；又有说酱菜中有亚硝酸盐对健康不利；酱菜要想重振雄风，再出江湖，难度很大。六必居却反潮流而行，相信几百年来六必居的酱菜、调料和黄酱所调教出来的老北京人的胃口与味觉，不会随时间一起流失殆尽，也不会让年轻人不屑一顾。都说北京味道，这味道中应该包括老北京炸酱面中的黄酱甜面酱的味道，包括涮羊肉时嚼几瓣糖蒜的味道，包括吃饺子时蘸一碟醋的味道，包括喝一碗稀粥时就一碟咸菜丝的味道……那么，只有这些味道不变，六必居就有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空间。

小时候，我家离六必居很近，我家包括我们大院里不少街坊，到六必居就跟串门一样熟络，就是买一点黄酱和便宜的芥菜疙瘩，也是要到六必居来的。其实，我们大院对面就有一个叫泰山永的油盐店，这些东西那里都有得卖。但是，大家还是信奉六必居，价钱也没贵多少。有意思的是，街坊们一般到泰山永都说是买咸菜，到六必居叫买酱菜，一字之差，透着人们偏爱六必居的心思。

坊间关于六必居的传说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六必居的牌匾是明朝大奸臣严嵩所写，这是我从小就听大人讲过的，虽然只是传说而已，却是众口一词。

其次，便是六必居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传说不一，众说纷纭。总结起来，有这样几种说法：一种是说当初有六人合伙开店，取名为“六心居”，请严嵩写时，严嵩觉得六人六心，这店怎么能够开得好，便在“心”字上多加了一撇，成了“必”字。一种是取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除茶不卖，其余六件都卖，而且都是生活每天必备之需，所以取名叫六必居。一种是六必居开张之前立下六种必须要做到的规矩，即黍稻必齐（指原材料）、曲蘖必实（指配方）、湛之必洁（指浸泡的酒曲）、陶瓷必良（指腌制的大缸）、火候必得（指操作的火候）、水泉必香（指用水）。

六必居的传说一直很多。这几种传说，在我看来，最后一种更接近真实。因为，所谓严嵩题写店名本来就是传说，并不真有其事；最初开店时是山西临汾赵氏三兄弟联手，六心居之说，便绝无可能。这最后的六种必须要做到的，据说是赵氏兄弟在开六必居前开酒铺时就立下的规矩，一以贯之，延续到经营酱菜铺。这是传统商家的自律，也是六必居能够在京城酱菜园稳坐江山独拔头筹的立身根本。

如今的店铺，和我小时候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迎面一溜柜台横陈，只不过将原来的黑漆木柜台改为玻璃柜门。最熟悉的上下三排呈阶梯状摆下的青花瓷酱菜坛，擦拭得亮堂堂的直反光，敦敦实实地立在那里，仿佛立了几百年似的。更让我感到亲切的，那种元宝形的油篓，也立在最后一排的位置上，那是以前逢年过节时装满各式酱菜送人的礼品。有时候，真的会感到什么样的东西必须有什么样的器皿才相配，对于六必居的酱菜，卖的必须得是青花坛子，买的必须得是墨色的油篓，如果油篓换成了塑料袋来买酱菜，自己吃可以，送人就不合手了。

前两天，再去六必居，尽管门外在装修，依然顾客盈门，里面买酱菜的人排起了队。我特意看看芥菜疙瘩，它是六必居的老玩意儿，是大众的看家菜，我小时候每斤卖7分钱，现在，每斤7.8元，数字的变化之中，蕴含着世事沧桑。传统的铺淋酱油、甜酱黑菜，多年未见，如今恢复，也算是给六必居长脸。不过，新品种还是显得不够多，六必居曾经拥有过一百多种各式酱菜和调味品。比如，它后来创新的桂花甜辣丝，我就没有见到。记得四十多年前从北大荒探亲假回北京，特意到六必居买八宝酱菜，准备带回北大荒过春荒时，曾经见到过卖酱佛手的，感到很新鲜，记忆深刻。最近几年，我多次来六必居寻访酱佛手，这一次再做寻访，依然没能让我旧梦重温。

这一次，我只买了点儿糖蒜和八宝酱瓜。糖蒜的味道可以，但蒜没有以前那样讲究了。以前六必居的糖蒜与众不同，在于选择的蒜全部来自长辛店李家和赵辛店范家的“白皮六瓣”。每头重一两二三，七八头必是一斤。而且，蒜要在夏至前三天从地里取出，必须带泥，以便保鲜，腌出的糖蒜脆。我买的糖蒜，不要说六瓣了，大小也是爷爷孙子都有。别小瞧了酱菜，祖宗讲究的玩意儿，看得见的是样子，看不见的是功夫和心力。

八宝酱瓜真的不错。咸甜可口，瓜脆瓤香，毕竟还是六必居。忽然想起六必居这样一件往事，民国期间大火时，店里一位老伙计，闯进火海，冒死将“六必居”的牌匾抢了出来。六必居的老板很是感动，将这位老伙计任命为“终身伙友”，并终身“高其俸”。可以看出，无论伙计，还是老板，看重六必居的牌子。因为这牌子里有老店的历史，有老店的声誉，更有老店自己的独家秘籍和道德操守。而不只是为了利益高高挂起老店的牌子以招摇。

这是件真实的往事，不是传说。

乡村饭店

乡村饭店，是一个好听的名字。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名字，是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起的。院子是拆除了原来一片低矮破旧的老房子，后盖起来的。院墙是水泥拉花，大门两旁有几扇西式高窗，外面装有铁艺栏杆。大门漆成鲜艳的红色，和过去王府的老宅院大红门不一样，门前没有石狮子，门上没有门簪，门两侧也没有抱鼓石门墩。关键在于大门上方，嵌有一个大大的红五角星，有棱有角，突兀立体，明显的新时代的标志，和西打磨厂一条老街上所有的老院，呈完全不同的风格，颇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

北平解放初期，乡村饭店成为部队的家属大院，住进的全部是军队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弟。大概因为西打磨厂靠近皇城和火车站，有不少部队的人员进城后，愿意住进这条老街。在西打磨厂西边，有好几处类似乡村饭店的房子，还有的拆掉旧房，平地盖起了楼房。不过，都是部队的招待所，有个别是军队领导独门独院的住宅。集中住有这样多部队干部和家属的，只有乡村饭店一处。这样的住房格局，带动了人员成分格局的变化，颇有些像后来流行的“掺沙子”一样，住进的这些新人，从说话的口音、走路的姿态就能分辨出来，和街上原来的老北京人形成了两种不同群体，无论表面，还是心底，都在暗暗地使劲。有时候走在街上，彼此都会走在街的两边，不会在一边走的。

乡村饭店，对我来说一直有些讳莫如深。那里住着我几个小学同学，尽管在学校里关系不错，也能玩在一起，但我从来也没有进去过这个大院，他们也从来没有邀请我去过他们大院。

大概自惭形秽吧，那里住的都是共产党部队的军官，甚至还有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我的父亲虽然也在部队待过，却是国民党的军队。两种截然对立阵营的后代，尽管同住一条老街，但住在乡村饭店和住在我们粤东老会馆大杂院里的人，自然有着显而易见的距离，一条老街，如同一条河，把我们隔开在兩岸。

“文革”爆发了，我们粤东会馆临街的院墙上被贴上“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的大字报；乡村饭店一样在劫难逃，我亲眼看见不少人被造反派从院子里揪了出来，甚至有老红军被塞进小汽车的后备厢里，拉去挨批斗。乱糟糟的老街，达成了唯一一次的平等待遇。

多年前，我陪一位外地来的朋友逛前门，顺便带他看看西打磨厂老街，走到乡村饭店大门前，正好遇到一个小学女同学。虽然几十年没见，还能一眼认出彼此。住在乡村饭店里的大多数人家，父母落实政策后，早都有了新房搬走，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居然还住在这里。

她邀请我们进院到她家坐坐。我没有去，小心眼儿觉得她并非真心，只是客气客气而已。至于她为什么依旧住在乡村饭店，我曾经问过几个旧时的伙伴，他们有的茫然不知，有的说可能是她的家长出现了周折，或是过早去世，或是人走茶凉，或是官职被贬，等等。不一而足。世事沧桑，在时局动荡变化之后，才会显现，犹如潮水退去后的沙滩上，才可以看见枯死的贝壳，残缺的渔网。那渔网再也不是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可以要什么就能给你捞上什么来的渔网。

2018年，北京十月文学活动月，我带一群年轻人逛前门，走到西打磨厂，走到乡村饭店，才发现乡村饭店刚拆不久，外墙还在，高窗还在，红色的大门还在，棱角分明的大五角星也还镶嵌在墙上。但里面的房屋都拆空了。这群年轻人看着新鲜，一哄而入，我跟着也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乡村饭店，看到的却是断壁残垣，幽灵一样立在那里。想当年，对比老街上那些拥挤不堪的破旧老屋，这里的红砖房子曾经何等辉煌，是西打磨厂一条老街多么神奇的存在。

踩着满地的碎砖乱瓦，从前院一直走到后院，才发现它的格局和老四合院完全不同，一排排的房屋，是部队营房的样子。这样新式的院落，和老会馆老客店大杂院并存了七十来年，是西打磨厂的奇迹。不仅是建筑并存相容的奇迹，更是文化并存相互渗透影响的奇迹，也是阶级阶层分野、交织与和解包容的奇迹。

这些年轻人让我介绍一下乡村饭店的历史，我说了前面所写到的一切。但是，我没有讲下面的一段——

我年轻时初恋的恋人，曾经就住在这里。我们是小学同学，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她的父亲曾经是老红军。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军人。小时候，无忧无虑，世事未谙，这一切并不显山露水；大了之后，才知道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距离，就像当年她住在乡村饭店，而我住在粤东会馆一样，虽然同属一条街，历史的距离，已经无形却有意无意地拉开。

记忆中的印象，有的是那样清晰。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越发密切。寒暑假里，她常来我家找我聊天，或白雪红炉，或热风凉月，常常会一聊就聊得忘记了时间。青春时节的感情，朦朦胧胧，却水一样清澈透明，那么的纯真美好。高二那年暑假，一连多日没见她来，我很想去她家找她，看看她被什么事情耽搁了，会不会是病了？但是，走到乡村饭店大门前，我总是止步不前。我从来没有进过乡村饭店，有些胆怯，胆怯的原因，其实是自卑。毕竟我是住粤东会馆的，乡村饭店有些高高在上一般，对我有一种压迫感。

事后，她曾经嘲笑我说，怎么这么胆小，我们院子里有大老虎怎么着？能吃了你？

那时候，乡村饭店对于我就是大老虎。

那个暑假，徘徊在乡村饭店门前多次，一直畏葸不前，却每一次心里都在想，如果这时候她能出来，正好站在大门口就好了。但是，在大门口，一次也没见过她，倒是见过她爸爸一次。黄昏时分，她爸爸摇着芭蕉扇，正走出大门，和街坊聊天。我生怕被他看见，落荒而逃。其实，她爸爸根本不认识我。

如今，乡村饭店，被拆成一片废墟，不知以后会建成什么样子。

粤东会馆还在，虽然也被拆了大部分，卻建旧如旧，格局未变，依然是粤东会馆的老样子。

想起郁达夫写的一句旧诗：三月烟花千里梦，十年旧事一回头。

不是十年旧事，而是七十年。站在曾经拥有七十年历史的乡村饭店断壁残垣的旧院里，我的脑子里，纷乱如云。

责任编辑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