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槐树屋的日子

赵琳

这个错落复杂、拥挤不堪、低矮的小院子，还将住着父亲和邻居；也许有人会搬走，有人会入住；这座槐树屋也许会拆迁，消失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这棵老槐树能活多久，我无法预知……

我打开窗户，望着老家院子里满树欢喜的槐花。风吹树动，香味就飘了过来，让人十分着迷，不由得想起了北京“槐树屋”的日子。

那时，十八岁的我在县城读高二，厌学、逃学、打架，甚至学会了酗酒和吸烟。因多年的农事劳作，瘦弱的母亲管不住我。她打电话给在北京打工的父亲，父亲铁青着脸用他的威严，将我带到了北京。

那个到北京的夜晚，空气略微寒冷。我在父亲租住的巷子口静静地坐到午夜十二点，父亲披着衣服喊我回去。我跟在他身后，向着一条昏暗、肮脏、空气中弥漫着酸臭的巷子走去，借助微弱的光亮，看清大杂院矮小、破旧的门上用粉笔写着：小河村58号。

隔天醒来，我发现院子四周被老旧的砖瓦房围得严实，只留下狭小的不规则的梯形天空，不大的空间里居然拥挤排列了八间平房。屋檐下摆放着厨具、自行车、酒瓶……仿佛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没有被浪费，每一个角落都堆放着杂物。唯一可以将目光延伸到外界的是一棵老槐树。它高大的躯干蜿蜒着伸向天空，皱皱巴巴的树皮像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苍老的脸。树上拴着铁丝，挂了很多衣服袜子，和上方横七竖八的电线形成了密密麻麻的网；树下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几个上学的小孩戴着帽子蹲在水池边洗脸，时不时发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響动。人群的沉默像彼此之间约定俗成的一样，他们或彼此不看一眼，或点头致意，或擦肩而过。

父亲站在院子里，偶尔仰起头望着槐树，不明白他想到了什么。

倒了三次公交车，挤了三段路，才到工地。这些早已和父亲熟识的叔叔们打量我，我不好意思地转头看看父亲，他已经戴上安全帽。我和生性老实、沉默寡言的父亲不同，为了拉近和他们的关系，掏出一包黑兰州散给父亲的工友们，顺便挨个儿打招呼。

他们从兜里摸出打火机点燃烟，叼在嘴里，手里忙活着说，娃，好好的学不上，出苦力，傻不傻？我心虚，还未开口解释，父亲便指着十几米高的网架，低沉地说，上去吧！我抬头一望，心里甚觉害怕，好高啊！可父亲蜷着身子慢慢爬了上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在他身后，时不时地朝下看，双腿不由得抖了起来，引得比我还小的工友哈哈大笑……

收工后，回到了廉租房。我趁父亲在外面做饭的空隙，给以前的朋友打电话。带着向他们炫耀和自欺欺人的心态，直言北京的一切多么美好，自己住在“槐树屋”。春天一到，打开窗户就能看见一串串簇拥在一起的洁白渗黄的槐花，它们在阳光下散着清香，别提多美好了。

我当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躺在床上不想起来。

往后的日子里，我逐渐适应了京城农民工的生活。

四月中旬下了几场雨，我和父亲不用去工地，在家休息，缓着疲惫的身躯。自己睡了一上午，依旧浑身乏力地走出屋子。父亲在锅灶上正弯腰做饭，手里“嗖嗖”地下面条，火焰时不时从灶台上喷出来，旁边的窗台摆着两个碟子，盛着老家带来的腊肉和西红柿炒鸡蛋。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抬头望向这片不规则的、雨停后阴沉沉的天空。

老槐树的断枝还滴着水，乌黑色的树皮缝里渗透出混色的液体，露出地面的半截树根腐朽已久，有霉变的异味传出。我站在那里，隔壁屋子传出婴儿的哭泣声，是一对年轻的内蒙古小两口的新生儿。他们在这里的工地干活，孩子也出生在这里。婴儿的哭声像是给院落添了一丝生机。不久之后，他的妻子将抱着孩子坐在槐树下晒太阳。尽管阳光只能照一会会儿，这就够了，足以让他们感受到太阳对人间最温暖的恩赐。

我顺着树干仰视，惊讶地发现，世间竟然有如此神奇的万物生长。

这棵年迈的槐树居然也开花了。它太老了，老得没有多余的值得炫耀的枝丫，老得没有郁郁葱葱的绿叶，老得没有可以孕育生命的鸟巢。我不相信，它在一个下雨的午后，那些白里透黄的槐花开得如火如荼，那些含苞欲放的花蕾摇曳在空中，十分可爱，好像时间并不能夺去它生存的意志。

院外的这片城乡接合区域太小了。如果在北京地图上找，小得只有一个小圆圈，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在这里，一定还错落分布着无数个像“槐树屋”一样的小院，居住着无数从全国各地到北京的打工者。他们与我和父亲一样，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只把这里当作暂时的栖身之所。而不远处的城镇也许正发生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这里的房东拖家带口把房子买到城镇，可以随意地睡懒觉、打牌、吸烟、逛街，也能随时搭乘地铁到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三里屯去消费。

人越向往远处的生活，心态越失衡；越对照相互之间的差距，骨子里就越不甘心。

有次回来，听见院子里号啕大哭的女人声和婴儿声，撕心裂肺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巷子。原来内蒙古的男主人在工作中从六楼摔了下来，当场死亡。我和父亲看着眼前的场景，竟然无言以对，所有人都沉默着，死亡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

我开始变得木楞，在工地上做事虽还顺眼勤快，但已经没有最初的热情和动力。我不想成为和工友们一样的人。他们虽然淳朴得像老家的乡亲，但身体担负着太重的责任和义务。除了体力劳动外，更多的是精神上不可预知的煎熬。下工后，人人都像泄气的皮球，失去了上工时的相互开玩笑、调侃的活泼模样。

时间一长，我意识到我的后半生将复制这些场景：挣钱以后回到农村结婚生子，然后带着妻儿再走进城市，租住在和小河村58号一样的院落，每日重复相同的生活。

这种想法就像在我槐树屋平静的日子里砸了一块石头，涟漪随着时间越长越向外扩展，重回学校的想法就愈加强烈。

深夜，我睡在父亲身边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父亲看出了端倪，他从我小时候谈起，说到年迈的奶奶和多病的母亲，说到他十八岁因家穷辍学成为民工后在北京各处打工的遭遇。父亲在这座城市打了二十多年工，可还是不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有几次去市区都迷路了。他把所有的幻想、希望都给予我……父亲说着说着言语哽咽，说不出话了。

我和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阳光挤进了房间，鼻子一吸气就嗅到了槐花香味。父亲进门，说吃完早饭去全国最高级的学校“北京大学”看看。他给工头打电话了，今天父子俩不去工地。

来北京三个月，我第一次被快速便捷的地下长龙带进了市区。遗憾的是，我和父亲在北大的对面街道上远远地望着，都没有要进去的意思。

我走的时候，槐树屋院里的人和物已然面熟亲近。

这个错落复杂、拥挤不堪、低矮的小院子，还将住着父亲和邻居；也许有人会搬走，有人会入住；这座槐树屋也许会拆迁，消失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这棵老槐树能活多久，我无法预知……

现在想想，那段在北京“槐树屋”的日子，已经成了我生命的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