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蒿

青蒿，古名“菣”。春生苗，叶极细，嫩时人亦取，杂诸菜食之，至夏高四五尺，秋后开细淡黄花……根、茎、子叶并入药用。此蒿生挪敷金疮，大止血，生肉，齿疼痛良。

——摘自北宋苏颂主编的《图经本草》

1. 走近屠呦呦

仿佛横空出世，“屠呦呦”这个名字突然间在中国的媒体上铺天盖地地闪亮登场，盖因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名单之后，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2015年注定是属于中国人的光辉年，从小说《三体》获得文学大奖雨果奖，到中国7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大阅兵，世界的目光无不聚焦迅速崛起的中国。

多喜临门，而在国庆节后的第五天又传来一则好消息：10月5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从小就低调的屠呦呦长大后仍然不喜欢热闹的场面，即使在名扬天下后，对于一般的邀约也是能推则推。我幸运地通过同事拨通屠呦呦的手机，与她取得了联系，她终于答应接受采访。

踏着北京初冬的第一场瑞雪，迎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半天的冤枉路，我终于寻到屠呦呦居住的社区。应该说这是北京城里的老旧小区，与周边崛起的千奇百怪的高楼大厦相比，这幢十多年前的建筑，显得些许陈旧。不过小区整洁、安静，冬青长青，绿化到位，每幢单元楼之间的间距也很大，走在里面十分惬意、舒服。

在屠呦呦家的单元楼门口，坐着一位身穿绿大衣的保安，这是其他单元楼没有的“配置”。很明显，他是小区专门安排在这里的“屠呦呦挡客”。我说明了来意，坐电梯到了屠呦呦居住的楼层。

这一层共有6户人家，三户贴着对联，另外三户的门面干干净净，哪一户是屠老家？我还不清楚，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只精确到老人所住的楼层。

少顷，隐约传来一个人打电话的声音，贴着门缝仔细听了听：“对，对，这几天来看我们的人太多了，谢谢你！”淡淡的宁波口音，我想就是她了。

刚要按门铃，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打开了门，我作了自我介绍。对方说：“进来吧，我家老屠已经推掉了很多采访。”

屠呦呦的家宽敞整洁，进门的书柜中摆满了老人获得的各种奖牌奖杯，其中最醒目的是2011年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授予她的临床医学研究奖。细看房间很干净，偏中式的装修，家具的色调以棕红色为主。客厅的钢琴上摆着两小盆波斯菊，一盆红色，一盆黄色。客厅与阳台被大大的落地玻璃门隔开，阳台上，安静地躺着8个大花篮，都是这几天收到的。

屠老穿着红色的上装，精神矍铄，完全不像85岁高龄的老人。

她从沙发上慢慢站起来，满脸笑容地迎接我。我送去了对她荣获诺贝尔奖的祝贺，她淡雅地笑了，自我调侃地说：“我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我问，什么时间到瑞典领奖去？她说，按照流程，12月10日得去瑞典领奖。但她又说，要看我这条老腿让不让去了。她指了指自己的膝盖：“好疼。”

2011年，她在丈夫李廷钊的陪伴下，从美国领回了有美国诺奖之称的“拉斯克奖”，而这一次，她觉得去瑞典便有点困难了。

在今年6月，她又获得了哈佛大学颁发的医学院华伦·阿尔波特奖，“是我在美国的女儿代我去领的。”这个奖还没拿回来，就传来获诺奖的消息了。

屠老说消息来的时候，她正在洗澡，一个接一个的祝贺电话打到家里，“我还以为是哈佛的那个奖。”

我们的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临近10点时，屠呦呦的老伴李廷钊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示意我说：“还有领导要来。”

从屠老的单元楼下来，太阳已经从东面转到头顶，望着我投射在地上的身影，我默默在想：屠呦呦的名字不仅因“呦呦鹿鸣”而雅致，而且因“食野之蒿”将被人类永远记住。当她把名字中所蕴藏的人文密码认定为一生的职业宿命时，“青蒿素”的神话故事便成了中国科学界的诺贝尔传奇——一个鲜为人知的密码。

快翻开这篇文章吧，开卷有益，带你走近屠呦呦的心灵深处，走进中国医药科学半个多世纪，揭开诺贝尔奖之谜，以及她留给当代人乃至后人的启示……

2. “呦呦鹿鸣”，诗意一般的名字

翻开地图，你可以看到宁波是一个海港城市。

宁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夏时，宁波所在地区称为鄞。唐朝，称宁波为明州。同时，宁波依赖地理优势成为全国最大的开埠港口，与日本、高丽均有非常频繁的贸易往来，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达使得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元代，宁波已经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全国最为重要的港口之一。清代，宁波出现了全国闻名的著名学派——浙东史学，与西方的交流也日渐频繁。鸦片战争后，1844年，宁波开埠。外资的进入使得宁波本土经济受到重创。此时，宁波商帮开始转变为近代商人，并将新兴的上海作为主要活动地点，对上海的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华民国时期，宁波经历战乱，经济发展起伏很大。1916年8月底，孙文考察宁波，在当时的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发表讲话，鼓励商人积极经营并敦促宁波改善市政。 但是，在同一时期，军阀混战也给宁波带来了动荡。1917年，军阀蒋尊篮、周凤岐等人宣布宁波“自主”，与浙江省督军杨善德军队交火，周凤岐溃军进城抢掠。1927年1月至2月，国民革命军击败孙传芳部军阀，进入宁波。 同年3至7月，由于国民党清党，宁波也发生了一系列国共之间的冲突，其中的一些冲突直接由蒋中正领导。 这些动荡直到20世纪30年代方才有所缓解。

屠呦呦正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在宁波降生了。

1930年 12月 30日黎明时分，宁波城的上空还响着稀疏的枪声。居于宁波市开明街 508号的屠家，传来了婴儿“呦呦”出世的声音。

这是屠家迎来继 3个儿子后终日所盼的“千金”。

呦呦哭声，犹如鹿鸣。

呦呦的声音使呦呦的父亲屠濂规沉浸在呦呦到来的幸福之中。他随口吟诵出《诗经·小雅》中的著名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女诗经，男楚辞”是中国人古而有之的取名习惯。于是，当家的父亲便给小女取名呦呦，呦呦之声永远地荡漾在父亲的听觉之中，以表示他对于女儿的喜爱、庆贺，以及未来神话般成长、发展的期待。应该说，屠呦呦的传奇人生正是沿袭父亲的神话般期待走下来的，无可复制，完美无缺。

父亲在吟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后，意犹未尽，又对仗了一句“青青蒿草，报之春晖”。似乎这才富含哲理，这才对仗完美。这四句充满童话般的诗，使呦呦度过了幸福诗意的童年和人生。

尤其是“青青之蒿，报之春晖”，竟使呦呦一生冥冥之中与青蒿结下了不解之缘。

整个孩提时代，屠呦呦一直生活在宁波开明街——这片地处中心城区的“莲桥第”区域，令屠呦呦从诗意童年起，就浸淫于旧时宁波最为精致、最为小桥流水、细雨朦胧的江南气息中。

江南，本就是人之向往的地方，而江南的宁波古镇更是非去不可的地方。那里的人美丽、温婉，那里的水清清、细腻，让人站在那里陶醉，不想离开。

在这里八面来风，五方交会，风情万种的《夜上海》《夜来香》等民国歌舞，光怪陆离的古老中幡、肚皮拉车等民间杂耍，拍案叫绝的皮影戏、木偶戏等民间戏剧，如火如荼的斗鸡、斗狗表演，一一精彩纷呈、叹为观止。漫步于商业作坊街，体验濒临绝迹的造纸、酿酒、榨油、打铁等传统行当。跻身民间小吃坊，江南小吃姜糖、打年糕、老嫩豆腐也应有尽有。尤其是清晨街边的叫卖声，清脆悦耳，让您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娱乐中感受民国沧桑，在休闲中领略百业精彩。这在屠呦呦的幼年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记忆。

从这片水乡美景向东步行3公里左右，则是1930年代宁波城的另一处精华所在——三江口。姚江和奉化江，一个由北而下，一个由南而上，相汇于此处，然后合二为一，投身甬江，经镇海的招宝山入海口后，向着东海奔腾而去。一时间，宁波人可以将大半个中国纳入其贸易视野。与此同时，三江口的江厦码头也一度兴盛不已，千帆竞发，百货流通……于是便又有了那句俗话，“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

不过，在屠呦呦的儿时记忆里，三江口的繁华，一定不如距家不到两站地的天一阁更具有吸引力——这是城中最大的图书馆，她在这里博览了她喜爱的群书。

同时，天一阁顶层的藏书楼，里面还收藏了两本关于屠呦呦家族的宗谱：一是父辈《甬上屠氏家谱》，二是母辈《鄞县姚氏宗谱》。两本宗谱记录着两家数百年的家训，共同向我们昭示着家族兴盛之道——重学重教、礼义传家、踏实做人，传递着关于立身处世、治家持业的谆谆教诲。翻阅宗谱，屠呦呦家族重教兴义、累仁积德的家风跃然纸上。

在宁波，屠家称得上名人辈出、家学深厚，而屠呦呦母系所在的姚家也是书香门第。两家皆为名门望族。

宁波文史研究者袁良植介绍，屠家祖先在南宋庆元年间从江苏常州府无锡县迁居至宁波，至今绵延达800余年。中间出过包括吏部尚书、太子太傅赠太保屠滽，文学家和戏曲家屠隆，博物学家屠本畯等等，既有高官显贵，又有文人墨客。

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之处。

在屠家宗谱里，屠本畯这个名字让人惊奇。数百年前，他就从事着生物药品研究工作。著有《闽中海错疏》《海味索引》《闽中荔枝谱》《野菜笺》《离骚草木疏补》，其中《闽中海错疏》成书于明万历丙申（1596年），是中国最早的海产动物志，在江浙一带闻名遐迩。

重读书，好探究，时间跨越数百年，屠家两位生物药品研究者在冥冥中产生了一次神奇的交集。在祖国医学史的星空中，屠呦呦和她的祖宗屠本畯，相映生辉，光彩照人。

再说宁波开明街26号姚宅，是屠呦呦外婆家，它像“外婆的澎湖湾”一样承载了屠呦呦另一段少年时代的记忆。

这是开明街旁当下仅存的一幢典型民国建筑，已成文物。由屠呦呦的外公姚咏白兴建。

这幢坐北朝南的建筑，由前厅、大厅、正楼、后屋组成。前厅和大厅为三间二弄的二层楼房。饰车木栏杆，廊楼板端面有卷草纹雕饰。正楼为面阔三间一弄、进深五柱的高平屋，五脊马头山墙。后屋为三间一弄硬山式高平屋。穿过空荡荡的大厅，可见一个不宽敞却温馨的小院子。一株高大的乔木用繁茂的枝叶遮蔽了正楼的面貌。深秋时节，红叶会悄然铺满院子，像一幅秋实图刻印在屠呦呦的脑海里。

在素有尊师尚道之风的宁波，姚咏白曾任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教授。给呦呦最深的印象是外公身穿长袍、脚蹬布鞋、满脸慈祥的形象。

在屠呦呦父亲屠濂规的个人档案中，还记载着他早年工作于上海太平洋轮船公司，后来做银行职员。屠呦呦幼年，父亲常年在上海工作，两地分居，所以屠母带着她住进了外公外婆家。在这座大宅门内，屠呦呦与众多亲人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动荡的岁月，常常听到日机的轰炸声和吓人的防空警报声，声声灌耳。

姚宅的周边邻居中，曾汇集大批名人故居，包括元代“甬上第一学士”袁桷、一代邮票设计大师孙传哲、宁波帮巨子李镜第……堪称文人荟萃、望族云集。

在屠呦呦之前，姚宅最出名的，当数她的舅舅——著名经济学家姚庆三，是影响民国的英雄人物。

生于1911年的姚庆三，192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随后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最高政治经济系。归国后，1931年起他开始任职于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投身于中国货币研究。1934年，姚庆三的专著《财政学原论》出版，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财政学教科书之一。

1934年6月，美国通过购银法案，国际银价上升，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使开征收银出口税，也未解决问题。这在当时的经济学界、金融学界也爆发了一场有关白银问题与改革币制的大讨论。持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与支持实行货币改革的姚庆三等学者展开了舌战，震撼了民国学界。

直至1935年11月，姚庆三等学者的观点被采纳，法币改革开始，这是中国货币体系现代化过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

姚庆三与西方经济学大家凯恩斯也缘分颇深。

可以说，将凯恩斯学术思想引入中国，并留下中国第一批研究凯恩斯理论文献的人，正是姚庆三。

1953年起，姚庆三开始在新华银行香港分行任职，并于1979年调任中国建设财务有限公司（香港）任职至1985年。这两家机构，皆为香港中银集团的前身，从42岁到75岁，姚庆三始终为祖国海外金融事业的繁荣贡献良多。同时，姚庆三也是屠呦呦父亲进入银行界的引领人。

这个出色的舅舅曾使呦呦敬仰一生，成为她一生的榜样。

如今她已八旬高寿，离开宁波60多年了，仍是一口流利的宁波腔，对宁波的记忆犹新，可见她对家乡、故人的眷恋程度和家国情怀。

3. “呦呦”哭声，注定她生不平庸

屠呦呦爱哭。

在襁褓时，她就常哭，渴了也哭，饿了也哭，黑天也哭，白天也哭，动不动就哭，而且哭得没完没了，闹得四邻不安。都说屠家生了个“哭叫子”，呦呦鹿鸣，是鹿的转世。

父亲屠濂规听了这话，暗暗窃喜，他笃信玄学，再加上囡囡的哭声很似鹿鸣呦呦，他认为小女名字起对了，从她发出的第一声哭啼，就是这种鹿鸣的感觉，难怪街坊四邻亦这样说。

父亲屠濂规很欣赏这种“呦呦”的哭声，像是播放一种音乐，洋溢在他的心田，有一种醉醉甜甜的感觉。这种声音弥漫在屋里屋外，里弄院外，他不认为这是扰民，而是一种和谐美满的幸福。他能在这种“呦呦”的音乐声中眠而不醒。

而母亲姚氏并不这样认为，她认为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是一种病理的反射。小女每一场长时间的哭泣之后总是眼泪汪汪的，这让做母亲的心急如焚。抱孩子去医院看大夫，大夫说哭是孩子的天性，爱哭不是坏事，注定你的爱媛生不平凡。说得母亲破涕为笑，揩去眼中幸福的泪花。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屠呦呦，5岁时被父母送入家门前的幼儿园，转年进入宁波私立崇德小学初小，扎着鹿角辫，成为一名小学生。11岁起就读于宁波私立[贸][阝]西小学高小，13岁起就读于宁波私立器贞中学初中，15岁起就读于宁波私立甬江女中初中。

民国初年，女孩放脚、求学、走向社会，男女平等之风已如冰山开化。尤其是上海的宋氏三姊妹，花光了她们的嫁妆钱，被父母送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大学毕业后三朵金花纷纷回国，光鲜耀人，一个嫁给广东的孙中山，一个嫁给了宁波的蒋介石，一个嫁给了山西的孔祥熙。她们的榜样风范在江浙一带被人高歌、效仿。犹如一股暖流，抑或一股旋风在江浙风行、时尚。与整个宁波重教之风相应，按照父母的安排，屠呦呦开始了求学之路。女孩也要去读书，这更与屠家对子女教育一贯的重视密不可分。屠呦呦的父亲屠濂规也受这股风的影响，特别重视女孩的读书和教育。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屠呦呦从小就开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不幸的是屠呦呦的学生生涯，到1946年戛然而止。

这一年，16岁的屠呦呦经受了一场灾难的考验——她不幸染病，高烧不退，被迫中止了学业。

起初，大夫诊断是疟疾发作。

这种病民间叫“打摆子”，发病有规律，时热时冷，在我国南方发病率居高不下，北方也有，全世界都有，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更是重灾区。得病快，治愈率低，死亡率高。

大夫经过仔细观察，又否定了疟疾，最后确诊为肺结核，闹得家人虚惊一场。倘若是得了疟疾，在当时是没有救的。因为还没有这种青蒿素救命药。现在有了，那应是屠呦呦的功劳。我们在采访中询问屠老，屠老自我调侃地笑说：我之所以不是疟疾而是肺结核，主要是青蒿素这种救命药还在等待我去研究、发现。倘若说我真正得了疟疾倒下，就不会有今天的青蒿素问世了。看来这是上天冥冥中的安排。

正是那场突如其来的急病乱投医，使16岁的少女屠呦呦第一次听到“疟疾”二字。这个吓人的病魔，在当时是与死亡画等号的。她也为自己最终没有确诊为“疟疾”而庆幸不已。同时反而使她下定了决心——“我要学医，拿下疟魔，救死扶伤，贡献社会”。

应该说，一代大药学家的原始起点，抑或诺贝尔奖的因子，就是源自这种“救死扶伤”的朴素愿望。

家教的熏陶，也让屠呦呦对医药渐生极大的兴趣。

父亲屠濂规，平时喜好读书，也影响了女儿。家中楼顶上那个摆满古籍的小阁房，既是父亲的书房，也成为屠呦呦最爱的去处。父亲看书时，屠呦呦也会坐在一旁，装模作样摆本书看。虽然看不太懂文字部分，但是中医药方面的书，大多配有插图，既读书也识字，何乐而不为呢。

乐趣是在学习中建立的。那个小阁房成为少年屠呦呦的阅览室。多本医学古籍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千金方》《四部医典》《本草纲目》《温热论》等，都曾在那段时间与屠呦呦“亲密接触”。屠呦呦记得，当时年纪小，识字不多，但是在磕磕绊绊中，认得了几百种中草药的名字。接着她又读了本家屠本畯的著作——《闽中海错疏》《海味索引》《闽中荔枝谱》《野菜笺》《离骚草木疏补》等，她发誓要像先祖一样，成为一名药物家家。

在笔者采访她的时候，她说父亲是支持她学医的，家族的支持又给了她新的动力，添加了新的翅膀。

4. 疾病来袭，中途辍学两年

时间到了1948年秋月。

肺结核休学两年，病情好转，青葱岁月的屠呦呦开始进入宁波私立效实中学高中班就读。

“长得还蛮清秀，戴眼镜，鹿角花辫，一个宁波小姑娘的样子。”这是老辈的家乡人，对屠呦呦青葱岁月的印象。

效实中学是宁波名校，早年父亲屠濂规也从这里毕业。和屠呦呦一班的同学李廷钊对她的到来有着新鲜感，以致后来默默地暗恋着她。

创立于1912年2月的效实中学，由中国早期物理学家何育杰以及叶秉良、陈训正、钱保杭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联手宁波当地实业家李镜弟共同创办。学校以“私力之经营，施实川之教育，为民治导先路”为宗旨，创校之初就提出了“教育之事，贵有适性，与人适意志，与地适风尚，与时适际遇”的教育理念。

学校办至1917年时，早已声名鹊起。名校上海复旦大学及圣约翰大学皆与效实中学订约，凡效实中学毕业生皆可免试，直接保送入学。

1948年2月，当屠呦呦以同等学历进入效实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时，学校刚刚从抗日战争的战火中走出不到3年。在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直至1945年10月25日，效实中学才得以复教，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宁波效实中学校庆纪念日。

这家以“忠信笃敬”为校训的中学，有着令人啧啧称奇的院士校友群体。迄今为止，这里已走出了15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与天津的南开中学、北京的四中、汇文中学颇为相似。

在1955年，就有3位从效实中学走出的科学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纪育沣，1916年肄业于宁波效实中学旧制第三届；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1922年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旧制第九届；土壤农业化学家李庆逵，1930年肄业于宁波效实中学高中部。1980年，又有5位曾经的效实学子——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土壤化学家朱祖祥、遗传育种学家鲍文奎、核物理学家戴传曾、医学家陈中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则有5位当年的效实学子，包括材料科学家徐祖耀、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家陈敬熊、核技术应用专家毛用泽、无机化工专家周光耀、核武器工程专家胡思得，分别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又有两位效实校友——电子信息系统工程专家童志鹏、土木结构工程和防护工程专家陈肇元，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15位“产自”效实的院士，也成为宁波作为“院士之乡”的最大的骄傲。

虽身在名校，高中阶段的屠呦呦，整体学业成绩并不算拔尖。当年，这位在效实中学学号为A342的女生，高中学籍册和成绩单中清晰地列着——语文平均成绩 71.25分；英语平均成绩 71.5分；数学平均成绩 70分；生物平均成绩 80.5分；化学平均成绩 67.5分。

生物成绩能如此突出，也源于屠呦呦对生物课的特别喜欢。每次生物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屠呦呦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老师开玩笑似的说：“如果其他同学都能像屠呦呦一样勤学好问，认真听讲，我即使再辛苦也开心！”

屠呦呦承认，“那时的我很文静、很低调。”读高中时，她表现并不是很突出，但是读书却很认真。同学陈效中回忆：“她很普通，衣服穿得也很朴素，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属于默默无闻型的。”

效实中学对于屠呦呦，除了学习，还有另一层渊源——她正是在这里和李廷钊成为同班同学。当时在班中交流甚少的二人，未曾想到，多年之后会成为夫妻。

1950年3月，屠呦呦转学进入宁波中学读高三，这是她在宁波求学生涯的最后一年。

屠呦呦就读于宁波中学时的班主任徐季子老师，曾给这名当时并不起眼的女学生写下鼓励的评语：“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使她重拾医药救国信念，在她的报考志愿表中毅然决然地写下了“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亦令当年同班同学、后来是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中科院院士石钟慈、著名学者兼出版家的傅璇琮，刮目相看。

5. 向医而行，“北大”医学部的骄子

1951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三年，呦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比较生疏的北京大学药学系，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代骄子。

收到通知书那天，父亲让母亲多做了呦呦爱吃的几个菜，请来了亲朋好友，以示庆贺呦呦的录取。父亲喝点小酒，在庆贺中又吟诵了他心中的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蒿草青青，报之春晖。接着他说：我们的呦呦，考上北大药学系，研究《本草纲目》，食之蒿草，是真正的名副其实了。望你步步登高，永不退缩，爸爸妈妈就是你的坚强后盾，让我们共同干杯庆贺。在一阵碰杯声中，呦呦表示了自己北去求医的决心，激起了大家的掌声阵阵……

在呦呦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她隐隐约约听到，还有几个同班同学被北京高校录取，其中包括她未来的丈夫李廷钊同学，考进了北京工业学院，即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学钢铁系。当时对屠呦呦来说还谈不上什么好感。他们心仪相爱，则是以后的浪漫。

50年代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在这座千年古都中显得颇为洋气。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天主堂附近的校园，被包裹在当年的皇家建筑群之中，学子们每天抬头可见的，却是典型的西方哥特式建筑。在校期间，屠呦呦和同窗们的实验室和宿舍，则设在附近的菜园胡同13号。

报到那天，屠呦呦是带着她对未来的自信和憧憬，抑或她的医学梦和父亲的期待——“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蒿草青青，报之春晖”，昂首阔步走进北大红门的，并在校门前留了影。

当年的同窗周仕锟回忆，他们这一班，按入学年份排序，称为药学第八班，全班一共七八十人。与屠呦呦同龄的周仕锟记得，他们在班上年龄相对较大，称为学姐学兄，最小的同学比他们小3岁。

升入大四，各班分科，按照不同方向分为药物检验、药物化学和生药三个专业。这一班的学生中，选药物化学的最多，有40多人；选择生药的最少，只有12人，其中就有屠呦呦。

生药的英文为crude drug，意指纯天然未经过加工或者简单加工后的植物类、动物类和矿物类中药材。

屠呦呦从入学的那天起，就像一头美丽的小鹿，闯进无垠的蒿海里，尽情地享受着“食野之蒿”，在父亲期待的路上奔腾、寻觅。据考证，蒿，即青蒿。呦呦这个名字和青蒿这种植物，跨越2000多年，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这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然而，现实中，这位传奇的屠呦呦的人生关键词里，基本是没有诗意这一层的。她是一个苦读生，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她翻阅了几乎所有的古医典，比如《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孙思邈的《千金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宋慈的《洗冤集录》、许国祯的《御药院方》 、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张子和的《儒门事亲》、朱丹溪的《格致余论》、李东垣的《脾胃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刘文泰的《本草品汇精要》、吴又可的《瘟疫论》、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薛生白的《湿热条辨》、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圣济总录》 等等。

在中华医学宝典的海洋里，她找到了青蒿的解释：“青蒿，古名‘菣。 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春生苗，叶极细，嫩时人亦取，杂诸菜食之，至夏高四五尺，秋后开细淡黄花……根、茎、子叶并入药用。此蒿生挪敷金疮，大止血，生肉，齿疼痛良。”

同时她也觅到了青蒿入药治疟的妙方。中国最早见于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古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

有趣的是，说来也巧，诗云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一语成谶，千百年过去，呦呦爱蒿、学蒿、用蒿、吃蒿，因蒿出名，轰动了全世界，怎么偏巧正是这位屠呦呦呢？难道世间还真有冥冥之中的神话和预言吗？

当年与屠呦呦选择同一专业的王慕邹，退休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他说，当时生药专业毕业的学生，更多的去向是做研究，而药物化学专业更多与全国各大药厂相关。对生药专业的屠呦呦而言，生药学课程就比其他专业课时多些，其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各类原产中药材的分类、认识，以及通过显微镜切片观察其内部组织等。给他的印象是，屠呦呦搞实验一丝不苟，十分认真，有时近乎苛刻。

当时，开设生药学的是楼之芩教授，这位1951年刚刚回国的留英博士，也是生药专业唯一的教授。后来，楼之芩曾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是中国现代生药学的开拓者之一。她对屠呦呦印象更深刻，说她是个低调又能吃苦的好学生。

当时屠呦呦大学学习的背景是，1950年 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

1953年 12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给予中医高度评价：“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把中医放到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的高度，足见毛泽东对中医非常重视。

1954年，毛泽东又专门针对中医药问题作出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屠呦呦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完成大学本科专业的。时代的潮流追逐督促着她，在宁静的校园里，屠呦呦学习刻苦，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但成绩并非十分拔尖，也并非不堪。她对课外文体活动不太热衷，做事为人非常低调。熟悉她的周仕锟与王慕邹都用了“非常普通”来形容对大学时代屠呦呦的印象。

1955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经历4年的寒窗苦读，屠呦呦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

正在这一年，新中国百事待兴，直属于卫生部的中医研究院开始筹建，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从全国各地抽调一批名老中医到北京，充实中医研究的专家力量。作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头扎鹿角辫的屠呦呦，洋溢着青春活力，被分配到该院中药研究所工作。

1959年，参加工作4年后的屠呦呦，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为期两年半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开始系统全面地学习中医药知识。倘若说北大的求学偏重于西医专业，这次两年半学习则是中医药学习，使她打下了坚实的中西医贯通的知识，为屠呦呦以后发现青蒿素家族埋下了伏笔，抑或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

6. 爱情敲门，助理研究员的传奇人生

大学时期的屠呦呦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参加工作后的屠呦呦，却是一个工作狂。

1956年，全国掀起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她和自己的大学恩师楼之芩共同完成了对有效药物半边莲的生药学研究。1958年，这项研究成果被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药鉴定参考资料》收录；此后，屠呦呦又完成了品种比较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生药学研究，1959年，这项成果被收入《中药志》…… 她收获了一项项科研新成果，可将近30岁了，谈情说爱还是一张白纸。这可急坏了宁波老家的父母，可是远水不解近渴——干着急。呦呦给父母的回答是：不是我不找。爱我的人我不爱，我爱的人还没到。

殊不知，在熟悉的朋友们眼中，屠呦呦是另外一个样子——她是一个粗线条的“马大哈”。

“屠呦呦生活上粗线条，不太会照顾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屠呦呦的高中同班同学、清华大学数学系的老教授陈效中曾经讲过屠老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有一次，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让我帮忙找找。当我打开箱子，吓一跳，我发现里面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不像一般女生收拾得那么妥当。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到宁波出差开会，她因为还要出席一个重要场合，多留了一晚，第二天单独坐火车回京。想不到，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笑的事——火车停靠途中站点时，屠呦呦下车走走。结果，火车开走了，她竟然被落下了。

“由于她过于专注工作，她的爱情亦像是生活中的列车，也把她抛下站了。

“从一方面看，屠呦呦是失落不幸的，从另一方面看，有人在偷偷地暗恋着她，她又是幸福的。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宁波效实中学的同班同学——李廷钊。此时李已是一位很棒的工程师。他从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至马鞍山钢铁厂。后来，他又留苏学习钢铁冶金5年半，从钢铁实务、科研到管理，他的人生与钢铁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业内小有名气。他看好屠呦呦的做事为人，从中学分别后，一直在暗恋着她，从没有机会表白。

“且说分配到马鞍山工作的李廷钊，有个姐姐恰好在北京工作，因为都是同乡，屠呦呦也常会同李廷钊的姐姐会面，当在中学时就对屠呦呦有好感的李廷钊从马鞍山到北京看望姐姐时，也常会遇到老同学屠呦呦。姐姐看出他们间的爱慕，主动当起了红娘，远在千里红线牵，一来二往，两颗年轻的心，中学时代很少交流，大学时代断绝交流，而后犹如磁铁一样，渐渐变得相互欣赏、吸引，成了天生的一对。

“1963年，她们在北京重逢两年后，正式走进了婚姻殿堂。不久，又迎来了她们的爱情结晶——大女儿和小女儿的降生。”

有朋友戏称，李廷钊与屠呦呦的结合，是传统（中药）与现代（钢铁）的融合，他们的结合一定会碰出火花，耀眼世界。

屠呦呦自己承认，要让身边的生活琐事变得井井有条，“我依然不灵光，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由我家老李做。”屠呦呦口中的“老李”，是她的丈夫李廷钊。

婚后，两口子有共同的理想——为国奉献。

屠呦呦告诉笔者：“我和我先生应该算是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告诉我，服从组织，忠于组织，把自己献给组织，组织包管你的一切。组织里的领导找下属谈话，最典型的一句话是，你只管好好工作，努力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你的个人问题，组织会替你考虑。交给你任务，就要努力工作。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说起往事，屠呦呦显得很淡定，那时，她被派去海南岛试药，老伴李廷钊则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 4岁的大女儿送到了托儿所，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也正是由于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以至于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了。

在小女儿李军的朦胧记忆里，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印象，已是 3岁多。那天，在外公外婆家门前的小巷口，李军远远就瞧见一个阿姨，拎着行李快步走来，张开双手，嘴里不停地叫着自己：“小军、小军，我是你的妈妈……”

小军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那一刻，小女孩的脑中，已经没有“母亲”的记忆，她不知道，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女人，就是自己脑中想象过无数次的母亲——屠呦呦。长大后的小军至今也纳闷，母亲那时如何能认出自己。

3至4年才能有一次的母女相会，一直持续多年。于是，女儿李军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妈妈，认为母亲抛弃了自己。

每次都颇为“陌生”的母女相会，也让屠呦呦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当初的选择，在现在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对于如今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和李廷钊而言，这是迫不得已，是那个年代的人都理解——服从组织、别无选择。

像父母当初的选择一样，如今两个女儿也都依照父母的榜样，成功地选择了自己奋斗的人生，她们皆是成功者。

7. 光杆司令，“523”课题组的组长

地球的旋转，旋转的地球。

当时间定格在1969年的时候 ，正是“文革”的第三个年头。

大乱到大治，全国革命派的大联合汹涌澎湃……中医研究院是“文革”的重灾区。大字报贴满全院各个角落，科研几近停止状态。

然而，这一年的1月 21日，助理研究员屠呦呦迎来了她科研人生的重要转折。

这一天，中医研究院来了两个神秘的人，一高一矮，一位穿军装，一位穿便装。他们自称是中央“523”办公室的人。

“523”很新奇，有何秘密？

屠呦呦脑子转了几圈也想不明白，后来才打听到，原来这是一个素未听闻的全国大协作的疟疾科研项目——“523”为其秘密代号。

疟疾，中国民间俗称“打摆子”，在今天的中国已基本绝迹。多数人对它的认知来自反映战争年代或者更久远年代的影视剧或文学作品。疟疾病人发起病来如坠冰窟，颤抖不止，冷感消失以后，面色转红，发绀消失，体温迅速上升，通常发冷越显著，体温就愈高，可达40℃以上。高热患者痛苦难忍。有的辗转不安，呻吟不止；有的谵妄，甚至抽搐或不省人事；有的剧烈头痛、顽固呕吐；患者面赤、气促；通常持续2～6小时，个别达10余小时。症状处间歇性，死亡率极高。

在历史长河中，将疟疾列在蹂躏人类最长时间疾病的榜首可能都不为过。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写到出现了疟疾这种周期性疾病。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成书于先秦时期的《黄帝内经》中也有对疟疾的详细记载。

古时人们对这种传染疾病束手无策，甚至认为是神降于人类的灾难。苏美尔人就认为疟疾是由瘟疫之神涅伽尔（Nergal）带来的，古印度人则将这种传染性和致死率极高的病称作“疾病之王”。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均死于这种凶如猛虎的疟疾。

但丁虽然死了，在《神曲·地狱篇》却留下了他对疟疾恐惧的深度描绘，令人发指。他说：犹如患三日疟的人临近寒颤发作时/指甲已经发白/只要一看阴凉就浑身打战/我听到他对我说的话时就变得这样/但是羞耻心向我发出他的威胁/这羞耻心使仆人在英明的主人面前变得勇敢。

在中国的兵书征战史上，疟疾也是一名常客。

汉武帝征伐闽越时，“瘴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东汉马援率八千汉军，南征交趾，然而“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清乾隆年间数度进击缅甸，都因疟疾而受挫，有时竟会“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当下正在进行的是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简称越战，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南越，对抗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场战争较量，发生在冷战时期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越战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重大的战争，美军投入兵力最多时为65万人。最后美国以失败告终。

长达几十年的越战，给越南等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越战是那几代越南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恐惧。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城市变成了废墟，遍地是伤亡的市民和士兵。随着战事升级，美越双方伤亡人数不断攀升。

很快，战场上却出现了比子弹、炸弹更可怕、更恐惧的“敌人”——抗药性恶性疟疾，一染即亡。美、越两军苦战在亚洲热带雨林，疟疾像是“第三者”插足，疯狂袭击交战的双方军力，大大高于战斗性减员，令双方苦不堪言，它比敌人更可憎。

据河内卫生局统计，越南人民军 1961～1968年伤病员比例，除 1968年第一季度伤员多于病员外，其他时间都是疟疾病员远远超过伤员；抗美援越的中国高炮部队也深受其害，据说减员达40%。再据美军有关资料表明，在越南战争中， 1964年，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高出 4～5倍，更是天文数字。 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发病率高达 50%。美国也在寻找有效药，但欲速不达。

越南地处热带，山岳纵横，丛林密布，气候炎热潮湿，蚊虫四季孳生，本就是疟疾终年流行的地区。而当时的抗疟药——氯喹及其衍生药，因其抗药性，对越南流行的疟疾已经基本无效。

能否抵抗住“疟疾”这个敌人，甚至成了越南战场上美、越双方“胜负的杀手”。

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了解这个情况后，心急如焚，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派特使秘密到北京，请求中方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

在革命战争时期曾感染过疟疾、深知其害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老朋友胡志明的信，对胡的特使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告诉老朋友，我会记在心上。

送走了特使，毛泽东又把胡的信批转给周恩来。周恩来亲自布置了抗疟新药的研发。于是，这项研究又成了带有军事色彩的紧迫绝密任务。

1967年5月23日，这是个特殊的日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了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全国协作会议，组织60多家科研单位通力攻关，并制定了三年科研规划。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被定性为一项援外战备的紧急军工项目，以5月23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一直沿用下来。

由此，拉开了抗疟新药研究的序幕。

先是军方开路，后是地方跟进。随着时间的推进，先后有7个省市全面开展了抗疟药物的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至 1969年筛选的化合物和包括青蒿在内的中草药有万余种，但未能取得理想的结果，使研究者一筹莫展，让人质疑研究进入了死胡同……

正在这个当儿，两位523的“神秘人”径直走进位于东直门内的中医研究院领导的办公室，亮明身份，开诚布公地说：“中药抗疟已做了好多工作，到流行地调查，收集秘方试验，有一定效果但不满意，用法、制剂等方面也存在问题。方子拿了不少，很多是大复方，这么多药怎么办？哪个方子好，什么起主要作用，我们经验少、办法少。根据首长的批示，希望贵院能加入此项科研活动。”

对方恳求的眼神，让院领导没有打磕巴就接受了任务。

“523”办公室的领导走后，院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拉下窗帘，按照“523”办公室的要求——“谁能担当大任？”对本院科技人员逐一进行筛选，3个小时过去了，颇让中医研究院领导们有些犯难。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的中医研究院，科研工作几近全面停顿，经验丰富的老专家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劳教，有的“靠边站”，政治上不能委以重任。

他们反复筛选，最后有一人浮出水面，不是别人，正是37岁的屠呦呦。

她有两大优势：一是性格认真执拗，虽然职称尚是助理研究员，但来到中药所已14年，中西医贯通，基础扎实。二是她年富力强，正致力于研究从植物中提取有效化学成分，已经步入中药所研究第二梯队人选。

以当时中药所的现状，屠呦呦正是最合适的人选。自20多岁便与屠呦呦共事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所长姜廷良回忆说，将重任委以屠呦呦，这是对的，在于她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

当晚，领导找她交代任务，屠呦呦爽快地应允了。

屠呦呦问：还有什么人？

领导告诉她：暂且你一人，其他人后定。

从此，人们便看到她像一个陀螺开始旋转起来。中药所里、资料室里、图书馆里、老中医的家里，多了个疯狂翻阅历代医籍，甚至连一封封群众来信都一定要打开看看的忙碌身影。

这就是37岁的屠呦呦，在被任命为课题组组长后，她正式走上抗疟寻药之路。

鸿运当头，重担压肩。

当时，谁也无法预料，院领导的这个决定，将是“523任务”取得重大进展、取得重要成果迈出的第一步。

说是课题组，在最初的阶段，屠呦呦“光杆司令”一个，只有她一个人孤独地踏上了尝百草的寻药之路——归宿了“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对仗了“青青蒿草，报之春晖”。

8. 次次失败，190次后的成功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谁知道它当初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从领导办公室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已经星斗满天。屠呦呦很激动，她觉得这是一副担子，重重压在了她还有些细嫩的肩上。她多年科研的梦想一下子成了现实，领导的信任，任务的紧迫，特别是越南战场上饱受疟魔折磨的将士们，睁大了求救的眼神，一个个在乞望着她，她觉得时不我待，加快了研发的脚步。她不敢多想，就一头扎进《本草纲目》等古典药典，寻觅自己的灵感，抑或突破口。

“523”项目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军民合作开发防治疟疾药物，同时对所开发防治药物的要求是高效、速效，预防药物要长效。

在采访中，屠呦呦告诉我们说：

“中西医知识的积累让我意识到，必须从古代文献中寻找解决方案。我开始系统整理古方。从中医药医学本草、地方药志，到中医研究院建院以来的人民来信，采访老大夫等等，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花了半年时间，最后做了2000多张卡片，编出640多种抗疟方药，作为我的基本功，考虑从中找到新药。”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时间伴随着她和她的团队忙碌的身影，在指尖中不知不觉流去。该做的实验都做了，这2000多种方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方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那时青蒿还没有涉入她的视野，真如大海捞针，茫无头绪。但她一直坚持实验，有时累得呕吐不止，头涨脑昏，怀疑自己中了毒，结果一检查，是中毒性肝炎，大夫让她休息。她哪能休息呢？越南的炮火在催促着她，伤病员的眼神在乞求着她，怎能停下手中的实验工作呢？她吃下一把药，又走出家门，开始了失败后的重新筛选。

冬战“三九”，夏战“三伏”，有时累得吃不下饭，四肢无力，连走回十步之遥的宿舍的力气都没了。希望似乎化成了泡影，她也如死了一般。在这个时候，“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她脑海里划过，犹如彩虹映在她眼前，她又如触电一般地从床上弹跳起来，重新开始实验、筛选。失败，再失败，她一度怀疑她当初的选择。又是多少次失败，她始终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失败孕育着成功的阳光。说不准是多少次失败了，这个与她名字有着联系的青蒿，冥冥中闯进了她的视野。经过实验，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苦苦寻找再度陷入了僵局。

问题出在哪里？屠呦呦再次翻阅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企图在这本古典中再寻突破。书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四角已经微微翘起，颜色愈加变黄。

这本古代医书究竟有何渊源？屠呦呦再次陷入作者的故事中……

《肘后备急方》由东晋葛洪著。凡举名医，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葛洪自幼十分好学，沉着稳重，从不与别人嬉戏贪玩，经常写字、抄书至深夜。13岁时，他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十分贫苦，就靠上山砍柴换取文具，用来学习。《肘后备急方》由葛洪摘录自共100卷的医书《玉函方》中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验方及简要灸法汇编而成，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可以放在手肘后面，带在身边，随时拿出来救急使用”。书中，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地注明了各种灸法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序中说道，“穷乡远地，有病无医，有方无药，其不罹夭折者几希。丹阳葛稚川，夷考古今医家之说，验其方简要易得，针灸分寸易晓，必可以救人于死者，为《肘后备急方》。”

此书共有8卷70篇。后经南朝梁时陶弘景增补录方101首，改名《补阙肘后百一方》。此后又经金代杨用道摘取《证类本草》中的单方作为附方，名《附广肘后方》，即现存《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该书主要记述各种急性病症或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药、针灸、外治等法，并略记个别病的病因、症状等。书中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都属于首创，尤其是倡导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该书今有明、清版本10余种。1949年后有影印本和排印本。

《肘后备急方》中收载了多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医学资料。这部书上描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还涉及了肠结核、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可以说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书中还记载了被疯狗咬过后用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疗的方法，该方法比狂犬疫苗的使用更快捷、更有效，从道理上讲，也是惊人地相似。另外，对于流行病、传染病，书中更是提出了“疠气”的概念，认为这绝不是所谓的鬼神作祟。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当今来讲，也是十分有见地的。书中对于恙虫病、疥虫病之类的寄生虫病的描述，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出现时间最早、叙述最准确的。

屠呦呦的目光最终停留在《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突然她眼前一亮，获得了“诺奖级别”的灵感，马上意识到，以前的高温可能破坏了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她随即另辟蹊径采用低沸点溶剂进行实验。在190次失败之后，屠呦呦改用乙醚低温提取，终于成功了。

成功就在一念间。

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1972年，该成果得到国人重视，研究人员从这一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

屠呦呦反复实验和研究分析还发现，青蒿药材含有抗疟活性的部分是叶片，而非其他部位，而且只有新鲜的叶子才含青蒿素有效成分。课题组还发现，最佳采摘时机是在植物即将开花之前，那时叶片中所含青蒿素最丰富。

细节决定成败。

喜讯传来，屠呦呦和她的四人团队，高兴得跳了起来。

姐妹们相拥而泣，多日的沉寂化成天边的云彩被风吹散，再苦再累也一扫而去，她们成功地破解了青蒿素的密码，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1000多个日日夜夜，胜仗虽来得迟些，但毕竟来了，怎不让她们高兴呢？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告诉笔者，改用乙醚提取是关键一步，突破了瓶颈。此后，屠呦呦与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青蒿素里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进行了测定，并对其改造，最终获得抗疟疗效显著的蒿甲醚、青蒿琥珀酸酯。这两个化合物被国家批准成药，并在全球成功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生命。所以她是“523”项目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最大的功臣之一。

9. 中国之蒿，世界之神药

青蒿，是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的草本植物，外表朴实无华，长年在山野里默默生长，随时准备在机会到来的时刻绽放自己的绚烂。一岁一枯荣。就是这普普通通的小草内却孕育着降妖伏虎的魔力，不声不响地隐藏着神奇，而到了今天才贵族式地华丽转身，成为走出国门、享誉全球的救命神药。有言道：中国一株小草，让千万人喜获新生。

阶段性胜利，没有让屠呦呦放慢脚步。很快，大家开始进行对青蒿乙醚提取混合物中有效成分青蒿素的分离、提取工作。殊不知这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

由于北京产的青蒿中青蒿素含量只有万分之几，要大量提取青蒿素以供动物试验和临床观察用药，难度可想而知，她想到了求助南方的药物所……

回忆那段攻坚期，屠呦呦丈夫李廷钊很“心疼”妻子：“那时候，她脑子里除了青蒿还是青蒿，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那是“文革”特定的时期，工厂都停工了，实验室都关门了，为了做实验，他们买了好几个大缸，在大缸里作隐秘的提取，那种挥发很多，人天天围着缸。为什么得肝炎？不是吃那药得的肝炎，是吸那个乙醚得的肝炎，不但屠老，当时课题组都是如此。

屠呦呦的肝炎是来自乙醚等有机溶媒的毒害。姜廷良回忆：“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危害，当时设备设施都比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实验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

日复一日，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花，还出现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反应……这些都没有阻止她们的行动。

乙醚中性提取混合物有了，但在进行临床前试验时，却出现了问题，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

经过几次动物试验，疑似问题仍然未能定论。

人与动物有差异，只有反复人体试服后才能为病人使用，即临床应用。

为了让 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尽快应用于临床试验，被世人称作“中国居里夫人”的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

领导不放心地问：“试药有风险，再说你刚得过病毒性肝炎。”

屠呦呦当仁不让：“不，我是组长，这是我的宝贝，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当年，她的表态令很多人惊叹：这位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有着鲜为人知的女汉子的一面。

“在当时环境下做这样的工作一定是极其艰难，科学家用自己来作试验，这是一种献身精神。她比英雄还英雄，让人崇敬。”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如是说。

屠呦呦的试药志愿获得了课题组两位同事的积极响应。

1972年 7月下旬的一天，这是个让人难忘的日子。

屠呦呦和她 3名团队科研人员，在家属的陪同下，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

不是战场胜似战场，不是出征胜似出征。

她们穿上病号服，向家人挥手告别，向死神宣战，更像一场大战前的出征，信心百倍地走进病房，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接受大夫的药物注射，细心体验药物在身体中的反应……应该说这是一项严肃性的试毒体验，一旦有失，将是终身的遗憾。作为医药工作者，屠呦呦比谁都明白，但她和她的同事义无反顾地做了，可见她对科学的献身和追求比生命都重要，这多么让人崇敬！

还好，在医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

为了充分显示醚中干提取物的安全性，科研团队又在中药所内补充5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服。当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终于赶在这一年的 8～10月，赶赴海南疟区实验。

所到之处，“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种，蒿草遍地，荒冢累累”，屠呦呦想起了毛主席的诗句——“青山绿水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屠呦呦亲自携药，寻找患者，验证她的新生“宝贝”对疟原虫的厮杀。

初次临床，必须慎之又慎。

更可贵的是，她亲自为病人端水服药，用药剂量从小到大，逐步增加。屠呦呦根据自身试服的经验，分为3个剂量组。病人选择，从免疫力较强的本地人，再到缺少免疫力的外来人口；疟疾病种，从间日疟到恶性疟。屠呦呦亲自给病人喂药，以确保用药剂量，并守在床边观察病情，测体温，详细了解血片检查后的疟原虫数量变化等情况。

最终，在海南高温下，屠呦呦完成了 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任务，包括间日疟 11例，恶性疟 9例，混合感染 1例。临床结果令人满意，间日疟平均退热时间 19小时，恶性疟平均退热时间 36小时，疟原虫全部转阴。

这一年，还同时在北京 302医院验证了 9例，亦均100%有效。

1973年，新年的钟声刚过，屠呦呦发现青蒿奥秘的消息不胫而走，中药所就不断接到各地来信和来访。屠呦呦都亲自回信、寄资料，热情接待来访者，毫无保留地介绍青蒿、青蒿提取物及其化学研究进展情况。很快，云南和山东等数个研究小组借鉴了她的方法，对青蒿素的提取亦有斩获。

1973年 9月下旬，屠呦呦在青蒿素的衍生物实验中又有新的发现，青蒿素经硼氢化钠还原，羰基峰消失，这也佐证了青蒿素中羰基的存在，并由此在青蒿素结构中引进了羟基。经课题组同志重复，结果一致。此还原衍生物的分子式为 C15H24O5，分子量 284。这个还原衍生物就是双氢青蒿素。

1975年，课题组对青蒿素、过氧基团去留、内酯环羰基还原、乙酰化等的构效关系进行了研究。证实了青蒿素结构中过氧基是抗疟活性基团，在保留过氧基的前提下内酯环的羰基还原成羟基（即双氢青蒿素），可明显增效，临床药效提高 10倍；在羟基上增加某侧链，药效可进一步增加，提示修饰青蒿素的部分结构，能改变其理化性质，增强抗疟活性。因此，双氢青蒿素的发现是屠呦呦及其课题组又一个重要贡献。

时间到了1995年，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肯尼亚的疟疾重灾区奇苏姆省，有位怀孕的贵族妈妈得了恶性疟疾。大夫开诚布公地告诉她：如果用传统的奎宁或者氯喹治疗，即使母亲能活下来，胎儿也很容易流产或致畸。

她问大夫还有什么新药？

大夫告诉她，还有中国新药青蒿素“科泰新”，无毒副作用，只是我们医院没有了这种药。

于是，他们把眼睛投向千山万水外的中国，寻求青蒿素的支援。中国班机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药物送达，在接受中国的青蒿素抗疟药“科泰新”治疗后，奇迹出现了，母子平安无事！妈妈一遍一遍地亲吻着胖胖的娃娃，父亲说“科泰新”救了孩子，孩子就叫“科泰新”吧，让他永远不要忘记中国神药的救命之恩。多么感人的话语啊！

20年过去了，如今的“科泰新”已长成标致漂亮的大姑娘了，真正意义上，她已成为“科泰新”的明星特使，现身说法，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

由于双氢青蒿素药效高，用药量小、复燃率降至 1.95%，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泰新”甚至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非洲必送的礼物，在当地被誉为“中国神药”。

作为“中国神药”，青蒿素在世界各地抗击疟疾显示了奇效。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

青蒿素的横空问世，成为当之无愧的“救命药”。

如今，为进一步提高药效，中国科学家还研制出青蒿琥酯、蒿甲醚等一类新药。其中，青蒿琥酯注射剂已全面取代奎宁注射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强烈推荐的重症疟疾治疗首选用药，在全球 30多个国家挽救了 700多万重症疟疾患者的生命。

由于青蒿素作用十分迅速，疟原虫根本来不及诱导抗氧化酶及抗氧化剂的合成。因此，红细胞与栖身其中的疟原虫，因缺乏足够的抗氧化活性物质保护，几乎不可能抵御青蒿素的凌厉攻势，一旦遭遇必陷灭顶之灾。

古老的“中国小草”正释放着令世界惊叹的力量。

40年来仍然保持奇高的治愈率，成为抗疟药中的一枝独秀。

更神奇的是，正当抗氯喹疟原虫肆虐而让疟疾患者无药可救时，青蒿素有如“及时雨”般地横空出世，令世人叹为观止。

疟疾，与艾滋病和癌症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全球有 100多个国家、 3/7的人口，约 33亿人受疟疾威胁；每年发病人数 3～6亿人，主要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弗斯伯格说：“屠呦呦的发现对人类的贡献不可估量。每年约5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多数为儿童……屠呦呦对青蒿素的发现引起对抗疟新药品的研制和发展，该药品已挽救上百万人性命，将过去15年疟疾的致死率降低了一半。”

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全球有 20多亿人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非洲、东南亚、南亚和南美。自 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 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 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

津巴布韦卫生部抗疟项目负责人姆贝里库纳什说，津巴布韦卫生部2010年至 2013年进行的一项跟踪调查显示，服用青蒿素抗疟药物的疟疾患者治愈率高达 97%。津巴布韦自 2008年开始推广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本世纪初，津巴布韦疟疾患病率为 15%；到 2013年，这一比率已下降至 2.2%，青蒿素抗疟药物的普及和推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中国的复方蒿甲醚使疟疾患病人数减少了 78%，死亡人数下降了 88%；在西非的贝宁，当地民众都把中国医疗队给他们使用的这种疗效明显、价格便宜的中国药称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事务负责人特希迪 ·莫蒂说，青蒿素治疗疟疾的发现对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带来巨大改变，“疟疾是非洲人民尤其是非洲儿童的主要健康杀手。多年来，青蒿素挽救了大量非洲人民的生命，对非洲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利比里亚卫生部长伯尼斯 ·达恩表示，“在我的国家，疟疾是人民健康的主要杀手。”此前，利比里亚一直用奎宁等其他疗法对付疟疾，都有明显副作用。自从改用青蒿素以来，这些顾虑便消除了。

塞内加尔卫生部长阿娃 ·塞克说，她曾在一线工作多年，有过治疗疟疾的经验，亲身见证过青蒿素的疗效，青蒿素研究成果给非洲所有受疟疾困扰的国家带来希望。

“我的国家每年都会暴发疟疾疫情，”尼日尔卫生部副部长阿尔祖马 ·达里说，“我很感谢中国长久以来对我们国家的医疗援助，尼日尔也在用青蒿素药物控制疟疾，并取得显著成效。 ”

加蓬卫生部副部长塞莱斯蒂纳 ·巴说，中国在公共健康领域付出了很大努力，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现对治疗疟疾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卫生条件有限的国家和地区。

自上世纪 6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派遣医疗队前往非洲进行无偿的医疗支援和疾病防治。截至 2009年底，中国在非洲援建了 54所医院，设立 30个疟疾防治中心，向 35个非洲国家提供价值约 两亿元人民币的抗疟药品。

2015年 10月 23日，毛里求斯总统阿米娜 ·古里布—法基姆来华期间，专门访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这位同时身为著名生物学家的女总统对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表示祝贺，实至名归。她说，屠呦呦研究员的工作让世界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传统医学上，不仅对中国非常重要，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传统医学也有非凡意义。对中医药有着浓厚兴趣的她同时表示，非洲的传统医药资源非常丰富，迫切希望与中国建立起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关系，以此拓展“南南合作”平台，毛里求斯将成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窗口。她还希望与中国同胞一起，在五千年的中华医药宝库寻找出更多的神药。

10. 诺贝尔奖风波的由来及反思

2011年9月，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从大洋的彼岸——美利坚合众国传来81岁的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的消息。

这是中国发明青蒿素30多年后获得的国际认可的最高奖项。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时说：“人类药学史上，像青蒿素这种缓解了数亿人的疼痛和压力、挽救了上百个国家数百万患者生命的科学发现，并不常有。”

但是，美国拉斯克奖为中国青蒿素赢得了国际声誉的同时，也重新在国内点燃了青蒿素的发明权之争。屠呦呦又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后，抑或称之诺贝尔奖风波。一面是热情和盛赞，一面是争议和不解……

坦率地说，举国之力、参战之多的“523”大会战项目，始自1967年，结束于1981年，长达14年之久。神药——青蒿素家族的横空出世，大协作的抗疟新药研发计划徐徐谢幕，也为“神话造神”的时代画上了句号。

这时，毛泽东、胡志明主席已经谢世；更为讽刺的是，从疟疾中站起来的越南人民军恩将仇报，掉转枪口，对准中国，一场中越边境自卫反击大战刚刚谢幕，明日黄花，朋友已变敌人。改革、开放如同车的双轮隆隆地行驶在中国大地上，此时已是后毛泽东时代，物是人非，包括价值观念 ……

应该说“523”项目的谢幕比较仓促，甚至说连“最后晚宴”都没有来得及吃，就匆匆散伙了，一切并不像最后“那份文件”所希望的“排名争议达成一致”。因为那是个集体主义至上的英雄年代——“荣誉归党，问题归己”。当年“523”研究小组的600多名专家流着眼泪、作出的种种牺牲和让步，却让这段历史在此后几十年里依然十面埋伏、扑朔迷离、剑拔弩张、争议不停。

且说1986年，屠呦呦和北京中药所用所有发明单位共有的研究资料单独向国家卫生部申请了新药证书。此事却炸了锅，立即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另外几家发明单位向国家科委、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写报告抗议，后来还引发官司，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最终伤了和气，不了了之。

应该说这场官司被认为是青蒿素历史中“一个极不和谐的杂音”，对国内艰难起步的青蒿素产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给原来大协作群体内部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尤其是对当年的大协作精神提出了挑战。

时间向前推进，集体英雄年代不再。

再说上世纪80年代，当年“523”项目发起人、组织者周克鼎先生到重庆出差，专程去看望当年的贡献者罗泽渊夫妇。并对他们说：“‘523不会忘记你们夫妇对青蒿素的贡献。”但罗泽渊没有想到，当年“523”项目的老领导、老同志为澄清这段历史真相，还在奔走，风餐露宿。

2005年，四川中药研究所教授万尧德给科技部的一封信《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让波澜再起。据他回忆：1975年大会战的关键时期，屠呦呦曾通过“523”办公室派了两个同志到四川中药所来学习。短短21天，化学室的刘鸿鸣协助北京中药所提取了800克的纯青蒿素。紧接着，他们又花一万块钱到四川中药所买了一公斤青蒿素。此后仍三番五次通过“523”办公室向四川所索要青蒿素。“四川‘523办公室的领导都是老革命，教我们不能有自私之心，人家要，我们就给人家。说老实话，知识分子都是有所顾忌的。”

回首往事，万尧德有些愤愤不平地说，“既然屠呦呦早就提取出来青蒿素，为啥要派人来学，又求爷爷告奶奶地买？这不是开玩笑吗？”

2006年，原523项目组织人张剑方、周克鼎、傅良书等老一辈“523”成员编写的《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一书问世。用大量的数据讲述了青蒿素的发现及研究过程，讴歌了数以千计在“文化大革命”中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告诉人们如今享誉世界的青蒿素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军队和参加此项研究的“523”战士。

其实，屠呦呦获奖前，美国科学院院士米勒·路易斯曾在公开场合说：“青蒿素的发明是一个接力棒式的过程——屠呦呦第一个发现了青蒿提取物有效；罗泽渊（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第一个从菊科的黄花蒿里拿到了抗疟单体青蒿素；李国桥（广州中医学院）第一个临床验证青蒿素疗效。”这一说法得到在场大多数“523”老科学家的认可。米勒·路易斯也是这样主张排名申报美国拉斯克大奖的。

而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在推荐拉斯克奖的提名人时，李国桥推荐的是罗泽渊。李国桥认为：“青蒿里有7种结晶，只有一种结晶是青蒿素。”他多次表明，“我是用云药所的黄蒿素完成了首次临床验证工作的。”

没想到几天后，拉斯克大奖的结果公布于世，这三个相互传承的“第一”全部归功于屠呦呦一人，顿时让问题复杂化。正如中国“大锅饭”时说的俗语那样：“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面对巨额美元奖金，谁不心跳？

对于屠呦呦获奖，当年亲历者大多心情复杂。“你问我到底感受怎么样？我说一点不难受是很虚伪的。我难受的不是我没有得，我是觉得奖一个人太不合理了。”罗泽渊说，“如果这个奖给我，我也承受不了，它的确是一个大集体的作品。”

云药所成立50周年时，罗泽渊应邀作了一个关于青蒿素的专题报告。“在场很多‘523课题组老同志都流泪了，因为那是大家亲历过的往事。”罗泽渊如是说。

屠呦呦获奖后，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说：“青蒿素的发明，一直是我国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但仅仅由于难以确定成果归宿，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

有研究者说，“青蒿素是一个奇迹，一个波谲云诡的传奇，它只会在中国发生……”

坦率地说，拉斯克奖风波实质上是中西方国家认识上的偏颇，抑或误差。就像过马路时，西方是车让人，我们则是人让车；看到梨在桌面上滚动时，西方人想的是万有引力，我们想的则是孔融让梨；看到蜡烛燃完时，西方人是快换一支，我们则是能省则省。难道不是这样吗？

屠呦呦能获拉斯克奖，应该说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两位科学家米勒·路易斯和苏新专的大力推荐有直接关系。

有业内人士称，2007年，米勒·路易斯和苏新专特意来中国调查了青蒿素的研究历史，并写了《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一文。对于美国人为何将拉斯克奖颁给屠呦呦，身在美国的苏新专说了心里话。他说，拉斯克奖评奖委员会共有24名评委，他们都是美国人，其中半数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知名科学家。最终的评奖结果由这24名评委投票决定。

此次评奖关键看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试验。

屠呦呦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试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

美国人颁奖，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美国人不会把奖颁给一个具体做事的人，而会颁给告诉你做这件事的人，这与国内的标准不一样。也许有其他人在屠呦呦的小组里做过实验，某种意义上他才是亲手做这件事情的人，但他是屠呦呦的手下，实验的想法是来自屠呦呦的。

拉斯克奖毕竟是对中国医学的首肯，同时它又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时间过去了四年，到了2015年10月5日。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继拉斯克奖后又获得诺贝尔奖，终于实现了中国科学家获诺奖零的突破！中国人为此欢呼雀跃，媒体将此置于消息头条，《北京晚报》 破天荒地出了号外，全版套红予以庆祝！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喜悦之情。

但是，在人们高兴的同时，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未出国留学、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未获院士称号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 SCI论文（国际期刊）的所谓“三无”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疑问同屠呦呦获奖的消息一起在网络上传播，一些主流网站如人民网、凤凰网等刊登了相关文章，而微信上相关的文章更是被广泛转载，风光一时。

对于屠呦呦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人们倒是可以理解，这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但对于她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则需要探究。这些文章 还举出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等，这样作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科学家，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当上了院士，说明中国的科技体制，尤其是院士制度值得检讨，抑或反思。

作为过来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金冬雁教授心平气和地说：我本无意凑热闹参与有关屠呦呦教授的讨论。对于中国的院士选举和学术评审，我过去曾作出过强烈的批评。根据现在掌握的文献材料，我认为屠教授对青蒿素的发现有重大贡献，是够格当院士的，屠的落选再次说明中国的院士选举确实荒腔走板。我由于过去同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对屠当年的落选有一些了解，现在根据自己对陈年旧事的记忆提供一点背景资料供大家评论。我个人认为，屠当时落选最主要的原因——屠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关键性贡献有一定争议，由屠一人将其发现整碗端去确有不妥，而更要命的是屠本人自我介绍也确是言过其实。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她对发现青蒿素还是有原创性重大贡献的，但提出乙醇提取的原始思路、独立分离到活性单体及测定结构的同事，功劳也不在其下。在当时组织大协作的历史背景下，协作组起到任何个人都起不到的作用。作为个人本应更加积极地肯定其他作出重大贡献者。这方面周维善老师在2008年的访谈中就做得至少要比屠好一些。我记得当时领导上是作过认真调查的，不但开会，而且私下也广泛听取了中医研究院内内外外方方面面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参加协作组对内情有所了解的学者。但听到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负面的评价，有人指其贪天之功为己有，有人指其压制他人，有人指其愚昧和学识不足。当时领导上得出的结论是，选屠作为当年协作组的代表难以服众……根据当时中国院士选举的惯常做法，屠也就注定要落选，并非有什么特定的权威人士一定要拉其下马。科学家活在同行的心目中，没有任何奖项比同行心中的形象更重要。一个科学家如果只说自己如何伟大而别人如何渺小，是很难赢得同行尊重的。现在有些人大造舆论，发动新的造神运动，将屠当成新的偶像来崇拜，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其实并不公正。

金冬雁说，由屠的落选可以看到，中国院士选举的一个弊端就是过于注重学术贡献以外的问题，有时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甚而包括做人个性的审判。如何将焦点放在学术成就之上，将之作为压倒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努力方向。人无完人，评院士主要应该评正面的贡献，不应扒粪和揪小辫。评院士的标准不应随心所欲，而要尽量客观。强调学风是对的，但抓住一点小事不放就过分了。正如我过去所指出，中国院士选举或其他学术评审的荒腔走板，是与中国社会风气和中国科学家的个人素质修养密不可分的。院士选举是民主的，是完全由现有院士们的意志所决定的，舍此别无他法。两院领导应大力说服现有院士多从国家大局出发、从科学出发，充分考虑对从事科研的年轻人的影响，选出真正对国家学术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新院士。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具体细节，都带着过去时代深深的烙印，要用历史的观点与角度来解读。

最为滑天下之大稽的是，正如周海滨所说的那样——中国竟有人联名投书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拿下屠呦呦，言下之意她不是我们选的。说什么没有征得基层同意，没有一层一层上报，甚至连国家科委、卫生部可能都不知道，便把载入史册的科学最高荣誉授给了中国人屠呦呦——一个连英文都不懂、院士都不是、论文都没几篇的中国老太太，你们错了！

应该说，诺奖让中国人备感荣耀与惊喜的同时，也让一些中国人感到了难堪。早在四年前，屠呦呦被美国的拉斯克奖砸中时，国内就有人把酸犯到了太平洋对岸。有人公开表态说，“这个奖不是我报的，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赞成她一个人得奖，我赞成国家科委批准的发明单位都应该得奖。”甚至有人联名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写信，“阻截这个奖项的评定”。

但是，诺奖是不按某些中国人所认同的“程序正确”来办事的，也不是按照地位高低、论资排辈来分果果的。诺奖委员会成员汉斯如是说：“我们是把奖项颁给受传统医学选出新药的研究者。”

宁可不要这个诺奖，也不要屠呦呦一个人独享。这个看上去正义感很强的呼声，可能符合中国特定环境下的某种思维定向，但看来并不符合拉斯克、诺贝尔奖的评判标准。价值与价值观的区别，在屠呦呦的人生际遇中昭然若揭。

在诺奖评委会看来，屠呦呦作为青蒿素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发现者”，人类有必要记住她的名字，记住她的贡献。但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这份荣誉只能属于祖国，属于集体，属于中医。这是可以拿上台面来犯酸的理由。而台面底下的犯酸，却实际上是犯难。真正的心态在于，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本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不是在数以千计的中国院士身上出现 ，而是任由一个“三无科学家”被墙外之士捧得这么高，这让那些中国正统意义上的科学家、拿着巨额科研经费的“领军科学家”情何以堪。也因此，一些肚肠酸翻了天的人士甚至怀疑，这诺奖的评委要么是有意搅局，要么是集体看走了眼。

诺奖不是完美无缺的。但诺奖挑剔的目光，今天看来远没有中国的院士评审制度来得更挑剔，也远没有中国科学界一些自以为出自正统的人士更挑剔。如果不是诺奖，完全有可能，单凭一封慷慨陈词的联名信，屠呦呦这个名字今天很难被中国人拿到台面上来说事。

诺奖没像少许中国人所期待的那样，把屠呦呦的名字从获奖名单上拿下来。这就像诺奖没像许多人所猜测的那样，把桂冠递给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而是落在寄生虫研究这个相对“小众”领域一样，诺奖的“任性”，是不以人的功利诉求而妥协的。

现实就是这样严肃，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押题，但他们能够押准上司在想什么、押准自己的哪句话哪个行为方式能够精准地迎合上面的需要，押准科研项目和经费，但他们押到了职称职务，押到了这奖那奖，却押不到诺奖。他们风光了大半生，眼见着人世的风光一下子被这个不善交际、个性直率的“三无科学家”给独占了去，心里差点酸出了血来。

心里酸，是因为屠呦呦的行政职位、教育背景、学术地位，与自己不相匹配，是因为屠呦呦的实话实说、口无遮拦的个性与这个正统的圈子文化不般配。他们看重的不是一个人的发现，不是这个“只是一个牵头人、参与者”最后的研究成果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是在这个环境中能够兜得转的被各方认可的“八面玲珑”。

屠呦呦是注定不会合群的。这个登不上中国科学领域大雅之堂的女人，不是能力与贡献问题，而是不会说英语，不会写论文，不会说顺话。她有能力改变人类生存的机体抗争力量，但她无法改变圈子化了的傲慢与偏见。她是孤独的。这个被正统学术所边缘化了的女人，自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后，在长达40年时间里，只有1977年署名“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一篇论文、2009年的一本专著，在中国的医学界刷着一份存在感。直到2011年，这个很特别的中国名字，被拉斯克奖砸中，才被人们注目。

这是中国科学领域人为的冷落，是中国人才制度的沦落。尽管今天会有各种犯酸者能够找到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兑冲这种矛盾，但再漂亮的说辞，都无法掩盖中国太多“良币”被驱逐的现实。倘若我们今天不愿面对这些现实、这个结果，我们的科学技术就会伴随着更多的张呦呦、王呦呦们被冷漠，而在自欺欺人的麻醉中继续犯酸，继续沦落。

外界的声音传到屠呦呦的耳朵里，她只能让“各种各样的说法”存在，“我姑且听之”。在科研事业的黄金时期，屠呦呦并未收获太多的名声。她的沉默和国际医学界的忽视一直存在。如今，公众对诺贝尔奖的热情在85岁的屠呦呦身上栖身，但她本人对于年事已高的无奈才是内心中最真实的情感。

“我都已经风烛残年了，还能管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嘛。”一句无奈、没有底气的话，为争论画下了个重重的大大的惊叹号！

11. 永远的屠呦呦

2015年 10月5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

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

全世界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瑞典，聚焦这个金色大厅，专注地倾听着诺贝尔奖的“心跳”。

诺贝尔奖年度颁奖大会，关乎世界人类前沿科学的今天和未来，历来备受世人瞩目。

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身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早早地聚集在这里，抢好位置，架好摄影机、照相机，长短不一，高低有致，像在打一场“战争”，把镜头的“枪口”对准了大厅的主席台，单等那一刻的到来。

高高的穹顶上巨大的金色吊灯，将中央大厅映射得金碧辉煌。在这个金色的大厅里，灿灿的金橘、火红的杜鹃、绿色的叶兰和天冬，与几百号中外记者一起，迎来了重要的历史时刻——上午11时30分。

音乐骤起。众目睽睽之下，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乌尔班·林达尔和3位评委，优雅地缓步走上主席台——发布诺贝尔奖新闻。

乌尔班·林达尔面带着微笑，先后用瑞典语、英语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以及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用“成果无法估量”来评价 2015年的获奖成果：“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坎贝尔和大村智发明了阿维菌素，从根本上降低了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的发病率。今年的获奖者们均研究出了治疗‘一些最具伤害性的寄生虫病的革命性疗法，这两项获奖成果为每年数百万感染相关疾病的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治疗新方式，在改善人类健康和减少患者病痛方面的成果无法估量。”

就在林达尔宣布的同时，他身后的大屏幕上，已随即出现获奖者的照片和简介。照片中的屠呦呦戴着眼镜，嘴角微微带笑，简介中写着“生于1930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国”。

此时，是北京时间2015年 10月5日下午5时30分。已成为全世界媒体都在寻找的采访对象，85岁的屠呦呦尚浑然不知，她正洗澡时，在客厅看电视的老伴突然告诉她：“你获奖了！”

起初，屠呦呦并未在意。很快，贺信和鲜花纷至沓来，一波波记者竞相约访——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份，让屠呦呦迅速处于一种她并不习惯的热闹之中。所有人都在为屠呦呦的获奖而兴奋异常，因为历史已因她的这次获奖而改写——中国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北京时间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获奖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示祝贺。

北京时间2015年10月6日13时，屠呦呦接到乌尔班·林达尔的正式致电，通知她获奖的消息，表示热烈祝贺，并诚挚邀请屠呦呦于2015年12月赴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大会。屠呦呦一如既往地淡定，耄耋之年的她在回应时，着重提及的，是“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认可”。

三天后的2015年10月8日，中国科协主办了“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

一个多月后的12月6日，应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屠呦呦乘机到达瑞典领奖。12月7日出席2015年诺奖得主新闻发布会，并发表主题演讲《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激起大家长时间的掌声。她在半个小时的演讲中十次提到“中医药”。她在结束演讲时说：“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话，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保护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历程，我深深地感到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两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12月10日是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是每年的诺贝尔奖隆重颁奖典礼的日子。庄严素雅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再次布置一新。

当地时间16时30分，身着亮紫色长套裙的屠呦呦，显得格外精神、漂亮，与其他领奖人逐一登上领奖台就座。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卡尔·亨里克·赫尔丁首先致辞，欢迎获奖者来瑞典参加颁奖仪式。

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的代表介绍了该奖得主屠呦呦的获奖成就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向屠呦呦颁发了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颁奖现场回荡着嘉宾表达祝贺的掌声。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金共800万瑞典克朗（约合92万美元），屠呦呦将获得奖金的一半，另外两名科学家将共享奖金的另一半。

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经济学奖的获奖者也在颁奖仪式上获颁各自的奖项，瑞典王室成员、政界领导人及其他各界人士1300余人出席颁奖仪式。

屠呦呦载誉而归。

在北京，她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屠老十分风趣、幽默、率真，像位老顽童，现场掌声雷动。

记者开口问道： “您一直在申请院士资格吗？”

“是的，一直申请。”

“为什么没有当选呢？”

“因为诺贝尔奖一直等着我！”

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为老人的乐观精神和机智语言喝彩。

记者接着问： “您获得了诺奖，可直接晋级院士，您愿意吗？”

“不，我不愿意，因为院士们要活下去！”

现场又是一阵掌声。

“您今年85岁高寿，经常喝牛奶吗？”

“不，我不喝牛奶。因为我也要活下去！”

现场更是哄堂大笑。 记者最后说：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老人答道：“别客气，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

现场哄堂大笑声、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追星当追屠呦呦。

诺贝尔奖，不仅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荣誉，更重要的，这是为屠呦呦坚守几十年的沉默，作了一个最佳的注脚，抑或诠释。

人生如烟，几十年的坚守、沉默，化成天边的彩虹，永远定格在共和国的星空，与日月同辉，变成历史的永恒。这种永恒正像恒星一样，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了渴求多年的荣耀与自豪，更为中国后继的科学研究者点燃了强大自信，为实现科技复兴民族之梦注入了无穷动力，难道不是吗？

12月22日，***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表示60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在科学研究、医疗服务、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屠呦呦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医人才，辛勤耕耘，屡建功勋，为发展中医药事业、造福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在北京中科院，院士陈凯先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说，屠呦呦的成就可以讲，是中国整体的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缩影，也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中医药的作用和潜力。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中医药是“伟大的宝库”，同时他又提出“中医药要出国”，为人类作贡献。这也证明了毛泽东先生的先见之明。

屠呦呦站在中医及中医古籍著作上而成功，就像一面镜子，让多少对中医妄自菲薄以及浅薄认知的人无地自容，也让当代国人好好地上了一堂传承老祖宗智慧的一课，这其实比获得诺贝尔奖还重要。

***主席日前对于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段讲话，精彩纷呈，颇令人深省。他说“我们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体现出国家对中医药的发展给予重大的重视和发展导向。

在采访的途上，笔者一直在回忆，曾几何时，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有人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割裂五千年历史，抛弃中医药文明，曾让人惊骇不已。实际证明，我国中医药文明史已经创造了N个世界第一。倘若放在今天，这些成就都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君不见名医华佗是世界第一个从植物中提取麻醉剂用以开刀手术的；君不见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除了提到青蒿素，同时他还记录把疯狗的脑组织取出来，涂在狗咬伤的地方，可以治愈狂犬病，殊不知这是1200年后巴斯德发现的秘密；君不见我国古代医圣孙思邈，用葱来做导尿管也早了西方数百年；君不见中国人是最早提出口鼻是传染病之源，等等。屠呦呦的获奖，昭示着古老的中医药文明之花，孕育着很多很多诺奖的因子，它像报春的红梅，也昭示着后人——屠呦呦获奖了，我坚信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屠呦呦跟上来。就像屠呦呦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去摘取诺奖王冠一样，后人还会站在屠呦呦的肩膀上，去摘取更多的王冠，为人类，亦为这个地球村作出更大的贡献，难道这还是一场永远的梦想吗？

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顽疾需要去战胜，五千年的中华医药宝库为我们提供了开门的密码，抑或钥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屠呦呦也寄语中国的年轻学者们为人类造福。她说：“我希望这次获得诺贝尔奖，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激励机制，让年轻人更努力，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传统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努力提高，为人类造福。”亲爱的青年学子们，请记住他们的话，身体力行，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去破解更多的不为人知的密码，再添一页人类的文明！我坚信，明天瑰丽的彩虹，就是你！

作者简介

陈廷一，男，军旅出身，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特贴专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2005年获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十佳”称号。《许世友传奇》《孙中山大传》和《宋氏三姐妹》分别荣获1997、1999年和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优秀畅销书奖。《皇天后土》《国土九章》分别荣获第三、四届中华宝石报告文学奖；《共和之路——孙中山传》荣获2009年首届华侨文学奖纪实类最佳作品奖；《生死系于土地》入选《北京文学》“2011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长篇报告文学《大国之怒》即将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