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昏侯墓编钟管窥汉代乐悬制度

李 蓓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100101）

江西省南昌海昏侯墓的主人是西汉海昏侯刘贺，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的西汉列侯等级的墓葬。海昏侯墓现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已于201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座墓园是由两座主墓、七座陪葬墓、一座陪葬坑、门阙、厢房、祠堂等建筑构成，墓园具备十分完善的排水设施与道路系统。自2011年发掘开始，共勘探大约10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大约1万平方米，共出土了各类文物1万余件。出土成套的编钟、编磬、瑟、琴、伎乐俑、排箫。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木牍、竹简以及耳杯、漆笥等，还有做工精美、惟妙惟肖的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以及镶嵌着宝石青、绿松石、玛瑙的铜镜等，还有近400万枚重达10余吨的五铢钱，这些近万件随葬品都代表着汉代的高超工艺水平与墓主人的艺术审美，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这些出土的珍贵文物对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海昏侯墓共出土了两堵编钟、一堵编磬。由于现今出土的汉代诸侯王编钟均遵循每堵编钟由“14件编钮钟，5件编甬钟”组成，而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却是“14件编钮钟，10件编甬钟”，明显逾越诸侯王礼制，所以有学者大胆推测，这与刘贺曾短暂登上过帝位的经历有关。而出土的铁质编磬，是历史上首次出土，也是海昏侯墓不同于其他汉代王侯墓的礼乐器物。

一、海昏侯刘贺其人

刘贺的身份极为复杂，既当过皇帝，又当过王和列侯，兼有王、帝、侯三重身份，这种特殊的历史人物实属少见，他出生到去世，恰好见证了西汉王朝由巫蛊之祸到昭宣中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甚至一度走到了政治的舞台中心，成了一代帝王，但是仅在位27天，之后就被无情的废掉，甚至背上了昏庸无道的骂名，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大臣废掉的皇帝留名史册。

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其父刘髆是汉武帝的第五个儿子，后被封为昌邑王。昌邑王刘髆并不满足，与他的舅舅，贰师将军李广利和当时的左丞相刘屈氂密谋太子之位，但后来事情败露，李广利全家被诛杀，而刘髆在第二年郁郁而终，谥号哀，史称昌邑哀王。元平元年（公元前前74年）四月十七日，汉昭帝刘弗陵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在当时的权臣霍光的辅佐下，年仅19岁的昌邑王刘贺就当上了皇帝，这是他在历史上被记录下的第一个身份，汉朝的第九位皇帝——汉废帝。他的短暂称帝时期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是这样记载的：“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乱。”所以刘贺仅仅当了27天的皇帝就被废，贬回昌邑，在历史上称其为“汉废帝刘贺”。在刘贺被废之后，霍光又辅佐汉武帝曾孙刘询当上了皇帝，历史上称为汉宣帝。（公元前65年）也就是一直到霍光死后三年，已经牢牢掌握权利的汉宣帝将霍光一门灭族，并废掉霍皇后。元康三年（前63年）三月，汉宣帝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而对囚禁于昌邑的废帝刘贺，宣帝还是抱有一定程度的防范之心，但又不乏手足之间的同情。所以在当张敞奏知刘贺被囚禁多年并且“身患风湿、举止痴傻，毫无仁爱之心”后，汉宣帝对刘贺这个“前朝皇帝”的防备之心就放下了，于是将刘贺封为海昏侯，并且给扬州豫章郡海昏县四千户封地，刘贺十多年的囚徒生涯就此结束。班固《汉书·王子侯表（下）》记载：“三年四月壬子，以昌邑王封，四年，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后。”不过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封侯仅四年的刘贺就去世了。现在之所以称刘贺为海昏侯，是因为其去世时的爵位是“海昏侯”。

从被册封为海昏侯的刘贺本人的生活习惯来看，刘贺是当时皇室的成员之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均反映了西汉时期皇族的生活习惯与艺术审美。海昏侯墓被评为2015年中国六大考古发现之一，海昏侯相关研究论文和成果，比较早的有2015年《发现海昏侯》，内容主要是介绍了西汉海昏侯墓的“前世今生”及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文章中挑选了当时发掘出的各类极具代表性的文物。2016年的 《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以更加详实的史料为依据，结合已发掘的大量文物，梳理了一大批文献古籍，通过对这些资料的逻辑推理，更加完整的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海昏侯刘贺”，使一个历史人物更加鲜活地呈现出来。

从音乐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在发掘出的这些海量的海昏侯墓文物当中，最受关注的肯定是墓中出土的音乐文物，包括各种各样的乐器以及伎乐俑等。迄今为止该墓出土的随葬乐器有：14件编钮钟、10件编甬钟、14件铁质编磐，以及琴、瑟、排箫等。除开这些乐器，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36件伎乐木俑，乐俑的姿态清晰可辨，舞蹈动作生动活泼。这些乐俑与编钟、编磐一起被放置于墓北藏椁的乐器库中，通过对这些珍贵的音乐文物的深入研究，可以对西汉时期礼乐制度以及当时的宫廷音乐生活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二、西汉墓葬所反映的乐悬制度

西周礼乐制度的建立规定了不同等级的王宫贵族使用礼器数量、舞队规模、用乐规格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严格的限制。《仪礼·燕礼》就对用乐做了明确的规定：“天子宫县，诸侯轩县，面皆锺、磬、镈各一虡，大夫判县，士特县，不得有镈，故云锺磬。”从这段文字可知，天子与诸侯可以使用钟、磐、镈，士大夫不可以使用镈，只有钟、磐。根据《周礼·春官·小青》记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这里就可以较为清楚的得知周人在用乐制度，是有非常明确的等级限制，用乐的规格数量以及排列方式分为四个等级：首先天子为宫悬，编钟、编磐、镈俱全，在东西南北四面摆放；其次诸侯为轩悬，用乐与天子一样，编钟、编馨、镈俱全，东、西、北三面摆放；再其次卿大夫为判悬，用乐编磬、编钟、无镈，分别摆放在东西两面；最后诸侯之士特悬，只有编磬摆列东面或阶间。

从上述史料中分析可知，周代严格的乐悬制度使得钟磬本身所具有的音乐属性弱化了，它并不只是单纯作为乐器而使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等级制度具象化的体现，这些复杂严苛的规定也表现出编钟、编磬这些金石之器在先秦礼乐文化中承担着独一无二的作用，这种依附于“礼”的乐器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乐悬制度中，对用器数量、用器组合、乐钟用音规则、摆器的方式等等方面都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这种乐悬制度赋予金石之器另一种内涵，也超越了乐器本身的功能，这就是不得僭越的乐悬制度。乐悬制度是先秦礼乐文化的传承，也代表了先秦礼乐文化从萌芽到成熟的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乐悬制度就是整个先秦的礼乐文化的集中体现。

在海昏侯墓编钟被发现之前，迄今为止考古发现西汉大型诸侯王墓的编钟共3例，分别为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编钮钟、山东章丘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钮钟、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1号墓编钮钟，可以看到西汉乐悬编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通过汉墓的比较研究仍然还是能够从中看到汉代乐悬制度礼乐的痕迹。

广州南越王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是一座西汉初的诸侯王陵，属于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他是赵佗之孙，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西汉南越王墓的出土也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编钟等乐器主要集中在东侧耳室，室内堆放着大量的玉、金、石、银、象牙、陶器、漆器等精美文物，还有数量巨大、品种繁多的金石之器。东侧耳室放置的乐器则依次沿北壁至东壁排列，木架横梁上挂有铜钮钟一套，一共14件，甬钟一套，没有悬挂，一共5件。编磬二套，一套位于钮钟下方，另一套则平列于地上。东墙下面还有青铜勾鑃一套8件，也并没有悬挂痕迹。编钟附近还由大到小排列放着石质编磬2套，共计18件。另外还有铜瑟、铜琴若干，漆木琴2件。根据其出土时摆放的位置来分析，这种摆放位置符合东、北两面的判悬，并不是三面的轩悬，但是如果将东墙下的一套青铜勾鑃算为一虡的话，就可以构成三面排列之势的轩悬，但是将东墙下的这套青铜勾鑃纳入乐悬的编制还待继续的讨论研究。这次出土的这套编钟使得人们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到西汉的乐悬制度。

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的发掘工作是从1999年6月开始的，迄今共出土各类珍贵文物达3000多件，其中乐器类共出土了19件编钟、107件编磬，也被列为2000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主人推测是死于公元前186年的吕国第一代王吕台，这个推测是基于洛庄汉墓出土遗物具有西汉初年的特征，并且考古工作者根据陪葬坑中出土的“吕大官印”“吕内史印”等封泥，并结合史书文献记载得出的推断。洛庄汉墓第14号祭祀陪葬坑位于主墓室的东北部，用来专门放置乐器，出土乐器初步统计有149件之多，且乐器的种类十分丰富，有编钟、编馨、錞于、建鼓、铃、瑟、悬鼓、小扁鼓、串铃等十余种。出土的乐器由北向南分为A、B、C三个区，编钟等打击乐器主要位于C区，一套编钟共19件，在架子上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悬挂钮钟14件，下层悬挂甬钟5件，其中编钟除3件破裂外，其余均完好无损。编罄6套，由北向南分两列排列，根据木架上的悬挂痕迹判断出最初悬挂于木架上，时间久了木架已全部腐朽坏掉，所以出土时已不是悬挂的状态。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呈南北方向的判悬，也不是诸侯王本应享受的三面轩悬。但是同位于14号坑B区东侧南北向立有一架由錞于、钲、铎组成的乐器架。在王子初的《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中写道：“但它们与编钟、编磬同出于一个陪葬坑，这是否暗示着、这3件青铜乐器不仅是军队中使用也可能是与钟，磬合奏的乐器，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令人惊奇的是，经仔细测听，可以发现錞于和钲这两件乐器发音和谐，竟然可以奏出协和的小三度音程。这不排除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如果结合以上情况，是否更可以说明，它们已经不仅仅是没有固定音高的军中响器，也不仅仅是一种专用于战争或集体活动。”根据这段推测，如果这组由錞于、钲、铎算为乐悬的一面，洛庄汉墓还是能够符合三面轩悬的标准，墓主的身份也符合先秦时期“诸侯轩悬”。

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于2009年底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经过考古鉴定，这是西汉早期的夫妻同冢异穴合葬墓，墓主人为江都王刘非。墓中出土一套完整西汉编钟，1号墓出土编钟一套19件，其中甬钟5件，钮钟14件，均自小到大依次排列并且分为上下两层悬挂，上层钮钟14件，下层甬钟5件，并且还出土了鎏金铜瑟枘、龙纹玉瑟枘、玉瑟柱等乐器构件。钮钟和甬钟的组合与广州南越王墓东侧耳室和山东章丘洛庄汉墓14号乐器坑所出土的编钟组合相同，这套西汉编钟为国内出土的第三套编钟，而且此墓中还发现了鎏金铜虡兽座与但鎏金龙纹铜虡业，属国内首次，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不过与之前发掘出土的西汉编钟有所不同，大云山汉墓编钟腔体内调音方式十分特殊，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例。这套编钟的调音均是通过物理方式来完成，调高音高就是挫磨或凿刻编钟内壁及音梁使钟体内壁变薄，调低音高则是采取焊贴这种方式试图降低乐钟的音高，这反映了编钟铸造技术到大云山汉墓时期已经濒临失传，皇室的钟匠都已经无法精准铸造乐钟，伴随着铸钟技术的失传，也充分反映了西汉礼乐制度的出现衰退之势，编钟成了一个封建礼乐制度的象征高居于庙堂之上，其音乐价值更加弱化。

海昏侯墓共出土编钟24件，分为钮钟和甬钟两类，其中钮钟14件，甬种10件，上面雕刻有宫、商、角、徵、羽五音，这套编钟与一同出土的编磬等乐器是独属于刘贺的乐悬构成。它的不同之处是相较之前出土的西汉诸侯墓葬来说多了一套甬钟，这多出来的一套甬钟，明显高于诸侯可以享用的规格，使人们对当时的乐悬制度又多了一点猜测，这也是海昏侯编钟最为特殊的地方。王清雷在《海昏侯墓音乐文物首次考察述要》提道：“从实际的演奏来看，其音色优美，音高准确，其正、侧鼓音的音程关系或为大三度或为小三度，均为可以演奏双音的实用器。”而且从编钟的外形和图案花饰来看，造型十分精美，区别于西汉其他王侯墓葬的编钟。所以在海昏侯乐悬编列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王清雷研究员《海昏侯墓音乐文物首次考察述要》对《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礼乐”的复古与没落》文中所言多5件或者说多一组的问题，持较为审慎的态度，他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4件钟篪和2件磬篪可以证明，这两堵编钟和另外一堵编铁磬（14件）均为完整编列。信立祥先生认为，这正可以构成《周礼》所载的轩悬。”张闻捷对此则持不同观点，在他的《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文中这样写道：“汉代编钟的使用没有形成一致的礼制规范，秦汉之后一直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应将海昏侯墓编钟独立看待，不用苛求与之前发掘的西汉编钟的悬列方式一致，可以直接从装饰纹样、悬列方式、钟体尺寸上将其理解为一套10件的甬钟和一套14件的钮钟搭配，并且从现有编钟资料来看，西汉墓葬中并没有按照《周礼》所记载的乐悬制度来摆放钟磐的用意，随葬所用钟磬与乐悬制度所用器可能是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要谨慎使用乐悬的说法来建构西汉时期的用乐等级。”

对于海昏侯墓的乐悬形制是否为“轩悬”，是这些海昏侯相关文章讨论的热点，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梳理可以发现，现今学界基本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赞同使用乐悬制度来进行海昏侯编钟的研究，并且能够提供大量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另一种则认为要谨慎将乐悬制度套用在随葬钟磬编制中，因为现今的文献资料不足以支撑西汉墓葬是按照西周礼乐制度规定的乐悬制度来进行随葬这一观点。

三、结语

第一，海昏侯墓的发现激发了学术界对墓葬与出土文物的研究，也使得西汉中期的史料更加丰富，有助于学者对西汉中期的音乐文化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二，由于墓主刘贺特殊的身份，其陪葬所用的乐悬形制也与其他西汉墓主不同，体现了这个人物身处的特殊历史背景。第三，从西汉铸造编钟的技术上看，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音乐性能良好，是当时都少有的一套实用性与观赏性齐备的佳品。但是由于目前的各项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存在着资料不足的时候只能依靠主观推测等问题。不过笔者相信随着音乐考古工作的继续深入，这些问题终会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中得到印证。

注释

①班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②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第八》.

③班固.《汉书·王子侯表（下）》.

④《仪礼·燕礼》 卷十四 .

⑤《周礼·春官·小胥》 卷二十三 .

⑥王于初.《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中国历史文物,2002(2).

⑦王清雷王长青.《海昏侯墓音乐文物首次考察述要》.人民音乐,2007.8.

⑧王清雷王长青.《海昏侯墓音乐文物首次考察述要》.人民音乐,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