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视角下科技隐喻目的语重现之取舍*

时间：2024-05-07

刘成盼刘东亮

（中国民航大学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天津东丽 300300）

基于认知维度，隐喻并非文学体裁的专利，而具有普适性，因此科学文体中存在隐喻合情合理。科技文体中的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字词元素，也不仅仅是作为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更是一个个的认知单位。科学隐喻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集体约定并广泛认同的，具有确定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而不是瞬间的、暂时的和权宜的东西”。鉴于隐喻在科技文体中特殊的认知功用，在科技翻译实践中，译者是否必须忠实地将源语中这些认知单位精准移植到目的语中，即实现一种完美的认知对等呢？

一、突破“隐喻至上论”的囹圄

1.“隐喻至上论”的盛行

截至目前，研究隐喻翻译的文献不计其数，既探讨了隐喻的重要性，也阐述了隐喻翻译的种种策略。但这些琳琅满目的研究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隐喻至上论”的错觉，即文本一到手，译者便需立即着手遍地搜寻其中的隐喻，然后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琢磨如何完美地呈现隐喻上。这种策略抹杀了译者的灵活性与创造性。不可否认，将Blackhole is a monster that devours everything翻译成“黑洞是一个吞噬一切的怪物”是近乎完美的认知对等，但如果译者另辟蹊径，将隐喻背后的隐含义明晰化成“黑洞是吸入一切物质的天体”也无可厚非。因此，任何翻译都无法脱离现实的目的，抛开一切考量而只关注隐喻的翻译并不现实。

2.信息型文本对隐喻的保留

文本按功能可划归为三个类型：信息型、表情型和感染型。这三大范畴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种类的文本。三种类型的文本基于的翻译目的和方法自然不同。例如，隶属于表情型的诗歌、散文等文本往往以情感驱动为主，无论是意象隐喻还是感知隐喻，在修辞艺术和主题两个方面均意义非凡，因此很有必要将隐喻予以保留。但隶属于信息型的科技文本主要是逻辑驱动，译者在解码源语文本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行文逻辑、客观表达等方面，而不是一拿到文本就抱着“万般皆下品、唯有隐喻高”的态度钻研隐喻。将科技类源语文本的行文逻辑在目的语中重现才是完成其信息表达与传输这个首要职责的前提。

综上所述，科技翻译在保留隐喻方面相比于表情型和感染型文本要求相对较低，若过于在隐喻翻译上下功夫，则有可能损害该类文本“表达事物与事实”的功能。之所以如此强调科技文本的翻译需以目的为皈依，其实是考虑到译者本身的局限性。正常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已经受制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如是否应该保留原文中的句法、语音结构等元素，考量因素应接不暇，精力资源已经供不应求，如果再要求译者重点关注隐喻视角，抽取过多的精力实现隐喻的完美认知对等，这种面面俱到的要求未免太过刻薄，有时甚至会顾此失彼、忽略大局。

突破“隐喻至上论”的囹圄并非否认隐喻在翻译中的重要性，而是需要综合考虑翻译的各种因素，如翻译的现实目的、隐喻对于文本的价值、译者的精力与个人的偏好等等，据此对隐喻在目的语中的再现进行取舍。

二、意象图式隐喻目的语重现之考量

1.意象图式隐喻的本质

认知隐喻观视角下，以意象图式为底色的隐喻在不同的文化中相比意象隐喻更容易找到共鸣。意象图式在我们与物质世界产生交集后印刻在思维中，这种经久不衰的印记成为日后解析抽象世界的工具和媒介。由此衍生出的意象图式隐喻数量庞大。无论是路径图式、力图式还是接触图式，都与人的生理感知相关，因此被不同文化共享的可能性较大。

意象图式隐喻在语言中并不太凸显，更多是潜藏于我们的内心中，悄无声息地为语言体系发挥着支撑作用，助我们实现认知世界的目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基于此，有时候源语文本的作者只是在潜意识中运用了这种隐喻表达；换言之，作者内心固有的认知隐喻思维催生出了这种表达。

2.意象图式隐喻的译入语重现

在传达信息类的文本中，隐喻大都不是刻意所为，译者保留隐喻的压力不大。科技文本也在信息型范畴之下，必须以高效传递科学信息为纲要，故此隐喻的修辞作用相对较小。鉴于此，在科技文本中，意象图式隐喻所蕴含的内容信息远比隐喻本身这种形式重要得多，因此隐喻的价值相对较小。对于精力有限、无暇他顾的译者来说，有时无意（甚至是有意）忽略了在目的语中对这种隐喻的忠实再现也无可厚非。

有时译者确能将源语中的隐喻原封不动搬运到目的语中且没有影响译文的可读性，如将“The light squeezes in the tiny aperture”译成“光从小孔中钻进来”，但不可否认，这种巧合式的“自然对等”不一定就是译者精准琢磨了squeeze这个意象图式隐喻后的文字实现。多数情况下，译者只是在潜意识中调动了脑中固有的认知模式，将源语中的隐喻照搬不误。

再如，“GPS breaks the ceiling of ground-based navaid”这句话中，源语作者本人可能并没有觉察到“break the ceiling”是一个隐喻。同样的，因为这类隐喻在目的语文化中也很普遍，所以译者也很有可能像作者一样无法意识到隐喻的存在，仅在脑海中重新激活了这个熟悉的图式，然后从既有的语言库存中信手拈来了目的语。基于此，译者并不一定就将其翻译成“打破天花板”，也有可能受制于表达习惯，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翻译成“打破了局限”“弥补了不足”等等。

三、意象隐喻目的语重现之考量

1.意象隐喻目的语重现的必要性

若将意象图式隐喻比作各文化共享的认知资源库，那么意象隐喻则是作者跳出资源库的局限、另辟蹊径的创新性认知，有时甚至是一种即兴发挥或灵感式的创造。这种隐喻更多是源语文本作者刻意而为之。这类隐喻中，作者搜肠刮肚或灵光闪现，为目标域找到一个非常突兀的把手，实现了一种读者闻所未闻的映射关系，借此让读者眼前一亮，甚至能够一语惊人。因为这种突兀的映射是作者本人打破固有的认知模式、突破脑中的意象图式、别出心裁的创新，所以有时即便读者与其同处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也照样能够为其所惊叹。

在科学文体中意象隐喻也并不少见，它是原文作者为实现对某个科学事物或概念的认知而精雕细琢的“把手”，是该事物或概念高度的浓缩，其承载的信息价值非常大，所以在目的语中保留这种隐喻合情合理。例如，沃森和克里克的将DNA的结构描述为double helix，这种从生活概念向科学概念的结构映射高度准确地展现了DNA的结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意象隐喻。将该结构翻译成“双螺旋”可谓是近乎完美的认知对等，目的语中如果舍弃隐喻或者转换隐喻则势必会影响读者对该新型概念的认知。

2.意象隐喻目的语重现的非绝对性

在科技语境下，精准再现意象隐喻并非绝对的规则，毕竟这种理想的认知对等受制于诸多因素。以文化视角为例，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机制具有普遍性,而不同民族语言隐喻投射的取向或概念组织转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使得认知对等很难实现，有时只能诉诸换译等策略。正如在汉语中我们只管将“飞机的头部”称为“机头”，而英语却将其称之为nose。在汉语文化中“海参”因为形同人参而得名，而在英语的认知思维下，因其形同黄瓜故命名为“sea cucumber”。有时候，源语文化中的创新元素在目的语中即使通过换译的方式也找不到对等，这种“目的语空白”是科技新词常遇到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当属“clone”，该技术刚刚问世时在汉语中无法找到相应的词汇表达，故最后将其音译成“克隆”。

除此之外，译者在目的论、个人倾向或者精力的分配等元素的制约下，有时也无法照顾到意象隐喻在目的语中原封不动的嫁接。再看下面一例：“The plane is confined into a narrow corridor with RNP technology”。其中“corridor”这个隐喻寓意着RNP这种技术可以保证飞机在航行过程中不偏离预设的航线、精准地飞行，就像规规矩矩地飞在一个隐形的“空中走廊”中，这自然是非常凸显的意象隐喻，是原文作者经过推敲而确定的一个生动形象的类比。译者将corridor翻译成“空中走廊”或“空中通道”自然是对这个隐喻的直观再现，这对于读者尤其是航空领域的门外汉来说，理解起来不费力气。但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况，若源语文本是民航领域的专业人士，针对这种考虑，译者将其翻译成“RNP技术将飞机限定在包容区以内”其实也未尝不可。其中“包容区”这个概念便是航空学中的固定术语，译者只是把corridor这个抽象的概念明晰化了，虽然舍弃了隐喻，但表达与原文几近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