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文学存在及其汉语小说文化意义

朱寿桐

朱寿桐专栏 小说文化

莫言的文学存在及其汉语小说文化意义

朱寿桐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典范作家，对于评论者和一般读者而言，其意义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方面，而是立体地体现在他的所有写作方面，体现在他的所有行为方面，体现在他作为社会人的存在的方方面面。当历史选定了莫言作为这个国度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典范作家，他的几乎所有作为以及与这种作为相关的一切方面，都注入了文学存在的命意，或者，都具有了文学存在的意义。

在汉语文化特别是汉语小说世界，莫言的文学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

这是从文学社会学范畴论述莫言这样的典范性作家的一种思路，也是一定范围内典范作家判断的一种学术范式。在社会领域中，一定的存在总是代表一定的意义，而且对于社会认知和社会评价系统而言，一定的存在其所代表的意义往往趋于单一性。鲁迅做过许多学术研究工作，还从事过包括左联在内的社团活动，然而他被历史认知和文化评价的社会存在则往往体现为趋于单一性的文学意义，也便是文学存在。类似的典范性作家还有王蒙，他做过教师，当过政府高级干部，然而作为历史认知的对象，作为更大范围和更为普遍的社会评价对象，王蒙毫无疑问被理解为一种文学存在。作为这个时代的典范作家，莫言的文化命运同样被注定：在历史认知和社会评价方面，他注定属于能够代表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文学存在。

一、社会拥有-文学存在

作家的主要事功当然是创作，作品永远是作家文坛地位乃至社会地位的评定依据。莫言的巨大声誉和影响力毫无疑问主要来自于他出类拔萃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他用一部部充沛着思想深度和历史内涵，更充沛着丰富情节和奇异构思的长篇小说，构筑起当代文学醒目而独特的一脉灿烂风景，使得他的文学影响大大超越了文学世界而进入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

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的创作者，他还须有多方面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的承担。一个艺术家充满艺匠和天才的创作可能与他的欣赏者关系更为直接，而一个典范性的作家其作品往往被赋予时代精神和民族品格的象征意义，因而有时候负载着难以承受之重，然而同时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作家的地位较之一般的艺术家更为崇高。在文化史上，作家的地位之所以崇高，至少高过其他艺术创作者，就是因为在这特殊的精神创造领域，在这集约着尽可能深刻的思想和丰沛的情感的艺术创造中，作家的社会承担和文化责任往往更为凸显，更加突出。有资料表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初是斯大林送给作家的称号，后来被加里宁演化为对教师的赞誉，但却很少被引向对艺术家的称颂和期许。同样进行艺术创作，作家的地位和社会期许一般会高于美术家，音乐家。这其中有许多原因，但作家的文学写作一般更容易被赋予更多更深的超越于艺术和技术的思想意义，应该是这种习惯性社会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一种与“社会拥有”相关的文学社会学现象。如果说作家和小说作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那么，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典范性的有巨大影响的作家以及它们出类拔萃的小说作品一经形成，便成为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为社会所关注，成为社会所拥有的一种文学存在，也同时成为一定时代小说文化的基本内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学艺术家及其作品都能够上升到社会拥有的文化层次，一定是那些能够被社会文化优选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典范性作家及其具有历史性和审美标志性的作品才能成为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拥有的对象。这样的判断并不适合于一般的文学创作者，但非常适用于莫言这样的时代文学的代表人物。莫言作为这个时代的典范性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引起的公众狂欢效应持续良久，其社会关注度远远超出一个创作者之应能获致。在社会的一般认知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类型相比较，更具有心灵和精神领域的良师益友的文化效应，以至于杰出的文学作品并不意味着为其真正的读者所具有，它们实际上与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关。莫言及其作品事实上成了社会拥有的当然对象，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阅读效应。

莫言小说作为文学存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为人们思考杰出的文学作品和即便是同样杰出的艺术品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性提供了理论参照，前者所具有的社会关注度以及社会意义总会明显超出后者。哪怕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一般都有明确的拥有者或藏家，只有在海关条例或文物法的意义上才象征性地为国家所有，正常情况下一般社会人不会对这些艺术品产生一种自然的关联感。但以杰出的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层次精神产品及其创作者，却在社会观感和文化属性意义上具有普遍的社会相关性，因为在习惯上这些杰出作品不仅凝聚着杰出作家个人化的思维结晶和审美创造，而且也体现着一定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精神收获，甚至成为一定时代精神文化的卓越代表，因而即使不是在文学教化的意义上，作为杰出的精神创造体和相应创作品的作家与作品也很容易成为社会拥有的对象。

杰出的小说作品之所以比其他艺术品更容易成为社会拥有对象，是因为以语言文字承载的这种文学作品精神内涵或思想容量往往最深密、最复杂。文学的表现包括小说的呈现，由于所借以承载的是一般工具的语言文字，而不是特殊工具的色彩或音符；色彩或音符的使用需要技术性的培训和历练，而一般工具的语言文字不需要技术性因素的参与，这样，其表现思想情感或精神内涵的自由度就相对较高，不像其他艺术需要通过特殊工具运用色彩和音符等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载体进行艺术表现，相对而言这样的表现与文学表现相比就失去了很多自由度。

一个作家的写作自由度是其作品寓含较大思想深度和精神能量的必要条件，这种自由度不仅体现在承载方式和使用工具的简单灵便，而且体现在体裁选择和写作方式的复杂多样。一般来说，杰出的作家很少局限于一两种体裁的写作，他最擅长的或许是诗歌或者小说，但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社会拥有的当然对象，他的作品必须倾注更多的思想和精神内涵，这是他对于社会、人生乃至政治、文化等等也就同时升腾起一种批评的责任，这样的批评属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范畴，有时未必一定通过他所熟悉的文体加以展开，甚至不是以文学的笔法进行操作，但这仍然是文学家的写作。莫言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文明批评和文化批评主要通过他的小说创作深刻而强烈地体现出来，由此构成的巨大批判性使得他的作品显示出震撼人心的力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度，显示出不仅仅属于文学的写作风采。同新中国所有杰出的作家如王蒙一样，莫言没有能充分地、直接地展露出鲁迅式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笔锋，因而他在文学领域批评本体的写作并不突出。但其作品的巨大批判性使得他在批评本体意义上并不缺席，他的小说对国民劣根性深度的挖掘及广度的揭示，可以列为一个世纪以来最痛楚的民族痼疾的呻吟。在他的文学世界，随处都能领略情感天地、悲泣鬼神的伟岸人格，同时也随处都能体验宵小之众、卑鄙之群的社会底蕴，他的高密东北乡就是华夏万里图的缩影，他的红高粱伟岸和卑劣并存的意象，他对红高粱敬仰与批判齐施的笔意，在《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蛙》《生死疲劳》等作品中都普遍存在着，而且展演得更生动，表现得更浓烈，使用得更自然更潇洒更出神入化。

莫言的文学存在其最实际的意义自然在于他的文学创作。他的文学批评本体和相应的文学行为也主要通过他的创作得以体现。如果说王蒙的文学存在还包含有较多的批评本体和学术本体的文学行为，莫言则是汉语新文学世界文学存在主体中最倚重于创作的特定对象。事实上，他并不是如施勒格尔所说的“一个真正自由的”的人，因为他还难以做到像鲁迅那样“能够自己使自己随心所欲地具有哲学或语文学的、批评或诗的、历史或修辞学的旨趣”；①某种意义上王蒙在朝着这样的境界努力，莫言还无暇进行类似的努力。不过，文学存在是指这样一种对象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肯定：他属于文学行为的独特主体，经常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突出主体，不过这一文学主体的早已超越文学作品甚至文学写作，他成为一种无法绕过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存在，为文学内外的世界所关注，所讨论，由此甚至延展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化现象。莫言的文学存在意义正在这里，他所有的文学写作固然是文学行为的结果，不过他即便从事其他的艺术行为甚至社会行为，如他写书法，他进入外事的角色出国访问，他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等等，这一切都会被汉语文化界以及华人社会理解为是一种文学行为，与莫言这个文学存在个体相关的文学行为，因为莫言作为文学存在个体具有足够强大的能量，使得他的一切行为都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或联想到是一种文学行为。

拥有文学存在是一个民族文学成熟的标志，文学存在的特定个体可以将文学的因素、文学的作为、文学的现象转化为全社会拥有的资源，这既肯定了一定时代一定语种文学的成熟度和优势，也围绕着特定的文学存在个体让这个时代这个语种的文学进入了社会拥有和民族生活的视野。

于是，作为汉语新文学世界的有特别价值的个体存在，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文学存在的对象，莫言的社会文化意义早已超越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的范畴，他凭借着自己的作品，凭借着作品的世界性影响及其对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杰出贡献，已经成为汉语新文学向世界文学发言的一个杰出代表，已经成为汉语文化和文学记忆中的一个必要成分和必然现象，他的文学存在已经沉淀为汉语文学史、汉语文化史甚至是汉语社会的一般性知识。文学存在就是这样，他已经或者势必沉淀为一般性的知识，而且是社会对其组成人员所要求了解的那样一种知识。作为知识对象的文学存在意味着，无论你是否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但你这方面的认知缺席会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结构上的欠缺。

作为文学存在主体，莫言正在成长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精神资源式的人物。资源的意义正在与他的“存在”。无论是他的信仰者和追随者，还是他的反对者和责疑者，都不得不围绕着他这个巨大的存在而发言。他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几乎各个层面，各种话题，各色领域，然而人们在讨论他，谈论他，引用他，评价他的时候，首先将他定位为一个文学行为主体。因此，这个重要而巨大的存在是文学存在。文学存在主体向其所在的世界展示着文学创作的核心内涵，文学行为的全部内容，还有就是辐射到文学以外的各方面影响的综合效应。这些综合效应也许与文学无关，而是渗入到了其他学术领域，如莫言的文学存在，便会在中国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文献学等许多方面引起了并且还将继续引起种种话题。程光炜教授在《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上发表的关于莫言家世的详细考证，而且可能将是系列化的考证，表明莫言文学存在的意义已经得到了学术的确立与承认。

二、莫言、诺贝尔奖及其文化情结

中国文学界，确切地说，应该是包含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及世界华文文学在内的汉语文学界，长期以来都存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某种心结。如果说荣登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殿堂意味着多少年来汉语文学界的“中国梦”，则真正将这个美梦付诸实现的文化英雄是莫言，正是他，实现了属于几辈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莫言因此非常自然地成为中国文学文化历史关注与时代关注的焦点。

早在1927年，鲁迅就卷入了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的风波。那年一位喜好文学的瑞典探测学家拟推荐鲁迅和梁启超获诺贝尔文学奖，并请刘半农通过台静农与鲁迅沟通。鲁迅感谢了各方面的好意，然后明确表示：“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②鲁迅当时讲这样的话非常真诚，因为他举到自己翻译的《小约翰》的作者——荷兰作家望·霭覃（Frederik van Eeden）就应该获得此奖。他还坦诚地表示，我们中国文学做得还不够，西方世界不能因为我们使用汉语就格外降格以授（奖），这显示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所具有的捍卫汉语文学的尊严，了解汉语文学的弱势，胸怀世界文学的坦荡与毅力。很显然，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并未密切到进入正式提名程序的地步，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表明汉语文学界已经关注到诺贝尔文学奖并表示出足够的尊重，表明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对这个奖项确实非常看重，评价甚高，更表明鲁迅的伟大真诚与谦逊。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畅销书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获奖作品《大地》虽以英文写成，并在美国畅销，但它所描写的是中国农村的故事，赛珍珠又在中国长大成人，并以汉语为第一母语，因此人们习惯于将这位美国作家的获奖与诸多的中国因素联系在一起。这也成了汉语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一次无法绕开的渊源。此后，战祸频仍，内乱不断，文学主流立意于社会事功，甚至一度割断与世界文学界的联系，汉语文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也就逐渐被人们忘却。有消息说这期间瑞典文学院分别运作过老舍、沈从文获奖事宜，但相关运作的最终结果出现之前都得到了相关作家不幸去世的信息，因而汉语文学在有限的两次机会中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也许是沈从文憾未获奖的消息在发酵，1980-1990年代之间的中国，汉语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汉语文学世界的讨论热点。评论家们纷纷探讨和分析诺贝尔奖的评审机制，翻译家们在暗暗选择可能的对象，一些作家则在谋篇布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进行努力，一些国外媒体和评论者则在煞有介事地做出各种预言或者发表各种言论，当然还有不少网友参与进来，然而一年又一年的期盼，一年又一年的失望，相当一段时间内，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汉语文学世界的一道不说难受、欲说还休的话题，一种包含着焦虑、沮丧甚至有些忿忿不平的情绪，甚至是一个排解不开的心结。

2000年，著名剧作家高行健出人意料地以在异国他乡写出的长篇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高行健当年获此殊荣并没有令中国文学界彻底解开这个心结，因为获奖者本人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国际身份，也因为他获奖作品并未得到汉语文学界的广泛承认这一基本事实。这个多少有些尴尬的诺贝尔文学奖③并未引起汉语文学界的足够的总体兴奋，其所导致的尴尬具有多重性态。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谴责这样的颁奖，使得一个文学奖大而无当地引发了国家立场的抗议，这种夸张的过激反应使得当局显现出某种尴尬。

也许有了高行健获奖的铺垫，莫言获奖没有给汉语文化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性的震动，没有在汉语文学以外的世界形成一般想象中的持久轰动效应。但莫言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莫言以他巨大的成功带给汉语文学世界的种种正能量具有长时间的效能。2013年4月，莫言在澳洲的中澳文学论坛上表示：“再过六个月，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会出炉，到那个时候，估计就没人理我了。我期待着。”几个“六个月”过去了，莫言仍然是汉语文学世界和汉语文化圈中的热门话题，莫言的“期待”将继续落空。这其中的原因正在于：既然诺贝尔奖事实上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特别是小说文化的建设，莫言势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当代文学文化的焦点，即使他事实上可能从阅读和研究的热点逊位，他也将注定会成为文学文化及小说文化的轴心。

三、莫言文学与汉语小说的文化地位

厚重的家乡生活体验，厚实的文化阅读经验，加之天生的丰富想象力和天才地操弄语言的能力，使莫言成就为一个风格独特、底气雄厚的作家。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又是一个具有鲜明风格特征，并在坚持自己风格的基础上努力建构独特文学世界的雄心勃勃的作家。汉语新文学世界的普遍欢迎与接受，诺贝尔奖等世界性大奖的获取，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他以鲜明的特色建构属于自己文学世界的企图心并不是一番狂妄的野心。莫言文学的风格特征是这样地鲜明强烈，以致任何读过其作品的读者，无论是否喜欢，都无法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是一种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所难以获致的印象。它精神粗犷，语言奔放，情节波诡云谲，人物纷繁复杂，既反映出一个文学巨擘自由快意的写作狂欢，也体现出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摄人心魄的超人技艺。莫言善于写历史，写饱经磨难和灾难的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以自己的家乡——山东高密甚至是相对狭小的东北乡为创作基点，透过这片偏僻、贫穷而丰富、神奇的土地，折射乡土中国主要是近一百多年的内乱外患，悲壮狂恣与血雨腥风，其中有英勇的流血，壮烈的牺牲，也有苟且的存活，贪婪的掠夺，有正义的呐喊，血性的抗争，也有宵小的背叛，屈辱的呻吟，有残暴的虐杀，兽性的荼毒，也有如水的柔情，如歌的温馨。近代中国的天道纷乱，现代中国的烽火连天，当代中国的天灾人祸，在莫言的创作中得到了如此生动、翔实而充满荒诞的谐谑性的表现。如果说托尔斯泰可以称为俄国历史的一面镜子，则莫言的文学浑似中国近现当代历史的一面哈哈镜。

哈哈镜由凹凸不平的镜面造成，利用物距、象距之间各个点的差异性，形成焦距的变换，从而使得镜中同一平面的成像呈现出奇异怪诞的效果。将这样的成像原理用诸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文明、社会及种种事件的取视，并加以文学的表现，可以成为解读莫言文学的一种路径或一个视角。莫言瞩目于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风貌，不断变换自己的视角，调整自己的聚焦，或推远焦点以模糊处理棘手的事件和人物，或拉近焦点甚至采用显微透视方式细腻地表现历史动作和人物行为与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或直接采用变形乃至穿越的技巧，将铁一般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在某种荒诞或怪异的意象中付诸文学表现，然而这样的荒诞有着浓厚的现实演绎的成分，这样的怪异传达出的是对现实的批判与重铸的激情。因此，这其实就是莫言的小说，既被人们视为荒诞，同时又使得即便是很苛刻的批评家也无法否认其现实主义特质的原因。

这架结构复杂、成像丰富的哈哈镜，面对历史的宏大和开阔，特别是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所采取的往往是推远焦点的措施，使得这些历史的必然对象既成为其文学的必然对象，又可以避开正面表现，甚至可以进行模糊和淡化处理，而将大量的笔墨留给底层的凡俗人生。正因如此，《檀香刑》中面对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涉及袁世凯等重要历史人物，都采取焦距推远的策略，使得这部历史传奇成功地淡化了而且最终避免了宏观叙事。在宏观历史与微观人生之间，莫言更习惯于关注后者，他的写作激情往往与社会最底层痛苦的呻吟或放恣的狂欢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上层社会和高端人生，他宁愿采取隔空观望的办法，推远焦距予以淡化。《丰乳肥臀》中作家有意写到康生在胶东的土改，但往往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将更浓厚的写作兴趣交付给凡俗的人生。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视若无睹或完全回避，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作品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使得作品丧失时代的纵深感而浮掠在历史的表层面。但过多地停滞于宏大叙事之间，较多地黏附于重要人物言行，会使得作品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局限于事实的方寸，小说顿时会失去灵动的活力与自由的魅力。莫言的小说立意于历史批判，纵横于时代透视，在并不回避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前提下，推远观察和表现的焦距，淡化乃至模糊宏大叙事的应有内容，从而体现出历史批判的灵活度，体现出时代透视的自由度。

相比于推远焦距以缩小宏观历史的痕迹，莫言更加擅长拉进焦距以扩大日常人生的成像。他善于将生活现象和人们的心理，甚至包括写作者自己的心理状态，以放大甚至夸张的笔法进行显微式的摹写与刻绘，有时甚至是令人心灵震颤、令人毛骨悚然的解剖与展露。惊悚的如《红高粱》中活剥人皮的残酷与惨烈，神异的如《丰乳肥臀》中，游击司令肩上的一块肉被日本人砍下之后，兀自在地上跳荡，被司令捡起来按在原部位以图恢复，但那块肉却又赫然跳下，直待伤者将其摔死，才得服贴，然后任凭包扎。这种夸张的笔法以一种无法忍受的变形处理，其悲烈、惨烈、暴烈，却正是为倔强而刚阳的生命及其固有的价值哀哀哭号，呼天抢地，让读者震动、震撼、震惊，在这震动、震撼和震惊中体悟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疼痛，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或是推远焦距，或是拉进焦距，其文学处理的效果往往是变形。莫言最擅长变形手法，也稔熟于变形构思。他广泛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经常利用民间文学中的鬼灵精怪作为借助载体承载他所要呈现的现实故事，因而许多批评家由他联想到他那个非常著名的同乡——蒲松龄。其实莫言与蒲松龄，除了都对民间故事特别是狐鬼故事

感兴趣而外，很少有共同之处。如果说在蒲松龄那里，民间的狐鬼故事就是他的叙述对象和言说本体，则对于莫言来说，传说中的鬼灵精怪的故事只是他构想或者组织现实人生故事的一种寄居的外壳，一种借助方法，甚至是一个叙事角度，他所要借此、凭此讲出的故事都是现实的活剧，都是历史批判和时代透视的沉痛结晶。《生死疲劳》于此显现得最为清晰。“主人公”西门闹几番“投胎”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最终为病态娃娃，通过这六道轮回的主体的“眼光”，审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以来的种种变革，审视和批判了在多重政治背景下山乡巨变而人性依旧的惨痛现实。民间神话中的六道轮回说只是成了作者结构故事的一种方式，成了作者获得全面地、历史地、现场感十分强烈地进行叙事的“全知视角”的一种借口，成了他的一种叙事载体，作为说故事的人，作家非常自如地抽身离开了“西门闹”这个人物的行为限制，而通过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轮回”，不断获得不同时期面对不同人群的现场参与权和现场陈述权，从而非常自由地完成了数十年的历史传述。这部小说是典型的东方“变形记”，同卡夫卡的经典作品一样，变形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寻找一个突破人物行为限制的“全然而知”的全知视角，为了由此视角挣得的写作者叙事和掘现心理的自由。当一个变形的“人”成为一个类似于甲壳虫式的具有不明所以的神秘来历的动物，或者当一个“人”获得了几次数番投胎转世的经验并且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所具有的就不仅仅是处处在场的目击和窥视的能力，由这样的能力演化而来的“全然而知”的“全知”视角，它还可以深入到凭借人力所无法抵达的人和“动物”的心理世界，进行类似于超声波一般的心理透视和灵魂透视，这样的视角就不是一般的“全知”视角，而是“超然而知”的“超知视角”。莫言的许多小说，都通过人物的变形，世态结构的变形，时间空间的变形转换等等，成功地进行着这样的“超知”叙事。

莫言是一个对历史充满好奇，对现实充满责任感的作家，几乎每一部作品都立意于对历史的清算和对现实的反思，在清算和反思中悄然蜕脱了政治的判断，甚至往往游离了世俗是非的判断，而以人性的真切，生命的赞美和善的讴歌，恶的抨击为社会学、伦理学和美学的基准。这样的清算和反思，尤其是试图蜕脱政治判断其实也就是拒绝了政治借力之后，往往显得十分艰难、沉重甚至危险，于是作家只好采用哈哈镜的成像原理，以不断变焦的灵活与狡智让历史的面貌变得时或清晰时或模糊，让时代的尘影变得时或失真时或祛魅，让严酷的现实在叙事中变形，让如铁一般真实的人生在变形中卸去一些沉重，抹去一些惨痛，沾上一点幽趣，染上一点诙谐，于是完成了哈哈镜表现历史与现实的程序，也抵达了哈哈镜处理真实成像的效果。

莫言30多年的文学创作，成就了他自己的辉煌，成就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辉煌，也成就了汉语新文学的历史性辉煌。他的业绩不仅使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范畴内建立起崇高的声誉和卓越的功勋，而且也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学界，特别是汉语新文学创作界，面对世界各语种文学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等等，建立了历史的自信心，恢复了时代的自信力。如果说鲁迅当年诚恳地推却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正式提名，乃是基于对中国现代文学自信力的不足，则莫言的获奖，一定意义上将这样的自信力恢复到了时代的顶点。

在电子文明全面袭来的传媒时代，汉语的重要性甚至汉语的传播作用都被直观地搁置一旁，而在几辈作家或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或为此奖上下求索而屡遭败北的情形下，汉语文学的前途似乎显得颇为幽暗，甚至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的正当性都愈益显得有些模糊或暧昧，从审美意义或艺术追求方面，汉语文学一度似乎失去了本该应有的自信。莫言的巨大成功恰如一炮兴奋剂，使得包括当代中国文学在内的汉语文学重新拾起对于传统写作的趣味与信心，使得包括当代中国文学在内的汉语文学在一定意义上重新获得了社会的关注与承认。虽然文学界一般认为，仅凭莫言的成功并不能使得已经边缘化的文学重新回到社会文化的中心，但在社会文化生活已经将文学边缘化的传媒时代，如果文学能够像这样时时被关注，时时成为舆论和大众兴趣的热点，就足以说明它值得肯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意义。

莫言文学的巨大成功带来了各种嘈杂的议论，这种议论包括对莫言文学的不认同，例如莫言作品的“残忍的刺激”，莫言语言的“病态”等等。无论这样的批评和指责是否符合事实，符合学术理性，是否出于个人好恶，它至少可以让中国人和汉语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某种遥远感和疏离感，以及由此遥远感和疏离感激发出来的神秘感。这是我们理性地、客观地对待诺贝尔奖的心理基础。曾几何时，汉语文学经常遭到来自内外批评界的毁灭性否定，类似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危机说”、“垃圾说”连续不断，此起彼伏，这些批评一方面可以振聋发聩，另一方面也多少影响当代汉语文学家的自信心乃至于影响整个汉语文化世界对于汉语自身的信心。莫言获奖以一种并不高调的姿态打破了这些妄评、酷评、恶评的符咒，让包括汉语文化圈在内的人们重新审视汉语文学及其可能前景，让汉语文学界对于汉语文学自身恢复了本来应有的自信。诺贝尔文学奖历史性地肯定了莫言，当然也在世界文坛的宏观视野中成就了莫言，但更成就了汉语文学，成就了汉语文学的自信力及伟大前景。

朱寿桐 澳门大学

注释：

①［德］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②1927年9月25日致台静农，《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62页。

③参见《汉语新文学通史》（下），《尴尬的诺贝尔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