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短篇小说“文革”叙事中的儿童视角

杨 红

哈金短篇小说“文革”叙事中的儿童视角

杨 红

海外华人作家哈金小说中的“中国情结”主要体现在“文革”叙事中。无论是长篇《等待》《在池塘中》，还是短篇集《小镇奇人异事》（台湾中译本《光天化日》），其叙事都与“文革”紧密相关。其小说集《小镇奇人异事》中的十二个短篇都有较为独特的“出场方式”：“每个单篇都起着支撑别的故事的作用，整个书构成一部地方志式的道德史。但《小镇奇人异事》写的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时代。”这部短篇集中有两篇完全是以儿童视角的切入作为“出场方式”的，一篇是《光天化日》，另一篇是《皇帝》；其他篇什也间杂同一成分，这构成本集子一个独特的叙事特点，同时也是哈金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内容。

《光天化日》通过“我”（外号叫“白猫”的小男孩）的眼睛来见证那个疯狂异化的成人世界，其叙事核心：对一个叫穆英的老暗娼的批斗。《皇帝》也是从“我”（还是叫“白猫”的小男孩，这构成哈金短篇小说整体叙事框架中内在的逻辑连贯性）的视角切入，叙述相同环境下儿童世界的权力争霸斗争，其中的“丛林法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前文所述，运用儿童视角作为叙述的另类方式来呈现“文革”的作家作品并不在少数，只是其他作家多从纯洁天真、对世界充满新奇、好奇甚至是探求心理的儿童视角来进行叙述的，以追求险恶环境中一个心灵的“桃花源”和人性湮灭之下的一个绿岛，作家往往有意将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隔裂开来进行叙事。而哈金则大为不同，他小说中的儿童世界少有天真纯洁的阳光，更多的是冷漠、残忍、血腥和人性的异化。

哈金借刀于《光天化日》和《皇帝》冰冷刺骨的叙述语言，确实把人性恶的一面剖解得皮骨尽显。难怪有学者用“东方主义”或“新东方主义”来批评哈金小说的创作宗旨，更有研究者从“道德批判”和“国民性批判”的层面入手对其进行阐释。如此论调当然是针对已经离开中国大陆、似乎已经置身事外的哈金所做出的跨国评判，其中难免猜测和武断甚至包含意识形态的成分。如果我们细读哈金这个短篇集的序言，或许对其创作动机会有个客观公正的理解。在序言中，哈金所提到的小说中的“歇马亭”是以辽宁省金县一个叫亮甲店的小镇为原型的，他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上大学后，我去过亮甲店两次，觉得这地方真是太小了。当年的顽童们都长成大人了，可是似乎在心理上并没有多大成长，他们还在谈着打架吃酒之类的事。我在那里生活了十二年，几乎整个童年都在那里度过。来美国后，常常想起那个地方，也许小镇上的许多东西都已经消失了。在某种意义上，我写《小镇奇人异事》是为了把一些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人和事物保存在纸上。不管是严酷的，还是温暖的。”可见，哈金或许只是纯粹出于中国情结而对往事所做出的自传忆旧型叙事。出于中年人生对过往缅怀也好，还是一个异国游子对故国的爱恨交织的想象也罢，哈金的创作动机更多来自文学本身和人的情感需要，而绝非为生硬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或包含居高临下的审视意味。

哈金于1985年出国。当时国内文坛关于“文革”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稍后的“寻根文学”相继粉墨登场，很多人仍然沉浸在那场浩劫所带来的巨大伤痛之中。哈金在美国写完《小镇奇人异事》是在1994年，当时已到了后“文革”叙事阶段。时隔多年再来思考那段特殊的历史，更多的可能将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从多个角度来形象化地回顾历史，其中包括个人、社会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因此，哈金于当时叙述童年中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自然会慎重考虑独特的“出场方式”。惟其如此，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在铺天盖地的“文革”叙事中独特而显眼，才能使读者从文学审美和社会两方面都受到有意义的启发。

正如与哈金有着类似“文革”记忆的莫言在参加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节目时所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进行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宽容的作家。……我这种‘文革’期间是一个儿童，只有十几岁，我一个十多岁的孩子都觉得我也洗不干净。我没有正面打过老师，但我也从背后往老师身上吐过唾沫，或者投过土块儿之类。即便我是一个孩子，我也能感受到在‘文革’期间，有一种巨大的痛苦，就是恐惧，生怕被甩到这个群体之外。……所以很多人实际上是被裹挟进去的，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参与，违心地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无独有偶，另一位与哈金也有着类似“文革”童年记忆的严歌苓，她在《穗子物语》系列的《拖鞋大队》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小女孩姜蔻蔻为了重新回到“拖鞋大队”，不择手段地和“拖鞋大队”那帮女孩合谋陷害一直都在保护着她们的恩人耿荻。如果说，莫言上面一段话是发自肺腑的，是对“文革”童年记忆所作出真诚的总结，那么严歌苓和哈金小说中的“文革”童年叙事，则无异于又增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准确和生动的注脚。

上文以当代汉语小说创作为背景，在文学版图上肯定了“文革”叙事儿童视角的存在，从而确定了本文对哈金小说中这一视角呈现进行论述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此为基础，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哈金的小说上，来评析他小说中“文革”经验叙事的儿童视角的独特性。或者说，下文将会通过哈金具体的短篇小说文本来解读“文革”叙事的儿童视角。

其实，哈金儿童视角的独特性与其创作动机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可谓因果关系。从“白猫”这个小主人公身上，我们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其中的独特性至少有二：一是通过“白猫”的眼睛来叙述成人世界对妓女批斗的全过程，而不是一般的对“反革命知识分子”的批斗。再有，妓女与性直接相关，用儿童视角来表现，看似矛盾和不妥，实则充满隐喻性和社会矛盾的张力；二是通过“白猫”的眼睛来讲述受成人世界权力斗争严重侵蚀的儿童世界中的权力争霸斗争。前者看似有些游离于社会事件主流之外，后者是主流社会事件的溢出，甚至是直接表现因主流存在而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前后二者看似均非主流，然而又与主流密不可分。这或许正是哈金小说该方面题材的独辟蹊径之处。哈金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警醒和告诫世人尤其是父母：任何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都不应该也不能成为阻碍给孩子最美好最人性化教育的借口；在任何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父母都应该而且必须竭尽所能给孩子健康的身心教育，让其有一个美好未来。

哈金以非主流的形式道出了一个普世的主题，正如他本人所言：“我想强调为什么一个人的声音这么重要，因为文学不脱两个基本定律，一个是普世的，一个是特殊的，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目标。我们总是透过一些特殊的具体的、小的细节，表现普世的、永恒的东西；也就是从具体的事物开始，再慢慢延伸到永恒的、无限的境界。”如果说鲁迅“救救孩子”的思想是中国新文学一个优良传统的话，那么哈金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对鲁迅精神的继承，而在这种继承中又充满了时代性或历史特殊性，是对现代小说流脉的一种注入和丰富。

哈金小说“文革”经验叙事正是利用不谙世事的儿童的眼睛，通过对种种特殊的、具体的、小的细节来呈现的：透过“白猫”沉着、客观以及近乎冷漠的叙述，映射那个荒诞年代成人世界的残忍、人性的泯灭；家庭和社会教育中的儿童身心健康教育严重缺失；逼仄存在着的童心、童真、童趣中闪现人性光辉。

首先，让我们通过文本中的细节，来看看“白猫”是怎样沉着、客观以及近乎冷漠地给我们讲述了那个荒诞年代成人世界的残忍和人性的泯灭。

在《光天化日》中，当穆英在批斗中被迫坦白与嫖客之间的一些细节时，“我”（“白猫”）听到的关于围观人群整她的言语是如此的不堪入耳、恶毒和无人性：“剃她的光头！”“五马分尸！”“点她的天灯！”“往她脸上拉屎！”“毙了她！”“砸碎她的脑袋！” “白猫”在火车站听到了穆英丈夫孟粟被火车轧死的不同说法时：“……不管怎么说，他反正死了，碎成好几块了。”“这天晚上我往家走的时候，听到穆英在烟蒙蒙的傍晚哼叫。‘送我回家呀，哎，救救我，谁能救救我呀？你在哪儿？你怎么来带我回家呀？’她躺在汽车站那边，独自一人。”这些场景和话语通过一个孩童的眼睛来重述，显得尤为真实可信。就像咸亨酒店里的那个小伙计，对孔乙己的悲惨人生是最直接和可靠的见证者。成人世界人心纷扰，对穆英的悲惨人生或许早已麻木无视，而这些人类的粗暴行径于一个孩童而言却可受到恰如其分的心灵冲击。这也是小说叙事真实性的一种体现。

当《皇帝》中的派出所所长朱明抓住被本立冤枉的孙子、扛在肩膀上往派出所走去时，“我们都跟过去，想看看派出所把他怎么样。那些挑粪的人指着在空中使劲蹬腿的孙子仰头大笑，然后他们就挑起粪桶往榆树村去了，其中一个人担着一对空桶。”“派出所蓝色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砰’一声，我们听见朱明把一个身体摔在地上的声音。”然后，朱明和沈力不分青红皂白就对孙子施以拳打脚踢，孙子招架不住只能屈打成招。孙子的叔叔将他从派出所领出来时，“白猫”和其他男孩看到小伙伴完全变了样：“孙子两眼乌青，嘴唇肿得老高，黄汗衫上沾着鼻血，胸前‘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个红字也被弄得字迹模糊了。”读者读到此处，或许不仅看到了那个年代成人之间的血腥暴力，同时这种暴力也延伸到孩童的世界中，使代际关系被彻底破坏和割裂，人性之恶在此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爸爸是“走资派”被开除，本立一家将被送到乡下劳改，“第二天上午，我们都聚到本立家帮着装两辆搬家的马车，叫我们吃惊的是，周围邻居们一个大人都没来……”；绿村的“皇帝大皮帽”被孙子残忍地修理时，“粪叉的一个齿儿穿透他的小腿。他在街面上滚着，骂着，哭着，喊着。怪了，一个大人都没有出现。”“一个大人都没来”和“一个大人都没出现”，前者以大人为主，后者以小孩为对象，无论是针对大人还是针对小孩，都不可能有“大人”温情人性的出场。成人的残酷冷漠和孩童因受成人世界的影响而变得残酷冷漠，由此可见一斑。

哈金在《运》中借主人公唐虎的独白，也表达了成人世界的人性泯灭：“人是野兽，互相踩，互相咬，你杀了我，我吃了你。所有这些村干部都在吸我们骨髓，喝我们血，不是吗？”在《复活》中，鲁汉为了逃脱因为和自己小姨子通奸而被逼向村干部坦白所有细节的困境，趁夜离家上山出家当和尚，“夜里很凉，有月亮，到处是虫鸣蛙叫。他倒不怕遇上狼，他怕遇上的是人。对他来说这是最毒的动物，最可怕的东西，因为只有人才知道怎么陷你于死地。”当代小说中类似的叙述并不鲜见，但透过孩童的眼睛来进行如此赤裸的陈述，可谓寒凉刺骨。其中寄寓着对社会和历史的满腔愤怒和呐喊、控诉以及对孩童的深切怜悯、关爱与同情。

其次，透过“白猫”的眼睛，一个儿童身心遭受严重戕害的荒诞社会又重现眼前。在如此荒诞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该环境阴影笼罩下的家庭中，儿童教育中最基本的人性关爱和人伦道德荡然无存。儿童身心的健全发育、成长似乎与社会和家庭无关，不仅任其自生自灭，而且催生其扭曲变异。

《光天化日》中，哈金将“我”（“白猫”）和其他顽童置于加入批斗妓女穆英的人群中，而且几乎全程参与。小说开始时“我”奶奶问“光腚”是否要给穆英游街时，“光腚”回答：“是啊，咱们街的孩子全泡她家看去了。我来叫白猫。”祖孙辈的问答是如此的自然，看似不经意，但其中的隐喻意义是十分丰富的，这无异于扭曲变异的中间一代做了其中的桥梁。这些乍看有些诡异，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学校对儿童的性教育都是缺乏的，也是特别隐蔽和委婉的，可说是一种忌讳。然而于此处，妓女用身份和身体无形中给儿童进行了一场性启蒙，其中的荒诞性是可想而知的。哈金的创作动机或许正在于此：利用读者惯性思维中认为匪夷所思的生活现象，来反思成人世界非人性和龌龊的一面，并进一步控诉成人世界给儿童身心造成的严重戕害。

这点还从另一个不经意的细节中得到体现。“我”奶奶给“我”讲的故事都是成人世界中非正常的两性关系，如津津有味地讲述过去男女通奸暴露后对奸夫和淫妇的处罚手段是“点天灯”，其中所有细节竟然是和盘托出。奶奶的腿脚不灵便，只能靠“我”成天在街上东游西荡回家后把所见所闻讲述给她听来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奶奶却毫不关心孙辈的心灵会承受如何的污染和冲击，更不会想到会给“我”未来身心健康成长带来什么阴影和后遗症。孩童们挤在批斗妓女穆英的人群中，听着大人们饶有兴致地逼着她交代与所有嫖客交易过程中的所有细节，并不时地掺杂其中起哄，面对如此情景竟然没有一个大人在意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在《皇帝》中，几个无知无聊的顽童藏在路边的沟里，准备向迎面经过高高堆有蜂箱的马车的车把式进攻，小说如此写道：“离我们大约五十步远的地方，站着五个掏粪的农民，正在刺槐的树荫下歇着，十只装满了屎尿的粪桶散发着臭气。他们满有兴趣地望着我们准备袭击敌人的车辆。”最后由于顽童们的无知和那几个成人看客的麻木不仁，差点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车把式几乎送命。派出所所长朱明在抓到被冤枉的孙子后，和同事沈力采取非正当的刑讯逼供，逼迫他承认是悲剧的始作俑者。孙子的叔叔到派出所后，“我们还以为孙子的叔叔会对民警发火，叫我们吃惊的是他骂的却是他的侄儿。‘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在街上惹祸，嗯，小兔崽子，我恨不得杀了你或者饿死你。’他朝他扇着耳光。”执法者知法犯法，即使面对不谙世事的孩童（何况还是无辜的）也像对待阶级敌人甚至是畜生一样处置，最基本的人性表现都没有，也就更谈不上采用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来对待犯事的孩子。或许更为可悲的是，孩童的长辈迫于执法者的淫威如此作为，虽则符合中国民情，却仍令人唏嘘不已。在此，儿童成为一个极为有效的叙事道具，或者说是媒质，这使叙事本身更为触目惊心、立体化和更具真实感。叙事过程中作家可谓未动声色，但透过这些细节的耐心陈述和推进，弦外之音却声响异常。家长的教育行为毫无半点温暖和亲情，面对本已受到非人折磨的孩子，却再次施以怒骂加巴掌。对孙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身心损裂。如此环境和经历，或许正是直接导致孙子后来变得残忍无比的前因。

最后，或许是出于对小说叙事的情感宣泄在某种程度上的节制，在对“白猫”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哈金无论用怎样冷漠的笔调来描写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其实他也一直在均衡着文学的其他重要功能，比如审美性和祝福性。在这点上，或许更能看到哈金小说的文学性和温情的一面，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也寄寓了作家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希望的不曾破灭。从而，这又使得哈金的小说在极寒笔调之下散发出来的几缕阳光，体现了一个作家采用儿童视角的初衷以及“救救孩子”的深切愿望。这还是一个作家的良知所在，社会责任和担当所在，说到底，这与文学了解人性和追求真善美的本质属性相关。这或许也是构成哈金小说独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哈金小说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现能体现人性光辉的童心、童真和童趣。然而，有论者却持不同见解，在有针对性地对哈金短篇小说进行道德缺失这一方面进行研究时认为：“《光天化日》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方在于从叙事者到作品的每一个人物，都不可原谅。……就是那些孩子也不能引起我们的怜悯，他们从生命的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不知道生命的正义与尊严，或者说是被革命暴力的正义与尊严遮蔽了他们幼稚的心灵。”依笔者来看其实不然，无论是《光天化日》还是《皇帝》，顽童们的游戏其实充满童趣：“武器”有木头手枪、木头大刀、土块（禁止使用石头等硬的东西）等；各种游戏如大瓶盖、扇洋牌、飞刀、斗蟋蟀等；没收“敌对阵营”的“战利品”无非是像蝈蝈笼子、弹弓、瓶盖子、玻璃球、子弹壳之类。而且，顽童们对周围人、事的判断终究是本能地流露出童心和童真，这种童心的流露不仅会勾起作家本人中国经验之下的美好记忆，同时也能让读者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

《光天化日》中妓女穆英被押到街上批斗时，“穆英穿着天蓝色的连衣裙，这使她和那些总穿着工作服和长裤、规规矩矩上班的女人不一样。实际上，连我们小男孩都看得出来，她长得漂亮，可能是我们镇这个年纪的女人里最好看的。虽然她已经五十了，却一根白发都没有。她有点儿胖，可因为长着长腿长胳膊，显得很气派。我们这里大部分女人脸色憔悴，而她却白白亮亮的像新鲜牛奶。”孩童对美有种天生的敏感，而且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少受世俗的干扰；也就是说，尽管面对的是妓女，可孩童们用没掺杂质的眼睛看到的是美，在所有人对妓女指手划脚时，孩子们说出来的是《皇帝的新装》里的孩子说出的真话。这种童真是人的本性的流露，同时也通过孩童的这种品质对大人世界进行另一角度的无情针砭，至少可以说正是大人对美进行了无情的摧残。又如，当所有大人都在哄笑穆英说自己丈夫性无能时，“大虾”很疑惑，问“光腚”：“什么意思？笑什么？”这同样是童真的流露，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却又发人深省，正所谓含泪的笑。

很多时候，哈金将童真、童心和童趣这些温暖的一面与大人世界中的冷酷、无情的一面夹杂起来平行叙写，从而产生了某种互为映衬的效果。或者说，两极双方的特性在都得到很好呈现的同时，又充分表现了各自的复杂性。于是，其中看似游离甚至气若游丝的儿童本真的一面，在此显得更加显眼而弥足珍贵。

小说末尾“白猫”看到被批斗后的穆英（“她躺在汽车站那边，独自一人。”）时的心理活动；《皇帝》中顽童们因无知犯事孙子遭冤被朱明扛起来往派出所走去时，“‘操你们奶奶的！’孙子朝我们喊道，哭着，吸着鼻涕。……”“我们在外头急得要命，从没见过民警会这么对待犯事的小孩，我们都一心想把他弄出来……”；本立要走的前一天，“我们”给他办了个欢送会，特地买了汽水、熟螺丝、冰棍、月饼、奶糖、甜瓜山楂糕，回忆一起度过的时光；这些情节和细节都把孩童纯真的一面表现了出来。与儿童相对的是，作家又通过他们的视角表现了另一个世界：“第二天上午，我们都聚到本立家帮着装两辆搬家的马车，叫我们吃惊的是，周围邻居们一个大人都没来……”“粪叉的一个齿儿穿透他的小腿。他在街面上滚着，骂着，哭着，喊着。怪了，一个大人都没有出现。”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认为，小说中写的是孩童们的经历，却在咬着牙对大人的无情、麻木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痛斥。

哈金就是这样，用冷峻的语调，透过儿童稚嫩的眼睛，一边冷眼描画着那个特殊年代愚昧疯狂的成人世界，一边又给我们沉痛地陈述了儿童身心所受到的戕害。浸透在小说中的理性直指家庭和社会对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和健全人格培养的严重缺失；只是，哈金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借用暗藏其中的童心、童真、童趣来给我们以希望——人性之中的善、真、美。哈金小说中的这种悖论式的叙事力量积聚起一股内在的张力，不仅给读者以历史的反思，而且使小说具有可供阐释的开放性。

我们很容易发现，哈金的小说与张炜等其他当代作家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各有特性而呈现出不同面貌，都在共同构筑当代汉语写作中的一种重要而不容忽视的叙事模式。但是，如果撇开各自的差异，所有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又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显示出某种人生恒常性与世事难测不居的矛盾意味”。

杨 红 长江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②哈金：《〈小镇奇人异事〉序》（王瑞芸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第2页。

③许戈辉：《不说闲话多写字——莫言》，《灵魂的独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8-9页。

④哈金：《历史事件中的个人故事——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演讲》，《华文文学》2011年第2期。

⑤罗义华：《论哈金短篇小说的道德问题与国民性批判》，《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⑥杨红：《张炜长篇小说〈半岛哈里哈气〉的三个阅读视角》，《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