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忍的探索者和深刻的思想者

何弘

李佩甫的创作是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一同起步并延续至今的，在30多年的时间里，每个时期他都有重要的作品问世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李佩甫一次次与中国的顶级文学大奖失之交臂，他也一直没有得到与其文学成就相当的重视与评价。全面考察李佩甫的创作历程，认真解读李佩甫的文学作品，会使我们对李佩甫的创作有更深入的认识和更正确的评价。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佩甫作品的价值终会得到正确认识，并在文学史上占据其应有的地位。

李佩甫不是天才型的作家。那些才华横溢的天才型作家随便拿个故事都能讲得津津有味，而且常常是形式感极强，使人惊艳。李佩甫的成功是通过一天天、一年年的坚持，在不断思考和探索中苦修得来的。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李佩甫没有像很多天才型作家那样，回避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疑难点，着意通过新颖的表现形式、出人意外的视角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他一直坚持以正面强攻的姿态面对社会生活并努力做出有深度的艺术表达。李佩甫有散步的习惯，每天晚饭后，他都会一个人在大街或小巷中长时间地散步，这差不多是他在写作之余唯一的锻炼方式，而这段时间也是他集中思考的时间。在回答《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的提问时，李佩甫曾这样描述他的散步习惯：“很多个晚上，我穿越大街小巷，像狼一样在各个街头徘徊，想写好作品，想找好素材，想找好方向，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一年年日积月累，他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对人性、对命运等问题都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对小说这种文体的表现特征也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我想，也正是这样一种对文学的执着、对艺术的坚守、对社会的思索，才成就了李佩甫，才使他的作品有了难得的厚重与深刻。

全面记录时代经验

小说是时代经验的记录。当然，所谓时代经验需要通过处于时代变迁中的个人经验进行表达。在很多评论家的笔下，李佩甫通常被归入乡土作家的行列。实际上，在30余年的写作历程中，李佩甫作品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当下、从农村到城市、从田间地头到工厂兵营、从底层小民到政界高层、从一般工人到商界精英、从贫困穷人到资本大鳄等各种人物、各个方面，可以说相当全面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时代的经验。

李佩甫的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目前所知他最早的作品发表于1978年第1期的《奔流》，这一年，他共发表了《青年建设者》、《谢谢老师们》等3个短篇小说。他也因此从工厂调入市文化局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但李佩甫真正显示出文学创作上的才华是在他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之后。在紧接着的1987年，他在《小说家》发表了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1990年发表中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画匠王》，1992年发表中篇小说《豌豆偷树》。此后，他尽管也创作了曾引起一定反响的不少中短篇小说，如1996年发表于《青年文学》并被《新华文摘》转载的《学习微笑》以及当时以中篇发表后来被补充进《李氏家族》的《败节草》等，但他主要的创作精力开始转向长篇，先后创作了《金屋》、《城市白皮书》、《底色》、《羊的门》、《申凤梅》、《城的灯》、《等等灵魂》、《生命册》等长篇小说及《颍河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故事》、《红旗渠的儿女们》等电视连续剧。

1986年，李佩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在《小说家》第5期发表。受当时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这部作品把笔触伸向了平原乡村遥远的过去，着力通过一个家族的变迁，描写几代人不同的命运，特别是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金钱和权力对数百年乡村伦理、文化的改变。

1988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屋》在《当代作家》第6期发表。在这部作品中，扁担杨村外出打工的杨如意回来村中，在村头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小洋楼，“它像怪物一样竖在人们眼前，躲是躲不过的，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能看到它，它简直把一个村子的光线都收去了”。这座“金屋”作为一个象征，成为平原大地的异数，代表着商业社会对农业社会的冲击。

1989年，李佩甫的《送你一朵苦楝花》在《莽原》第3期发表；1990年第1期《北京文学》发表了他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同年他还有《黑蜻蜓》、《画匠王》、《村魂》3个中篇发表；1991年，《小说家》第2期发表了他的《田园》；1992年，《长城》第4期发表了他的《豌豆偷树》。此外，他创作的同类作品还有《乡村蒙太奇》、《满城荷花》、《红炕席》、《带锯痕的树桩》、《天眼》等，至此，他关于平原农村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基本告一段落，除1998年应《十月》之邀创作并于第5期发表了《败节草》。

这些作品描写的基本都是变革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以感恩的姿态表达对于土地的热爱，是李佩甫此一时期作品的基调，也正因此，作品时时显露出对于冲击乡村文化与传统的金钱与权力的批判锋芒，并有了厚重的底气和深沉的意蕴。而此一时期李佩甫着墨最多的正是处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挤压中的人物，作者带着深刻的理解与深沉的爱描写他们在变革时期的生存状况与奋斗历程，揭示在时代变迁中人们的挣扎与无奈，这些人物也因此被塑造得立体、圆满、鲜活、生动可能正是因为李佩甫对土地的这份情感、对农村生活的细致表现，很多人都把他看成一个出身农民并主要写农村题材作品的作家。实际上，李佩甫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在经历了几年短暂的知青生活后就进厂当了工人。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也并非他着意的选择。他说：“许多年来，在我的创作意识里是没有题材概念的，我只是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这是一个缓慢的认知过程，不是要翻题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平原，我是指记忆中的‘平原’，一直是我创作中需要一次次重新认知的‘大地’，是我创作的源泉。”所以，李佩甫着意选择的并不是农村，而是“平原”，是“平原”上生长的一切，包括传统的农业形态，也包括她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当然根本上说是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人的生存与生长，包括其中不少人各种各样的逃离和回归。正因如此，李佩甫作品的表现范围得以大大拓宽。

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城市白皮书》在李佩甫的整个创作中是显得相对突兀的一部作品。在创作了大量表现农村生活并以此获得广泛关注之后，李佩甫把目光转向了城市。这部几乎完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选取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主要描写了李佩甫对城市的内在感受，着重表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对人们内心的影响。这是李佩甫全面关注并处理城市经验的第一部重要作品。

在此之后，李佩甫重新回到他的“平原”。1999年《中国作家》第4期以“特别推荐”方式全文刊出随后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羊的门》，是他对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生长的植物和像植物一样生长的人的最深刻、最具价值的书写。根据李佩甫在《羊的门》扉页上用《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的一段话给这部作品做的题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羊”就是作品所描写的广大民众，或者说“人民”，也就是芸芸众生；而“羊的门”就是“耶稣”，在《羊的门》中，“羊的门”可以说就是呼天成，或者说呼天成自认为自己就是“羊的门”。正因此，我们从呼家堡这个小小的村子中看到了整个中国和它的历史。呼天成仅仅是一个村子的首脑，而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的却是带着农民意识和中国传统君权思想的一些领导人的影子。这部作品也因此显得更具穿透力和包容性。对于这部塑造了一个“国中之国”呼家堡和一个“东方教父”呼天成的作品，李洁非称其“是一部改变了五十年来中国乡土文学面貌的作品，一部前所未有地演绎和再现了‘封建集权主义’的特质的作品，一部对于当代中国史有着百科全书式的意义的作品。”

2003年，《城的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时，李佩甫已经确定了创作“平原三部曲”的想法，《羊的门》、《城的灯》是其前两部。与《羊的门》相比，《城的灯》表现的生活面显然更为开阔，它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里描写了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的精神史，很好地把握了大的社会趋势。同时在这部作品中，李佩甫用很大篇幅写了他此前作品从未涉及的部队生活，而且写得真实而生动，是其作品表现范围的进一步拓宽。在与周百义的对话中，李佩甫谈到了《城的灯》相对《羊的门》的拓展，他说：“就《城的灯》这部小说来说，它的不同，首先在于‘城’的出现，‘城’的诱惑。写的是‘逃离’和‘建设’。如果将《城的灯》与《羊的门》相比较的话，前一部是客观，而后一部更多的是主观；前一部诉说土地的沉重，后一部则是‘植物’（人）的精神成长史。”

在大家都以为李佩甫会一鼓作气完成“平原三部曲”第三部作品的时候，李佩甫转身将目光对准城市，创作了《等等灵魂》，于2007年1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将整体背景转移到了现代都市，整个故事基本围绕商战来写。小说在现代背景下，围绕商业竞争这个金钱、权力角逐的主战场，深入描写了人性的挣扎、畸变和追求，并发出了召唤灵魂回归的深情呼唤。单从作品的表现范围而言，这无疑是李佩甫作品题材范围的又一次拓展。

到2012年，李佩甫终于完成了他“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生命册》，作品在《人民文学》发表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生命册》是快速转型的中国当下经济文化社会的真实写照，作品的表现范围更是有了极大的拓展。小说以一半篇幅描写了以普通的中原村庄无梁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自五十年代大集体、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至今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发展变迁，全面描述了乡土中国几十年来的变化。作品的另一半篇幅以作品主人公吴志鹏在城市的生活、工作经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作品通过吴志鹏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经历，对知识分子、文化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沉浮做了准确的描写；通过吴志鹏与骆驼的合作，对国企转制、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本经济的运作以及官、商、媒体、金融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等有着很好的表现；通过与吴志鹏各种各样的关联，描写了如传销、官二代、艺术家、上访户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物形态。作品把两位主人公的活动背景放在这几个当下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更好地表现了与乡土中国相对的另一面。当然，作品也有对二三线城市以至县城的描写。如此一来，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作品中就有了非常全面的表现。不唯如此，《生命册》不仅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大众心理有着全面的反映，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现代经济运转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大众心理同样有着深刻的反映，同时对大众心理以至人性有着深刻的揭示。这部作品对整个平原各种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及各色人等的生动描写，对都市芸芸众生相的精彩描摹，使之成为一种描绘当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文学作品。

深入思考时代变迁

1995年，李佩甫把目光转向城市，创作了《城市白皮书》。这部写城市的作品，通过揭示家庭这个细胞的病变，透视了几十年来社会变化的历史，其中依然隐藏着李佩甫对土地深深的眷顾，因而把城市看作一个病态的社会，始终秉持着坚决的拒绝和批判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白皮书》还带有某种站在农业文明的立场上批判城市文明的意味。但在坚决批判城市病态的同时，作品并没有表现出末世的悲观或绝望，作品最后给孩子施洗这个情节，清楚地显示出李佩甫用精神追求、灵魂来拯救社会的意图。在以后的创作中，这一点得到不断发挥，堕落与救赎成为他中期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

《城市白皮书》之后，李佩甫重新把目光转回“平原”，创作了使其获得广泛声誉的代表作《羊的门》。与之前的作品不同，《羊的门》对于土地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再一味地唱赞歌，而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羊的门》写出了一个“国中之国”，塑造了一个“东方教父”的形象。但《羊的门》虽然主要写的是作为“教父”或救世主的“门”，更关注的却是其治下百姓的“羊”，向读者充分展示的是“羊”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只是在李佩甫这里，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个作品谱系中，“人民”总是勤劳、善良而伟大的，而那些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殊人物以种种恶劣的方式对“人民”进行奴役、剥削和压迫，因此对这些特权人物必须予以批判。《羊的门》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出现其实与“羊”自身的问题直接相关，有必要对“羊”本身、对“羊”生存的土地——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进行深刻的反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才显得更为厚重。因此，《羊的门》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穿透力和巨大的包容性。这部作品在展现“门”、“羊”及其生长的“土地”的过程中，穿透、超越了对具体事件的描绘而直接深入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和现实的政治基础中，因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作为“平原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城的灯》没有获得像第一部《羊的门》那样的广泛赞誉。但是，这部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具有突破意义的。在中国新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的发展史上，贫穷一直作为光荣的象征被赋予正面的意义，而《城的灯》则审视了贫穷的负面、阴暗面，对贫穷的毒与恶进行了深入的拷问，表达了“贫穷产生罪恶”这样一种社会思考。以前，我们总是把乡土、田园视作理想的生存环境，甚至是精神家园。但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李佩甫的作品，特别是《羊的门》和《城的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深入剖析土地与人的关系，他把这比喻为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城的灯》中老梅关于“树”，特别是盆景的一段论述，讲的其实就是环境对人性的扭曲。通过作品我们看到，所谓“田园牧歌”只不过是文人的幻想。长期以来，农村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因素及其所造成的持续的贫穷，对人性是一种极大的戕害，使人性被扭曲，自私、冷漠甚至残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当今农村的现实环境，特别是贫穷对人性的摧残，就很容易使人性中恶的一面表现出来。所以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其实都有一种逃离的心态，甚至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对于冯家昌逃离过程中表现出的无情、自私、放弃人格等，甚至不能称之为恶，而只是一种现实的生存技巧和手段。《城的灯》用大量的篇幅讲述的就是冯家昌及其周围许多人逃离的故事，它触及了当今中国社会城乡二元对立的现实，并对此做了很好的表达。但可贵的是，在《城市白皮书》中那个已经出现的拯救主题在此清晰地被呈现了出来，成为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城的灯》在“逃离”之外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回归”。冯家昌等人拼命逃离的结果是进入了城市，但现实的城市并非人间净土，与农村相比它一样充满了罪恶。那么人世间是否存在一方净土，或者说精神家园在哪里呢？《城的灯》通过刘汉香这个人物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寻找并回归精神家园的故事。而且相对来说，“回归”是《城的灯》的根本主题。《城的灯》的内在结构可以和《圣经》相比，它们都是关于逃离与回归的故事，都是关于受难、拯救与复活的故事。在上梁村，刘汉香可以说出身高贵，她的受难完全是自觉的。而刘汉香得知被冯家昌抛弃，进城而后返回的经历，其实是一次精神上的死而复生。然后，刘汉香自觉承担起了拯救者的责任，并成为一名殉道者。所以，刘汉香就是基督的现代化身，就是“城的灯”，照亮了人们回归精神之城的道路。这样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品，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很有现实意义。

《城的灯》之后，李佩甫暂停了“平原三部曲”的写作，完成了描写商战的作品《等等灵魂》。应该说，在此之前，李佩甫的作品在人性的描写上已经非常深入了，他总是努力把人物的性格往极致上推，他对生活在中原文化背景下的人的精神和性格的揭示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出其右的境界。《等等灵魂》写的是一个商业帝国的建立和坍塌，但延续的依然是“堕落”和“救赎”的主题。李佩甫多次表述过这样的看法，当人们从物质的匮乏中走出之后，精神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社会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患精神疾病。所以，他的小说要关注人精神上的失落，要写人的精神成长史，他提供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部“精神病相报告”。李佩甫此前的两部主要作品——《羊的门》和《城的灯》——名字就来自于基督教的《圣经》，这表明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明显有一种宗教情怀作为支撑。所谓宗教情怀并非对于某种特定宗教的笃信，它只是表明，作家在有意识地追问人的存在的终极问题，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问题，对人的终极关切成为他关心的重点。在《等等灵魂》中，我们看到，不只是任秋风，苗青青、江雪、邹志刚、老刀、胡梅花、胡跃进，以及郭老大、老千、薛行长等，都是在贪婪地追求着权、钱、色，都处在“从本质向生存转化”的“堕落”过程中。从这个角度说，尽管李佩甫一次次写到与权力相关的故事，但真正让他感兴趣的并非权力本身，而是人何以会如此追逐权力，人性中何以因此生长出恶的东西。李佩甫也没有就此止步，他在努力寻找到一条救赎之路。作品中，上官和小陶就提供了对抗“堕落”的道路，那就是“信”。从这个意义上讲，《等等灵魂》是李佩甫思想上更趋成熟的一部作品。在《城市白皮书》中，他更多还是站在农业文明的立场上以审视和批判的眼光看待城市，因而看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所以才有“城市病了”这样先验的结论。在《羊的门》中，他通过一个村子，向我们展示了“羊”——芸芸大众和“门”——统治者及其生长的土地，促使我们对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两部作品更多体现的是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与《羊的门》相比，《城的灯》有一个突破，就是作者开始努力寻找出路，让刘汉香以自身的牺牲化身为“城的灯”，照亮人们回归精神之城的道路。但《城的灯》的下半部，可能主要是在这样的宗教情怀的支配下完成的，在现实生活中，作者其实并没有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所以显得不够扎实，现实感不足，多少显得有些飘。而《等等灵魂》在这一方面就做得非常成功，它在看透了人性的弱点、人类生存处境的无奈之后，仍然以美好善良的情怀包容世界，并力求以自身的绵薄之力努力改变世界、消除人性中丑恶的东西。不像刘汉香那样具有宗教殉道的意味，小陶和上官尽管也像刘汉香一样“信”，但她们选择的是从实实在在的小事做起，开个花店，把美好的东西带给人间，开个书店或到山区支教，以文化民，遏止人性中恶的充分发育。应该说，如何对抗人性的弱点，如何消除人性的丑恶，如何使世界更为和谐美好，《等等灵魂》提供的是一条更为现实的出路，它使我们在无神的年代，依然能“信”，能从身边具体的事物中发现生存的意义，能够在内心有种坚定的力量去对抗堕落，留住灵魂。回顾李佩甫的创作，可以看到，自《城的灯》以后，其作品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让我们在人性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生长，在对人类存在处境无奈的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的孕育，显示出了一种博大、宽容的情怀以及善良、美好的愿望。

在此之后，李佩甫终于推出了“平原三部曲”的压卷之作《生命册》。其中，吴志鹏这个“背着土地”在都市行走的知识分子，不仅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50多年社会生活的亲历者、观察者，同时也是一个深入的反省者、追问者。也正因此，《生命册》不仅是50多年中国广阔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更是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国民精神的透视图谱。吴志鹏吃百家奶、百家饭在农村长大然后通过读书走进城市成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和成功商人的成长经历，正是当今中国迅速城市化的社会现实的一种隐喻，李佩甫对平原的持续书写因此显示出了重要的意义。“平原三部曲”的基本主题是土壤和植物，即在一定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及生长可能。《羊的门》描写的是一个“东方教父”的成长，重要的是，这部作品重在探究封建集权形成的土壤，对“人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因而又被称为“人民批判书”。《城的灯》则重在探究生长的方向，作者以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塑造了一个“圣母”式的人物刘汉香，以图帮助我们找到回归精神之城的道路。这部作品改变了过住“金钱是万恶之源”的庸常思维，对贫穷，特别是精神贫穷，进入了深刻反思，揭示了贫穷对人性成长的巨大伤害，可以说是一部“贫穷批判书”。《生命册》则更为宽阔、更为本真、更为质朴，它更贴近我们的生活经验，更贴近现实的生存环境，它对如何过上理想化的生活的思索与追问与每个人的内在精神追求高度吻合。堕落与救赎或受难与拯救一直是李佩甫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也是基本的内在结构方式。到《城的灯》，作者将这个主题与这种结构方式推向了极致。但这样的方式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写作中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以至于刘汉香只能走向死亡成为一个“殉道者”，而刘汉香这个理想人物形象也多多少少显得有些虚幻。《生命册》则重新回到坚实的土地上，走进了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当中，努力从中国现实的土壤中，从中国人现实的生活经验中，探究人类追求理想生活过程中的建设与破坏，寻找“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生命册》较之前两部书名的改变，其实表明李佩甫放弃了过去的思维方式和结构方式，转而以中国化的方式来理解时代和人生、探究人的可能性和命运的奥秘。因此，《生命册》可以说是李佩甫为中国最近五十多年来时代与人生撰写的新《易传》，传达了作者对时代变迁中众生命运、人生秘局的参悟心得。描写在某种文化土壤中人的生长，一直是李佩甫创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羊的门》关注的是权力文化，描写了集权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生长；《城的灯》关注的是人性，揭示的是贫穷对人性的伤害；《生命册》关注的是“土壤”，揭示的是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能性。总体上说，李佩甫的这些作品，剖析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广袤的中原土地上、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在喧哗与骚动的都市中奔走的各色人等的灵魂状态。

持续坚持艺术探索

在谈到中原作家群的时候，以前评论界常用的一个词是“慢半拍”。因为在形式探索盛行的八十年代，河南作家很少能领风气之先，显示出这方面的才华。这其中应该也包括李佩甫。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李佩甫的创作，就会发现，李佩甫其实是一个文体意识极强的作家，只是，他很少为形式而形式，为创新而创新，他总是把形式的创新与内容的厚重结合在一起，稳扎稳打地将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一起向前推进，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大气。

在3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许许多多的评论家在谈到“先锋写作”、“现代派”、“后现代”等与文体相关的问题时，从不会想到李佩甫，似乎他从来就是一个只会老老实实靠经验写作、用故事讲话的作家。实际上，从写小说开始，李佩甫就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并在不断的阅读、思考、实践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而最能体现李佩甫文体探索精神的则非《城市白皮书》莫属。这部作品采用日记体的形式，通过一个不会说话孩子超能的视角和魏征的现实视角展开叙事，描述了一系列感觉意象，赋予声音以颜色等，将物人化，使小说于荒诞中显出真实，于巧妙中显出深刻，于灵动中显出浑厚。这部作品舍弃对城市现实的具体描写，把它作为一种心理状态予以表现，显示出李佩甫从整体上把握时代与社会的艺术表现倾向。实际上，远在此之前，李佩甫发表于1989年的中篇小说《送你一朵苦楝花》就已经带有明显的理性思辨色彩和自我剖析特征，这些在《城市白皮书》中再次被体现出来，并成为他以后创作的基本特征之一。《城市白皮书》尽管不能说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李佩甫由此摸索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为其以后的创作找到了很好的表现形式，为其代表作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比如其散点透视的手法，在《生命册》中就被更好地加以利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经过《城市白皮书》的探索之后，李佩甫终于开始了其代表作“平原三部曲”的创作，产生推出的就是在各方面都趋于成熟的《羊的门》。《羊的门》在表达上突出的地方在于其语言的张力和充沛的激情。在叙事上，这部作品以历史和现实两条线索交织进行，扩大了作品的包容性，同时也避免了作品的平直和单调。作品正是在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中，完成了对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历史的描画。与描写新中国成立前的那段历史的《白鹿原》相比，《羊的门》的叙事显得更为智慧，它花费笔墨不多，以隐喻性或寓言式的方式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自五六十年代至今四十年的历史。接下来的《城的灯》，同样采取了两条线索交织的叙事方法，分别描写冯家昌和刘汉香的现实与精神历程，依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至此，李佩甫基本找到了自己的小说叙事方法和表现风格。

而作为“平原三部曲”收官之作的《生命册》，在延续其以复调叙事提高作品表达效率的特征的同时，又有了进一步拓展。这部作品浓缩了作者五十多年的成长历程，凝聚着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塑造了一大批遍及城乡各个行当的人物形象，其表达效率之高、表现力之强，当下长篇小说鲜有能与之匹敌者。《生命册》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其中涉及的一系列人物和事件，许多并无直接关联，全靠我的讲述才被串在一起。因此，整个作品的结构，从横向看，呈放射状展开，分写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及其命运变迁。也许正因如此，李佩甫称这部作品是“树状结构”，即由“我”这个枝干向不同的方向伸展出一个个枝杈。虚拟讲故事现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种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技巧，在李佩甫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生命册》正是通过“我”的讲述，从乡村到繁华都市，从底层小民到上层高官，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富豪，从五十前的生活到当下的现实，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很好地分别描绘了出来，使作品的生活宽度和厚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而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在吸收中国传统小说表现优长的同时，并未放弃现代小说的叙事优长，并使二者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从传统小说“说书”的角度看，作品向横的方向伸出了一个个枝杈，故李佩甫称之为“树状结构”；如果按其内在的时间走向和空间转移看，作品的总体叙事脉络非常清晰，即以无梁村为代表来描写中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农村的变革，以我在城市的生活来描写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变革，全书共十二章，基本上奇数章节写的是现代经济背景下城市生活的故事，偶数章节写的是传统经济背景下农村生活的故事，到最后一章，两条线才合并起来，这样的结构其实是典型的“复调”叙事。《生命册》的这种叙事方式使作者可以以最经济的笔墨从容表现不同时代乡村和城市、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农业经济与现代经济不同环境中人们的生存现实；第一人称自我言说的方式又可以很好地表达作者的思考和感受，比如他对中国传统命理与时代变迁中人的生命可能性之间关系的思考等，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命册》的写作，体现了作者举重若轻的叙事功力，其表达方式使作品在表达经验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上都有极好的效果，是真正高效的艺术表达，对中国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有创造性的贡献，代表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一流的艺术水平。

李佩甫是一个特别讲究语言的作家，语言考究、富有诗意是其创作的一贯特点。在谈到小说创作时，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语言就是思维，过程不可超越。”可见他对语言的重视程度。在过往的写作中，李佩甫湿润、诗意而又蕴涵意味、透着力量的语言，甚至多少会给人一丝雕琢的感觉。在《生命册》中，李佩甫保持了他一贯讲究语言的特点，而且表达得更加自然、从容。因为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而且是以重新叙述的方式展开故事，作品的语言因而带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这使读者阅读《生命册》时可能会觉得语言不如《羊的门》等作品那样富有诗意，那样有冲击力，但这部作品语言的自然从容及由此透出的人物内心的淡定，却是过往作品所没有的。尽管语言较为口语化，但《生命册》的语言仍然极具韵味、极耐琢磨，会让人觉得每一个词的意蕴都是那么的丰富，每一个词似乎都关联着广阔的世界，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作品的意涵也因此显得空前的充沛。

大的方面，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通过总体象征、隐喻这些具有表现主义特征的手法来传达对于时代和人物的总体理解和把握，小的地方，通过贴近现实、精细描摹日常生活中震撼人心的细节等方法来提供作品的表现力，是李佩甫作品基本的艺术特征。因此，李佩甫的小说特别重视细节，在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让人过目难忘的细节。比如在《城的灯》中，点心匣子、脚上的蒺藜、地上的枪眼、分鱼、打耳等细节，哪一个不令人赞叹？李佩甫对细节的重视，使他在电视剧创作上也有突出的表现。从《颍河故事》开始，李佩甫相继创作了《平平常常的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申凤梅》、《红旗渠的儿女们》、《等等灵魂》、《河洛康家》等多部电视连续剧本及电影剧本《挺立潮头》等，从而以一个优秀编剧的身份蜚声影视界。我们见到过许多作家因电视剧本的写作而使小说创作的表现力大打折扣。但李佩甫则在电视剧的创作中，发现了电视剧细节密度高、桥段精彩、情节紧凑的优长，并把它用在小说创作中，从而能够以不长的篇幅、精妙的细节，展现众多人物的命运，如《生命册》就描写了春才、梁五方、虫嫂、杜秋月等一个个人物的命运变迁，使作品的可读性大为增强。

对于李佩甫的创作，一些论者对其人物形象以至细节的重复使用多有诟病。李佩甫常说：“过程不可超越。”这种重复实际上是他不断探索和深入思考这样一个过程的见证。如果以时间顺序阅读李佩甫的作品，就会发现，这些重复出现的主题、人物、细节、事件，其实处于一个不断丰富深化的过程中，这种重复实际上如滚雪球般在不断放大，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使作品内涵更加丰富，使主题思想更加深刻。

作为一个富有责任感与担当精神的作家，在30多年的探索与思考中，李佩甫扎扎实实地稳步推进，以其一系列作品，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国数十年的时代变迁，在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代表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这样的成就单靠文学方面的一点才华和聪明是做不来，靠的是在历史责任感驱使下不回避艰难、持之以恒的坚持。在和我谈到一些作家的创作时，李佩甫由衷地说：“顿悟的最终比不过苦修的。”我以为，这正是他对自己创作历程最深刻的体认，也是值得每个年轻作家记住的名言。

“我还会写，不过会有一个充电期。创作不能太功利，首先要把它变成精神的事情，变成产生快乐的事情，虽然创作在某一个阶段是苦的。”对李佩甫，我们有理由保持充分的信心和期待，相信他会有更好的作品带给读者更多的惊喜。

注释：

①舒晋瑜《李佩甫：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25日第18版。

②《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单行本于1999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李氏家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也出版了同名版本，把其中篇小说《败节草》的内容作为一条线加进了其中。

③《底色》是根据其描写工人生活的电视剧《平平常常的故事》改写而成的长篇小说，1997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④李佩甫《金屋》，《当代作家》1988年第6期；单行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⑤舒晋瑜《李佩甫：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25日第18版。

⑥《羊的门》引自《新约全书》的题记是：“……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⑦语见李佩甫《羊的门》封四，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⑧周百义《李佩甫：我一直在研究“土壤”》，《中国文化报》，2003年3月20日第3版。

⑨《城的灯》的名字来自《新约全书》的一段话：“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⑩《李佩甫：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舒晋瑜采写，《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25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