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

张维阳

经过十几年的沉淀积累，李佩甫在2012年最终完成了他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1999）、《城的灯》（2003）、《生命册》（2012）。李佩甫将书写的笔端深植中原的腹地——豫中平原，他笔下的“平原”是中原的缩影，书中的“平原人”即是中原人。“平原三部曲”凝结着李佩甫对于中原人精神根性的把握和对其精神现状的思考，它传承百年的文学传统直面中原人的“国民性”，展现了在现代化大潮中中原人的变与不变，揭示了中原人进入“现代”的艰难与复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堪称是中原人的“精神史诗”。

一

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五千年的文明使仁义、孝悌、勤劳这些美德融入了中原人的精神内核，但个性泯灭、权威崇拜、重私利这些特质也由于悠久的历史而顽固地存在于中原人的性格之中。《羊的门》的主人公呼天成本是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基层干部，他因熟稔中原人的传统文化心理，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使呼家堡人对其俯首帖耳，他俨然成了平原上的教父，呼家堡的君主。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展示，《羊的门》呈现了“乡土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图画”也揭示了中原人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与《浮躁》中的田中正、《湖光山色》中的詹石凳和《玉米》中的王连方这些恶霸式的乡间“土皇上”不同，呼天成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当家人。他克己奉公，一心想把呼家堡带上繁荣富裕的康庄大道——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人民的好公仆”。但同时，他在呼家堡说一不二的权威又和那些“土皇上”并无二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呼天成这个“复杂的、既有中国传统又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中原农民形象是小说取得的最大成就。”现代化的想象，对不发达的中国农村来说，是个不可抗拒的诱惑。作为呼家堡的设计师，呼天成要让这块儿土地上的人以传统道德观为精神根基，以集体主义和他的个人立法为信仰，以发展经济为目标，过上现代化的生活。

呼天成个人权威的树立是以传统道德为基础的，他正是抓住了村民们对传统道德的集体无意识信仰，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形象。正如书中所说：“在这样一个村落里，真正的统治并不是靠权力来维持的。他深知，村一级的所谓组织并不具备权力形态，因为它不是村人眼里的‘政府’。在村人们眼里，‘政府’才是真正的‘上头’，而他仅仅是‘上头’和‘下头’之间的一个环节。那么，在呼家堡，要想干出第一流的效果，就必须奠定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是靠智慧来完成的。那就是说，他必须成为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一个。对于那些‘二不豆子’、那些‘字儿’、‘门儿’不分的货、那些野驴一样的蛮汉，他必须成为他们的脑子、他们的心眼、他们的主心骨。”呼天成个人权威的合法性，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他个人的魅力，要“成为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一个”，就要求呼天成在品德和能力方面都要胜人一筹，而品德又是前提。正所谓“臣民顺从君主，因为君主以身作则；君主能够要求臣民服从，因为他的美德给了他这种资格。”为了树立自己的榜样形象，呼天成的隐忍和无私可谓让人叹服：经济上他简省，身为带领村民致富的领头人，他甘愿和村民拿一样的工资；情感上他克制，他深爱秀丫却坚决不跨雷池一步；为了建集体新村他捐出了自家的八棵大槐树……传统道德不但使呼天成的个人权威在呼家堡人眼中具有的了合法性，也给了他辖制呼家堡人的工具。

当呼天成的权威受到威胁时，他是不能容忍的，哪怕这威胁来自鬼神，他也要与鬼神一争高下。村民刘全之女溺亡，刘全一家根据乡俗“捞魂”，竟引来众多村民围观、跪拜。呼家堡只能有一个“主”，为了打倒鬼神在村民心中的位置，呼天成当众捏死了小娥的“灵魂”，正是这一捏，村民们畏其如鬼神。摧毁了鬼神崇拜之后，呼天成为村民们竖起了个人崇拜之外的又一信仰——集体主义信仰。从开集体会到村里的“斗私批修”运动，再到后来的新村建设、练集体操，呼天成不断强化集体在村民心中的地位，使村民们对集体有了归属感和敬畏心。对集体的服从使呼家堡产生了强大的合力，最终取得了村办企业的巨大成功。与集体主义相配套的是平均主义，在呼家堡，呼天成为全村定了工资，上至呼天成，下至放羊的老汉，工资都是一样的。在住房方面，呼天成主持兴建的新村，“房子的格局是一模一样的，房间的布局是一模一样的，连家具摆放的位置也是一模一样的……”。村民们似乎乐于吃“大锅饭”，除了出走的刘庭玉，村民们没有反抗平均主义的意念。

呼天成利用传统道德在村民中树立了权威，“政治正确”的集体主义又可以获得政府的认可，官、民中间的小角色由此一步步在呼家堡建立了他的“王朝”。呼天成的成功一方面来自他个人的才智，同时与呼家堡人的愚昧、迷信、虚荣、麻木也密不可分，他们被辖制、被禁锢却不自知，沉浸在丰裕的物质中心满意足。

呼家堡在呼天成的带领下成了亿元村，在物质方面实现了巨大的成功。但集体的成功是以丧失个人的主体性为代价的，正如市委书记李相义造访呼家堡时感叹的：“这里只长了一个脑袋啊！”。呼家堡对“现代”的追求，只停留在物质和技术层面，呼家堡人的精神实际上是处于被奴役的状态。物质的丰富并没有使人们走向自由，人在物质丰富之后依然被物化。呼家堡村民们的价值就在于做好自己“螺丝钉”的本分，这里不允许有异类。人们甚至没有选择离开的权力，出走被视为叛逃。

物质上的现代化，并没有对呼家堡的风俗、伦理、价值观和信仰起到多少推动作用，乡村的“超稳定文化结构”牢不可破，村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思维习惯。呼天成依靠村民们对传统观念的信仰取得权力，当呼家堡在物质方面进入“现代”后，他依然用传统的方式维持权威。依照韦伯的观点，经济的变化源自变动不居的人们不可预测的精神之变化，来自人们对于信念、信仰、生活期待及生活信仰等的变化，市场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一种经济机制。也就是说，“如果老的精神状态继续存在，现代市场就仍然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形式，一个空壳，一种假象，一种导致另一类型虚假现代性或者也许是伪现代性的新现代化策略。”所以，虽然呼家堡的产品在现代市场中畅销一时，呼家堡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没有现代化制度的保障，没有现代精神的养成，这种繁荣只能是一场短暂的华丽演出，呼家堡的前途令人担忧。

二

“作为农业大国的主体农民，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程，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的最有价值所在。”《城的灯》以一个家族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史，表现了在中国现代化崛起的历史语境下，平原人投奔“现代”的精神追求，及其在追求过程中艰难的行动选择。城市的灯火强烈地吸引着平原人，让平原人无法拒绝，平原人为了向城市迁徙，甘愿承受苦难与屈辱，不惜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不惜背负骂名。这迁徙成了平原人崇高的理想，令人钦佩和敬畏。

在主人公冯家昌眼中，农村是一个封闭荒蛮、平庸停滞的所在，走向城市是其实现个人发展和完成母亲临终遗嘱的必由之路，他不仅要把自己“日弄”进城，还得把几个弟弟也“日弄”进城。要进入城市，得借助权力，是村支书刘国豆的权力，将冯家昌送进了军队，让他迈出了走向城市的第一步。刘国豆对冯家昌的要求是获得权力——冯家昌必须成为部队干部，才有资格娶他的女儿。对于冯家昌来说，权力是进城的通行证和获得爱情的前提。随着时间的流逝，冯家昌对支书女儿刘汉香的思念也许没有减弱，但他对权力的渴望却日胜一日，因为要想留在城市，需要更大的权力。当他得知军队联谊会上认识的女舞伴李冬冬是市长的女儿后，他的心灵世界发生了剧烈的震颤，尤其是同事“小佛脸儿”的那一句：“娶了她，你就是城里人了！”正好戳中了冯家昌心底的最柔软处。经过一番挣扎，他终于放弃了多年来情感上的牵念，背叛了爱情，投入到了权力的怀抱。虽然背弃未婚妻的行为，使其违背道德而精神不安，但正如书中冯家福所说：“在某种意义上说，真诚其实是一种权力。人，不是谁都可以表达真诚的，也不是想真诚就可以真诚的，那要看环境，看场合，看条件……”同样，他认为爱情和道德也是一种权利，在冯家昌看来，他没有选择爱情和道德的权力。如果他不选择李冬冬，他将丧失在部队提干的机会，也就意味着将丧失拥有权力和留在城市的机会，如此他将不能成为军官，也就没有迎娶刘汉香的资格，他将一无所有。如果选择背弃刘汉香，他将有机会拥有权力、留在城市，这将是他人生的转折，更是他一家人命运的转折。

在《城的灯》中，刘汉香是一个圣母般的人物。作为条件优越的村支书的女儿，她不嫌弃冯家昌家庭贫困，为了和冯家昌在一起她不惜和自己的家庭决裂，在冯家昌参军后她作为他没过门的媳妇数年如一日地照顾他的家人……即使是她，也不甘于生活在物质贫乏的农村，她对城市同样怀抱着强烈的向往。

刘汉香对冯家昌的爱数年如一日，她的这一份坚持一方面来自当年在麦草垛留下的情分，一方面也来自每次写在冯家昌家信背后的“等着我”。坚守会换来军人家属的名分，也就是城里人的身份。冯家昌的抛弃对她是个巨大的打击，这对她不但意味着真爱的丧失，也意味着进城之路的阻断。但从痛苦的创伤中恢复之后，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进城梦，而且她不仅要为自己圆梦，也要为这片土地圆梦，为平原人圆梦，她要背起土地前行，要让脚下这片土地成为城市。

三

如果说《羊的门》刻画的是平原人在步入“现代”的过程中，依然被束缚于传统教化和乡村政治权力下的委曲求全的人格，《城的灯》表达的是平原人冲出农村、走向城市，冲破原始，投奔“现代”的精神追求，《生命册》表现的则是平原人追求过后的迷茫和彷徨。《生命册》呈现了“追求者”们的群像，它像阎王手里的生死簿，平原人的生死离别、追求与幻灭都在里面。作为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生命册》带给我们的是对生命的追问，表达了平原人的精神困惑。书中有地道的农民，也有成功逃离农村、后来在城市发迹的“成功者”，他们各自进行着追逐，不同目标、不同能力、不同手段，可是追求的结果却都无例外的使自己走到了目标的反面。是机缘巧合还是造化弄人，努力的结果为何使人们背离自己的初衷，觉醒之后的拼搏为何不能将人们带到幸福的彼岸，反而使人们深陷幻灭的泥潭……《生命册》只有呈现，没有答案，像是生命的展览馆，让人唏嘘，让人叹息。

吴志鹏、蔡思凡是无梁村成功进入城市并发迹的农二代。在城乡巨大的鸿沟面前，跨越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身为农二代的他们除了自己没有任何的资本，在需要代价的时刻，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卖自己。吴志鹏出卖的是自己与家乡的精神联系。作为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他接受过几乎全村人的帮助，乡亲们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养育了他。在成功进入城市之后，他理所应当对乡亲们有所回报。但家乡人的需要对他来讲的确是过于沉重，以致他无法负担。无奈之下，他选择了逃跑，甩开这沉重的包袱，追逐自己的梦想。吴志鹏奋斗的动力来自他内心的自卑，穷困的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有足够的财富迎娶他心爱的姑娘。但当他追逐到财富时，他心爱的姑娘却已然成了一个离过两次婚，正在为第三次离婚打官司的带着一个孩子的憔悴女人，多年萦绕心头的梦想在瞬间崩塌。情场失意的吴志鹏在经济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当他衣锦还乡时，家乡人却拒绝他的回归，迎接他的只有一双双冷眼，他被视作忘恩负义之徒。这使他丢掉了精神的宿地，陷入长久的茫然。他成功地走进了城市，却丢掉了家乡，他和冯家昌一样，成了断了线的风筝，变为城市的游魂。蔡思凡，为了进城她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为达目的她不顾廉耻，回乡还带走了村里的十几个姑娘，跟她一起做“皮肉生意”。在她“成功”之后，却变得爱惜羽毛。为洗刷自己的恶名，她大肆操办母亲的葬礼，可是她的“成功”就是她出卖名声换来的，想换回名声，谈何容易。李佩甫并没有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道德的评价，而是以同情的笔调书写他们的遭遇。也许我们对他们的选择不能简单地做道德评价，他们和命运做了个交易，一旦决定，就无法回头。骆驼也是农二代出身，身有残疾的他却是个传奇般的存在。对金钱他有灵敏的嗅觉，对美女他有非同凡响的吸引力。随着他一步步走向自己预设的目标，他的欲望也逐步地膨胀。他在抢时间，抢那曾经因为身体残疾而蹉跎的岁月。他追求的脚步太快，快到停不下来。是欲望吞噬了他，抢时间的同时加速了他自己的毁灭。骆驼是想为家乡做点儿事的，他曾经梦想用自己的财富为家乡的百姓修一座水库，让他们世世代代有水吃，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毁了一个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官。他的投机、他的贿赂，最终吃亏的都是老百姓，想造福一方却祸害了一方。追求何时变成了贪婪，梦想为何成了欲望，骆驼的死说明了问题的难解，留给人们的只有一声叹息。

虫嫂是《生命册》中最重要的人物，她与阿Q、祥林嫂、华老栓属于同一个形象序列。虫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民形象，却和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惊人地相似，一样的背负生活的重压，一样的精神贫乏与麻木。中国百年的发展变化似乎和她没有关系，历史的车轮从她身旁呼啸而过，而她却忙让不觉，她是一个历史的弃儿。

虫嫂是苦命的女人，嫁给残废老拐是她苦难的开始。老拐有条废腿，虫嫂个子矮小，他们都干不了重活，加上老拐娶亲欠下了不少外债，那日子就更加艰难些。为了生存，虫嫂开始小偷小摸，在那次偷枣被人发现后，不得已出卖了自己的身体。虫嫂跨过了平原人的道德底线，她自我“解放”了，偷起东西来也肆无忌惮了。每次偷盗被人发现，她都以性贿赂的方式解决问题。她的行为让村里的妇女们忍无可忍，最终导致了村里妇女们对她的围殴。虫嫂偷东西是为了生存，为了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但她的孩子们却不领她的情，觉得自己的脸被母亲丢光了。在虫嫂遭到村里妇女们的围殴后，孩子们就不叫她“妈”了。直到她的孩子们长大后，对她依然是反感的。如果不是发现她的破扇子里有三万块钱的存折，也许她的孩子们都不会回来给她送终。虫嫂用自己的最重要的“脸”养育了她的孩子们，让他们都受了大学教育，却也因此失去了他们。受尽苦难与屈辱的虫嫂最终却孤独、凄凉地逝去。中国，在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反抗、革命、发展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等称号似乎证实了其百年“现代性”追求的成功，但在历史的角落里，生活在广大农村的众多虫嫂们似乎和这种成功丝毫没有关系。启蒙远没有终结，现代性的确是未竟的事业，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四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以农业立国。几千年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形成了稳固而复杂的民族性格，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割断与乡土的联系。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形成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自鲁迅开始，中国的新文学将普通的劳动农民作为书写表现的对象，关注普通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鲁迅作品中的农村既有阿Q、祥林嫂、华老栓、闰土这些麻木愚昧的农民，也有《社戏》、《少年闰土》中蕴含的诗意般的乡村风情。情感上，鲁迅对故乡有着挥之不去的留恋，但理智上他又必须要批判旧农村。所以他作品中的农村，一面是黑暗、停滞的旧社会，一面是温情、悠远的田园牧歌。正是这两种对农村不同的表现，开启了新文学对农村书写的两条路径。一条是“批判的路径”：从五四时期，以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群”对故乡愚昧落后的批判，到赵树理以现实主义精神对农民思想改造历程的艰难性的表现，再到“新时期”以来高晓声、古华、郑义、刘恒等人对现实中物质与精神极度匮乏的农村的书写；另一条是“审美的路径”：自沈从文笔下的渺远宁静的湘西世界到孙犁作品中战争岁月里灵魂美、人情美的乡亲们，再到“新时期”汪曾祺带来的田园旧梦。这两条路径交相辉映却不泾渭分明，共同构成了丰富、厚重的百年乡土文学。

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版块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现代性挤压了一个世纪的农业经济文化社会结构逐渐解体，而被一个日益增长的资本经济帝国所取代……在中国辽阔广袤的乡土文明社会结构遭遇到世纪之交的现代性的强烈辐射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农耕文明帝国才真正走到了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社会结构在农民进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农民迁徙运动）和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中开始了本质性的解体。”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李佩甫的沿着自鲁迅以来的“批判的路径”，他以深邃的洞察力和宏阔的历史眼光关注当下乡土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迁。他的“平原三部曲”挖掘顽固地存在于当代中原人精神结构中的隐忧，记录农耕文明遭遇工业文明过程中中原人的精神历程，展现在社会思想中心价值失去支配性地位的历史阶段中原人焦虑、惶惑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乡土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与复杂。在这个意义上，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不仅是“中原人的精神史诗”，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史诗”。

注释：

①②孟繁华：《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第116页，第117页。

③⑤⑥⑨李佩甫：《羊的门》，作家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85页，第11页，第424页，第299页。

④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林莉，范千红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341页。

⑦[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第一版，第355页。

⑧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J].《文学评论》2005,1,15。

⑩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J].天津社会科学.2009(2)。

⑪程光伟，丁帆，李锐：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中国乡土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纪要[J].渤海大学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