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佩甫长篇小说《生命册》

周志雄

一

李佩甫在谈论作家张宇的时候说：“他用笔建起了一座剖解人生的试验室，他的笔紧紧地猫着‘存在’之刀，拿出的是一张张人生的切片。”这何尝不是李佩甫自己创作的夫子自道。李佩甫的小说有浓郁的乡土背景，所写的人物大多是现实中的平民，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丰厚的“资源”，他们从小生长在农村，接受的是农村的环境影响，他们的精神之根深深地扎在乡村的土地上，他们或在乡土世界中靠着“智慧”和“聪明”经营“自己的地盘”，或在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里走向城市，在城市的“裂缝”中寻找他们的生存空间。李佩甫熟悉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法则，写出了他们人生成长的轨迹，相对于李佩甫早期小说中对农民式生存之“道”和“术”的关注，《生命册》有更饱满的情感，更厚实的内容，更成熟的关于生命的整体把握。《生命册》是关于人的生命之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出身、气性、生存环境、经历都会对个人的人生之路有根本性的影响。已近耳顺之年的李佩甫，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的总体性把握之中，多了一些宿命和沧桑的意味。

“其实，说白了，人也是植物。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我所说的气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时代的风尚。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什么样的精神气候，造就什么样的人物。”（《城的灯》）这是一个叫老梅的人对刘汉香的话，这句话是理解李佩甫小说人物的一个角度，李佩甫小说中的人物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个性，他们走出了乡村，但乡村的成长土壤给他们梦魇般的羁绊和咒语般的影响。《生命册》的开篇说：“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览出来，是为了让你了解，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这也是小说中所有人物成长的逻辑，生命是有限度的，他们的幸与不幸都注定在他们的精神个性和成长的环境之中。

《生命册》中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是残缺的，或是精神的残缺，或是生理的残缺。骆驼身有残疾，虫嫂是身体上的侏儒，春才因身体苦闷而自宫，这都是身体的残缺。“我”（吴志鹏，小说的叙述人，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出生不久就失去了父母，蔡国寅（老姑父）的执意而行，蔡苇香的叛逆，骆驼膨胀的个人野心，梁五方的倔强傲气，梅村的过于理想化，春才的腼腆，杜秋月的“罪过”，范家福、夏小羽的爱情伤痕，都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制约了他们的一生。骆驼是个才子，有领袖气质，因为“作风问题”被免职，被逼下海，会同几条“杂鱼”来到北京，做枪手，写通俗小说，被书商坑骗，后和“我”一起讨回的10万元成为第一桶原始积累资本金。随后炒股，收购药厂，用不法手段借壳上市。赚到了一千万，想赚一个亿，后来的目标是赚十个亿。骆驼赚钱的野心越来越膨胀，做事越来越胆大妄为，发财后有严重的忧郁症，最终因为案发跳楼自杀。小说总结说，“骆驼犯的错误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犯的”。骆驼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病症，那种依仗金钱的魔力为所欲为的野心膨胀是骆驼自我毁灭的根本原因。梁五方是个很“傲糙”的人，年轻的时候很有本事，独自一个人挑战师辈唐大胡子，不用任何人帮忙一个人盖起一栋房子。这个过于“各色”的人，太惹眼了，太与众不同了，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乡民的殴打，他的房产被没收，家被拆散了，倔强的个性让他走上了33年上访的路，后来无师自通，成为一个算命先生。一个热爱劳动、聪明能干的手艺人沦落为一个乞丐，学会了耍赖和行骗，这是谁之罪？“性格即命运”是对梁五方最好的写照。夏小雨和范家福都有感情上的“创伤”，这是他们的软肋，因为这一层缺失，他们才会陷入骆驼布下的“局”，发展成为一对恋人，并接受骆驼的贿赂，最终毁掉了前程。身材矮小的“小虫儿窝蛋”虫嫂，内心却很强大，从不服输，为了自己三个孩子的生存，丢掉自己的尊严去偷，不顾廉耻地获得食物，通过拾破烂的方式供养了三个大学生大国、二国、三花，死时保留着一百零四份邮局的汇单和三万元的存折，卑微的生命以卑贱的方式获得了精神的崇高。

《生命册》写出了生命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一种生命的流逝感和生命莫测的慨叹。叙述人“我”处在一个静观的角色位置，看着芸芸众生，在苦难中挣扎，期待能洞悉生命之谜。“那么小的一个门鼻儿，怎么会扎进人的眼里去？这应该算是一个偶然。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于是，所有的偶然，就组成了必然。”（《生命册》）“我”在眼科病房里看到，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原因造成的。面对生命之谜，小说是设问式的，那种命运感、哲学式的追问不是明晰的，而是混沌的，涵盖世间万象的，这正是《生命册》超越李佩甫以往作品的地方。

二

“小说家应当从蕴藏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从蕴藏于文化的、宗教的传统之中提炼主题；换句话说，应当从正在行进的历史，而不是已经实现的历史之中，去提炼自己的思想意识。”《生命册》是有时代感的，小说所写的事件是当代现实历史的折射。小说中的人物在一个时代的总体性的历史语境中活动，他们的精神焦虑代表着某种时代病，那种紧张的“抓”、“抢”、“一定拿下”的骆驼的心态，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期的人们的精神状态。骆驼的失败表现了小说对时代过于追求“速度”的批判。

《生命册》写出了在历史转型期的社会现实，那种拉关系、走后门的做法很盛行，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小说中写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同时这又是一个在行进中、一时又不明方向的时代。如果等各项法律、法规都完善、齐备了，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机遇……”“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做证券，还是搞实业……你都不可能不拉关系、不行贿。我断言，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一旦进入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说、多少之说，没有区别……”在这些段落中，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所呈现的现实悖论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李佩甫小说的悖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代化进程对传统道德的冲击。黑格尔说恶是历史的推动力；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这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前进的脚步；韦伯将这个历史的悖论解释为价值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冲突。李佩甫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怀着深深的忧虑感，他清醒地看到：一面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一面是人心道德的失落。小说在内在的精神气脉上，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上升到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现实诊断的整体性思考上。一部经典的作品唤起的是我们对现实世界的重新认识，李佩甫的《生命册》以故事的方式对当代社会历史重新作了回顾，在这种不规范的“初级阶段”的市场条件下，不正当手段的运用充斥了各个行业，李佩甫的小说对此提出了疑问。

黑格尔在《小逻辑》里说：“绝对理念可以比做老人，老人讲的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使小孩也懂宗教内容，可是对他而言，这个宗教真理之外，还存在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人的整个生活与构成生活内容的事迹，关系也是如此。一切工作只指向一个目的，当这目的达到了时，人们不禁诧异，为何除了自己意愿之物，没有得到别物。一个人追溯自己的生活经历时，会觉得自己的目的很狭小，可是他全部生活的迂回曲折都包括在目的里了。”李佩甫的小说有执著地追求“生活意义”的冲动，《生命册》中“让筷子竖起来”的追求，是一个隐喻性的表达，在李大国、李金魁、呼国庆、冯家昌们身上，那种于连式的自我奋斗最终获得了成功，可是他们在审视自身“成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过多的快乐感，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觉得自己的目的很狭小”，他们没有更高的追求，《生命册》的故事叙述超越了个人得失，站在时代的高处，在人物命运中隐喻着对时代的更深的精神反思，在人物悲剧性苦难的讲述中寻找着精神的家园。

三

《生命册》在写法上不是简单地奔跑在故事之中，而是用很多的闲笔去写景、写物，以此来衬托人物的精神个性。比如小说用了很多的篇幅去写平原上的各种树，柳树、榆树、槐树、楝树、椿树、枣树习性各各不同，“平原上的树有一个最可怕的、也是不易被人察觉的共性，那就是离开土地之后：变形。”（《生命册》）这就不是单纯的写树，而是以物写人，以树的变形喻人的精神变形。再如小说中写花，小说历数平原上一些非人工种植的花，翎子花、地龙花、仙人花、野生的喇叭花等等，也是以花来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这些花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形态各异，各有自己的习性，“小虫儿窝蛋”顽强的生命力是虫嫂精神个性的写照。小说中一些关于命相的资料看似闲笔，实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将读者引入到对人物命运的思考之中。再如小说中对吴梁村风俗的介绍，对三大美味的介绍，等等，蕴含着作者浓郁的乡土情怀。吴梁村的三大美味是：第一大美味是榆钱妈做的柿糠沙，第二大美味是井拔凉水蒜泥薄荷叶拌合乐面，第三大美味是泥蛋子红薯麻雀，这些美味散发着泥土的香气，与小说的整体基调极为合拍，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的闲情逸致，使小说具有一种生活的诗性感。

李佩甫小说的基本手法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很清晰的故事推进，很紧张的情节，悬念、细节很抓人，对由底层往上爬的天才和野心家式人物的上升过程写得很好看，有实用性、传奇性，让读者看得很有意思。《生命册》也很讲究笔力的节制，如上文分析的梁五方的故事、蔡思凡的故事都有一些空白的处理。小说在总体的布局结构上，是用故事组接的方式，“我”——蔡国寅——蔡苇香——骆驼——梁五方——春才——梅村的故事依次展开，人物之间的故事又相互穿插交融串在一起。《生命册》也借助一些悬念的方式来结构故事，比如骆驼跳楼的结局是一开始就交待了的，比如“我”不断地劝骆驼要收手，比如双峰公司藏在保险箱里的绝密材料，汗血石榴盆景底下是否有老姑父的人头，等等，这些小说设置的悬念，草蛇灰线，起到了隐线穿珍珠的作用。小说在语言上也极有特点，借用乡村语言系统，如“傲造”、“各色”、“聋”、“瓦损”、“各料”、“砸磕”、“喷大空儿”，这些词汇的运用既恰当地写出了人物的精神气质，也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生命册》以“我”作为叙述人，但“我”同时也是小说中重要的人物，“我”是清醒的，“我”是在这个时代中保持着一丝良心和反思态度活着的，“我”“功成而退”似乎是有高人指点，但只有自己知道，“我”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我”的慧悟是因为自己“身后有人”，吴梁村村人的人生之路是“我”的镜鉴，正如“我”和骆驼之间的暗号，老蔡”代表“要注意分寸”，“梁五方”代表“过头了”，“杜秋月”表示“面临危险，要立即回头”，正是在这些村人的人生教训之中，“我”获得了警示式的智慧。小说在不同章节的结尾多次重复着老姑父的条子：见字如面，小说中巧妙地借助老姑父写给“我”的白条以及“我”和骆驼之间的“暗号”，把人物关系中内在的精神血脉联系揭示了出来。最后小说戏剧性地让“我”经历一场车祸，这个偶然的情节又让“我”有机会看到了更多的残缺的生命，在更深的意义上思考生命的本真性问题。《生命册》以倒叙的方式展开故事，“老夫今年五十四岁，命书上说，五十四岁是一道坎。所以，该把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告诉你了。现在外边乌云密布，正在下雨，趁天上的炸雷还没打下来，我对天起誓：我这里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生命册》）这是小说的叙述基调，是一个已过中年的人对世事的旁观和解析，在这样的叙述中，对人情世态的描写很细致，那种世态沧桑的命运感很强。“人到中年了，已无心再去具象地批判什么了，没有激烈的呼号，也不再拷问，那审视的目光透出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年龄，还有在外漂泊的经历让“我”成长，“我”对人物命运的审视多了成长的经历的底蕴，亦如小说题记所引用的泰戈尔的文字:“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这些题眼式的文字启示读者对故事的微言大义去做更深一步的思考，这也是《生命册》在叙述层面上所追求的阅读效果。

注释：

①李佩甫:《放逐城市的田园游子——张宇散记》，《中国作家》1995年第2期。

②[意大利]阿·莫拉维亚:《小说文论两篇》，吕同六编，《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下）》，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③[德]黑格尔：《小逻辑》，李智谋编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④李佩甫：《渐入佳境》，《时代文学》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