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短篇:平常中的变异

贺绍俊

平，是2012年的短篇小说为人们选择的一个关键字，平淡、平常、平稳，就是这一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印象。但是，平并不意味着停顿，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它意味着事情是在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着，事情在平稳的进行中也会悄悄地发生着一些变化。但人们往往总是期待事情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也总是对巨大变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倒提醒了我，在评述2012年的短篇小说时，更应该以最认真最细微的观察，去捕捉正在悄然进行中的变化。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作家们无时不刻都在制造巨大的变化，这不是文学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不断地出现文学的巨变，那也许是进入到了一场文学的大革命，但眼下我们的文学并没有迹象在酝酿一场革命，它仍然沿着正常的轨迹在向前发展。在这样的情景下，最需要人们去关注在发展进程中滋长起来的渐变，这样的渐变积累起来就会是伟大的变化。

向思想的深度掘进

我一直强调小说的思想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小说是社会的思想容器，它承载了一个时代或一个阶段的最新思想发现。哪怕是容量很小的短篇小说，我们也能感受到作家在思想深度上的努力。作家们越来越注重对思想的表达，作家们对于社会与人生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更新和深化。我们要特别珍惜作家们在思想上的更新和深化。比如铁凝的短篇小说《七天》（载《作家》2012年第7期），在短小的篇幅里通过一个荒诞的情节，蕴含着密集的思考。故事从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工业污染切入，作者对这种污染的危害进行了全方位的揭露，所以评论家段崇轩称这篇小说“是对现代工业科技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尖锐反思”。又如秦岭的《摸蛋的男孩》（载《北京文学》2012年第4期）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桩小事，农村在计划经济时代都分配了上缴国家的任务，其中包括上缴鸡蛋的任务。小说写到一个农民家的孩子为了保证按时完成上缴鸡蛋的任务，也学会了通过摸母鸡屁眼掌握下蛋时间的本领。这显然是完全来自生活的细节，不熟悉农村的人也不可能了解这样的细节。但作者秦岭通过这一完全来自生活的细节，思考的却是计划经济所培育出来的城乡价值观，秦岭写到小说的男孩为了报复城市，摸蛋时故意把母鸡屁股捅出血。我从小说中读出另一层意思：不公平的城乡价值观至今仍然让农民的心口在流血。南翔《1978年发现的借条》（载《天涯》2012年第4期），以革命战争年代的一张借条为切入点：1948年县大队借了一户富裕人家的枪弹、粮食和耕牛，县大队长亲自写了一张借条，承诺“打下江山之后一并偿还”。作者通过这张借条贯穿了革命成功后的三十年历史，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人物都会以种种理由拒绝承认这张借条。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以借条这一小事件，反问了长期以来我最具合法性的历史观和现实观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

我特别要强调年轻作家在思想上的成熟，我从他们的作品里读出了他们的锐利和锋芒。如魏微的《胡文青传》（载《花城》2012年第1期）是写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物在这三十年间的命运起伏的，凝聚着作者对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关系的思索。胡文青在少年时期就显示出特异的才华，后来在“文革”中成为造反派小头目，改革开放又经商成为富豪，这一切似乎都与他的才华有关系，才华使他总能赶上时代的潮流，但最后他隐居到了寺庙，堕入了人生的虚空之中。胡文青看似总在把握自己的命运，但似乎又是总在被命运捉弄，这其中的吊诡被魏微捕捉到，她去把阐释的权利交给了读者。从这里也让感觉到一位年轻作家的成熟老道。与魏微一样，李浩和朱山坡也是属于“70后”的，他们的写作分明有一种要以思想征服读者的意识。李浩的短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载《山花》2012年第7期）在形式上颇有先锋意味，小说通过镜像的叠加，组合成了一个处在历史挤压中的破碎的、尴尬的、艰难的、普通的个人生活史。作者以此表达了他审视父亲的思想方式，在这种审视中父亲成为了复数的父亲，父亲的审视包含着对历史和文化的读解。小说的叙述非常浓缩，它化解开来将会是一个浩瀚的长篇。

城市的主旋律

无论是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城市题材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这也是最典型的渐变，这种渐变悄悄地发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一些人总是以固定的认识来发言，说乡村叙述是小说的主力。他们却没有发现，城市主题就像是潮水一样，慢慢涨了上来，潮水已经漫到他的脚面了。城市成为了短篇小说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也奏得越来越坚定有力。

范小青是一位短篇小说的高手，几乎每一年都有精彩的短篇问世，她的小说灵感几乎也都来自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活小事，她不仅将这类小事编织出好看的故事，而且能从这类小事中发现生活的哲理。范小青在这类城市生活的小说中试图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城市伦理。2012年的《短信飞吧》（载《作家》2012年第4期）就是从手机短信入手结构的一个故事，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因为发短信，引发了相互之间的误会、猜疑和矛盾，他们的仕途也由此而受到了影响。现代高科技使人与人之间的通讯变得越来越便利，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却反而更隔膜，范小青在一种戏谑的叙述中揭示了城市的这一悖论。范小青的另一个短篇小说《今夜你去往何处》（载《北京文学》2012年第6期）则是由私家车主在居住小区缺停车位的烦恼生发出的一系列故事。停车位是城市的普遍问题，虽小却直接关乎人们的幸福感。邓一光自从到深圳后，城市意识也变得很强烈，他近两年以深圳城市生活为题材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就引起了较大的反响。2012年的中篇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2年第6期）和短篇小说《敏感的心都很脆弱》（载《十月》2012年第6期）都是上乘之作，《敏感的心都很脆弱》在构思上就很机智，小说写了两个在城市生活中属于两个文化区隔的人，一个是丢了车的人，一个是丢了老婆的磨刀者，因为都与“丢”有关系，邓一光从中发现了城市生活逻辑中的诡秘。刘庆邦是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最丰沛的写作资源是由乡村和煤矿所提供的，尽管如此，城市的诱惑力也会在他的身上起作用。2012年以来，刘庆邦发表了好几篇写城市保姆的短篇小说，如《走进别墅》《钓鱼》《路》《走投何处》《说换就换》等，他为自己拟定了一个“保姆在北京”的系列小说的写作计划，以上作品都属于这一系列。刘庆邦说：“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四年，北京拥抱了我，接纳了我，我也积累了很多的情感和素材。”有意思的是，刘庆邦的这个系列照说应该是为了写保姆这一类型的人物的，其实不然，他不过是要借保姆的眼睛来观察城市人，城市人的生活不像他笔下的村民的生活，村民们将院落的大门敞开，而城市高楼时家家房门紧闭，于是他把保姆当成了他的“卧底”，通过保姆进入北京各类家庭，窥见紧闭家门里面的种种隐秘。

深圳是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新移民城市，吴君也是十多年前从东北移居到深圳的。她的小说写作既与移民身份有关，也与深圳有关，她用移民的眼睛观察“亲爱的深圳”（吴君的一篇成名小说的标题），她又以深圳人的新经验去整合过去的记忆。这种情感和思绪的双向交流，使她总是能从眼前的物象里看到某种象征性的意义。比如《天使》（载《中国作家》2012年第9期）中的天使是指年轻人喜欢的一种纹身图案，小说主人公要用一笔靠不良手段赚来的钱给自己纹一个天使的图案，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女孩，一直靠城市人的捐助长大了，长大后失去了这些捐助她反而不知道怎么生活了。作者冷酷地拷问捐助这类慈善的行为，慈善行为如果很轻率的话，同样会让一个单纯的天使变成畸形的。于是，天使这一神圣的字眼就成了一种纹身的图案。

周瑄璞是一位生活在西安的年轻作家，西安或许可以说是乡土叙述的大本营，偶尔读到这里的乡土叙事高手写的城市题材的小说，总有一点隔的感觉。但在乡土叙述的浓郁氛围中，周瑄璞脱颖而出，写出了城市意味而足的小说。她对于城市的生活形态充满兴趣，她的不少中短篇小说与其说是在写人物，不如说是在写一种城市生活形态。在对城市生活形态的观察和评判中，自然传达了一位年轻作家的世界观。她的短篇小说《来访者》和《病了》（载《山花》2012年第11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形态小说”。生活形态是指特定群体的、明显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定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性以及一切相关的行为模式。城市的营销学看重生活形态的分析，因为通过了解不同群体的生活形态，就能对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作出准确的把握和预测。这其实也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城市的极佳途径。在周瑄璞的生活形态小说中，有意模糊了具体人物形象的刻画，而强调一种普遍的生活形态。如《来访者》是失败者的生活形态，他们尽管是失败者，但他们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相反他们会把自己的失败经历看得非常重要。《病了》的主人公同样被处理成一个面目模糊的形象，而她的看病经历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城市生活形态。生活在城市里的许多人，就像这位中年女性一样，患有一种“病了”的焦虑，他们把“病了”当成一种撒娇或矫情的方式。周瑄璞的城市生活形态小说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孤独感。孤独感可以说是现代性带给城市最大的顽疾，对现代性极为敏感的思想大师叔本华曾经写过《论孤独》的文章，在他所处的时代，孤独也许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流行和漫延，但他凭着他的敏感，预知孤独即将占领整个精神世界，他为此而欢呼，他告诫人们“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周瑄璞对孤独同样充满了敏感，但她并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傲视人群，特立独行，而是把触觉伸向滚滚的人流之中，对孤独者怀着深深的同情之心。

风格多样化的趋势

短篇小说也许是小说中最能看出作家艺术功力的文体，如果短篇小说作家仅仅有一个好的思想或有一个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好的艺术表现形式，那么即使他把这个思想或故事表达出来了，那也不能算是一个好的短篇小说。从整体来看，短篇小说作家在艺术上的追求还是比较自觉的，不少作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短篇小说的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以上提到的一些作家和作品，尽管是从思想和主题来评述的，但其思想和主题都能在一个比较成功的艺术形式中呈现出来。在这一节里我还想专门从艺术性的角度评述一些作家的作品。

马晓丽是部队的一名有实力的作家，她写作量不大，但每一个作品出来都能感到她的独特性，足见她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很用心写的。我特意要强调马晓丽的军人身份，是因为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曾经是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核心部队，随着社会思潮逐渐转向经济，和平思维逐渐取代战争思维后，军旅小说似乎不再有往日的辉煌。事实上，军旅小说每年发表的数量并不少，有的作品在切入当代军人生活方面做得很不错，从内容来说会带给读者新鲜感，但有些小说输在艺术性上还欠一定的火候。当然我以为千万不要低估了当代军人的战斗力。2012年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载《西南军事文学》2012年第2期）就让我们眼睛一亮。小说讲述的是中俄两军联合军事演习中的故事，马晓丽的叙述不急不缓，温文尔雅，不仅传神地描绘出中俄两国军人迥异的文化性格，而且叙述本身就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文学的典雅性。作者从军人腰带入手，像剥洋葱式地呈现出事物的复杂层面，将人道主义、军人职责等命题放在民族文化差异和现代意识的交集中去考量，机智地表达了自己的批判和质疑，却又没有简单地加以处置，从而令人回味无穷。在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小说中，这篇小说所表现出的敏锐的思想深度和绵长的文学意蕴，都是很难得的。

阿乙是近些年受到人们关注的短篇小说作家，死亡、惊悚、神秘构成了他的鲜明风格，他的《阁楼》（载《当代》2012年第3期）同样如此，他将这些气息弥散江南的一个逼仄的阁楼上。阿乙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当代年轻一代的作家是如何呼吸西方现代小说的精神的。

甫跃辉作为一名“80后”，他的短篇小说写得越来越圆熟，他在短小的篇幅里掌控自己的想象力，构筑一个新的文学现实。如他的《动物园》（载《十月》2012年第3期）写一对知心的男女仅仅因为开窗还是关窗这一小事导致他们的情感破裂。小说还不仅仅是强调城市情感的脆弱性，而且通过窗外的内容揭示了城市的理想匮乏的事实。因为这是一个不适应上海高楼大厦的外地人，所幸他居住在动物园旁边，他打开窗户看到的是大象，大象让他的想象沿着无穷的时光展开。

说到慢节奏，不得不提到宁夏年轻作家的小说。多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强调宁夏文学的意义，我认为宁夏作家因为对乡村精神的认同，共同表现出对某些人类精神价值的坚守姿态。随着时间的推演，我越来越坚定我的这一观点。我以为，宁夏是一个特别的文学福地，这里的作家似乎不太被文学时尚之风所迷乱，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文学追求，也形成了宁夏独特的风格，这是一种宁静、安祥的风格，这种风格尤其适宜通过短篇小说表现出来，因为这种宁静、安祥的风格不适合去讲述过于复杂的、过于戏剧性的故事。这种风格的代表性作家是石舒清、郭文斌。2012年就有几位宁夏作家的短篇小说再次让我们领略了宁夏风格的魅力，如马金莲和马悦。马金莲已经成为宁夏小说创作的主力了，2012年就陆续发表了《河边》《四月进城》《难肠》《养花的月亮》等短篇小说。她写普通的农家生活，写底层人的生存与情爱，她写到苦难，写到悲剧，但她不装出愤怒状，也不充满优越感地施予怜悯。她仿佛就是在写自己，她是那么真诚地身临其境，她笔下的温馨和诗意都是发自内心的。马悦的《飞翔的鸟》，写一位回族老人对逝者的祭奠和对宗教的虔诚，同样有一种诗意的感伤。当然，多读一些宁夏作家的短篇小说后，也对他们今后的创作产生些许忧虑，因为他们的作品中存在着某些同质化的东西，如果他们不及早警惕到这一点，他们开拓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人民文学》作为一份文学的“国刊”，在2012年为短篇小说作了多次有意义的举动。一是他们与温州市人民政府合作，设立了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并举办了首届林斤澜小说奖的评奖和颁奖。这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专门为短篇小说设立的文学大奖。二是有几期在短篇小说的编辑上有特别的构想。一次是《人民文学》第3期集中编发了科幻作家刘慈欣的4个短篇科幻小说《微纪元》《诗云》《梦之海》《赡养上帝》；一次是《人民文学》第4期集中推出了四位台港作家及海外华人作家的短篇小说，分别是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蓝天使》，台湾作家胡淑雯的《查理帕克》，马来西亚作家龚万辉的《远方的巨塔》，香港作家韩丽珠的《窗户》。这些特别的构想应该给短篇小说的格局带来一定的冲击。比方说，科幻短篇小说进入到文学国刊，它显然冲击了人们对科幻小说的习见和偏见。人们一般把科幻小说视为类型小说之一种，但即使它具有类型小说的某些特征，我们不能忽视科幻小说作家的思想深邃之处，他们把科学思维嵌入到文学叙述之中，使文学想象别开生面。因此，短篇小说阵营不仅应该接纳科幻作家，而且应该从科幻小说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想象中获得启迪。又比方说，台港作家及海外华人作家的短篇小说，显然带来了不一样的小说视野和叙述角度，当今是一个对话的时代，处于不同政治语境和国度的汉语作家之间更应该加强对话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