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短篇:纵深逼近

段崇轩

突破与局限

尽管人们对当下的短篇小说不大看好，评价不高，但当我粗读了2012年的数百个短篇，又细读了其中的数十篇重点作品，深切感到：它在静水深流式的发展中，在题材的拓展、思想的深化、艺术的精进等方面，确有诸多突破，正在向社会人生的纵深逼近，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成熟的创作景象。当然，这种突破还是渐进的、潜在的，还形不成一种变革式的态势，固有的社会、思想、方法的局限依然强大。

我曾经说过：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世俗化时代，这是世界潮流。文学在社会系统中处于边缘状态，是一种自然现象。尽管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现实问题层出不穷，但已很难构成那种“革命”式的冲击和改变，像1978年新时期文学的突发只能是历史现象了。因此，文学要复兴、强大，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从社会民生中吸取资源，充分发挥艺术创新，努力使文学成为人们的文化家园和精神支撑。

2012年令文学界惊喜和振奋的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它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文学不得不接纳和认同中国文学。它提醒人们：文学依然是崇高的、有力量的。那段一句话的获奖词：“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不仅包括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蛙》、中篇小说《红萝卜》《红高粱》等，同时也涵盖莫言众多的短篇小说如《拇指铐》《白狗秋千架》《火烧花篮阁》《木匠和狗》《月光斩》等等。资深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谢尔·埃斯普马克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时，盛赞莫言：“短篇小说很有意思。他说的话让人很有启发。最近他说，他受到了福克纳这些作家影响，他首先讲到了古老的中国传奇对他的意义，蒲松龄的传奇故事集。非常有吸引力。”莫言的短篇小说绝大多数写的是农村和农民，但他彻底打破了过去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模式，把中国古典小说的浪漫笔法、西方现代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他自己的哲理思辨和天马行空式的叙事艺术，巧妙而有力地熔为一炉，成为当代中国最富想象和创造力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也是一座富矿，值得我们深入发掘、研究和借鉴。

短篇小说从新时期文学到现在，已走过三十多年时间，现在作家们逐渐意识到，那种“小资”型的风花雪月式的题材，那种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式的创作，是没有多少前途的。只有直面深刻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生情状，作品才会有价值、有力量，才会受到市场和读者的欢迎。我们从2012年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作家们的这种努力和实绩。其实这种创作思想观念，依然继承的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鲁迅当年在谈到他写短篇小说的动机时，明确地说：“……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仍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八十多年过去了，国家、社会、文化已是沧海桑田，文学更是极大地丰富、多样、复杂了，但鲁迅“为社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依然是小说创作的正道，依然是需要作家坚持和拓展的。

2012年的短篇小说仍是一个“稳产年”。虽然庸作居多，这已是一种常态，但让人眼前一亮的佳作也不少。王蒙《山中有历日》、刘庆邦《走投何处》、铁凝《七天》、王祥夫《归来》、尤凤伟《残余时间》、张笑天《瞎活》、叶广芩《唱晚亭》、盛可以《1937年的留声机》、须一瓜《寡妇的舞步》、裘山山《有谁知道我的悲伤》、魏微《胡文青传》、斯继东《你为何心虚》、马悦《飞翔的鸟》等。这些作品似乎超过了过去年度的艺术质量，带有了更多的经典味道。

当下的短篇小说在内容和写法上有许多突破，但这些突破还是局部的、微小的。还有多方面的局限束缚、阻碍着它的发展和提升。我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学的出发点问题。文学“为什么”的问题，本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现在变得迷雾重重。真正像鲁迅等一代作家那样有着明确的“为社会”“为人生”的创作追求的作家，在今天究竟有多少？而这正是今天的文学、今天的作家的根本差距。二是文学、具体到短篇小说，思想和艺术视野问题。如今的社会生活变得异常复杂而阔大，把握和表现它，应当有更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但现在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却普遍存在着生活阅历简单、思想视野狭窄的现象。这就势必导致时下的短篇小说，鲜活、尖新有余，而广度和厚度不够。三是短篇小说的艺术创新问题。短篇小说本是最为活跃、最具创新个性的文体。但现在的作家都在努力回归现实性、本土性，努力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淡漠了对艺术形式和手法的探索、创新，像莫言那样广纳精华而后独步天下的作家已经很难看到，这已成为当下短篇小说的一个突出问题。

把握社会生活的深层律动

前些年有评论家提出，要重建文学的宏大叙事。这一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作家思想资源的匮乏、艺术视野狭窄的普遍现象。应该说这一问题近年来有所克服，我们在众多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作家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状态的深入发掘和把握，看到了短篇小说思想内涵的深化。但真正具有宏观力度的佳作，大多出之中年和老一代作家。

王祥夫的《归来》写的也是乡村生活，透过一场郑重、琐细的丧事，表现了民间社会重生厚葬的文化风俗，村民对死者的尊重、怀念，儿女对母亲的哀悼、孝心。仪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是通过形式强化一种民间文化观念，培养人们的思想道德信念。作家还通过吴婆婆的这场葬礼，发掘出了一种温暖动人的人伦亲情。已故老母亲对儿女无微不至的母爱，兄弟三人的同胞之情、互敬互帮，夫妻之间的夫唱妇随、共度艰难。把民情风俗、日常生活，写得如此细腻、深广，同样需要一种坚实而阔大的思想和艺术视野。铁凝的《七天》，是一篇情节奇妙、构思别致的作品。小保姆布谷回老家喝了被化工厂污染的河水，回到城里七天时间长成了一个巨人，女主人恐慌无策，不得不辞掉她。通过这一荒诞的情节，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污染，不仅直接损害着底层社会和百姓，同时也危及着上层社会和富人，它的危害是多方面、全社会的，而富人阶层对此却漠然视之。这是对现代工业科技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尖锐反思。

底层社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和重心，因此近年来的底层叙事就形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潮流。在2012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众多表现底层社会和民众的优秀作品，且在思想内涵上都有所深化。刘庆邦是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现在他把笔触集中到了城市底层人物身上，如寄居的老人、打工的保姆。《走投何处》写一位跟着儿子在京城带孙子的老母亲的人生遭遇，她把人生的乐趣和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小孙子身上，但后来孙子不要她带了，寄居的房子也没有了，她面临着精神和生存的双重绝境。小说写得真实朴素、令人动容。80后回族女作家马金莲写的是乡村底层社会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她的《夜空》《河边》《难肠》等小说中，她写残疾男人的农家生活，写寡妇女人的生存与爱情，写孤寡老人的悲凉晚年，揭示了普通民众常常遭遇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他们特别是农家女人坚韧的生存意志以及她们向真向善的人格操守。艰难的世事中蕴涵着温暖，悲苦的人生里点染着乐趣，繁重的劳作中洋溢着诗意。作品视角巧妙独特，叙事语言绵密拙朴，真正把底层社会的情状神韵和盘托出了。

底层社会是一个相对自足、稳固的生存世界，有艰难、有悲剧，但也有温暖、有喜剧。如宗利华《黄金叶》，写小山村黄烟基地几位男女青年种烟、打叶、烤烟的劳动场面，写他们聊天、吃饭、交往的日常情景，呈现出了一种劳动之美、青春之美、爱情之美。是我们久违了的乡村记忆和图画。如韩振远《炭河》，写父亲、儿子、老师等在涨水的黄河中捞炭的情景，既有趣、又惊险，更让人振奋。壮阔的自然与激越的劳动，与人们之间浓浓的亲情乡情，构成了一个淳朴、大美的乡村世界。如钟二毛的《回家种田》，城市虽好，但不是久恋之地，18岁的乡村少年尝够了打工的艰辛，终于决意“回到大瑶山，我的月拢沙。跟禾苗做伴，与稻田为伍”。要在乡村寻找一种自由的劳动，自尊的人格。在这些作品中，底层文学显示了一种新的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

切入官场的精神生活空间

官场和官员生活，不仅是长篇小说的热门题材，也是短篇小说的“用武之地”。长篇小说着力的是官场的政治风云和人际纠葛，短篇小说侧重的是官场的环境氛围和官员的精神心理，都找到了各自的表现重心。2012年的短篇小说，官场题材依然很多，且有不少优秀作品。

表现当下官场的波谲云诡、黑暗腐败，已成为官场小说创作的一种主要倾向。老作家张笑天近年来连续创作了多篇官场题材短篇小说，写到了省市级官场，故事精彩、都有一个新奇完整的情节，写法精到、有着娴熟的艺术表现功力，因此颇受读者喜欢。新作《瞎活》通过写一次文物大师的古董鉴定，撩开了高层领导的贪腐内幕。市委书记刘念纯煞费苦心请“我”父亲鉴定市长俞中金收藏的元青花大瓷罐，一方面想保住能干而务实但已被双轨了的俞中金，另一方面更担心把自己更严重的“雅贿”问题也牵扯出来。而父亲的此番鉴定，既想坚守学术良心，又想报市委书记昔日的关照之恩和对“我”计划提拔的双份恩情，经受着学术良知和人情利害的痛苦煎熬、考验，最终做出了违心的选择。一次文物鉴定，竟牵动着高层贪腐、人事变动乃至文物界的种种猫腻。可谓引人入胜、发人深思。黄宁的《暗流》情节也很巧妙，一场重大交通事故，暴露的是道路的质量问题，而质量背后又隐藏着县、市、省相关官员的利益和腐败问题，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情节是从市纪委工作组找县委书记约谈开始的，但案情一展开就惊动了上上下下的许多人，可谓扑朔迷离、暗流涌动。作者只写出了冰山一角，而官场的官官相护、大面积腐败，已让人触目惊心了。夏鲁平的《监控盲区》和《放松》，前者写的是下级给上级送年货，后者写的是官员的私生活，写得轻松、幽默甚而夸张，但却把官场人际关系的紧张、森严，官员生活的堕落与心理变态，写得微妙精准、入木三分。

当下的官场小说在思想探索、结构安排、人物刻画、叙事方式上确有许多突破。但局限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普遍的问题是，作家们对官场题材缺乏理性上的自觉。譬如如何认识和把握根深蒂固的中国官场文化，譬如怎样表现和批判不合理的官场体制和机制，譬如如何写出更多样坚实的官员人物形象等等。

打捞历史中的价值碎片

历史是因，现在是果。以史为鉴，可以观现在，亦能知未来。小说创作中，只有现在没有历史，乃是一种不完整的文学，反映了作家思想视野的狭隘，文学观念的片面。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中，历史题材有所增加，标志着短篇小说正在走向丰富、强大。其实，写历史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当下，为了保存那些可以继承的、有价值的社会、人生碎片。

把历史与现实糅合在一起，用对比的方式发现历史中的文化余脉，是历史短篇小说的一种可贵的写作方法。叶广芩作为清朝的皇家后裔，曾写过多部反映清朝历史的长中短篇小说，2012年又为读者奉献了短篇小说《唱晚亭》。这是一曲悲怆幽远的历史挽歌，切入的是现实情景，凸显的却是历史的断裂。皇室后代金家花园有一座小亭子，旁边立一块石头上书“唱晚亭”，它是虎尔哈先祖在云南陇川打过一场恶战之后，为了纪念从战场拉回的一块黑乌砂。它见证了金家先辈的英勇作战，也亲历了金家后代的唱戏娱乐，更经见了大清朝的沉浮兴衰。可以说是蕴含清朝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物。但几百年后的现在，金家的后代侄辈、孙辈甚至女婿，啸聚在待拆迁的石头前，一致认为它是来自缅甸的一块大玉石，邀请行家鉴定，送到玉石厂开解，都以为撞了大运，结果却是一场美梦。作家用深沉激越的笔调，缅怀了金家的辉煌、衰落以及英雄血脉，讽刺、批判了金家后代的拜金主义和市侩嘴脸。作品有金石之声、阳刚之气。

历史事件和人物身上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南翔《1978年发现的借条》，写1948年共产党县大队借了一户富裕人家的枪弹、粮食和耕牛，承诺“打下江山之后一并偿还”。但30年之后这户人家的后代先后找到铁路局、公安局、民政局，不仅不予偿还，甚至找出种种理由推拒。小说实质上揭示了人民同执政党关系的变异，国家干部应当如何认识革命历史等重要问题。过士行《为了聚会的告别》写70年代知识青年回城的故事，为了回城，已婚知青不惜离婚，甚至姐妹互换使尽“伎俩”，在诙谐机智的叙事中，再现了真实的知青生活，解构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叶兆言的《紫霞湖》写“我”儿时的朋友曹承林，对上海女孩刘潇的一往情深、一生追求。这位少年的初恋发生在“文革”时期，二十多年间世事巨变，二个人历经曲折，但曹对刘痴心不改。作家写出了那个时代虽然蒙昧但却纯真的爱情，写出了那一代人的一种精神和信念。

我们期待着更多、更好的历史短篇小说的涌现。

解剖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社会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既依存又矛盾、既统一又互为的复杂关系。因此文学的“为社会”与“为人生”，自然不能截然分开。但由于作家生活阅历和创作思想的不同，表现重心就会有所区别。有的侧重社会内容，有的倾向人生问题，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创作题材和风貌。当下的短篇小说在“为人生”的大主题上，有两个重点显得格外突出。

一是对当下人们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状态的审视。须一瓜的《寡妇的舞步》突出地表现了现代男女的情感欲望与人伦道德的冲突。新寡的过丽精心准备要与钟情的男人司马谈情做爱，但暴亡的丈夫的阴影和道德良心如影随形地干扰约束着他们，二人挣扎在精神情感的泥淖中。作家用如刀的笔触解剖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对现代人的矫情多欲进行了审视和批判。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揭示人的内在欲望最深入、理性的作品，是青年作家斯继东的《你为何心虚》。贤妻良母式的年轻女教师赵四，意外发现丈夫黄皮在外边有了女人，气急败坏决意离婚。在绝望悲愤的煎熬中，她渴望与别的男人上床报复丈夫，无奈地回到家又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丈夫的身体和“强暴”。在事件的过程中，她的理性、意志与肉体、欲望，始终处于矛盾、分裂状态。她主宰不了自己的身体，她甚至能感觉到那种原始欲望的存在和对自己的支配。女人赵四是这样，男人黄皮更是如此。作者撕下了现代人虚伪的外衣，露出了人赤裸裸的欲望，是对现代人的一次无情的解剖和批判。描写人性的情感欲望早已不是禁区，但却必须有作家自己的观照和评判。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作家陷入了如实描写、不加分析的误区。譬如文清丽的《面石》，写夫妻、朋友之间情感的虚伪和两性的暧昧，不仅缺乏应有的价值评判，甚而带有品味、渲染的意味，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是对各种各样的人生命运的观照。魏微的《胡文清传》是一篇表现人生命运与时代变迁深刻联系的短篇小说力作。胡文清从中学时代的天才少年，到“文革”中的造反派小头目，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商富豪，到90年代后隐居修行的佛教徒，显示了一个有才华有志向的能人的不平凡经历，正好应验了算卦先生的谶语：“有鸿鹄之志，逢乱世，必成事”。其实胡文清少年时代是有志于学问之道的，也确有这份天赋，但中国从60年代开始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使他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成为政治、经济浪潮中的弄潮儿。没有理想的人生拼搏，使他在晚年堕入虚空、皈依佛教。作家揭橥了变幻莫测的当代历史是如何深刻地支配、捉弄着人的命运，是对一段历史一种人生的高度概括。

追寻人性中的真与善

“为人生”的文学，一方面要写出人生中的困境、人性中的丑陋，另一方面也要写出人生中的光明和人性中的求真和向善。在批判中建构，才能达到“改良人生”的作用。诺贝尔获奖作家多丽丝·莱辛在谈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作品时说：“我要找的，是那种温暖、同情、人道和对人民的热爱。正是这些本质，照亮了19世纪文学，使那些小说表现了对人类自身的信心。我觉得，这些品质也正是当代文学所缺少的。”我们在2012年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作家们向这方面的努力。

写出人对世俗欲望的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英雄精神的寻觅，是当下一些短篇小说的新探索、新走向。孙丽生《英雄有知》就是一曲寻找英雄精神的壮歌。小说中，当年在“南下英雄团”当兵打仗的人，现在有的做了官员如焦泰恭，有的当了企业老总如黎阿八、程光明，但当他们一回到英雄部队，就变得热血沸腾。黎阿八在烈士陵园祭拜，发现有三位烈士从未有亲人来扫墓，有一位竟是他广东潮安的老乡翁浩杰。顿时激发了他的同情、人道之心。他踏遍铁鞋，终于寻到了烈士的家属，并慷慨相助很快促成了他们前往祭奠的行程。他又卸掉公司的所有职务，踏上了寻找另外烈士家属的长途。作品意在告诫人们，不要忘却了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不要中断了英雄精神的传承。部队作家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以俄罗斯陆军腰带为核心道具，以两国年轻军官秦冲和鲍里斯交往为主线，表现了两国军人在生活方式、文化性格、为人处事方面的差异、碰撞、交融与认同。虽然是两个阵营、两种军风，但都高扬着军人的一种阳刚之气和英雄精神。是军事题材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近年来，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描写本民族的生活和人物，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世界和人物。马悦《飞翔的鸟》写回族农民马民全老汉，为已故妻子20年祭日做准备，放掉了他苦心捕捉的呱呱鸡。深切表现了这位回族老人对逝者的敬重、对生灵的怜悯、对宗教的虔诚。与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次仁罗布的《放生羊》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如前所述马金莲描写的那些在贫穷艰难岁月中依然坚守真诚、善良、勤劳品格的西部农民。这些少数民族信众，他们的物质生活是简单、贫乏的，但灵魂世界却是丰富、仁厚、淳朴、博大的。他们是为良知、内心、信仰而活着。汉族民众应该从这样的人生中获得启迪、汲取精神，创造自己独特的精神家园。短篇小说也应当努力承担起表现真善美人生的使命来。

注释：

①朱又可、王寅：《诺贝尔的小册子上甚至没有作家的国籍》，《南方周末》2012年11月1日。

②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多丽丝·莱辛《小小的个人声音》，《世界文学》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