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后新时期”小说的“孝亲”倾向——以《农民父亲》等小说为例

周水涛 江胜清

“后新时期”出现了以《农民父亲》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孝亲”倾向的小说。“孝亲”之“孝”主要集中在“父亲”身上,这批作品一般采用子辈视角，表达对父亲的敬仰、敬重、悲悯、忏悔。《农民父亲》等作品的出现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这一思潮的兴起有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文化因素是关键。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传入、港台文化守成思想的影响、思想文化界对“现代性”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启蒙话语的反思、对中国本土文化的重新评估，促使思想文化界反思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贬抑以及对西方“普世价值观”全面肯定，与此同时，学者们朝向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在本土文化中寻觅价值资源，张扬价值理性。“改革开放”的深入带来诸多经济问题，如城乡对立、社会分层日趋明显、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的盛行等，面对经济发展及社会转型所致的“文化失范”，学界开始关注“现代化”的两面性和城市文明的弊端，乡村文化的萎缩与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动处境引发学界的忧虑，皈依乡土成为文化精英们的“精神时尚”。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直延续至21世纪。例如，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国学热”持续高涨，“读经潮”此起彼伏。至今，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仍然左右着人们的言行，甚至影响到主流意识的国家文明发展战略设计。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深远。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烘托下，“文化守成小说”问世。这种创作多描写乡村生活，拒斥城市、固守传统、展示城市文化的弊端及乡村文化的尴尬境地、颂扬乡土精神，是这类创作的共同之处。部分“文化守成小说”表达了“孝亲”主题，显现出“孝亲”倾向。张宇的《乡村情感》（1991年）、冯积岐的《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1994年）、东西的《我们的父亲》（1996年）、岳恒寿的《跪乳》（1996年）、李西岳的《农民父亲》（1999年）、白连春《拯救父亲》（2000年）、艾伟的《寻父记》（2000年）、等是“文化守成小说”的代表作。“文化守成小说”的“孝亲”描写主要在文化层面展开，在许多作品中，被“孝”之“亲”往往具有形而上隐喻意义。进入21世纪后，由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促动的“孝亲”描写在更开阔的视域中进行。例如，魏微的《寻父记》（2004年）、墨白的《父亲的黄昏》（2004年）、《母亲的信仰》（2005年）、高鸿的《农民父亲》（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版）等小说与90年代问世的《农民父亲》等作品有一脉相承的内蕴，但其思绪铺展到伦理学、社会学等层面，对关联孝或孝道的许多问题进行更集中更深沉地思考；这些作品得力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托举，但其整体描写远远超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疆域，自然也突破了“文化守成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

孝亲，即孝敬父母。《诗经·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孔子将以孝亲为主要内涵的“亲亲”提升至“仁”的高度，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经》援引孔子的言论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亲，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美德，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演绎孝道，表彰孝亲事迹。然而，演绎孝道为当代作家所不取，所以，表达对父母的孝敬，新时期小说家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从严格意义上讲，新文化运动对孝道的批判、“五四文学精神”的传承、90年代之前的主流意识在价值层面与孝的抵触、“后新时期”文学受众审美需求，决定了小说对孝亲主题的曲折表达。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烘托下，《农民父亲》等作品的孝亲不是表彰孝行或演绎孝思，而是表现为一种情感倾向：通过对父辈的认可、赞颂、同情等情感表达而间接表达孝敬之心。笔者认为，《农民父亲》等作品的孝亲姿态或情感倾向有三种：崇亲、悯亲、寻亲。在此，我们三个层次讨论孝亲姿态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

一、崇亲与文化保守主义

崇亲，在此指子辈对父辈的崇敬之情。

《农民父亲》塑造了一位胸襟宽广、人格伟岸的“农民父亲”。父亲重义轻利、仁厚宽恕、克己奉人、勤劳节俭、自强诚信。作为长子，父亲要顶门立户，在“爷爷”要他回家尽孝时，他毅然放弃美好前程，从天津回到老家乡下。在饥荒的时代，眼看侄女要饿死，父亲铤而走险偷取救命的“甜丝丝”。病入膏肓的“爷爷”命令父亲喝尿，他接过夜壶咕咚咕咚地喝尿。作为队长，滔天洪水汹涌之际，父亲舍小家顾大家，冒死引导村民转移。小说并未直接描写“我”对父亲的孝敬，也没有花费太多笔墨展示父亲对“爷爷”的孝顺，而是颂扬父亲的品格与为人，但对于“后新时期”作家而言，这种颂扬本身就是一种孝敬。《农民父亲》对父亲的颂扬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内在关联。作家立足于传统文化塑造父亲形象，父亲的主要精神支撑与做人标准是朴素的儒家观念，《朱子家训》是父亲做人与治家的精神指南。毋庸讳言，“我”对父亲的敬仰及父亲形象塑造的深层次目的是：张扬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识，以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识反衬当下的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

崇亲，自然包括对母亲的敬仰。《跪乳》满怀深情地讴歌了一位平凡的乡村母亲。母亲是一尊东方圣母的雕像。母亲有着博大的情怀。当小羊羔的母亲被日本人杀害后，母亲把“我”的奶分了一份给小羊羔，在日本鬼子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之际，母亲从容自若，傲岸泰然，她怀着绝望的心情给我和小羊喂最后一次奶；博大的母爱激活了禽兽的良知，日本人悄然退去。母亲还用珍珠般的奶汁疗救了在保卫娘子关之战中受伤的小战士。母亲无私、坚韧，深明大义。“我”和担任军医的妻子都要奔赴战场，母亲毅然承担了抚养“我们”的孩子的任务。我们从战场上安全归来时看到的是在山坡上四处走动的儿子。“当闺女，等羊倌、做媳妇、生儿子、枪惊奶、奶羊羔、乳伤员、买嫂子、度饥荒、带孙子”，母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母亲温厚而刚烈、坚韧而博大、善良而质朴，正直而无私，母亲身上凝结着东方传统美德的精髓。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颂扬母亲而表达对母亲的孝敬，比展示子辈的孝行或阐释孝道更具艺术震撼力，因为中国人已经对“慈母孝子”或“慈父孝子”的叙事模式产生了“审美疲劳”。对于岳恒寿而言，颂扬母亲的美德与纯洁，是对母亲最虔诚的孝敬。从作者的“创作谈”中可以看出，《跪乳》具有实录性或自传性——“乳”，是一种隐喻，母亲是作者的母亲和伯母的叠影，而“我”身上则有军人岳恒寿的影子。因为一场战争，作者未能在母亲辞世前尽孝，作者愧疚不已，而看见将不久于人世的伯母，作者悲从心起。——“《跪乳》”，顾名思义，意味着反哺，意味着感恩！

同《农民父亲》对父亲的颂扬一样，《跪乳》对母亲的颂扬也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内在关联。但与李西岳不一样，岳恒寿皈依的是古朴的民间性传统，他对当下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抨击更激烈。在岳恒寿笔下，母亲，“已经不是我母亲意义上的母亲”，而是作者面对当下物质与精神的错位、历史与道德的冲突而高扬的一面人格旗帜，建造的一座道德丰碑。

《农民父亲》与《跪乳》敬仰的都是乡村父母，这种创作设计意味着一种文化姿态：皈依乡土，拒斥城市，而这种文化姿态正是当代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的表现之一。事实上，在90年代有大量作品持有这种价值立场。例如，在《农民父亲》中，叔叔=城里人，以叔叔为代表的城里人薄情寡义、重利轻义、唯利是图，而父亲则是乡村美德的化身，作品通过对兄弟俩的对比，完成了对乡村的赞美和对城市的批判。张宇的《乡村情感》在讴歌麦生伯和爹的高风亮节与伟岸人格之际，表达了对城市的拒斥，“我”认为自己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年，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我小时候怕狼，现在怕城里人”。冯积岐的《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甚至展示了“我”对城市文化的敌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父亲》《跪乳》等向父辈表达孝敬与敬仰的作品中，子辈共同的名字是“我”，而“我”对父辈的孝，具有明显的隐喻性：对父辈的孝敬与敬仰，暗示着向传统文化的皈依，隐含着对乡土的眷念。

二、悯亲与文化保守主义

悯亲，即对父亲母亲的怜悯、同情。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烘托下，“后新时期”小说的悯亲，主要表现为展示父辈的生存困境和低贱地位，同时表达了子辈对父辈的愧疚与悲悯。《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拯救父亲》等是悯亲的代表作。

《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既展示父亲的生存困境，又描写父亲的精神危机。父亲的勤劳所得永远无法填补家庭的经济空缺：孙女住院要交费，儿媳“超生”要罚款，儿媳的弟弟结婚要送礼，儿子山虎的拖拉机被扣要请客送礼……父亲一直手忙脚乱地筹钱，像救火一样地填补不断出现的经济窟窿。父亲还面临着精神危机。父亲的精神危机来自自信的消失与人格的被践踏。在冯积岐笔下，父亲不再是《斯人独憔悴》（冰心）等“五四小说”中的暴君，而是现实生活中的贱民。父亲是力挽狂澜的舵手，是家庭的擎天柱；“我”深深地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同时也表达了“我”的痛苦与悲哀：爱莫能助的痛苦和无力回天的悲哀。毫无疑问，这种悲悯就是一种孝敬，一种发自心底的孝敬。

《拯救父亲》也描写了一位值得同情的父亲。父亲凭着自己的人生成就与优良的品格而在乡村社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也建立自己的自信与尊严。然而，生活的重压与时代的变化改变了父亲。为了生活，56岁的父亲不得不外出打工。离开了乡土的父亲是那样的卑贱、猥琐。然而，父亲还未靠近城市就被“收容”了，只能无奈地呆在收容所的水泥地上等待子辈的“拯救”——五千元一个人,交钱放人。父亲是我崇拜的偶像，“我”曾经因为父亲而骄傲，今天“我”仍然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但时代捉弄了父亲：生活的重压粉碎了父亲的自信与乐观，父亲的操持与信仰突然变得一钱不值，父亲的尊严突然荡然无存。因此，“我”为父亲忿忿不平，也因父亲的处境而悲哀。显然，这种悲悯就是对父亲的孝敬。

“后新时期”小说的悯亲也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深层次的关联。与崇亲不同，悯亲的思想依托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对现代化、城市化的两面性的观照，以及由反思与观照生发出来的乡土皈依。因此，在《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等具有悯亲倾向的小说中，父亲全是农民，农民父亲被能指化：父亲被赋予了特殊内涵——父亲是乡村或乡村文化的化身，父亲的处境是乡村或乡村文化的缩影，父亲与城市的不对等抗衡是当下城乡对立的象征，而城市则被父亲的儿子们妖魔化。《农民父亲》中的父亲在城市叔叔的精明算计中节节败退；《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中的父亲面对的是粮站、市管所、派出所等“单位”，而这些“单位”是城市的窗口或外派机构，面对“单位”，“即使在指甲盖大小的权力面前父亲的脾气也会变得像母亲的身躯一样瘦弱”；在《拯救父亲》中，进入城市的父亲不能自保，而是要靠儿子们去“拯救”，且只具有城市身份的儿子们才有能力“拯救”。作家们笔下的父亲们，几乎都有着传统乡下人的一切美德，但当今乡村和乡村文化的地位决定了父亲的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城市人或城市文化对他的人格的价值的认定，因此，父亲的屈辱是乡村文化的屈辱，父亲悲剧是整个乡村的悲剧。尽管从作品中能看到作家的“家谱”或“身世”，有些作品中甚至出现了作家自己的名字，但父亲的能指化使子辈的孝敬具有了形而上的隐喻性：子辈对父辈的孝敬演变成了对乡村的护卫和对乡村文化的皈依，子辈伦理层面的孝亲转化为一种文化行为。

当然，悯亲，有时也侧重于伦理层面。例如，东西的《我们的父亲》描写了父亲在子女家中的惶恐：处处受到冷遇，在子女家中如客人般局促，父亲甚至被儿媳的妊娠呕吐吓得手足无措；艾伟的《寻父记》中，身体的衰弱与子辈的冷漠使父亲失语，“整天沉默寡言”。这些描写无疑是出于对父亲的悲悯，但这种悲悯主要在伦理层面。

三、寻亲与文化保守主义

寻亲，即寻找双亲。在“后新时期”小说中，寻亲主要是寻找父亲，即寻父。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烘托下，“寻父叙事”有两种模式。

（一）“正向表达”的寻父

寻父的“正向表达”模式是：父亲出走或缺位，子辈寻找父亲。

艾伟的《寻父记》是寻父的代表作。乡下父亲来到城里同儿媳一道生活，“我”和妻子都嫌他碍事，希望他回到乡下，但有时候大家又都忽略他的存在，以致父亲消失一天后才引起大家的注意，在大家看来，父亲的消失“没有一点点预兆”。“我”开始苦苦寻找父亲。最后，在寻父未果的情况下，满怀自责和内疚的“我”从外面带回一个被遗弃的陌生老头当作自己的父亲供养起来，在对老头的孝敬中获得一种内心的满足。当老头辱骂“我”是不肖之子之时，“我”不仅不会生气，而且“高兴得浑身发抖……幸福得实在受不了”，因为老头的辱骂冲淡了我的负罪感。然而，弟弟最后赶走了老头，“我”又陷入万劫不复的自责与寻找之中。与崇父、悯父相较，寻父更直接地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孝道，因为崇父、悯父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孝敬姿态，而寻父则是具体的孝敬行为。忏悔，意味着子辈对以前“不孝”言行的反思，对“不孝”所致后果的补救。艾伟《寻父记》中的“我”在父亲失踪后开始反省，一遍遍地问父亲出走的原因。“我”想到了父亲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父亲把“我”从大火中救出，“我”也许早就不在世上了，而父亲却在那场大火中被烧成了火球，落下了后遗症。于是，“我”有了深深的罪恶感，带着愧疚感寻找父亲，在寻找无果时转而孝敬陌生老人，从而淡化自己的负罪感。在陌生老人消失后，“我”最后精神崩溃。

墨白《父亲的黄昏》中的寻父具有“复调”意味。父亲为三个儿子贡献自己的一切后被“边缘化”了，直到父亲做生意受骗而欠下了巨额债务，儿子们才关注父亲。大家都不想承担父亲的债务，一致同意垂老的父亲远走他乡躲债。然而母亲又被抓去“抵债”，为了赎回母亲，父亲毅然去自首。于是哥仨开始了艰难的寻父之旅。三个儿子终于将父亲接回了老家，而这时大家突然发现爷爷死了，原来卧病在床的爷爷早就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即父亲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正如三个儿子忘记自己的父亲一样。于是，以“我”为首的子辈开始自责、自剖和自省。“我”有这样一段自省式的独白：“我们都清楚在我们每一个人成家立业的过程中，父亲都起了啥作用，父亲给我们盖房子，父亲给我们娶媳妇，父亲用他的血肉筑起了我们的幸福，父亲现在形如枯槁，可是还有三个女儿等着他去操心!现在我们的父亲负债累累!”很明显，“寻亲叙事”将孝亲的主题凸显出来。

显然，寻父，意味着忏悔与反思，但这种忏悔与反思不仅仅止于子辈对伦理层面不孝行为的愧悔，还延伸至文化层面：对“五四”以来“弑父”“审父”“渎父”等行为的反思，对关联父亲或父权的传统文化的反思，对“反叛传统”这一文化行为的反思。于是，如何对待古典的孝道及与之关联的文化，这一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毋庸置疑，这种文化层面的反思正是寻父与保守主义思潮的内在关联。

“正向表达”的寻父，还有另外一层意蕴：对一种“有父秩序”的寻找。《寻父记》等作品都表达了“无父”所致的惶恐。艾伟《寻父记》中的“我”在父亲失踪后“六神无主”、“茶饭不思”，内心充满了恐慌，“我”觉得“这世界变得空旷和安静起来”，而这种空旷令“我”无法忍受。在魏微的《寻父记》中，父亲的出走打乱了“我”和母亲的生活：“我和母亲像做了一场噩梦,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痛苦和羞辱。我们甚至感到了一种毁灭。”“我”坚定不移地寻父，因为“我们”迫切需要父亲来支撑“我们”的生活,重塑“我”和母亲存在的意义。显然，对家庭而言，无论是出于日常生活的支撑，还是出于纯粹的精神寄托，子辈的寻父都意味着对父亲的敬重，以及对父亲所负载的某种核心价值理念的重新认定。因而，寻父意味着对“五四”以来的弑父行为的反拨，对一种否定的否定，而这种否定的否定标着着孝父的回归。正如贺玉琼、程丽蓉所说：“‘父亲’的形象在当下重新得到积极的确认，‘父亲’对我们的意义重新得到挖掘和肯定，如果抛除日常生活层面意义，‘父亲’的形象是否也重新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正面的象征意味？”毫无疑问，是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反思促使我们重新“挖掘和肯定”父亲的“意义”。

然而，对于魏微的《寻父记》等作品而言，寻父还有着哲理层面的意义。魏微的《寻父记》中的“我”怎样表述：父亲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像我的人”，“他是我未来的影子……他替我提前活了一回”，而“我”是“他身体的某一瞬间的一部分”，是证明“我”的存在意义的价值参照。因此，“我”不能容忍自己不去寻找父亲，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寻父途中”，“每个人都在寻找他们各自的父亲……我们是为了寻找父亲而诞生的”，寻父是一个“信仰问题”。显然，魏微的寻父涉及一系列形而上的问题，如父辈与子辈在文化学层面的源流关系，父辈与子辈所体现的社会学层面的等级秩序，以父辈为参照的自我存在意义，等等。毫无疑问，魏微形而上层面的父亲寻觅，与古典孝道的“报本返始、慎终追远”殊途同归，因而也是对父亲的孝敬与敬重，但这种孝敬与敬重客观上对古典的、具有两面性的孝道进行了现代性的发掘与开拓，赋予传统孝道现代内涵：如果说传统孝道的起点是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话（如通过“敬老”而实现社会成员或家庭成员在“养老”上的“代际互惠”），那么，魏微对父亲的尊崇或寻找则是出于人类自身的精神需求，如自我的确认，自我“终极关怀”的寻找等。当然，魏微形而上层面的寻父也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内在关联，因为她的寻父隐含着对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的观照，其思考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印记。

（二）“反向表达”的寻父

“寻父叙事”的“正向表达”是演绎子辈对父亲的追随或寻找，但“反向表达”与此相反：演绎子辈对父亲的不孝，展示被遗弃父亲的可悲境地，从而敦促子辈去找回被子辈从心灵上放逐的父亲。东西的《我们的父亲》、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等作品是“反向表达”寻父的代表作。

心灵上放逐父亲，是指子辈在精神上撤销了安顿父亲的空间、在情感上抹杀父亲的存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父亲被子辈放逐，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父亲》和《瓦城上空的麦田》展示了这一现实。

在《我们的父亲》中，乡村父亲有值得夸耀的子女：中年丧偶的父亲不仅拉扯大了四个孩子，还使他们成为令人羡慕的城里人。年迈的父亲出于对子女的关怀来到城里，但子女们并不欢迎父亲的到来。“我”因为要陪领导娱乐而对父亲的来访不冷不热，而怀孕的妻子小凤则以父亲抽烟为由礼貌地赶走了父亲。在姐姐家吃饭时，姐姐给自己、丈夫、儿子的筷子都消了毒,唯独不给父亲的筷子消毒，父亲连晚饭也没吃就走了。知趣的父亲不会赖在大哥过夜，因为只有嫂子在家。最后父亲不见了。《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父亲有着相同的遭际。乡村父亲李四成功地将三个孩子送进城里，使他们成为“文明市民”，在六十岁大寿来临之际，他期待子女们有所表示，但子女们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他带着黑米酒进城，试图唤醒他们的记忆，但仍然于事无补，子女们甚至拒绝他的逗留：大儿子李瓦要请领导吃饭，女儿李香忙于跑出租车挣钱，小儿子李城沉浸于热恋，子女们都划不出接纳父亲的时间和空间。

或忽略父亲的存在，或拒绝接纳父亲，这意味着父亲家庭存在的物理空间的丧失，而物理空间的丧失是因为子辈在精神空间中放逐了父亲：子辈在自己的生活日程计划表中根本没有预留父亲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我们的父亲》等作品的描写表明，欲望的驱使、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物化的价值观念、生存的压力等因素导致子辈对父亲的放逐。然而，子辈在精神层面对父亲的放逐最终会导致现实生活中对父亲的遗弃。“反向表达”的寻父，不是演绎寻父的过程，而是展示父亲的可悲境地及被遗弃的父亲的可悲结局，其主要目的是敦促子辈们去找回被放逐的父亲，在心灵上划出一小块地方安顿年迈的父亲。“反向表达”的寻父实际上提出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敬老、养老问题。当然，“反向表达”的寻父还暗示了一系列关联孝老敬老的问题，如为什么被放逐的是乡村父亲，为什么在城市公园里晨跑、打拳的老人中没有乡村父亲的身影，为什么城市老人的“空巢”问题被屡屡提及，而乡村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几乎无人过问，等等。

寻亲，主要是寻父。寻父，也具有隐喻性，其隐喻意义是寻找一种失去的权威、秩序、传统，倡导建新型的孝道伦理。寻父的隐喻性使寻父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源流关系凸现出来，正如贺玉琼等学者所说：在“西学热”被“国学热”所排斥并取代之后，在经历了弑父的洗礼后,失去了父辈的子辈渐渐感到惶恐和不安,在打碎“父亲”神像后,他们开始走上了新一轮的寻找“父亲”的征程。

在此，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简单说明：1、部分“新革命历史小说”对父辈的崇拜与颂扬不是“孝亲”；2、久远的文化传承、“父亲”特殊的能指作用、“父亲”在家庭中的伦理学地位决定等因素了“孝亲”之“孝”主要集中在“父亲”身上。

总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农民父亲》等小说的“孝亲”倾向关系密切，“孝亲”主要表现为崇亲、悯亲、寻亲。崇亲、悯亲、寻亲既是“孝敬”父辈的具体表现，又具有特定的隐喻意义。

该文为湖北省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新时期小说创作与孝文化之关联研究》（2012K01）和湖北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当代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中的农村社会变迁研究》（2010k02）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出于表述的方便，本文将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这段时间称之为“后新时期”。“后新时期”，即新时期后半期。

②董德福认为：“文化保守主义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生的全球性现象,其基本特点是力图以价值理性来批判导源于现代化的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的疏离、意义的迷失等问题。”(见《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江苏理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③拙著《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④“父辈”在本文中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父辈”指男性长辈，广义的“父辈”指包括母亲在内上辈。两种外延不同的“父辈”交叉使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由具体的语境决定。

⑤《跪乳》获《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奖最高奖项，是湖北作家岳恒寿（河南籍）的代表作。

⑥岳恒寿：《跪乳》，见《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⑦贺玉琼,程丽蓉：《跨越世纪困惑的“父亲”想像——试论后新时期三种父亲形象的书写》，《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⑧贺玉琼,程丽蓉：《跨越世纪困惑的“父亲”想像——试论后新时期三种父亲形象的书写》，《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