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官场小说叙事母题论

时间：2024-05-07

骆田茵

当代官场小说创作兴盛，这类小说创作存在两极，一极是以刘震云为代表的纯文学，通常注重独创，长于社会文化批判、自我反省，一极是以形形色色的网络作家为代表的大众文学，往往较多因袭，借写小说放纵各种白日梦，堪为当代群体心理的病理标本。但不管是怎样的创作追求，民间母题和结构在各类官场小说当中都非常重要。在文学研究中，母题的概念原来大多用于民间文学，维谢洛夫斯基、汤普森等认为母题是民间叙事作品中最小的情节单元，母题可以分为三类：角色母题，背景母题，情节母题。

一、官场小说母题的恒量与变量

母题中“诸角色的功能项（即人物的行动）是稳定的因素”即恒量，同时其中凝结着的人类思维的共性和心理、文化深层结构也是恒量，即民族的原型心理——“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所有其他的因素都是变量。经过不同程度的转换变形后，许多传统母题出现在当代官场小说里，下面我们选择三类母题进行讨论。

（一）小民拦轿喊冤、上血书这类母题基本的功能序列为：社会黑暗—小民受冤屈—伸冤受阻—转机因素出现：出巡的钦差大臣，上一级的高官特别是清官，路过的高官—拦轿喊冤，上血书—沉冤得雪：恶徒、包庇恶徒的低一级官员受严惩。这类母题看起来只存在于古典戏曲、小说和古装剧中，但因为母题是恒定的，所以这类母题及其变体也出现在当代官场小说当中。钟道新《权力场》民间色彩较淡，作品中县委书记袁成吾是“干才能吏”，出门总有人拦“轿”告状，或递上血书，——这是母题的恒量，小说中讽刺性、揭露性的变量是：这位所谓的能吏常常把状子转呈信访局了事。史生荣《常务副县长》民间色彩很浓，通篇由几个民间母题结构构成，因此拦轿喊冤母题的构件更齐全、结构更严整：村民几百人拦路喊冤，省委书记含泪下令免税，拨款两个亿救灾扶贫。张继《状告村长李木》则戏仿了击鼓鸣冤、上血书母题：一个阿Q、陈奂生式的农民到市政府来喊冤告状，却不愿穿“万恶的旧社会”的破衣服，不愿写血书，因为不愿意女人看到自己挂着牌子跪地喊冤的破烂形象，最后这场“历史上都没有过的”告状无疾而终了。

显然，一些官场小说民间叙事结构占优，突出传统的和革命的道德至上观念，凸显感天动地的卡理斯玛英雄形象，因而上述这类母题及其组合的出现便更多，如周梅森等人的作品中甚至动辄还会出现下跪的母题。当改编成电视剧时，由于画面形象直接的冲击力，比书面阅读有效得多的似真幻觉，动辄泪下的人物很容易感染、感召受众，使大家融入到叙事构建的万众一心、慷慨激昂的“集体”中，即使这种能够令无数个体狂热地献出自己生命的“集体”早已久违了，周梅森这类叙事因而拥有悲壮崇高的英雄悲剧效果。但对小说的接受更多批判性，这种效应就容易冷却。《人间正道》中，民工因市委副书记惩治贪官感动得流泪下跪，村委会主任下跪泣求村民迁村；关仁山《风暴潮》中，市长下跪乞求渔民搬迁祖坟，甚至乞求的理由也和前书一样。变量必须具有足够的新鲜感、表现力，才能唤醒恒量，激活母题。《状告村长李木》则不然，小说对下跪母题结构的戏仿和调侃，多少颠覆了相当一部分同类叙事构架。

（二）中国神话传说中有二女共侍一夫的母题，帝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一同嫁给了舜。后世从民间故事到文人创作，从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章回小说，常见二女一男这一母题，著名的如“白蛇传”、《琵琶记》、《红楼梦》等。当代官场小说中的“英雄”身边，自然少不了传统母题中常见的“二美”、“双姝”。李向南得到林虹、顾小莉的爱情和崇拜，这既源自英雄寻找公主的古老母题，又隐含着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和自恋情结。到了《面朝大海》、《背叛》、《痛失》这类作品中，这种膨胀的男性中心情结使二女一男母题扩张成“金瓶梅”式的一男多女，多个女性甘为一个男性英雄献身，文学叙事彻底沦为放纵男性荒唐色欲的白日梦：妻妾成群、后宫佳丽三千。有些小说以黄粱梦式的结构来矫正欲望的泛滥，如《背叛》、《机关滋味》、网络小说《梦的斜坡》等，但总体上仍是劝百讽一。这类官场小说受到出版商的操纵，以满足数量庞大的读者对权力和欲望的幻想。范小青的《女同志》里女主人公受到多个男子的关爱，康季平等人还为万丽终身不娶、拼命相助，小说以女性的自我中心、恣意自恋的姿态，戏仿了“痴心女子负心汉”、“一男多女”的男权母题。

（三）神奇助手是最基本的民间母题，例如唐僧师徒遇难时，总有一位神仙从天而降。与对手一样，助手角色也是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从而构成或推动叙事的运动。当代官场小说中较常见的神奇助手母题有“巧遇贵人”。

该母题暗含着权力欣羡与膜拜这一群体心理情结，权力和关系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官人们时刻梦想与贵人结缘。当代官场小说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官场》中，金全礼是一个十足的庸吏，但他糊里糊涂的竟然升官了，原来省委书记和他是旧时酒友。王跃文的《蜗牛》中有个片段戏仿了这个母题。张青染总是得不到领导的赏识，他便梦想世道大乱，某位贵人倒霉了，所有巴结者都背叛了他，只有张青染一人成了他的患难知己。后来这位贵人又得势了，于是张青染便发达了。官场小说中官员的升迁常常仰仗“贵人”，这个母题的流行从其核心构件“主人公结识贵人”的层出不穷可见一斑，诸如：主人公的妻子抢救乡党委书记的亲属有功（《市委书记的两规日子》）；主人公将一个晕倒在路上的老人送去医院，垫钱急救，谁知老人竟是老部长！（《幸福生活万年长》）结识了守门的师傅，这位守门人竟是退休的副检察长，地委书记的兄弟（《痛失》）；……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贵人常常是“老首长”、“北京”、省委书记。这种结构主义式的分析有其特殊的效果，它凸显了遇贵人母题中凝结着的权力膜拜的集体无意识，暴露了当代中国人心中最盛行的是怎样的白日梦。当然，官场小人物也有与环境抗争的，不过，抗争者较少作为主人公，最后也常常失败了，与发迹或蜕变的主人公形成对照，由此可见，对官场的批判、怀疑或窥伺更有市场。

在严肃文学的作家那里，这一母题总是不完整的，遇贵人纯属偶然，短暂的时来运转后，前途依然难测。作品中充满着后现代式的茫然，官场及当代社会的失序感，佛禅的人生如梦。而在主旋律小说中则大不相同，常常是主人公得到“老首长”或英明上级以及群众的支持，最终正义压倒邪恶，英雄个人达到荣誉的顶峰。

古代叙事作品当中的神奇帮手多是侠客、异人、富家小姐、钦差大臣、皇上、大官，在当代官场小说里，这些角色经过置换变形后不再是奇人异士，但其帮助主人公解决难题、击败对手的基本功能不变，同时仍保留着一定的“神奇”色彩，就算是现实主义作品，其中的助手也总是具有某些特殊能力和品质。王梓夫《死谜》中县长司机李小毛是武林高手，数次助县长死里逃生，但正因为他是传统的英雄的助手，所以与不合格的“主人公”贪官宁县长只能分道扬镳。从审美方面看，忠心耿耿、义薄云天的传统助手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在这篇作品里助手变成了英雄主人公。主旋律小说中群众常常作为助手，以确证天理民心，清官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党和群众团结一心。

母题变形达到顶点，则演化为反母题，独创的、伟大的作家多属于反母题写作。在当代正不胜邪、逆向淘汰的模式逐渐增多，甚至有压过邪不胜正、苍天有眼、善恶有报的传统模式的势头。

二、官场小说中的母题组合与叙事结构

结构主义叙事学则特别注重共时的结构，格雷马斯提出三种“行动素范畴”：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助手／对手，它们可以产生出任何故事中的所有角色。由于小说当中出现的母题及其组合不同，影响到叙述对象、结构和手法，小说便形成不同的类型，如：对手为腐败官员，即为反腐小说；对手涉黑，即为反黑小说，或加入侦探小说元素；主人公、主要助手或对手为女性，可能加入言情小说或狭邪小说成分；客体或发送者为人民，为主旋律小说和改革小说；客体为权力或贪欲，则为反腐反贪或暴露小说；客体为欲望，若主人公未升职，则为新写实小说或世情小说，若主人公发迹升官，则为暴露或黑幕小说；主人公与上级或群众发生矛盾，则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意味；人民为助手，为主旋律小说或反腐小说，等等。

一部叙事作品的整体由一定数量的母题构成，各种母题分别生成或提供叙事和情节的动因、动力、变数、阻碍、解决、循环，从而构造出完整的叙事结构和运动。难题的解决即“平衡”随时会被打破，“以此形成一个可以反复无穷的循环”。主旋律小说叙事往往最终要得到彻底解决，到达终极平衡：英雄战胜了对手，世界恢复了秩序。讽刺性小说叙事往往没有最终解决，小人物的苦恼无穷无尽、代代相传，发迹变泰者会随时跌回到起点，追求实现了却发现甚至比当初更空虚。

（一）英雄主人公与对手的斗争，是官场小说最基本的叙事结构类型之一，这类作品多为传奇、浪漫主义风格，同时加入较多的悲剧元素，结局则是喜剧大团圆。主旋律小说代表作家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的作品大都属于这类。这类小说早期的代表是柯云路的《新星》，其母题序列为：清官为国为民，锐意改革—改革遭遇顽固派官僚反对—改革民心所向—反面势力庞大，改革遭遇各种阻碍—主人公凭借超常的魅力力争得了“老首长”、上级的支持—邪不胜正，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结构大都如此。这类小说中常出现孤胆英雄形象，如叶子菁面对着上级、下属、家庭全盘反对的巨大压力，在几近绝境的情况下维护法律的尊严（《国家公诉》）。这是典型的邪不压正的古老母题序列。

属于邪不胜正结构的改革小说、反腐小说常常类似革命历史小说和军事小说。这类小说既要拯救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式微，又要重塑当代政治权力的形象，将当代政治叙述与现代革命叙述打通，让当下的好干部与往日的革命者在建设工地上、反腐斗争中“会师”，从而构建起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道统。《人间正道》中，市委副书记陈忠阳将水利工程中干部牺牲个人，与抗日战争中革命战士的牺牲相提并论。河工们的衣服和身上模糊的血肉粘连在一起，女县长刘金萍就算来月经了，也仍然身先士卒，和民工一起泡在寒冬的河水里，这实际上就是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战士和指战员形象。作品中也常出现立碑、创造历史等套语和母题，由此承续革命时代的创造新社会、新国家、新人民、新道德的精神命题和语境。

官场小说中的道德英雄主要源头有二：感天动地的道德、为民做主的清官源自传统，而唯意志论则主要来自现代革命叙述。《人间正道》则是战天斗地的毛泽东式唯意志论母题样板，几十吨的钢铁机器，人拉肩扛安装到地下，这种不可思议、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只要“狠下心，豁上命去干，也并不是干不成的”。总之，凭着主观意志、神圣理想、和人民团结一心，就能开天辟地，创造新世界。这种唯意志论、道德神话导致主旋律作品中的英雄主人公除了道德上感天动地，智力上也是超凡入圣，从不犯错误。在神一般的清官领导下，自然天下太平，作品最后仿佛进入了天堂，正如《人间正道》的结尾，天网高张，小说中所有的坏人都被肃清，连次要的反面角色也没有漏网。

（二）刘震云小说中的机关小人物在生存压力下无奈蜕变，是当代官场小说最为独特、影响最大的母题组合之一。追溯起来，他这类作品算是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改写和颠覆，年轻英雄转换为机关小人物，英雄与对手的斗争转换为发迹、蜕变、抗争等不同的母题组合类型。蜕变类母题的叙事构件为：1、主人公刚来到单位，或机关、公司、组织；2、人格独立，率性而行；3、受到批评、提醒，主人公毫不在意；4、单位不欢迎，主人公成为局外人；5、与权力、待遇无缘；6、巨大的生存压力，无法解决的收入、住房、养老、育儿、饮食等困难；7、同事或同学、邻居不在乎独立人格和理想，融入权力组织，快乐地生活；8、家庭、情感矛盾；9、主人公痛改前非，放弃自我，靠近组织；10、阵痛期，或主人公难以彻底改变自己，或暂时仍不被组织接纳，或受到更“无耻”的对手的排挤；11、主人公蜕变，放弃过去的理想，生存状态改善。

这类作品表现人的低层次欲望，描写琐屑的生存，这样的类型看似缺乏吸引力，然而优秀的小说家有许多手段将这些灰色的题材叙述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小说最大的叙事动力源于生命的匮乏、生存的尴尬，由此产生强大的动力寻求叙事的解决。只要主人公的状况不改善，小说就仍然储蓄着巨大的能量推动叙事运动，每一次叙事获得了短暂的平衡（或假平衡），又会因新的匮乏而推动叙事。和所有的故事一样，这类叙事作品拥有无穷尽的循环，不同时代的人物可以将同样的故事永远地重复下去，当年的林震转世为今日的小林，小林、小彭们重复着老何、老乔们的人生轨迹，年轻的龙飞是昔年的诗人关隐达的再世，——这是机关人生的宿命。这一母题的动人力量，从果戈理、契诃夫到刘震云，古今中外从未衰减过，特别是在那些人民基本的物质生存问题尚未得到全面解决的前现代国家，——“匮乏—满足”是人类永恒的心理原型和叙事母题。

这个母题序列可以与其他母题结构组合，在刘震云这里最末一次循环是未封闭的，在其他作家那里得到延续，主人公可能进一步往玩权的道路上堕落。小人物蜕变的故事可谓正邪对立故事的前传，反角即是蜕变后手握大权的小人物。如《背叛》中的鱼在河，在过去的领导袁长印的折磨蹂躏下，为了生存他学会了做卑鄙无耻的奴才，等到他终于谋取到了权力，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彻底沦为权力的奴隶、欲望的机器。奴才爬上了主人的位置，便成了“亦主亦奴人格”，既是权力的奴隶，又是滥用权力、虐待无权者、小人物的魔鬼。小人物蜕变的故事中，客体吞噬了主体、环境同化了主人公，故事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道德的个人无法战胜不道德的社会，欲改造个人，必须同时改造环境。

结语

现当代文学中，民间母题及其组合可以有三种不同形式：一般的形式，不同程度的“淡化或强化的形式”。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作家对各种母题的个性化改造，文学创作要获得成功，神话原型和母题结构必须加以填充、变形和创新，抽象、雷同的母题对现代读者缺乏审美价值，正如普罗普所指出的，可变因素“赋予故事以鲜明的色彩、美和魅力”。现代文学作品较高的审美价值还是在于新颖性、个性化、思想的深度，的确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但《浮士德》高度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还是在于歌德的独创及其对古老母题与原型的重新赋形。

注释：

①（俄）维谢洛夫斯基著；刘宁译：《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95页。（美）汤普森著；郑海等译：《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9页。

②⑫（俄）普罗普著；贾放译：《故事形态学》，中华书局,2006年，第153页，第82页。

③（加）弗莱著；陈慧等译：《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9页。

④（德）韦伯著；康乐等译：《支配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2-270页。

⑤彭兆荣：《和谐与冲突:中西神话原型中的“二女一男”》，《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第2期。

⑥（美）汤普森著；郑海等译：《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62页。

⑦刘复生著：《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

⑧（法）格雷马斯著；蒋梓骅译：《结构语义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58-266页。

⑨（法）布雷蒙：《叙述可能之逻辑》，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⑩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⑪（俄）李福清著；尹锡康等译：《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