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与私:如影随形——评王清平长篇小说《如影随形》

王健

王清平被称为新官场小说的掌门人，其作品当然也刻画官场中的生存智慧，也不乏爱欲生死的情感波澜，所谓新主要体现在作品思想性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体现在对社会、政治甚至人生存在意义的哲理思索，其笔触已经逸出了单纯的官场，官场背后是对深邃人性之谜的不断掘进。其实一百多年前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也并非停留在官场揭幕上，而具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和人性视野。二十一世纪的新官场小说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近代文学的这个传-统，在思索官场的同时也努力呈现崭新的时代精神。王清平近作《如影随形》（《钟山》长篇小说2013年A卷）即体现了新官场小说的这一特点。

作品主人公牛自力是一位年近四十的政治经济学博士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挂职清平市经贸局局长。牛自力是一个怪人，他的父亲是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愣是没有占公家的寸粟便宜，其父亲仿效岳母刺字在牛自力背上刺了一个“公”字，从此，这个“公”字不仅烙在他的背上，而且也灌注在心灵深处。上任第一天，牛自力就有“壮举”：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跋涉几百里赶到经贸局上班。短短几天，牛自力就诊断出经贸局患有严重的机关病。关于官场弊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英国作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官场病》一书。针对英国政治生活制度的弊病，提出了著名的“帕金森定律”，这也成为官僚主义的代名词。帕金森罗列的官场病症之一是全身瘫痪，具体体现在：“那儿的上层领导闷头干活，无精打采，中层只顾勾心斗角，下层呢，心灰意懒，成天混日子。整个单位不图上进，一事无成。”帕金森以诙谐的笔触写道，治疗此病症有两条原则：一是患病的单位依靠自己是治不好的；其次，病在初期阶段可以打一点简单的针，二期有时可以做手术，三期到目前为止是治不了的。经贸局患的正是帕氏笔下的全身瘫痪症。牛自力开出了自己的“处方”：一是管住嘴，迈开腿。二是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三是心不偷，凉嗖嗖。管住嘴，就是不吃公饭，不喝公酒。迈开腿，就是走路或骑自行车上下班。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就是不该拿的别拿，拿了就是犯罪。心不偷，凉嗖嗖。牛自力所作所为的理论基础显然不是来自于政治经济学专业，而是来自于“家学渊源”的“公字诀”。他认为，“每个人心里都有公有私，就像每个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统一那样。公心多一点，人就活得崇高一点。私心多一点，人就活得龌龊一点。满脑壳私心，人就活成了魔鬼。公字盛行，国家就太平一点。公字缺位，国家就浑沌一点。公字丧失，国家就四分五裂。”就经贸局而言，就是领导层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缺乏应有的官德。所谓私字不除，局无宁日。

关于公与私的思考是这部小说的贯穿性主题。从人性角度看，与此思考相关联的是人性之善恶的问题。这是一个聚讼千载永无答案的谜团。中国既有孟子的性善论，又有先秦杨朱著名的“不拔一毛而利天下”。近代以来的哲人则往往从文化角度把人性之私和国民性联系在一起。比如梁启超对国民“为我、乏公德”的评价，鲁迅把“自利”作为中国人典型的病态人格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论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时，十个方面中的第一方面便是自私自利，包括身家念重，不讲公德，一盘散沙，不能合作，徇私靡公及贪私等等。把人性之私和国民性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就是官场。有学者指出，官场的个人行为是命令与服从（或对抗）的结合（互补），有权者命令，无权者服从，权大者命令，权小者服从，官场是个大的权力阶梯。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官场，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就富于这种浓烈的官场色彩。这种官场人格具有两面性，阳面的官场人格基本上是以儒家人格为框架的表象外形，而阴面的官场人格则大体为以道家人格为衬底的内里本质。一形一质，一表一里，成功者为表，失败者为里；得意者为表，失意者为里；在上时为表，在下时为里。其他如，君、父、男、大、强、有权等为表，臣、子、女、小、弱、无权等为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具有表现这阴阳表里人格的潜质。这阴阳表里的两面，既是中国人传统的大学问、大智慧，也是中国人典型的官场人格，或者说是中国人坚硬而难变的内核。（具体参阅黎鸣《问人性》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这也是数千年中国社会“官本位”思想阴魂不散的主要原因。

作为社会性的人类为什么需要官场？人类内在的自私基因导致人类纷争不已，甚至相互残杀，官场是保障人类安全的有组织的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体现为遏制、消灭人性中的恶魔元素。换言之，官场本质上应该是“公”而不是“私”，官场与“私”应该是一组二元对立项。牛自力局长在经贸局扶“公”灭“私”，当然契合官场之位官场的本义，但在中国官场，却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其上任后的三把火也就很难烧下去了。透过官场，反思官场、人性、国民性甚至文化传统，是这部作品较一般官场小说更具深度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人类发展历史角度对公与私作进一步的思考。迄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某种程度就是从公到私的演进过程。《礼记·礼运篇》把禹以前称为大同世，禹以后为小康世。前者所有制形式是“天下为公”，后者是“天下为家”。如何看待这种由公到私的演进呢？在大同世，氏族部落成员一律平等，互相关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一幅和谐的人伦生活图景。小康世中，家族财产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君子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财产，发明了完整的宗法人伦制度，用礼仪来规范君臣、父子等关系。以家族私有制为基础的氏族贵族统治制度尽管在春秋战国之后瓦解，但它形成了中国文明轴心时代的辉煌，当时诸子百家学说成为后世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基调。（此处参阅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p184—19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历史统治制度王霸杂用、儒法互补的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演进。法家提倡，其理论基础就是人性之恶，包括人的自私与贪婪，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恩格斯针对西方近代以来历史，提出了真实的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杠杆的著名论断。人类的历史进步与道德完善是悖反的。就官场而言，与人性之恶、人性的自私自利相涉的是权力与金钱。权利与金钱本人类的身外之物，它们一方面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却反客为主，成为主宰人类精神的沉重枷锁。官场异化与历史的二律背反的确引人深思。

作为一名读书人，牛自力给自己树立了“官场天使，流芳百世”的人生目标，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信条。笃信人性本善的儒家学说认为，古代官场道德的至高境界，就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清官是也。无情的历史昭示我们，儒家学说并没有成为官僚阶层的道德准绳，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暴君暴吏；相反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者乐于见到的顺民标签，人们在天罗地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一般来讲，清官和酷吏是连在一起的。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不惜闹出伤天害理之事，史不绝书，在古典小说中也不乏其例。《儒林外史》第四回就有这样一个清官兼酷吏的故事。张静斋和范进至汤知县处打秋风，其时朝廷禁宰耕牛，回民熬不过，送五十斤牛肉给汤知县，求其瞒上不瞒下，松宽些。此时“张静斋道：’依小侄愚见，世叔就在这事上出个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将这老师父拿进，打他几十个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张告示在傍，申明他大胆之处。上司访知，见世叔一丝不苟，升迁就在指日’”。果然第二天，汤知县“教将老师父带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才’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的紧紧的，只剩得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刘鹗《老残游记》提出了“清官之恶”的观点。认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牛自力这个人物形象其原型就是古代官场的清官。官场天使，流芳百世的人生目标其实也是牛自力“私”的一面的体现。为了实现这个“私”，牛自力必须有“酷”的一面。比如，为了节流，严谨公车上下班，所有人一律以自行车代步；比如切断办公室的网线……。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对芸芸众生而言，这是一个完人的标准。牛自力在实行“新政”时，显然没有分清正当的自利行为和不正当的自私行为。经贸局的主要职责是发展经济，牛局长既不招商引资，也不策应扶持，而是关起门进行道德重整，更加剧了经贸局的官场病。道德成为牛自力评价一切的唯一尺度，而且他的道德追求超越了日常生活的伦理准则，而指向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格操守，这种道德优先的原则带有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中，道德理想主义往往会遮蔽一些急迫、紧要的问题，同时在对社会历史的价值判断上走进认识的误区。刘鹗在论及“清官之恶”时还指出了“清官之害”：“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这是一种巨大的“公”害。我们难道不应警惕公仆牛自力身上潜在的“公害”？

公仆与公害，一字之差，相距却不可以道里计。作品题记引用了昆德拉的一段话，可以视为这部新官场小说的主题阐述：当一种价值已失去它具体的内容，那还能剩下什么？除了一个空洞的形式，一个没有回应的命令，却带着更大的疯狂，要

求人们听到它，服从它。越不知道想要什么，就越是拼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