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小说叙事嬗变及其文化探求

刘绪才

爱伦·坡在评价霍桑的作品时说，“严格意义上的故事，无疑为最有才能的作家提供了最好的锻炼场地。”纵观张炜的小说可发现，他的创作流露着浓浓的古典气息，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审美观、理想化的审美伦理，符合其作品体现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立场。他的作品叙事由单线、复调到后来庞大的家族叙事圈套体现了作家追求的“自我”型“故事内”叙事，彰显了对小说叙事以及叙述的文化意义的探索。

一

单线索是张炜小说最基本的结构方式。他的早期创作都是单线索的作品，如《梦中苦辩》、《黑鲨洋》、《冬景》、《激动》、《美妙雨夜》等。《黑鲨洋》以“出海捕鱼”为线索，讲述了海边生存的一群“硬汉子”的故事。《冬景》以冬天来临之际老人的活动为线索，刻画了一位经历坎坷，生活经验丰富的老人形象。单线索的小说结构简单，内容单薄，它有一个核心词语，以这个核心词语为中心组织故事。张炜的单线索小说并不以跌宕的情节取胜，而是以故事本身具有的艺术张力来打动读者。由于结构单纯，可帮助作者集中表述一类理念，使作者丰富、多元的情绪从一个方向狂泻出来，使强大的情感势能变为更强大的情感动能，体现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张炜的单线索小说具有从情节叙事到意绪叙事转变的特征，体现了散文化的倾向。单线索的小说在叙事审美上对故事情节的整一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张炜小说单线索造成的故事的整一性不是源自以前叙事观念中故事的完整、流畅，它来自小说表达的内在意绪与传达的感觉的和谐、统一。由重故事情节转向注重故事表露的意绪、感觉是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一大转变。张炜作品《梦中苦辩》、《美妙雨夜》、《三想》等短篇小说都重在对意绪、感觉的表达。《梦中苦辩》写了一个关于“打狗”的故事。作品以“打狗”为话题表现了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我朦朦胧胧觉得，一种生命的安慰，他们必须在这种无形的交流中获得某种灵感。在通往永恒的路上，也许真的需要它来陪伴。”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呵护弱小生物的人，他们的情感是慷慨、纯洁的，他们的情绪敏感直白，单线索恰恰给了他们最直接的表述路径。张炜许多短篇小说的叙事并不灵巧，但赋予作品以灵性的是流露的强烈意绪。因此，他的这些小说带有“意象小说”的色彩。张炜用生命中最赋有魅力的人道主义精神激活了小说的叙事灵性。塞米利安说“一个人思想极为复杂，人的思想将会萌生奇异的，反复无常的内在叙事线索，这种内在叙事线索将增添情节的魅力和使情节更富有生活的气息。”在张炜的作品中，情节线索被意绪的流动替代，意绪的流动形成了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他的作品《融入野地》就是意绪太浓以至作品失去了叙事线索。意绪在作品中地位的提升，令其小说具有了特殊的中心枢纽，使张炜早期作品“形散”但“神未散”，散文化的特征明显。

“复调”结构是张炜在作品《你在高原·西郊》中尝试运用的叙事方式。这是一部描写二十世纪几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作品。小说的前两个故事有“互文”关系。“我”的故事中已借“我”的忏悔心情大致勾勒了庄周的故事，两者无法构成“复调”。曲涴的故事与前两者形成了复调结构。张炜借助三个故事将文化大革命至今的社会记忆搬到了同一个阅读时空里，它们共同服务于表现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主题。“复调”这种结构手法将历史/现实，哲学/诗意统摄于一个大的叙事模型中，各线索构成“对等”关系，达成内容上的互补，诗性上的统一。事实上，复调最早是一种音乐术语，指乐曲中两种或多种声部同时呈现，并各自以单线索发展，互不干涉，最终趋向于形式上的完美统一。从小说修辞学角度看，复调小说的结构应具如下特点：（1）小说的故事叙事必须具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索；（2）诸条线索具特异性，不存在时间或者因果关联的联系或从属关系，各线索单独发展。故事讲述了“我”——一位不满现状的地质工作者——从心爱的郊野葡萄园回到城市，后又厌倦城市生活的无聊、单调，走出城市，寻访家族仇人的曲折经历；而构成复调的庄周的故事是被错指控为杀人犯的知识分子庄周逃亡的故事；第三个故事是曲涴教授奇特、美丽的爱情，他和他爱人及学生在文革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所受的劫难。作品中“我”的故事、庄周的故事、曲涴的故事呈现复调形态。作品中，三条线索在时间上呈线性组合，叙事空间上则三个故事平行发展。其中，“我”的故事是现在时，庄周的故事是过去时，曲涴的故事是过去完成时。三个时段的故事相串，在情节上形成了互文效果，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几十年的社会精神景况的隐喻。小说书写了社会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的运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传的宽容、善良、坚强不屈的优秀品性，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生存价值、生存意义的思考，是一部精神之书，人性之书。

在张炜作品中，“复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叙事学上的技巧，还关联影射了作家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对历史乃至现今社会的理解。张炜尝试使用“复调”结构不单是艺术表达上的探索，还有深刻的心理动因，即追求对生活多层面的发现，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阵地失陷的多层原因的批判。他通过三个不同时间段里不同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探寻，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里的精神价值路向。在这本堪称张炜安妥灵魂之作的书里，张炜暴露了历史与现今存在的扼杀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不同形态的势力，表现了固守知识分子精神的艰难。历史与现实之“恶”驱使他们的灵魂不停地游走在精神丰实的“高原”和精神荒凉的“西郊”之间。具体而言，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暴力型的，是世人可以清醒觉察到的；而当前社会的商品拜物教对知识分子精神的侵蚀则是潜隐的，后者的危害更大。这也是张炜作品里“我”游走——回归——再游走于“高原”与“西郊”的真正原因，而叙事上的“复调”为这种游走提供了结构上的支持。

二

“家族”视角是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广泛采用的一个叙事技巧。张炜的长篇小说有一个隐藏极深的家族叙事圈套，《孤竹与纪》、《古船》、《家族》、《柏慧》、《你在高原·西郊》无不渗透着浓浓的家族意识。他的作品有一个从原古到现今在精神上一脉相承的家族谱系，特征鲜明的要算曲、宁、淳于、隋、赵、李等几大家族。“家族”的叙事形态跨越张炜的系列作品，声势庞大。

《古船》里三大家族是作品的骨架，张炜冷静地剖析了家族及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讲述了近代历史变迁中农村基层的社会严格史。故事以三大家族间的恩怨为线索，表现了几个历史时代里洼狸镇的风云变幻，展示了革命系谱中家族观念愚昧、落后、狭隘的因素。《柏慧》也是一篇家族观念颇深的作品。它里面的家族观念被抽象为伦理层面上善与恶的对立。家族叙事圈套始自中篇《孤竹与纪》，讲述了奇特的家族精神的原始根源。《家族》、《柏慧》、《你在高原·西郊》、《能不忆蜀葵》则讲了这种奇特家族精神给后人带来的苦难。

《家族》以平原解放战争前夕的曲、宁两个家族的种种纠葛为主线索，以现实中“我”——宁氏家族后人为叙述人，巧妙地联结现实与历史，表现了家族在革命进程中起伏沉落的苦难命运以及作者对历史的另一维度的思考。作者冷静、客观地梳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详细讲述了“我”的祖父、外祖父、父亲等长辈壮烈而又冤屈的人生经历，展现了几代知识分子为了共同的信念寻找、选择、牺牲的献身精神。作为叙述者“我”，“我”上辈的老人们如曲予、宁周义、宁珂等人虽出身豪门但他们却心系于民，不贪福贵，为实现各自的救世理想而奔走，乃至献出了自己的家族。他们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真、向善、以民为本、悲天悯人的品格，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具有精英文化意识的“乡绅”阶层的代表。《家族》中“我”在现实社会里的境遇与已步入历史的祖辈、父母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的故事构成了历史/现实时间上的呼应，是对家族精神的深刻反省。于此，张炜借助笔下的人物命运提出了自己对历史的评价标准，即一种存在于先验世界的“道德——人性”的价值尺度。由此，作家表达了一种关乎历史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

理解张炜作品里有着家族血缘的人物谱系，是对其小说家族叙事圈套进行解码的捷径。他的作品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常用的“互见”的手法，即多部作品相互印证，相互呼应，相互支持。“互见”的基础是有着血脉传承的家族。“互见”手法常见于张炜“寻根”主题的小说中。《孤竹与纪》是整个家族叙事的起源，《怀念与追忆》、《家族》、《柏慧》、《你在高原·西郊》、《能不忆蜀葵》是延续。后面诸多作品以《家族》中的“家族”为核心，以宁、曲、淳于几大家族的后人为主人公编织故事，如《柏慧》中的“我”，《你在高原·西郊》里的“我”、曲涴、淳于云嘉；《能不忆蜀葵》里的天才画家淳于阳立等都是这几大家族的后人，是贵族的血脉。张炜的叙事因此染上了“贵族叙事”的色彩。在他看来只有受贵族气质熏染的人才具有良好的品性、善与美的潜质，借这些人物张炜表达着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具有同样家族精神的后人现身于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不同政治时空的风暴洗礼，这是张炜家族叙事圈套的表层现象。深层则是张炜以此来保留、倡导、张扬的一种高尚精神，即知识分子的理想品格：悲天悯人、以人为本，善良、正直、坚忍。

家族叙事服务于一种家族精神，这在张炜笔下是一种贵族意识，而在历史革命化进程中则表现为一种殉葬式的家族苦难。《家族》中曲、宁两家都献身为民，为民请命，但他们却为这种献身、殉道承受了历史的屈辱乃至付出了生命。《怀念与追忆》中讲述了一个“失败”的父亲的故事。父亲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被流放者，一个患有奔走癖，心灵和肉体需不停顿流浪才可安稳的人。但作者刻画父亲形象的真实目的是展现一位有着坚韧毅力，富有浪漫骑士精神的战士。《家族》中宁、曲两家的人为革命、为大众出生入死，但结果却令人尴尬，埋入历史无音的阴霾中。《你在高原·西郊》、《能不忆蜀葵》中的曲涴、淳于云嘉和淳于阳立虽生存境况不同但命运是相通的，充满了这种殉葬式的悲剧意味。

历史无处不在的悲剧是家族叙事圈套深层情节设置的原因。张炜设置庞大的家族系统展现了历史深层里的悲剧质素。几个家族命途多舛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骨子里坚韧、忠贞、浪漫、正直的贵族气质与现实社会里众多大众传统的冲突。张炜看到了贵族“家族”这一社会组织单元与历史进化相悖的质素，即“贵族气质”与要求消灭阶级差异的中国社会民主革命的抵牾；在后来的作品中是贵族血统的天才与物欲化社会环境带之的商品拜物教之间的冲突，是具有温情、人道的知识分子话语与政治化、物质化的商品社会的话语对立。

三

张炜的作品叙事由单线、复调到后来庞大的家族叙事圈套体现了作家追求的“自我”型“故事内”叙事的叙事精神，在作品的叙事技巧背后隐逸着纷繁的文化企图。

张炜小说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我”做为叙述者同时也担当故事中的角色。“我”参与故事，“我”又讲述故事。纳塔丽·萨罗特在《怀疑的时代》里说：“现在小说的主要问题在于从读者那里收回他旧有的贮存，尽一切可能把他吸引到作者的世界中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既有效又容易的方法。无疑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小说家经常采用这种写作方法。”张炜笔下第一人称“自我”型“故事内”叙事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范式，它紧紧配合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作家主体意识复苏的潮流。

“自我”型“故事内”叙事突出了“我”的双重身份，造成作者主体精神、声音的虚拟在场。“我”的身份,一是现实中的身份，体现为读者将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相互靠近、趋一的联想，“我”就是作者，这种模糊身份造成作者主体意识虚拟在场；一是“我”与频繁出现的“家族”的关系，这是有血缘、裙带关系的历史身份，“我”讲述的是“我”的家族的故事。从这个角度观照，“家族”叙事的小说带有了“私密化”叙述的特征。“家族”叙事中“我”的叙述立场削弱了故事中作者的声音。《家族》中的“我”——宁珂的儿子——讲述家族的故事；《孤竹与纪》“我”为家族溯源；《怀念与追忆》中“我”讲述父亲的故事，这些为家族故事染上了贵族传奇的色彩。张炜巧妙地运用了叙述者与作者的模糊对应关系，改变了小说的叙述语气、声音、意识走向，成功地阐发了自己的精神理想。因此，他小说中“我”所表现的特异的精神气质、内涵游离于反主流意识的叛逆者、“零余人”和受主流意识形态欢迎的英雄形象之外，具有“孤独者”的敏感、多思的特征。

“自我”型“故事内”叙事是重建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实验策略。新时期以来随着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边缘化，他们的心态及文化品格发生了重大变化。陈玲在1995年第4期《读书》上发表的文章《散文的心态》中说，“在这个令人无法稳住阵脚的战场上，坠落者与抗争者都失去了心灵安宁的港湾，失去了心平气和地品味人生与生命、恬淡超越地寻求自我精神家园的心境。更让人心烦意乱的是，人们往哪儿投去目光，都已经找不到平和地安身立命的处所了。”张承志更是愤怒地呼喊“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到将来文化崩溃的时候，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追究问罪。”张炜认为，“文学帮助人民寻找信仰。文学就是信仰。”当前这种境况下，他们这种呼吁知识分子担负自己责任的呼声体现了知识分子精英的启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冲撞让理想渺茫，现实中受阻促使作家把对知识分子精神寻找、民族精神寻找的触角伸向了神秘的“家族”部落，“我”充当叙述者来审视家族历史，借以观照社会历史，于是产生了“自我”型的“故事内”叙事。

“自我”型“故事内”叙事造成了“他叙”的知识分子叙事策略。“自我”型“故事内”叙事是对传统叙事的反拨，“我”的出席弱化了传统叙事第一人称的“当事人”角色，“我”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历史见证人，“我”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我”。“我”与“我的爷爷”、“我的祖父”中的“我”在叙事语气中所占比重不同，“我”具有叙事角色的二重性。“我”是在讲叙自己的故事，但更多的是现实与历史勾联的中介。“我”的言说、“我”的家族身份造成了故事的“口传”性质和私密化，弱化了作者主体的声音，强化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民间性质。

事实上，张炜小说借助民间立场的叙事突出了其小说的另一审美特质，即一种新的道德伦理标准带之的审美范式。陈思和认为，“民间在当代是一种创作的元因素，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张炜小说《家族》在历史钩沉中为读者解读了另层意义上的历史，而现今和历史价值转换的视界就是民间。小说从民间立场出发涉及的是革命进程中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他的小说告诉读者：革命意味着拯救，也意味着毁灭、异化。避开工具化的政治标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分作家创作中出现的新价值取向。他们改造性地利用民间形式，将民间纳入创作体制。民间以“隐性结构”在文本中出现，形式上它扩大了小说的审美范畴，客观上它表现了一种“文化”景观的存在。民间立场是作家创作心理与当今社会碰撞产生的一种文化反应，骨子里民间立场的价值取向是文化守成主义，是对现代文明和对异化人性的历史的沉思，是当今处于社会文化外围的文化人的一种自由言说。

是以，张炜小说由简至繁的叙事技巧对于“自我”型“故事内”叙事的追求，彰显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渐进式认识，不仅仅是叙事技巧的发展，更体现了当代中国作家创作中体现的一种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精神症候、文化症候。

注释：

①③[美]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12页。

②张炜：《梦中苦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④吴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

⑤周光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⑥张炜：《写作：倾诉与欣悦》，《张炜读本》，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⑦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