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玲《在医院中》的伦理博弈

孙红震

《在医院中》是丁玲1940年写于延安的一部小说，最早发表于1941年11月的《谷雨》第1期上，当时题名为《在医院中时》，1942年再次发表于重庆《文艺阵地》时更名为《在医院中》。这部小说由于被认为揭示了初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以及延安的黑暗面而在发表后即颇受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较多争议。新时期之后，随着丁玲的平反复出，对作品的评价多以对其思想与艺术价值的肯定为主，但总的来说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与文化的视点上来切入的。应当说，《在医院中》是丁玲解放区文学创作中思想内容较为复杂、意蕴较为丰富的一个文本，仅从政治层面来解读这一文本只能说是走进文本的一条路径，但显然不能深刻把握文本深层的复杂意蕴。因为陆萍是怀着美好的憧憬与理想而奔赴延安的，这样一个对解放区充满希望与梦想的知识青年眼中却呈现出了延安黑暗的一面，虽然这的确也表露出她与环境的矛盾，但这却不足以能够证明她有对革命工作抵触的主观意图。而且，文本中陆萍的言行举止也能充分表明这一点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但是，文本中她与环境的矛盾是的确存在而且毋庸置疑的，并且她眼中延安的黑暗面也是不能遮掩的。细读文本，陆萍流露出的个体伦理意识与革命伦理的碰撞、纠结与博弈应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动因。

《在医院中》的陆萍是当时众多为追求光明而投奔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一般工农革命者不同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陆萍接受过现代思想文化的熏陶，对个体自由与价值有着自觉的追求。她对文学书籍更感兴趣，但为了革命的理想，在投奔抗大之后她也用心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她对医院里的一切现象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她不满医院里的种种落后并不顾别人的诽议而力图改变……。这些都表明陆萍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我个体意识的青年人，其所流露出的明显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体伦理。但是，投奔革命之后强烈的革命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以及革命宏大意旨的驱使又使陆萍竭力服膺于革命伦理的要求，尽管有所不满但最终仍投身于党给自己安排的革命工作，尽力尽责。不过，从文本叙事的铺展来看，在革命伦理的挤压与覆遮下，投身于宏大革命洪流中的陆萍所具有的个体伦理意识始终没有消匿，而是不时冲出革命伦理的阻隔流溢而出，并与之不断碰撞。从逻辑上来说，这不应当是陆萍有意为之的，但其中隐现的个体伦理与革命伦理的纠结甚至博弈却是难以掩抑的。因此，可以这样说，以往研究者所普遍注意到的陆萍与环境的冲突及其对延安黑暗面的呈现只是触及到了文本的表层意蕴，而陆萍本身所具有的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个体伦理价值诉求与其在思想上所服从的革命伦理的纠结与博弈才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也显示了解放区时期一般知识分子革命者在个体价值的诉求与革命的追寻中所流露出的矛盾、痛苦与裂隙。

从个体伦理的范畴来看，“个体主义伦理观坚持认为，社会的每一个体成员在自然意义上都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是自决、自主的主体，每个人都没有接受他人的统治、奴役，听任他人损害的义务。由于每个个体的独立性，可以进而引申出个体间的平等观念，每个个体的存在都和他人的存在有同等意义，每个个体的欲望、要求都和他人的欲望、要求有同等的价值。所以，在不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前提下，每个人的欲望、要求都应得到尊重，每个个体（个人）的权利得到认真看待。”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个体伦理彰显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与自主发展，这也突出了人类社会的目的，这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伦理，但这种情况通常多发生于国家稳定、民族昌盛的时期。在革命战争年代，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成为革命所实现与追求的目标之后，国家、民族就上升为至善之所在。因此，革命伦理也随之成为通往这个至善之路中个体所应遵循的伦理价值准则。但是，放弃个体伦理而奔向革命伦理的进程也是知识分子革命者在二者之间痛苦挣扎的过程，独立个体的身份虽然被革命者的身份所遮掩，但其中二者的纠结与博弈却是难以遮掩的。在革命烽火硝烟四起的解放区时期亦是如此，《在医院中》中的陆萍就是游走在个体伦理与革命伦理之间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陆萍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知识青年，她从上海产科医院毕业后在伤兵医院服务了一段时间。后来，她辗转到了延安并做了抗大的学生，之后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可当组织上安排她到新成立的医院工作时，她很想不通，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名政工人员，到医院去只能当一辈子产婆，她感觉这太没有出息了。因而，陆萍十分苦恼，“她声辩过，说她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个主任的决心，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别的办法。支部书记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盯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要她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这表明陆萍是非常渴望自己的自由和个体的独立性的，并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自由与自主的发展，这流露出她明显的个体伦理意识。但是，在强烈的革命责任感驱使之下她却自觉地臣服于革命伦理，“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只去一年。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奇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可以看出，尽管不情愿到医院工作，但一旦服从党的需要到了医院之后，陆萍并没有沉溺于郁闷与痛苦之中，而是表现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精神风貌，对病人认真负责，对工作满腔热忱。这里，虽然陆萍的个体伦理意识与革命伦理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但是她最终却倒向了革命伦理。文本没有交待这种转变的轨迹，但这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之下也并不突兀。因为，李泽厚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在不断地否定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学理上的选择。而且，李泽厚进而指出：“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力的注视和尊重。”陆萍所处的解放区时期正是这样一个国家、民族利益压倒一切的时代，个体的自由与权力自然让位于国家、民族的整体权益。与之相随，个体的自觉行动转向社会的整体行动，强调民族革命高于一切的革命伦理教化替代了立足于个体理性自觉的自由伦理教化。这样，立足于社会解放的、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本诉求的革命思想与相关伦理理念成为社会教化的主流。由此，陆萍的个体伦理意识向革命伦理价值理念的转向也就不言而喻了。

不过，在文本的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陆萍在“党的需要”的革命责任之下服膺于革命伦理，然而在其无意识中个体伦理的价值诉求还是时不时流溢而出。在刚刚到达医院的时候，“她不敢把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废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就总是这末一副惶惶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之后，在跟着管理科长走到安排她住的窑洞时，陆萍在内心中是不喜欢甚至讨厌这个地方的，“这简直与她的希望相反，这间窑决不会很小，决不会有充足的阳光，一定还很潮湿。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得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而且，更让她感到失望的是，“在她的铺的对面，已经有一个铺得很好的铺，他告诉她那是住着一个姓张的医生的老婆，是一个看护。于是她的安静的，清洁的，有条理的独居的生活的梦想又破灭了。”陆萍的这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感觉表明她并不愿受外部力量的压制与左右，并非常渴望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不受别人的干涉，自由自在地做她所想做的事情，并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的意愿。这些都是个体伦理范畴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因而，由此来看陆萍在革命伦理之下还是有着显明的个体伦理意识的。不过，这也显露了陆萍外在对革命伦理的顺从与内心涌动的对个体伦理价值的诉求二者之间的纠结与矛盾，但也由此共同构成了陆萍斑驳复杂的心理世界。因此，可以说，个体伦理与革命伦理的相互纠结是陆萍这个刚刚踏入革命队伍的知识青年所面临的革命责任与个体意愿的冲突与裂隙。但是，在个体伦理与革命伦理的纠结之中，陆萍很快便以革命伦理阻抑了个体伦理所张扬的自由意识的蔓延，并以自我的安慰来消解心中的不悦。从上述的文本引文可以看出，陆萍是很想一个人住一间窑洞的，所以当她被安排与一个医生的老婆住在一起时就立刻表露出沮伤的样子，可是这仅仅是瞬间的意识流露，她马上就勉强地安慰自己“住着这样大的一间窑里，是应该有个伴的。”而且，当她睡在肮脏、杂乱并且老鼠肆虐的窑洞里时，她卷缩在被子里不敢脱衣服，因而“她不能不想到许多的事”。然而，随后“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阁中睡去。”这是个体伦理意识与革命伦理的博弈，其结果是陆萍自觉顺从于革命伦理的价值诉求，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工作之中。

我个人认为，博弈的结果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二者的博弈凸显了陆萍在面对自我与革命之时的意识分裂与驳杂形态。这在之后的文本叙事中也进一步呈现出来。因而，陆萍所承受的应是常人所难以体会的痛楚与压抑，这种状态也一直延续至她在医院的正式工作之中。但她一直将这种痛楚埋藏在心底，从外在来看她一直是一个积极工作的医务人员。因为，她虽然对医院里的诸多事务都不满意，但她仍用“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热情地投入到护理工作中去，而且有些工作也并不是她的职责。因而她成了医院里小小的怪人，她会为病人管理和医疗条件改善与人发生冲突，这样大多数人都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她，但她依然热情地做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一到下午，她就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由此可见，陆萍的个体伦理意识与革命伦理是无形中纠结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她对医院工作的积极参与固然有她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但更包含有她自身所难以隐抑的个体伦理意识的自由扩展。也就是说陆萍在工作中的积极与热情也是她内心个体伦理意识的彰显，正是在这积极的工作之中她冲淡了对到医院工作不满意的苦恼，又重新回到了她所追求的凸显自我的感觉之中，这对她来说应是摆脱自己个体痛苦的最佳方式。但悖反的是，陆萍在工作中呈现的这种自由意识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又成为她服膺革命伦理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她若对医院工作不满意怎么能够对此注入如此的热情？这便是《在医院中》个体伦理与革命伦理的错综纠结之所在，而且在这种纠结中很难判别出个体伦理与革命伦理的界限。不过，新近被发现而在当时并未发表的丁玲所写的《关于〈在医院中〉》（草稿）帮我们理清了这一纠结，丁玲在草稿中说：“她（陆萍——作者注）不只对于自己工作有牺牲的精神，而且对于整个医院的建设方面，也具有高度的热情，草拟意见，参加会议，个别谈话。她本来是幻想着自己将是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但来医院之后也愿求得技术上的进步，见习外科手术。她这些热忱的确是为着一个概念的目标的，她是一个共产党员，她有一个朦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她在向这个目标走，可是在她的情绪上，既【即】使是自以为是高超纯洁，艰苦卓绝，实际许多还不过是个人主义的渣滓罢了。譬如当她上医院去的时候，用伊里基的话来勉励自己：“‘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所以特别打[本页结束— —抄录者注]”这表明，在陆萍的意识里占据重要地位的仍是个体伦理价值的理念（可能是出于延安当时特定的政治语境丁玲把之称为个人主义的渣滓），她只不过是以对医院工作的积极投入来消解她个人内心的不满与痛楚罢了，这也是陆萍在感性与理性上呈现出的困惑与博弈。

此外，个体伦理与革命伦理的复杂纠结在陆萍的人际交往中也体现出来。在医院里，产科主任给了她很好的印象，可是她却看穿了他的虚伪：“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然而，陆萍并没有将个体的喜好与工作联结在一起，“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中她乐意和这人合作。”由此可以看出陆萍虽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但在个体意识萌动的同时革命伦理也随之而出，并适时抑制住个体伦理的勃发，在二者的博弈中自觉让位于革命伦理。

而且，对医院里其他人的反感甚至是厌恶也流露出陆萍明显的个体伦理意识。并且，她眼中医院杂乱、肮脏的环境同样表露出她同样强烈的感觉。这表明，在革命伦理的挤压与碰撞之中知识青年陆萍的个体伦理意识始终是在不断涌动着的。

可以说，这种涌动一直持续到陆萍离开医院。在文本的结尾，陆萍似乎与环境实现了和解，“她所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这里隐约表露出她对革命伦理的顺从，即通过学习提高自己，自觉归依于革命群体。但是，她离开医院时的心情却又流露出她对个体伦理意识的向往，“她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化冰，然而风刮在脸上已不刺人。她真真的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显然，她终于可以离开她不情愿来、也不满意的地方了，自然心情是无比舒畅的，其中所隐含的对个体自由发展的渴望无论如何也是掩饰不住的。或许是为了给小说定一个高昂的调子，作者在最后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这里的意图非常明显，服膺于宏大的革命伦理，在革命的进程中锤炼自己，成为革命的一颗螺丝钉。可能，这“反映了身处革命环境的丁玲为融入到集体生活、为满足党对自己的要求而作的内心的挣扎，以及她在孤独失望中愿与党和集体保持一致的复杂心理。”因而，高昂的调子只能说是作者本人的一厢情愿，无论如何，陆萍在革命的洪流下内心涌动的个体伦理意识与革命伦理意识的碰撞、纠结与博弈始终是贯穿文本的线脉，它揭开了表象的遮蔽，显示了文本的深层意蕴。

注释：

①强昌文.个体主义伦理观与权利 [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②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850.

③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6).

④潘磊.陆萍·丁玲·延安青年——丁玲〈在医院中〉新论[J].甘肃社会科学,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