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喻家山文学论坛学术综述

李汉桥

2012年11月11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2年秋讲·喻家山文学第二次文学论坛”在武汉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现代文学馆、《小说评论》杂志社、湖北省作家协会、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湖北工程学院、黄冈师范学院的4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界的朋友，与华科大驻校作家韩少功，格非，聚首华中科技大学，参加写作中心一年两度的“春秋讲坛”。写作中心自2011年成立以来，以当下文学动态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搭建一个高水平文学活动与学术交流的平台，与高校师生、学术界共论写作、纵谈学术，构建起文学与当代社会互动交流的新型文化模式。同时，为聚集高水平的国内文学资源，中心每年都会聘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进驻高校，中国著名作家、驻校作家韩少功与格非此次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论坛并作了精彩发言。

本次“秋讲”是写作中心今年举办的第二次大型活动，但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系列研究”之一。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写作中心副主任李俊国主持了此次会议，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於可训和陈美兰、《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以及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又平作为分场主持人，带领各自的“团队”展示了学术菁英们的风采。与会者共同围绕“写作：革命OR游戏”这一热点议题，紧密联系当下文坛动态与作家创作实际，展开了前沿性、高视点、多维度的研究和探讨。

“革命”OR“游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悖论性命题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鸳蝴”派市民文学，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从“十七年革命文学”到“新时期的文学革命”……20世纪中国文学的背后隐含着“革命”与“游戏”的对立主题。“革命OR游戏”——当严肃的“革命”同戏谑的“游戏”被并置在一起时，这个议题本身便代表了它们之间的悖论性存在。华科人文学院李俊国教授认为：“革命”与“游戏”应该说是继“启蒙”和“救亡”的八十年代论题之后，我们二十一世纪带有症结性、焦灼性的和富有文学史意义的一个论题。那么，到底什么的“革命”？何谓“游戏”？“革命”与“游戏”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针对这些问题，与会者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在对“革命”的认知上，与会专家的讨论是极具开放性的。“‘革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湖北作协副主席高晓晖在《革命——文学的资源或背景》的发言中指出，对于文学而言，“革命”当然不仅限于暴力斗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生的所有变革都可以称之为“革命”。这样的观点说明了在讨论中“革命”意义的“敞开”性，不拘泥于传统观点和概念性理解。从与会专家的发言来看，他们至少从三个层面上来使用“革命”概念：

第一个层面主要表现为具有先锋和变革意义的新思潮。这个意义在研讨中被运用的最广泛，涉及那些能够推动文学（或社会事物）的局部或总体变化的新观念。比如“先锋小说”、“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等等，它们往往是文学（或社会）思想发生变革的触发点或“导火索”。知名哲学家、华科人文学院学院邓晓芒教授便从“精神冲突”的角度肯定了新时期文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他认为八十年代最激烈的冲突便是“心灵与现实”的冲突，而八十年代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很好地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灵魂、心性、观念、道德与现实生活的改变之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冲突，并带来了积极的变革效应，促使人们审视、反思甚至批判这个时代的问题。

第二个层面主要表现为社会变革运动，像那些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变革运动，比如以“文学革命”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比如“反思革命”的新时期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吴义勤副馆长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充分肯定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的，他认为：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具有与“五四”文学革命同样的历史意义，它一方面解决了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分流的问题，让文学话语具有某种独立性的空间；另一方面解决文学形式、文学风格革新的问题，创造了贴近中国“现代性”的文学形式。此外，它还造就了中国文坛一批最优秀的作家，并且它的影响的深远的，在当下的文学之中，哪怕是现实主义的，依然有当年先锋小说、寻根小说的血液在里面。

第三个层面主要表现为“革命”话语系统和观念体系的桎梏，如革命历史文艺、政治理念的图解、意识形态的符号等等，都是“革命”话语系统的表征，并且形成了一个强大“在场”严重制约着文学创新。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认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文学并没有结束文革时期的一套话语系统，它在话语系统、创作观念、写作理念和方法技巧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另辟蹊径地创造了一套新的话语系统，不再成为政治理念的附庸。湖北大学的蔚蓝教授、周新民教授则深入到“先锋小说”的话语系统之内，展示了新小说如何在故事性、时间线索和叙述手法上突破革命文学形式并带来新的意义的。中南民大的吴道毅教授则从解构与叛逆角度解读了“新历史小说”如何打破“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公式化、观念化限制。

关于“游戏”的议题，与会专家也展开了深入探讨。其实“游戏”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不陌生，中外自古以来便有各类“游戏说”，只是到了近现代，由于“革命”话语的强大“在场”，才让“游戏”的精神浮出文学的地表，并被赋予特殊的意义。首先，是隐含在“游戏”之中的颠覆、叛逆精神。江汉大学教授吴艳在谈到“寻根文学”的创新思维时，认为：一旦回归文学的本体性，就具有了游戏性。因为这种游戏性就意味着对“革命文学”政治功利性的打破。作家、长江文艺杂志副主编曹军庆也认为，“游戏”背后有一种强烈的颠覆冲动，利用对旧有秩序的解构和戏谑而达到破坏和摧毁的目的。作家格非则从先锋小说的创作角度谈到“游戏”精神是如何凸显的——它源自于把“革命”所有庄严的东西用括弧括起来（悬置），就成了现在所谈的“游戏”，从而让读者看到革命和革命背后某种“意志”（如功利性、政治性、意识形态）的东西。上诉观点，无论是文学形式的游戏、还是作者本人对革命的戏谑和嘲弄，都是富有精英审美主义的“游戏”精神，它的核心是消解革命的神圣，实现自我的祛魅。

其次，是潜藏在“游戏”之中的发泄、狂欢精神。武汉大学文学院樊星教授在解读当代文学作品时指出：在革命的年代，当革命把一切都禁锢起来的时候，人们会自发地以游戏的姿态面对革命，把革命的思想、主题都转变为游戏。这其中隐含着民间狂欢下的一种情绪发泄，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后现代情绪”。从反抗“革命”话语霸权的角度来说，这种民众（或市民）在革命过程中的狂欢和情绪发泄其实也是一种“革命”，只不过是一种民间群体立场的“游戏”精神，它的核心是摆脱一切束缚、一切陈规陋习而获得的一种快感。

与会专家不同观点的阐发与碰撞，也导致他们在“革命”和“游戏”之间关系的认知上也出现了区别。一种观点普遍认为“革命”与“游戏”是一个无法调和的对立矛盾关系，总是呈现出一方消解一方、一方压倒一方的态势。比如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就认为八十年代的“玩文学”（游戏文学）是对“革命文学”话语系统的全面颠覆与替代，湖北大学蔚蓝教授也认为“先锋小说”一开始走的便是激进的反叛之路，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文学形式来探寻着小说叙事审美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中南民大的吴道毅教授则认为“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旨趣就是以“游戏”的姿态对“革命”话语霸权进行解构与还原。此外，华中科技大学的王庆老师、湖北大学的周新民教授认为新时期小说的创新之源就在于对革命叙事方式的打破和颠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革命”与“游戏”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相对矛盾关系，二者之间呈现出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态势。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教授强调“革命”与“游戏”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划上等号的，“革命”其实是“游戏”的一个正名，“游戏”可能是“革命”的一个别名，一个绰号，就是说“革命”有时候是用非常庄严的反思来进行的游戏，而“游戏”则往往是以非常有趣和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进行的一场“革命”。作家韩少功也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这是一个边际效应，其实每个人都有“革命”也都有“游戏”的一面，有神圣和柔软的一面，也有现实和虚无的一面，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有着不同的侧重。像鲁迅先生既是个革命家，也是个对“革命”反思的的“思想家”。所以好的“游戏”和好的“革命”，它们之间又互相渗透、互相纠缠甚至在互相呼应，这也是我们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

纵观上述与会专家的观点，无论“革命”和“游戏”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还是对立统一的，都说明二者是一对悖论性的命题。如果说“启蒙”和“救亡”是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的审美矛盾，那么“革命”和“游戏”则是新时期中国步入现代民主体制必然的审美症结所在，它们延续和发展着传统与现代、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复杂冲突，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的悖论性命题才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中冲突对立和向前演进的原动力。

“革命”OR“游戏”：当代作家文本个案的再解读

“革命”与“游戏”并不只是抽象的名词，它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变局的艺术映射，表现为当代作家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不仅从学理层面对“革命”与“游戏”悖论性命题进行了全面分析，而且深入到当代作家的写作之中进行了文本解读，为我们展现了新时期小说在故事情节、人物、语言、形式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创新与突破。

华中科技大学梅兰副教授在当代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强烈感受到“革命”与“游戏”的错位，她在《在革命/游戏之间与之外》的发言中分析了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和格非近作“江南三部曲”，认为这些作品都讲诉了人们的审美理想如何直接作用于世界的改造，并且一再挫败和疯狂的故事。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引导故事发展的不再是“革命”主体精神的高歌猛进，反而是带有荒谬意味的“游戏”冲动。也就是说，作者将整个叙事情节都“游戏化”了——人生历程只不过做一个从崇高走向卑微的“反向运动”，生命个体完成的也不过是从理性步入非理性的“逻辑逆反”。华科王均江副教授也注意到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情节的反讽意味：那张引发故事的“桃源图”是假的，说明它从来都不是一种理性的设计，从来都不是从现实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而实现了的“大同世界”也不过是充满了血腥、暴力、荒谬、虚伪，以及对人性的压抑。在这些按照作者“设计”的故事演进逻辑中，严肃、崇高、伟岸的梦想全被欲望、疯狂、荒谬的现实击的粉碎，主人公的理性智慧彻底宣告失效，精神的成熟反而以平静和死亡为前提……这种种的错位，都暴露了“革命乌托邦”的“游戏”本质。

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樊星教授则密切关注到当代小说中人物形象在“革命”与“游戏”之间的重叠。他在《反思革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的发言中列举了乔瑜的《孽障们的歌》、王朔的《动物凶猛》、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以及都梁的《血色浪漫》四部作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为读者呈现了“革命的游戏性”，或者说，作者写出了主人公在“革命”过程中“游戏”的一面。在这些具有玩世不恭、嬉戏者的人物形象面前，“革命”的神圣、浪漫被消解，取而代之的却是“游戏”般的滑稽与狂欢。他们的嬉戏、游荡、狂欢、发泄性的个体行为，在革命禁锢的年代反而具有一种反讽和消解意义，与过去革命时代下的集体化、统一化、平均化的社会体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显示了“英雄时代”向“世俗精神”的历史位移。在某种程度上说，体现了长期沉睡的个体意识、市民意识的觉醒，从而带有现代市民社会的某些要素。然而，这些狂欢、个体行为又和“无赖”或“流氓”的顽主方式紧密相连，这与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真正市民境界又相距遥远，因此，他们体现了“革命”继承人与“游戏”市民之间相互重叠的二重形象。

在论坛中，肯定的最多的依然是当代文学创作的形式创新。湖北大学周新民教授从叙事时间角度分析了韩少功、格非的小说创作，他认为革命文学叙事将传统的线性时间叙述纳入到革命历史的变动中去，从而使得“革命”主题符合人类社会线性的、进步的现代性构想之中。然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格非的《迷舟》却打乱了革命线性叙述的因果性关系与“年代表情结”，而是通过并置的形式打乱线性的时间发展顺序，恢复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生存环境的立体感。王庆则探索了先锋小说和《马桥词典》“语言本体论”所带来的全新写作空间，语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分离与滑动反而促使读者转而关注平素忽略掉的每个词语本身的独立意义，这些言语的碎片像深埋地下的远古陶片一样，流光溢彩地散发出不同的信息，时而成倍地衍生、时而迅速地消解，但是却让读者获得了众多语言信息生生不息的独特感受。华科蒋济永教授则从《马桥词典》的“词典体”结构中分析了当代写作的文体创新，他认为《马桥词典》的叙述基本上遵循着词语——文化——人物的层级结构来展开，首先词语连带着文化关系，而文化关系由人物来表现，由此，人物的出场、命运就和词语联系在一起，并且与词语、文化共同生成艺术。这样的文体形式能够让那些被“革命”、“普通话”话语所遮蔽、遗弃、忽视的民间方言、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间个体生命真实的东西自己“呈现”、“敞开”出来，这才是文学最鲜活的东西。综合上诉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以打破、反叛和颠覆传统形式中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尽管这种形式的“僭越行为”有时候荒诞可笑的更像是一场叙事的游戏、符号的游戏、文体的游戏，但是它们却在八十年代的“去神圣化”过程中扮演着革命先锋的角色，从而具有语言革命和文体革命的意义。

此外，这种当代写作中“革命”与“游戏”的悖论命题还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解读。中南民大吴道毅认为一旦对主流的“革命历史”观念产生了质疑，荒诞感、游戏性便充斥了整个历史。比如周梅森在他的《国殇》中通过作品人物说出了“历史就是阴谋和暴力的私生子”，再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历史就像走马灯似的篡位夺权，历史是一部连续的闹剧，充满了谋杀、血腥和死亡。而《故乡相处流传》中历史更像是一种滑稽而可笑的游戏，像曹操诛杀降卒、朱元璋迁移移民都是采取“掷硬币”的办法。可见，一旦历史的悲剧精神被消解，历史的喜剧精神便“呈现”出来，昔日泾渭分明的阶级区分、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光明正义的革命世界，一夜之间便轰然坍塌——这是后现代“游戏”视角带给文学创作的全新历史空间。然而，吴教授也指出，如果完全将历史活动归结于“游戏”、归结于“荒诞”，那么也取消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努力，从而形成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这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真正的“游戏”精神应该是不断地超越荒诞的环境追求理性。

“革命”OR“游戏”：当代文学写作的交互式创新

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八十年代的创新态势和当下文学的创新困境，一个隐含的话题贯穿在整个文学论坛之中，那就是——推动当代文学写作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到底在哪里？马克思认为：矛盾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文学发展同样如此，因此，论坛热议的悖论性命题正是文学创新的动力所在——如果说“启蒙”和“救亡”的悖论命题曾经主导过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演进，那么，当中国从“民族国家”过渡到“民主体制”、从“革命时代”步入“市民社会”的历史阶段，“革命”和“游戏”之间的悖论性命题，尤其它们之间的矛盾交互关系就成为当下文学写作的创新动力之一。

作为审美悖论的一方，“革命”已经成为文学写作创新的前提。一方面，正如於可训教授所指出的，“革命”已经成为亟待突破的话语系统。有着强烈创新压力的文学则被“革命”话语推到了权力的边缘地带，那么它可能的选择之一就是和这个既定的“革命”传统展开紧张而激烈的对话，也就是改写革命文学的“规范式”。高晓晖教授强调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历史都成为文学表达当然的主题、悲剧或资源，对于文学的“破坏者”和“革新者”来说，打破“革命”及其文学规范是当下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课题和“别无选择”的前提。另一方面，再次形成“革命”效应也是文学写作创新的追求目标。李遇春教授便重点提出了文学史上的“神圣化”过程，全新的写作模式在完成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与祛魅的同时力图再造一个文学史焦点——这是一场话语权力的争夺战，它们会在意识形态解体的真空中重塑艺术创新的神话，为未来的写作提供新的替代性经验和艺术范本。

作为审美悖论的另一方，“游戏”成为文学写作创新的手段和方式。一旦“革命”话语趋于分裂之后，规范性也难以确立，存在的超越感更是荡然无存,青年一代作家便开始以戏谑、反讽和嘲弄的姿态看待曾经的理想、信念和终极目标。正如王又平教授所评价的：当我们拒绝“文化霸权”的时候，最终和最原始的概念都应该被驱逐出去。“游戏”精神正与新时期这种“反本质主义”潮流形成了“合谋”，一方面，在理论上，它以“游戏”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看待历史、革命与权力中心，像论坛中格非提到的先锋创作中的现象学、王庆提到的符号学、高晓晖谈到的新历史主义解构、周新民关注的结构主义形式等等，当代写作正是在这些知识基础上颠覆、解构、反叛、悬置了规范化、统一化的“革命”话语系统；另一方面，在文学上，作家也以“游戏”的手法和形式来进行创作。这种文学叙事转而面向世俗、自我和生活，热衷于捕捉生活的过程与趣味，让“革命”压抑下的作家创造力以发泄、狂欢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创造出各种“游戏”美学的奇观。在这样的时期，崇高的或悲剧一类的美学风格，让位或转化为戏仿、反讽和大量的黑色幽默。

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正是在“革命”与“游戏”相互排斥、相互替代和相互转化的审美悖论不断制造出创新点。作家格非在被问及文学继续革命的动机时谈到，如果中国文学还想往前走的话，还需要继续“革命”，那么，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如果没有“陌生化”，文学是不可能存在的。而这种“陌生化”正是在诸如“启蒙”与“救亡”、“革命”与“游戏”之类的审美悖论中去完成旧有模式的打破和全新形式的建构。从与会专家的讨论来看，这种“革命”与“游戏”的交互式矛盾主要带来了当代写作的几大新风尚：

在思想动机上，引导了“去革命化”的价值祛魅。许多专家都高度评价了新时期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游戏”精神对旧的“革命”话语系统的祛魅，无论是作者还是笔下的人物，都具有一种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抗拒姿态，“怀疑主义”是他们的基本性格特征，而信仰和神圣性的事物则在作品中惨遭亵渎和戏弄。湖北工程学院的王文初教授便高度评价了韩少功的“警觉主义”，认为这类智慧型的作家往往对社会思潮保持一种高度敏锐和警惕的立场。与革命时代对权威和真理的深信不疑不同，这类作家嘲弄的便是生活现行的价值规范，而他们的叙述方式也是从这些现行的体系、规范中的戏仿、颠覆中撕裂出来的——正是对革命“现代神话”的祛魅带来了当代写作的艺术突围。

在艺术创作上，创造了形式主义的表意策略。一旦“革命”话语遭到质疑，文学便不再承受政治、道德与正义的沉重负担，文学只面对文学自身对话。吴艳教授认为，如果写作关注到文学的本体性，或者说文学形式、技巧本身，那么写作便有了“游戏性”，也就是高度的自由。既然写作进入了真正的游戏状态，那么规范也就不成为规范，写作就变成了语言和形式上的肆意妄为。语言进入了“无指化”状态，讨论会上，梁艳萍教授和王庆副教授都指出了先锋小说语言上“能指”和“所指”的分离，因为语言无须对应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也没有意识形态的诉求，语言形式变成了决定性的本体存在。形式则进入“穿越化”状态，蒋济永教授指出了《马桥词典》文体形式难以界定的尴尬状态，因为写作已变成了“反小说”的智力游戏，已经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传统的叙事线索、文体结构、叙述视角、感觉方式、心理经验、修辞方式的规范早已被损坏，仅仅只是构成多元综合的“纯文学”的要素而已。尽管这种形式主义的表意策略招来非议，但无法否认它们使艺术形式变得灵活多样。

在审美意蕴上，开启了“后悲剧时代”的风格。这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悲剧美学，一种从历史颓败情境中投射出来的审美意蕴，它在小说情节结构与描述方式上因为作者的情绪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如“革命”最后岁月时的发泄式的狂欢喜剧，像武汉大学樊星教授所举证的四部“游戏”文本中的精彩桥段大多是对政治和革命的嘲弄与戏谑，曾经严肃的革命话语就在玩世不恭的嬉戏者那里降低为插科打诨的笑料；有的则如历史废墟中散发出的无可挽救的末日情调，一段如歌如泣的历史忧伤，华科的梅兰与王均江副教授都指出了格非“江南三部曲”中梦碎山河的挽歌情调，优美无望的牧歌旋律。无论是狂欢还是哀伤，都让人感到生活在理想与现实、奋争与失败的错位中变得意味深长。

“革命”OR“游戏”的问题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作家韩少功高度肯定了它的学术价值，认为这是一个前沿性的、先锋性的，而且在当代有国际水准的一个话题。在此次“2012喻家山文学论坛”中，各位专家学对此进行了前沿性、学理性、探索性的论辩，完成了这个话题多向、多重的空间的拓展，为当下写作的探索和发展做出了实际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