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芦苇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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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女性，有些在艺术领域达到的成就，不比男子们差。茅盾就曾惊叹冰心、庐隐的作品，以为写出了国人的真魂。这些在文学史里都很重要，研究她们的人渐渐多了。女性作家的特点是，游离在一些沙龙之外，许多是单兵写作，不太热衷于党派文学。即如丁玲、萧红，也是在政治中出出进进，不是她们寻找政治，而是政治在寻找她们。

但，文学史家在选择她们时，是有政治的考虑的。

张爱玲的存在，就曾使左翼的文学史家感到为难。许多年间，没有什么教材谈及到她。后来夏志清的小说史的观点陆续传来，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其存在的特别。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的老师高擎州在辽宁大学讲张爱玲，我却因故没有去听。许多年间对张氏的作品毫无所知，对她与她所在的海派文人，多有隔膜。后来在博物馆的藏书库看到台湾的出版物，上有张爱玲的照片和手迹，便有了好奇之心。她原来还能绘画，笔下的线条灵动起来，那么传神的样子，想来文章一定不错的。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我去北戴河，白天在一家书铺里看到张爱玲的散文集，便买下来一气读过，竟有未料的惊异。这是我第一次系统读到她的文字。待到接触她的小说，每每有快意所在。文学史的另一种味道出来，以致感到无从点评。心想，张爱玲的存在，让我们后来的许多文人感到文字的尴尬。虽然对其价值走向亦有不适的感觉，但她却使我们看到了民国女性的另一种风范。

关于张爱玲，已成了文学史必谈的人物，她死后在大陆持续的走红，连她自己生前也未必料到。批评她的文章说其老朽与刻薄，欣赏者则捧之如星月。我看过许多关于他的描述，印象深的还是胡兰成的文字，胡氏曾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样子：

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我甚至怕她生活贫寒，心里想战时文化人原来苦，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个作家。

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身份有各种值钱的衣料，而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都还未有品级。她又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许多熟悉她的人，对其行踪有一种类似的感觉，那其实也是把她本人和小说的气味一体化的看法。由于胡兰成在日伪时期的不良表现，也波及到人们对张爱玲的看法。这也增加了其另类的色彩。加之她个性里的冷色过多，同代对其有兴趣的批评家，一直甚少。而后来大学的女生对其文本的痴迷，则让老一代的学人有些不知所措。

在新小说家中，她是一个意外的存在。当知识界泾渭分明地述说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张爱玲却把灰色与无望展示给了我们。不那么革命，不那么遗老气，是另类的姿态。我们用俄苏的理论似乎不好去描述她，而以旧式文学的模式套她的思想，也难得其趣的。

她的家族显赫，祖父张伯伦、外祖父李鸿章都是近代史的大人物。到了她的父母这一辈，灰色的东西多了，先前的显赫也与其无关，倒是有了另外的沉重。她的父母关系不和，加之曾受过父亲的虐待，早期的精神就缠上了忧戚之调。她后来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人，还不如说为己更为合适。印象里是，她一个人把其家族的几代不幸都承受了。

从她自己的自述里，能够感受到她政治的隔膜。她的前辈的政治选择，对她不过记忆里的影子，自己并无兴趣。至于胡兰成的为人之道，也并非没有被省察到。她的孤独感，和丰富的内觉，造成一种远离社会政治话语的语序。那些敏感的文字，比冰心、庐隐丝毫不差。五四的女性，当写到己身的不幸和环境的险恶时，笔锋的背后有启蒙的或个性解放的呼唤。在悲哀之后有一种出走的希望，这是一代女子的梦想。但是我们在张爱玲的世界，感受到的是无望之苦。精神缠绕在无爱的寒夜，而趣味又非象牙塔里的，市井的气味也流动其间。也就是说，她绕过了政治，而直接进入到市井的世界，而气质里残留着贵族的东西。

民国小说家，有一部分是为了消遣才到文坛上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就有大众的意味，是民众审美的代言，读者之众，已从发行量里可以看到。张爱玲走进文坛，就在这个舞台上，她在《紫罗兰》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有一点旧小说气，口味是市民的，但那是大户人家的闭锁的门内的恩恩怨怨，乃没落的家族的一丝残照，夹着苍凉的意味。高贵的叙述口吻里的不高贵的故事，读者在此生出好奇，扑面的是华贵之影，吸进的是丝丝凉气。

周瘦鹃第一次看到她的小说，忽觉眼亮，那是久违的感觉，似乎只有曹雪芹的小说才有几分这样的味道，那作品的底色好像从曹氏那里飘来，又多了几许现代的洋味。光是这洋味，就有古人不及的地方，自然成了现代大众的宠儿。周氏写道：

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Waughm的作品，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了。

张爱玲小说，多是上海、香港两地凡人的琐事，没有什么大的叙事，家常的记录，生死之迹，且写得阴风习习，彻骨的凄凉。她的文字极为敏感，刻刀般切入我们的肌体里，不免有被割痛的感觉。较之上海滩上的小报里的作品，张氏有着不可接近的孤傲，以及那远离凡俗的美丽。

这一点，翻译家傅雷很快就发现了。他对张氏文本的精到的读解，代表了相当的读者的看法。海派的文学，不都是小报里的趣味，也有人生哲学的另一类书写。人不都是上帝的使者，我们内在的不可理喻性与残忍性，可能更含有人的本质。张爱玲是这样的残酷生活的拷问者，在天才的闪光之后，也把阴郁、刻毒的残影刻在了词语之间。她身后的毁誉不同的评价，已证明了其生命体悟里所隐含的挑战性。

2

至今在大陆还没有出全她的文集，那原因是她涉及到敏感的话题。无意间也有了政治性。张爱玲的小说不多，却足以和同代人抗衡。这个天赋颇好的女子，所写的文字多是家长里短的存在，无聊的生活的无聊人与事，而主旨却是正经的。她的许多作品唤出了神秘的家族内可怖的魔影，告诉我们社会空气里的元素。读她的书，才知道老中国的不可救药，人性的不可救药。一面也留下值得珍视的遗存。那些与人相关的色彩、旋律，还有飘忽不定的气味，才可以看到没有利害的存在的好玩之处。割舍不了的人间，仿佛就在此处。她犹如一个社会的诊脉者，只冷冷地告诉我们躯体里的病灶，却没有开出药方。于是我们感到她的残忍。但细细一看，她对自己的疾苦，也从未有过出离的办法。这时候方为之释然，在路消失的地方，睁着眼睛看出盲点的人，比筑路者的价值也不差吧。

她的早期作品幽暗而寂寞，也差不多成了一生的艺术实践的高峰。《第一炉香》到《倾城之恋》，映现的都是爱情的悲剧。这些悲剧，不是左翼作家式的抱怨，似乎都是社会之恶。张爱玲看到的多是人性的弱点，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是稀少的。作者对人性的描摹，十分耐心，很有东方的意蕴，但却渲染出东方文明中可怕的一幕。美诞生于斯，恶也流溢其间，我们由此感受到所置身的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第一炉香》写一个上海的女孩葛薇龙到香港读书，春假时借住在姑母家。姑母早年嫁给比自己大几十岁的阔人，家境颇好。薇龙在其处参加了大量晚会、茶会、音乐会、牌局。姑母梁太太喜欢弄人，在香港富人中寻求虚荣心的满足。薇龙在梁家认识了混血青年乔琪，这青年有些花花公子气，劣态多多，但还是与其结为百年之好。小说写青年的爱情，一波三折，对香港殖民地气的生活有入木三分的把握，人的空幻之感与精神的无趣，都木刻般印在纸上。主人公很敏感、自私，且颇有个性。当遇到醋意的时候，天性里的怨恨流露无余，显得异常真实。在这里，家庭生活被一种豪华下的阴险所罩，人的无聊和无趣的一面触目可叹。我们阅读这个故事，感受到了作者的冷意的眼光下的审美态度。

张爱玲写爱情，多是悲剧，她对女性内心的理解是在一般人的感觉之外的天意的投影。《第二炉香》一开篇，就是出奇的情节，新婚的愫细和丈夫罗杰一开始就在一种情感的错位里。愫细一家人不幸的婚姻与她自己的脆弱的感情，导致了生活的畸形之状。《茉莉香片》的朱丹与传庆的感情的错位，也给人一种荒诞的感受。人要理解他人，真的不易，生命中可如意者，也十分有限。在香港这个奇怪的地方，生命的天地实在太狭窄了。张爱玲作品对男女之情的把握，是本然的剖示，绝不停留在幻象之中，在《琉璃瓦》《连环套》诸作品里，都市人的婚恋，可笑而可怕，小说所涉猎的人情世故，把老中国儿女的魂魄，活生生点染出来。

殖民地社会的豪华、典雅之后，是无量的悲苦的人生，张爱玲觉得这个人生的可怜。而上海这个地方，照例是死气沉沉的王国，在现代的繁华里，孤寂、无聊的人生又何其之多。她在面对上海的人与事时所显示的美学精神，与五四文人的热情不同，和海派的喧嚷不同，另一种镜头下的生生死死，同样有认知王国里的隐秘。

在早期的写作里，《倾城之恋》与《金锁记》可谓代表之作。这里可以看出她的读人之深，以及视角的独特。这两篇作品都在写婚姻大事，却没有任何光量，气氛是压抑的，即使有诸多豪华的现代生活的点缀，却无法让人兴奋起来，好像被抛入黑暗之所，只能于苦海里聊度残日。无光的世界，要求得一丝暖意，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本是有过失意的婚姻的人，在上海的家里过着一种压抑的生活。后来去香港认识了从英国归来的范柳原，两人便相爱起来。白流苏的父亲是个赌徒，搞得倾家荡产，她小时候就在一种不快的环境长大，自然有许多创伤。范柳原是个花花公子式的人物，见到白流苏时已经颇有沧桑之感了。这个在外浪荡多年的青年，在女人面前是一个老手，说话里暗含着余音。流苏对他也是复杂的感受，爱的背后，还有自己的私利。张爱玲描绘男女间的情感，多以对话为之，彼此的心绪都在语调与词组中流出来。比如挑逗，比如吃醋，比如暗算，都栩栩如生，连彼此的脉息都被传递出来。情感一旦有了世俗意识进来，就有游戏的地方，甚至彼此的博弈。他们知道对方的心意，也知道各自的背景，就有惺惺相惜的味道。范柳原与白流苏有一段对话：

柳原静了半晌，叹了口气。流苏道：“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柳原道：“多着呢。”流苏叹道：“若是像你这样自由自在的人，也要怨命，像我这样，早就该上吊了。”柳原道：“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灰色体验多了的人，对人情世故不免敏感。张爱玲写人的爱情，不是童话式的，早就经历了沧海桑田，故一切都不过演戏，只是演的真与假不同而已。《倾城之恋》的好处是写了两个俗人的真心的博弈和感情发展的逻辑。作者写道：

流苏勾搭上了范柳原，无非图他的钱。真弄到了钱，也不会无声无臭的回家来了，显然是没有得到他什么好处。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

流苏选择了范柳原，有感情的因素，自然也有家庭矛盾的压力，不过是找一块避风港口。如果不是战乱，范柳原是要远走高飞到外国，他们的爱情还真的不知如何是好。恰因为路已堵死，便有了婚姻的可能。“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张爱玲对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倒出了内心的苦水。人的可怜与可笑，世间发生的太多，而记录的少而又少。这是巨变时代的小人物的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内容。作者写它，略抒己意，在人间的地图上多了一幅黯淡的图卷，其中的情趣，也可聊搏一笑的。

3

可以说，张爱玲看人看事，眼光冷冷的，绝不施舍光明，廉价的情感是不谈的。她熟悉都市大家族的生活，知道他们怎样内斗，怎样弄权，怎样害人，人性阴暗处无所不在。她在文字里构建的人生图景，没有神异的灵光，人像是传染了疾病，都在悲剧里出出进进。最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全篇的人物都是畸形的，可怕的人心，缠绕身体的疾苦，都在命运里交织，苦楚之气，遍布公馆，连一点活人的快慰也没有。小说的主人公七巧嫁给患骨痨的二少爷，过着死人般的生活，她因此成了公馆里的有功之人。因为性情暴躁，爱情的空白，性情与常人大异、刻度、多疑、刚愎自用都有。在公馆里，七巧爱上了丈夫的三弟姜季泽，可三弟的为人与做事，都不堪入目。也是不争气的男人，他们的爱除了收获罪过，结果是一无所有。

民国人写家庭生活的不幸，对母亲是有所疼爱的，觉得女性是家族制的牺牲品，很少鞭笞她们的自私与贪婪。张爱玲写《金锁记》，完全颠覆了一般作家的感受，把人性最不可思议的一面暴露给世人。七巧可以说是在恶的环境里滋生出的怪人，她对两个子女的态度，已非母爱可以解释，完全是阴狠的长者。她的儿子长白的婚姻，被其搅得不得安宁，而女儿长安的爱情，也被其破坏。因为自己生活的变态，她无法忍受子女的正常的生活，以奴役的方式无情地折磨自己的孩子，使他们不得以喘息。七巧在魔窟般的姜公馆传染了自私、自大、敌视他人的习惯，也把这些推及至世人。她怀疑别人，总以最坏的心推算他人的选择，结果与周围格格不入，不仅自己毫无友情，也无情地摧残了自己的下一代。

夏志清说张爱玲的作品时说：“她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总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地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珍·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恳，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这种成就恐怕得归功于她们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这个观点，能够看出与左翼文化不同的思路，张爱玲在左翼之外，另辟蹊径，对现代小说的贡献不可小视。在她那里，古典小说的传统与西洋的技巧很自然地汇于一处，没有丝毫的做作。因为对人生的绝望，故以超俗之笔寻一自己的园地，又能于空幻之处得以自制的彩笔，绘各类人生，赋予无趣之生活之趣事，那就多了大作家的气象。她的超时空的漫笔，直通人类的宿命之域，千百年风水轮转，不变的是人性的有限性。张爱玲对此的体悟，与晚清的思想家比，也不逊色。

许多人说，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来自自己家庭的记忆。她早期的不快的生活，都影响了后来的创作。在她眼里，父辈的不幸婚姻，大约要影响到后代，人总要背负着前人的罪过在颠簸的路上。上辈的鬼气，也要传染到青年那里，如此反复，轮回不已。《金锁记》如此，《茉莉香片》也这样。在《茉莉香片》那里，好像有曹禺剧本的影子，人在家庭的宿命里苟活而无价值。小说写了一个失败感很强的青年学子传庆，他父辈的婚姻不幸，导致他与继母及父亲的不和。而自己的老师曾是生母当年的恋人，现在又和老师的女儿丹朱同班，且自己爱上了丹朱。传庆是个没有男子汉气的弱男子，女性化的倾向和内倾的性格，使其与环境难以适应。喜爱的女孩原来并不爱自己，那打击是沉重的。家庭的环境的失调，读书的失败，爱情的受挫，使传庆陷于绝境。这苦楚的命运，有作者的生命观的影子，比郁达夫的压抑的爱情小说更为忧郁和沉重。她说：“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其实就是看到了那无所不在的宿命。

也许，在面对这些悲剧的时候，她更带几分自己记忆的投影。这也限制了她的作品的格局。总在公馆与校园里往返回旋，在狭窄之中逼人难以喘息。但是我们在此能够耐心咀嚼词语的片断，又觉得那文字之好，乃因为作者的文本外的功夫。她在不幸里还拥有无数深切的幽思，那是使作品不再僵气的原因。

《张看》里的诸多小说，远远地看着世人的生活，写他们的曲曲折折、起起落落的经历，真是一幅人间风俗图。但那图多是畸形的存在，看了不仅气闷。这有作者的毒眼，把凡俗里的污浊写尽。《连环套》写一个嫁过三次的女子霓喜的人生，毫无诗意的婚恋与日子，和无数可怜时光纠葛在一起。霓喜14岁被养母送到印度人雅赫雅绸缎店里，不久为老板生了两个孩子。她起初在家中没有地位，却争得了身份。因为性情刚烈，又蛮不讲理，劣汰渐渐生出。后来与雅赫雅大打出手，离家而去。不久嫁给同春堂老板窦尧芳，又生了两个孩子。此间与同春堂的伙计崔玉茗关系暧昧，可却未得到真的感情。窦尧芳死后，她又嫁给了汤姆生。三次婚姻，伴随的都是暗斗、争爱、利益之争。霓喜脾气暴烈，善与人斗，且心狠毒辣。她觉得这个世界一片黑暗，“老头子骗了她，年轻的骗了她，她没有钱，也没有爱”。在香港这个五族杂陈的地方，人间之道险恶，她也成了这险恶的连环中的一环。

我们的作家写人间的那些闲事、琐事，竟吝啬自己的爱怜的笔墨，却以无温度的笔把玩他们的存在。显得老到从容，远远地看着那些生死之间的人生，同情与悲悯是淡淡的，多的是大的暗影。人间的恐惧四伏，几无爱意，写那些小人物的烦琐的人生，倒觉得世间没有什么希望。人在黑夜里，只能以黑色包围他人，也包围自己。太阳的热度是无的。

4

但张爱玲在绝望的边上，也点化了诸多诗趣，惊恐的镜头里，也有美丽的影子飘来，给我们诸多的惊喜。虽然厌恶人性的阴暗之所，但却对日常性的存在颇感兴趣，色彩、音响、民风、习俗，都被其收入笔下，有着自己的趣味。那些悲剧的故事所以值得久久咀嚼，乃因为作者对人性相关的器物、服饰、饮食、乐曲的描绘滋滋有味。她对那些物的存在的趣味，含有爱意，不像对人那样挑剔和失望。作者写上海的繁华之景，香港的山与海，都有画家的笔意，霎那间的美，被惊艳之笔所录，给人刻骨的感受。即使描写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每每涉及现代意味的存在，不免多几许闲笔，去留意那些刺眼的什物。这大约可以带来感官的享受，刺激自己从乏味之处解脱片刻。她自己介绍说：“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张爱玲是个出色的文体家。她写小说，还在曹雪芹的影子里，散文则完全放开来了。我们看他写的《谈女人》《诗与胡说》《谈画》《谈音乐》《忆胡适之》，乃文章中的极品，完全可以和周作人、废名媲美。她的文章，有画家的感觉，素描的本领高于别人，仅仅几笔，人物便跃然纸上。涉猎人间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的冷峻和小说家的聪慧都有。那些不温不火的表达，背后有幽深的东西，轻描淡写之间，意外的哲思飘然而至，悟道的玄机均在，是有深意的。张爱玲的文章不是做文的那类，而像似谈天，一切仿佛在不经意之间。但古典的静谧和现代的忧伤都含在词语之中，我们读出一种解释的悟性，仿佛庙宇里飘出的香烟，缭绕着一个旧梦。她的叙述，有点无所谓的样子，却还原了我们周围的空气，好像把我们人间的本然的一面拖出，我们因此念之、怀之，略带一丝哀矜。她不是怨怼什么，而是可怜我们大家，当然也有她自己。我们就在这个世上，在转瞬即逝的时光里，人类能做到的还有什么呢？

白话文到了四十年代，大多是讲究一点套路的，后来产生了各种“腔”。张爱玲没有这些，她没有什么派别，亦未加入什么团体，自己写的，就是心灵深处的东西。我看她的书，觉得这个人是宁静的、傲视天下的独行者，她也有悲悯，但没有底层人的寒伧感，那就有几分顾影自怜的样子了。她读人的时候，很是刻毒，连灵魂后的影子也不放过，将阴暗的东西一并钩出，也够得上是灵魂的审判者了。让人难忘的是，作者写身边的人物，就那么从容，不冷不热，而深意在焉。看作者笔下的世界，都平静得很，没有感情的燃烧。张爱玲将己身之苦，都隐到了人物与霓虹灯的后面，以致抓不到她的思绪。作家做到此点，便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了罢。

在张爱玲的诸多文章，也偶能见到其内心柔和、暖意的文字，比如《我看苏青》《姑姑语录》《忆胡适之》是不可多的佳作。她对苏青的理解里，是温情的，而谈及姑姑的思想，暗中佩服的时候又多了亲情。这些和她的小说里的凄凉、绝望全不相同，能够窥见出体贴他人的爱意。在众多谈人的文章里，《忆胡适之》写得颇为感人。张爱玲对人的温和的素描的文章不多，独对胡适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也许都是飘泊者的原因。她的文章的冷气在这里隐去，趣味在此再次显示出魅力来。我们知道，她的作品遇到人性里的问题，讽刺的地方居多，轻松的文字却在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上。谈吃，讲风俗，就颇多味道。这个笔法，也用到此文中。作者对文人批评的时候居多，尤其对新文人，有不少微词。比如对京派文人的谈吃的文字，就有不满，以为有点炒冷饭多了，未免乏味。对京派的追随者，亦多讽刺之语，言外是有自恋之处吧。但作者对胡适的勾勒，近乎圣人，笔法多了神圣的感觉。这在张爱玲那里是罕见的现象。她内心柔和的部分，亦在此间。

胡适晚年在美国的日子，可以用凄苦来形容。张爱玲的文字记录了这一页。她写胡适，都是不关紧要的闲笔，似乎都是枝枝叶叶。但这些碎片，都是他们彼时内心最为重要的一隅。坦率说，胡适的文字很难唤起她的审美的美感，但其学术牵涉的精神逻辑，以及人格的力量还是打动她的。这让人想起萧红对鲁迅的回忆文字，都传神有趣，苍凉的人生背后的苦味，以及那苦味背后的美，真切地流动着。

5

胡兰成写张爱玲，多有精彩之处，一些看法，至今被人所认。他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有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那是深解其味的感叹，至今依然被认引用。但他们熟悉之后的陌生感，也不是没有。就境界而言，张爱玲高于前者，她在审美思考与日常生活里的表现不同，真切的地方很多，有文坛少见的妙意。胡兰成对自己有点欣赏，那是自恋的可笑。张爱玲不是这样，她一直存在着失败感，与这个世界有些格格不入。“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夜雨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的一切感受，尽在此言之中。张爱玲死后被人念之又念，与其现代人的复杂体验有关，也与其自省的坦诚有关。

除了小说外，张爱玲还写过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新中国后不久，即赴香港，后去美国。出版过《秧歌》《赤地之恋》等。不过她最有名的作品集是《倾城之恋》《第一炉香》《流言》《半生缘》《张看》《红楼梦魇》《海上花落》《惘然集》《对照集》等。质量不一，而精神的力度是不差的。

细看她的一生，留下的文字都有可念之处，争论也时有发生。张迷很多，也已经成了一种可驻足细究的现象。有许多作家受到了她的影响，比如王安忆，比如贾平凹，都能借鉴其过去的笔力。我们对比王安忆和张爱玲的文字，会发现某种血脉的贯通，只是前者对世俗还有些眷恋，不像那么决绝。现代以来的作家，面对不幸的生活时，写尽了苦楚之后，对现实还隐隐地有所依恋。但张爱玲似乎没有，这一点，比前人还要冷酷。新中国的作家，许多欣赏其笔致，却学不来其气质，那是天然的区别吧。贾平凹说：

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从哪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她明显地有曹沾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切入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

贾平凹是真懂张爱玲的人，故所说切中要害。中国好的作家，对张爱玲各有心得，贾平凹所云，乃透彻者的内心独白。民国小说家没有今天的套路，可以自行于生命之途。我们于中可知得失，能鉴古今，会悟曲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民国的文学的基本精神丧失殆尽，几无生气。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旧的精神才得以焕发。重返鲁迅，发现沈从文与张爱玲，都打破了文坛的平衡，真的文学家，渐渐有了自己的位置。

大凡好的作家，是没有思想的界限的。他们常常突破惯性表达的底线。劳伦斯、卡尔维诺、大江健三郎都是如此，而争议也就来了。张爱玲《色·戒》，就是道德上的尴尬，但一面也显示了人性的丰富。《秧歌》《赤地之恋》乃意识形态的文本，至今也有批评的声音，可以看出作者的不合时宜。张爱玲谈政治的文字都不高明，她后来不去台湾定居，也证明了其内心的复杂的考虑。在党争的时代，她不过一只脆弱的芦苇，摇曳的身姿很美，但断折也是随时可能的。

民国是个战乱的年代，兵匪互动，党派恶斗，民不聊生。但唯有文人，在独立思考里，自抒胸臆，写了无数感人的文章。张爱玲的作品乃民国文人生活的另一种表达。我们看了那些文字，知道一些新旧之间的文人，并不都买革命文学的账，他们于冷色里看到的人生，总要比那些狂热者要多几许深思。他们不是改革社会的先进分子，却以看客的眼光，说出人间的冷暖。文学有时候是个体的自言自语，那声音里，自然有民众的合唱所没有的真切的调子。而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谁没有类似的感受呢？只是这些自我的内觉，渐渐被户外嘈杂之声所掩，没有细细审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