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思考

牛学智

一、宁夏短篇小说叙事指向什么

在总结这个问题前，请允许我先粗略拉一下目前活跃在一线的宁夏短篇小说作者基本情况。

若以传统的老中青这样一个年龄分界来看，宁夏老作家中现在还写短篇小说的几乎没有了。无论当年的“二张一戈”（张贤亮、张武和戈悟觉），还是后来的南台、高耀山、马知遥、郑正、吴善珍、吴江等，要么胃口在长篇上，要么写点报告文学、随笔之类打发时光，至少10多年来，他们的短篇小说是基本没看到。在这其中，只有王佩飞是个例外，他差不多是在50岁以后才开始文学创作，其勤奋程度几乎可用“井喷”来形容，并频频亮相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说明质也属上乘。因为他进入文坛晚的缘故，给人的感觉反而好像是个“新手”。宁夏的中年作家，若以上个世纪50年代打头到60年代初出生为界，这一批人的精神创造也可能是宁夏文学中的重要一部分，但是这个重要主要不在短篇。比如査舜及其长篇小说《青春绝版》《月亮是后半夜的一点明白》、葛林的中长篇小说《红军爷》《漂亮女人》、陈勇近两年连续推出的长篇如《养女》《盛宴》、张玉秋的长河系列《贺兰山深处》《家事》《办公室的故事》等、薛青峰的系列长篇散文《被雨淋湿的眼泪》《回家的门》、邱新荣16卷本“大风歌”系列“历史抒情诗”等等，看来短篇小说的体量早已不能满足他们过剩的生活积累了。

在这两批作家、诗人之后，就是批评界通常以“60年代以后”和“70后”命名的青年作家了。在宁夏，这两拨人中的大多数往往被“宁夏三棵树”（陈继明、石舒清和金瓯）、“宁夏新三棵树”（漠月、季栋梁和张学东）所遮蔽，造成外界只知宁夏有几棵树，但不晓得这几棵树原是一片树林中的一分子。单以短篇小说写作量来说，这片树林中的成员还有“60后”的郭文斌、马宇祯、李进祥、火会亮、古原、李方、李继林、梦也、韩银梅、刘建芳、吟泠、董永红、马丽华、赵金勇等等，以及“70后”的曹海英、平原、阿舍、张九鹏、李义、竹青、赵宗民、了一容、穹宇、鲁兴华、孙艳蓉、冶进海、撒雨、袁志学等，再加上“80后”马金莲、许艺、马晓雁、祁亚江、马强等的异军突起，宁夏短篇小说写作者的数量显然已经不是几棵树能说清楚的了，写作的复杂程度自然也不是目前的一些流行概括能囊括得了。

要彻底弄清楚这片林子的真正成色，最好的办法恐怕是启动作家个案研究程序，然后一个个文本细读。那样的话，他们的短篇叙事有无共性？或者差异究竟在哪的问题才方便于澄清。现在，我罗列这么一个名单，意思不在个案研究，而是要强调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如何看待宁夏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叙事，有必要警觉外地批评家的“美洲新大陆眼光”。恕我直言，就外地批评家论评的频率，和由此而以点带面给整个宁夏短篇小说叙事特点给予“定位”的，其实不过几个获奖作家而已。比如对石舒清“隐忍与虔诚内省”的发现，对郭文斌“诗意乡村与安详人生”的提升，对了一容“少年流浪与苦难命感”的阐释。当然，因创作量而引起外地批评家关注的还有张学东的“人性真善美书写”，漠月牧区女性的所谓“恬静、自我牺牲”等。审美认同与批评导向使然，其他宁夏小说作者也多隐蔽在这些话语之下。反过来，这些抽象特点也成了外界看待宁夏短篇小说时的一个审美价值惯性。

深究起来，这个问题是很复杂。因为特别像宁夏这样的文学人口小省份，很容易“近亲繁殖”。一个小说家突然蹿红了，他正好也是编辑，同时所写基本是童年记忆和地缘共同体经验，编辑剪裁投稿的过程，无形中已经渗透了他本人获得认可的叙述路径，这是其一；其二是，如果上列名单以“方言共同体”、“信仰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来分，其实不过两批作家队伍：以郭文斌、石舒清、季栋梁、李进祥、了一容等为代表的“西海固作家群”，和以张学东、阿舍、韩银梅、吟泠等为代表的“银北作家群”。前者重点写童年记忆、未被城市化冲击的山区乡村生活，乡村经验（传统文化）占上风；后者侧重点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人生变故，接近于准城市题材，个人经验占上风。

现在，暂时打乱他们，看看他们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叙事究竟指向了什么？

传统文化和乡村经验造就了他们，但在“村落终结”的社会学背景看过去，这两样东西也正在构成他们今天难以逾越的认知障碍。

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分别讨论：

第一，既有宗法制乡村经验里有什么？是否提升了叙事对于现实社会秩序的参与度？即是说，在消费社会，反写传统社会结构被冲击而导致的自我迷失、价值混乱、道德失据等，是否就一定是现如今人们所需要的一种人性建构？

2009年宁夏乡村“媳妇”明着是半夜三更过沟帮忙奶别人家孩子，其实最后丈夫也发现了媳妇的秘密可能不单是为了没奶吃的孩子，他在沟对面打着手电筒“喊山”给返回的媳妇壮胆的情节，于是多了几分男人的脆弱；（《吼夜》，季栋梁）2010年同一地域的母亲舍己侍候偏瘫的儿子，排除众人偏见，十几年如一日，承担了救家庭于水火的劳动与道德的双重重任，自己的小秘密不得不瓦解于残酷现实；（《瓦罐上的星斗》，马金莲）2011年进了城的“母亲”抑或准母亲“姐姐”，显然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要么模仿子君的口气空洞地喊出几句类似于“我是我自己的”的口号，要么把城市的空虚携带到乡村，然后，以局外人的眼光再同样重复一次乡村精神的“逃逸者”，所有的困惑在一声叹息中戛然而止，此时兴冲冲来气呼呼离去的女性主体意识好像在不经意间弄丢了，抑或这里的主体性反而是多余的？（吟泠的《情歌》和阿舍《珍珠》）时间到了2012年，苦难折磨与情感纠结中的母亲，似乎终于解放了。她们共同发现，生育一堆儿女是件好事儿，或者说旺盛的繁殖能力，是小说家最后给出的人性归宿。如此，女性个体才得以安宁，家庭的和社会的秩序才得以稳定运行（《拾娃子》，许艺）。

到此为止，我们被提醒，原来小说家的叙事意识其实是想参与目前的社会变迁的，只不过，参与运行在一个比较高的美学幻想层面：乡村留守妇女是弱势群体中的重灾区，只要她们的心灵安妥了，男人世界才好办。然而，就在这个幻想的节骨眼上，叙事的雪崩发生了，人们不能不严正质问，用一个瘦弱的身躯担当“村落终结”所带来的无序，是否轻了点？这一点来说，至少这一路叙事的宁夏小说家，对社会现实的认知程度还停留在传统宗法社会的文化水平上，或者还在不假思索地重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热闹但一直未被清理的女性主义经验的水准。致命局限是，误把社会学问题当做个体精神问题来解释，因为那时候兴起并热闹的女性主义文学叙事，只片面地释放了知识女性个体的情感欲望，却并没有适时地深挖支撑一般女性情感自由的财产制度和社会功能布局。这就导致直到今天，我们听的最多的是“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善待自己”、“我们对自己要狠一点”式身体美学的泛滥，而很少抽出精力反思一下如此意识形态消解了什么，甚至瓦解了什么的社会学问题。无疑，宁夏女性小说家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尤其当宁南山区占宁夏半壁江山的现实一时还得不到改变、即便通过生态移民改变，问题将会依然存在的前提下，不能说这样的文学是令人尊敬的。

第二，全国掀起多时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反映到宁夏短篇小说叙事中，表面看起来最适宜的一点是，能把本地伊斯兰宗教文化和汉族民间儒家温柔敦厚文化巧妙结合起来，进而产生一种适合内地气质、又具有开放度的（面向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向西开放”）的新型城镇文化。所以，另一批宁夏小说家的叙事横截面、切面，顺利成章地选择了如下两个方向的本地人文建构路径。

要么封闭外界干扰，在一个村子里放大那种“自在的”民间民俗文化，以期成为当下经验，其实这经验是“村落化”的人文构想。具体说，是在“村落终结”的现实面前，写作者“先赋角色”或“自致角色”，以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民间宗教文化为主要模式和经验的虚构世界。积极一面说，在西部（宁夏）以地域文化本位主义角度叙事，容易突出西部（宁夏）民间宗教文化、传统村落文化特点；消极一面审视，把地域文化和人文形象进行天人合一、生命意识、自然规律等的文学赋形，实际是对元典文化精神的极端化彰显，人在特色文化中的主动性、能动性作用难免被遮蔽，导致现代性问题反而居于次要的位置。要么先悲悯再和谐，抽掉现时代背景，技术性地求解一般人性中“恶性+善性”，或“俗性+神性”的人性平均值。

这方面的写作，主要集中在已经成名的宁夏小说家身上，并由此“遗传”到主要以宁夏文学刊物《朔方》《六盘山》《黄河文学》等为发表平台的本地小说作者那里。

比如郭文斌类似于《寒衣》的“传统节日”系列短篇，石舒清以旧报刊阅读为灵感、或干脆以散文随笔方式记录身边人物的“人物”系列，张学东《托付给你的事》《传帮带》等“失足妇女”写作，还有李进祥以《去桃花源》《耳光中成长》为典型的“打工”系列，等等。由这些短篇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近几年来这些小说家都在思考如何“华丽转身”的问题。表征之一是，他们似乎在刻意躲避、甚至否弃着已经形成的叙事方向。郭文斌的《吉祥如意》曾因追问人性的纯粹而赢得第四届“鲁奖”评委的首肯；石舒清因《清水里的刀子》中弥漫着“终极”气质而成为第二届“鲁奖”最年轻的得主；李进祥不但因为《狗村长》一度成为“空巢村落”的代名词，还以《换水》（短篇小说集）介入现实生活的力度，问鼎过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张学东当年的《跪乳期的羊》虽未因“奖”名声鹊起，但坊间的热议其实是这篇小说文学性程度的最好佐证。

然而，现在他们彷佛已经没有心思叩问最前沿时代尖锐问题了，也似乎是集体性地收缩了当年颇具眼力的思想锋芒。简而言之，他们更愿意做一个温和的所谓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更愿意以对话、商量的口气取得与这个社会最坚硬部分的“和解”。当然，就目前他们重要的叙事信息来看，他们好像更乐意选择在某个经过分层、分类处理过的相对独立空间，相对自洽的语境，四平八稳地叙述一般性人性规律和抽象的传统文化理念，以确保叙事的“纯文学性”。

这样一来，他们所提供的叙事经验，差不多与社会上、电视肥皂剧、娱乐节目中一些流行趣味没多大区别了：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没有根，那么，什么是根，根就是要知道满足，该放下时当放下；为什么我们觉得无意义，因为我们切断了与历史的联系，感恩历史、感恩社会，然后反省自己、调整心态，价值中的无序就马上能被自动调整；我们之所以不断地被卷入无止无休的劳资冲突，以及生活的平静总被既得利益者打乱，乃至于以悲剧宣告正常人性的不可能，根源在于，我们的“道统”不复重建，因此信仰或者叫“内在性”的东西该成为现行价值秩序的一部分；“失足妇女”是社会悲剧，但“失足妇女”内部的相互倾轧更为触目惊心，故我们必须把批判目光投向损害被损害者，如此，社会正能量才会如期建立。

小说家的这些发现的确都是大事，然而，我个人的观察而言，在基层（而不是“底层”），如果宁夏够得上这样的条件的话，我更倾向于认为，既然叙事意图是外部力量对个体的限制，就有必要从思想上接过哈维尔“内在性消费主义”的衣钵“接着说”，也有必要更新关于传统“底层”的界定，纳入已经出现的“新穷人”，否则，叙事便是抽象的和没有根据的。哈维尔此说，强调的是要把政治意识形态所准许并喜欢的“内在性”消费的“自由”，与思想层面的“个体自由”区别开来。自由地修饰自己的身体、自由地装扮自己的房子和自由地决定消费还是不消费的这个“自由”，根本上不是我们体验到的在社会失序、经济主义价值格局中，表达我们自己意义感的那个自由，也就意味着即便个体道德伦理水平提高了，并不必然等于获得了文化意义的“根”的问题。这表明，今天我们是否有“根”、有安全感、有归属感，更多时候与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政治是否现代性有关。而鲍曼所谓的“新穷人”，在我们这里则是是否还把早先意义上的物质的“底层”，看做这个社会固定不变的穷人的问题。当消费的逻辑无处不在，以致于任何没有消费能力的人都被视为是这个社会的赘疣，尤其把失业者因无法消费觉得自己不仅无聊而且受挫的表现，比如易怒、倦怠、犹豫、愁思、感到腻歪、无动于衷，解释成是心态不好、人生观不健康时，社会主导性价值意识形态就形成了。你被告知，使你“永远不会无聊”的是大量的钱，而不是别的东西，即是说不能达到目标的人，只能责怪自己，“并且轻易成为其他人轻视和非难的对象”。我相信，被如此消费文化和消费市场裹挟进去的，绝不会是那些曾经以物质匮乏而命名的底层者。这样的思索，我坚信，叙事者不会仅在封闭的环境和传统道德伦理的范畴，讲述今天的“被损害者”的故事了。这说明，这一批宁夏小说家，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但认知思维仍没有内在于当前社会现实，属于隔山打虎、隔空取物式诊断。

二、怎样看待理论批评话语的影响

宁夏短篇小说写作，是宁夏文学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可以说宁夏文学在全国读者、批评家眼里的形象，指的其实是短篇小说的形象和面貌。当然，这一文体的成就在整个宁夏文学格局而言，也是历练最成熟最有说头的一个话题。

那么，在这个汇集了众多理论批评话语的领域，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宁夏青年小说家的叙事与全国一线小说叙事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如上所论，除过传统文化（传统乡村经验和“元典”意义的宗教信仰）对他们实际上的制约以外，该怎样审慎地看待外地批评家的所谓“宁夏风味”，以及这些批评话语是怎样产生的？

为了对照，在特定语境下，我特地读了最近几年批评界关注度比较高的两位青年小说家的短篇《小流放》（鲁敏）和《六耳猕猴》（徐则臣），并读出了“小感受”。这意思再说得清楚一点，“小感受”指的是两个短篇的后半部分。《小流放》叙述穆先生因孩子上学就近租房的经历，前半部分讲穆先生及妻子儿子刚住进去时的心理落差，作者语言生猛、眼力独到，介入这种租住生活的意识非常值得称道。仅读前半部分，或者小说就结束在前半部分，我以为也没什么不完整。倒胃口的是，作者似乎企图还要讲述点什么，于是，后半部分就来了。讲什么呢？讲述的东西完全出人意料——注意！这里的意料之外丝毫没有引人入胜的意思。就是穆先生对先于他租住过的一孕妇的百般“偷窥”，从这里开始，叙事方向急转而下，非但看不到前半部分所开启的我国城市教育普遍不平衡的问题，而且作者仿佛在刻意躲避着什么，就是不让读者在此等问题上做深入思考。《六耳猕猴》也大相径庭，后半部分照样非得跟读者拧着来，本来前半部分叙事冯年因企业机械考核而造成的诸种机械行为，读来非常有力量，然而，关键部位作者转向了“梦”的情节——当然不排除“梦”的微言大义。可惜的是，“梦”只负责把叙事带入关于人物的内心想象而已。

展开这个例子，我意在强调，宁夏短篇小说实际上是与全国接轨的。其一，叙事不出个体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便视角不见得是朝向内心世界的，也宁愿牺牲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也要成全人物的“潜意识”。其二，外部世界里的事情，诸如劳资纠纷、贫富差距、赢家通吃，或者其他民生问题，多数时候只是作者撰写人性、求人性平均值的一个可以移动的布景。这表明，社会语境是模糊的，人性探索是一般性的。其三，他们共同理解的“文学性”，基本需要“去政治”才能完成——当然，这还可能意味着，当今小说家已经不再把文学话语当做一时代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运动的特殊思想表达方式了。诚如王晓明先生分析的那样，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问题的讨论声中，无论网上网下，都鲜有“严肃文学”（指以莫言、王安忆等为代表的文学）作家的声音；“严肃文学”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情节和故事中，也几乎没有被公众视为对世态人心的精彩呈现，而得到广泛摘引、借用和改写的。难怪文学被边缘化了。

现在回到批评界关于宁夏文学的批评方式上来，追问一下为什么对于宁夏文学的论评话语方式基本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两组关键词的问题？

感性一点说，外地批评家、或文学史研究专家，总希望能在类似于宁夏这样的偏远文学写作者笔下读出所预期的“荒凉”和“苦难”来，这实际是某种猎奇的、规定性的文学史分类法所致。甘肃小说家严英秀的遭遇就具有典型性。从严英秀的申辩文章《何为西部写作？》（《文学报》，2012年3月15日）看，事情的起因正是文学史研究专家陈思和在自己的期待视野中，想要看到西部小说的“特色”，才引发了作者写文章说明的结果。文章说，在批评家的文学史眼光来看，西部文学的特色应该是对西部空旷、辽远、蓝天、白云、羊群、驼队、草原，或者荒凉、飞沙走石、沙尘肆虐的突出，可实际上，西部草原上已经没有了羊群，蓝天上飘的已经不再是白云，飞沙走石与沙尘肆虐的地面上多的是拾矿泉水瓶子的失业者，并非骑着牧马、唱着长调短调的放牧者。

对于宁夏小说的论评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乡村社会的所谓诗意、温情、安详，抑或原生态、绿色，等等，无可置疑，在宗教元典精神、传统宗法社会和民间民俗文化仪式中，是存在的；所谓苦难、残酷，更是个伪命题。无论“鲁郭茅巴老曹”，还是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这个民族的苦难，这个民族个体所置身的环境，都可以说是苦难的和残酷的。宁夏的宁南山区，的确曾被联合国考察人员界定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那里的确也是十年九旱、山大沟深、抬头望天“一线天”低头看沟干涸涸。然而，对于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性能来说，当我们在不合适的时间格外强化人与酷烈自然的搏斗而产生的天人合一、人畜共居的所谓“和谐”文化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较低的层次表达人的主体性，而不是在文化现代性的高度来言说人的问题。借用张旭东的观点，无论现时代所暴露出来的突出民生问题，还是其他棘手问题，事实上都是“文化危机”导致的连锁反应，其中最严重的是文化政治危机。在文化现代性角度衡量，群众、底层、个体和政治意识形态，正是因为文化、日常生活方式、民主和“法”的不一致性，政治所要求的价值与人们所期望的价值机制之间才出现了裂痕。既然如此，文学叙事如果不能在这个政治疏离感聚集的地带及时介入，叙事所彰显的核心价值信息，就是无力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叙事越是天人合一、尊天敬地，叙事与现实之间内聚力越觉崩溃的根本原因。相信这一点，如果不在宁夏，不在宁夏基层，是很难深入体会的。

从话语渊源来说，对于宁夏文学（主要以中短篇小说论评为代表）的总貌，现在已经形成的符号形象，恐怕与两种书的先后出版不无关系。一种是1998年以系列规模出版的“西部文学论丛”（肖云儒主编，包括他自己的《西部文学论稿》在内的4本），一种是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2004）。宁夏在西北大地，“西部文学论丛”起到了前期的符号定位作用；宁夏的“新生代”成形于上个世纪90年中后期，《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出版年月，正好是文学思潮热议“终极关怀”的时候。城与乡的对峙，首当其冲成了该书论评的价值尺度。那么，以乡村文明的所谓“道德自洽”批判新兴城市文明的“自我迷失”，自然构成了包括宁夏新生代小说作家身份置换时的一个切身经验。这一角度，是否可以说，之所以宁夏叙事文学仍秉持着“二元对立”叙事，其审美惯性其实是理论批评话语与创作的文学话语的共谋所致？即在“西部文学论丛”基础上又共同深化了那种所谓独属于西部的人文形象。这意味着，要厘清目前宁夏短篇小说叙事的普遍性追求，先得从理论话语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上揭穿情节、细节对现实的“建构”。

另外一种批评话语程式，自然来自宁夏本土学者、批评家。

我本人有幸忝列于这个队伍，有些问题的确感同身受，在另一场合我曾表达过如下意思：

第一，思想准备上非常不充分，基本停留在“读后感”的水平，凡发表的都潜意识认为一定是值得效仿的创作经验。究其原因，宁夏文学的圈子小，大家都低头不见抬头见，人情评论而已；更深一步追究，其实是知识乃至思想储备欠缺所致。批评不是广告，也不是捧场吆喝，但要完成批评的基本准备，首先得超越既定的语境规定性，包括超越一时间炒得很热的意识形态规定性。而要达到这一层，具备必要的当前前沿的哲学社会学眼光，显然十分重要。

第二，价值取向上，差不多是唯美型批评。经济状况而言，相比较，宁夏可谓底层社会的底层，这就使得我们的文学批评，很大程度在消费自己的“苦难”。就是说，讲述苦难，本身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理论批评十分愿意在苦难叙事中发现现如今人们所热衷的“心态美学”和“宁夏特色”。这样，苦难中的人和事，非但没有成为我们观照历史的视角，反而成了理论批评构筑人性审美的依据。苦难的审视意义，于是消弭在了欢乐、恬静的审美话语里了。人们被告知，在苦难中，我们才养成了隐忍、内敛的气质，批评在更高一层开创“批判性的言论文化”（古尔德纳语）的力量于是藏匿了。

最后我要说，顶层设计加上全球化，所谓地方的文学，其实已经不存在，除非文学一定要捆绑到文化产业链上，那就另当别论。之所以不把小说叙事所内含的本地特色文化符号纳入其中来考察，是因为，所谓地方特色文化符号，属于旅游及其他文化产业所要考虑的问题，而文学写作，究其本质说，是不能被对象化，也不可能通过产业化就能提高的。恰恰相反，产业化思维和产业化文学，只能断送文学的人文探索品质。另外，那些旨在形式探索和“主义”演绎的小说，概不在此处涉及，它们属于另一评价尺度。

这个角度，宁夏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叙事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是全国其他地方叙事文学所共同遭遇的瓶颈问题：需要在传统文化、地方知识和个人经验之上，多一点文化自觉意识。应该在文化现代性的路上毅然挺进，而不是反复纠缠于什么打造地方特色、讲述地方好故事。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文化自觉视野下的西部村落化人文现状与现代性研究（批准号：13BZX016）”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第15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86-87页。

③《小流放》，首发2013年第5期《人民文学》，转载于《小说月报》2013年第7期；《六耳猕猴》，首发于2013年第3期《花城》，转载于《小说月报》2013年第7期。

④《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⑤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文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