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上的高跟鞋

王新明

九月。

废墟上，我们搭起第一座帐篷小学。

据说，那是气派的蓝色篷顶。蓝色，是傍晚时大盈江泛起的黛蓝色，还是三宝鸟屁股上羽毛的艳青色呢？都不是。杜鹤告诉我，是天蓝色！瓦蓝瓦蓝的。

那种蓝色，我知道的啊。明亮、清澈、跳跃，是和“吴教授的小屋”木门上的字一样的蓝色。

地震后第一节课，同学们“叽叽喳喳”地猜立夏老师会穿什么来上课。立夏老师爱臭美，总爱穿新衣服。

我明明屁股好好地坐在板凳上，可是，心里却长草了似的，手不停地伸进桌肚摸——我送给立夏老师的礼物正好好地躺在桌肚里。我前几天就请猫儿帮着把礼物包好了，包礼物的小草篮是我编了好几天才编好的，上头插着的那黄色的蝴蝶样的花生花，是我趁着阿爸不注意偷偷摘下来的。

一开学，大家就都有事忙了。杜宝继续当她的“蚂蚁放映员”，只是陪她一起放电影的人变了——猫儿去省城了，继续找法子治她那个“不能说话”的病。阿婶带着一个高高瘦瘦的小女孩嫁给了杜鹤阿爸。两个“半家人”重新组成了一家人，日子也还算不错。

开学那天，杜鹤穿上了一身崭新的衣裤，还不太习惯，走路别别扭扭的。直到剐破了袖口，蹭上了泥巴，杜鹤才一点点地自在起来。

我一遍一遍地把手伸进桌肚摸那礼物，第三遍伸手进去摸的时候，坐在后头的杜鹤终于忍不住开始笑起来，他还团了一个纸蛋打我的手。我不理他，生怕礼物长翅膀飞了似的，第四遍把手伸进了桌肚……

“起立——”

“老——师——好——”

哎呀，随着大家抑扬顿挫的问好声，一位“一字眉老师”走进帐篷，不是立夏老师，不是我朝思暮想的立夏老师！

一字眉老师对着花名册点名，点到谁，谁就站起来，洪亮地答 ：“到！”有几个名字，一字眉老师点了三遍，也没人站起来答“到”，一字眉老师就叹口气，在那名字外画上一个长方形的黑框。

一字眉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珍爱生命》。据说，所有帐篷小学上的第一节课都是这个。

生命，

不单单是活着，

呼吸，

那么简单的事，

三岁小孩都会。

命，

是我们手捧着一枚蛋，

看雏鸟破壳。

生，

是我们必须往前走，

可能笑着，

可能哭着，

像星，

把夜空点亮，

像风，

把芦花吹开，

从春到秋，

一年又一年。

第二节课，立夏老师又没来，一字眉老师教我们做算术题。

第三节课，立夏老师还没来，还是一字眉老师教我们做算术题！

中午放学时，我忍不住问一字眉老师，立夏老师什么时候来给我们上课。

一字眉老师推推眼镜告诉我，立夏老师调到一年级去教课了。

“啊？去教小不点？”

“你们也是小不点。”一字眉老师故意站直了身子。他是一个大个子，他一站直，我还不到他胳肢窝那儿。

我懒得和一字眉老师废话，教不教我们现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亲手把礼物送给立夏老师，她结婚的礼物。

立夏老师总嫌自己个子小，她不止一次说，自己结婚时，一定要穿上一双漂亮的高跟鞋。

我们问她，为什么现在不穿，为什么上课的时候不穿？

立夏老师笑眯眯地说，她怕我们淘气，要打我们屁股时，跑不快，追不上。

中午，像阿妈、缪家阿婆一样送饭来小学的人不少，不光给自家的孩子吃，还给重建瓦巷的工人阿叔们吃。他们不吃，阿妈们就吹胡子瞪眼，还是见天鸡蛋、酸梅汁大桶小桶地送。

我们学校热闹得哟，完全超过了小青山的加油站。

吃过午饭，我拉着杜鹤四处侦察。

一年级的小不点们在一排尖顶帐篷里上课，尖顶帐篷是绿色的，比我们的蓝色平顶帐篷小一号。

我顺着“绿色尖顶”一间一间地找，怀里紧紧抱着送给立夏老师的礼物。

就在倒数第二间，在倒数第二间的绿色尖顶帐篷里，我看见了立夏老师！

立夏老师看起来瘦了，她坐在教室前面，在教小不点们背古诗。一年级的小孩子奶气奶声地跟着立夏老师，一字一顿地背，他们摇头晃脑的样子，傻得就像我家的小猫。一想到我也是从“小猫”长到现在的，我不禁“扑哧”笑出了声。

“是谁？”立夏老师发现了我，“是麻锐吗？真是刘麻锐吗？”

“喀喀……”我红着脸钻进帐篷，站到立夏老师面前，憋在内心深处对立夏老师的想念，全像卡在葫芦嘴了一样，一句也说不出来。杜鹤在后头跟了进来，用手指戳戳我，让我快点儿说话。

立夏老师看见我的样子，笑了，眼睛弯弯的，她告诉小不点们：“他们呀，是老师以前的学生，那个黑黑的叫杜鹤，那个更黑的叫刘麻锐。他们从缅甸来，是了不起的小留学生。我和刘麻锐还是地震时的‘难兄难弟’呢。”

小不点们哇哇大叫，还使劲地鼓起掌来。

我的脸更红了，心里头一直央告着杜鹤能说两句什么话帮我解解围。

可杜鹤正沉醉在小不点们的盲目崇拜中傻笑呢。

“麻锐，你们怎么不上课，到处乱逛？”立夏老师又板起脸假装生气，看着我把双手往怀里塞，问，“藏了什么？拿出来给老师看看。”

“我们午休呢！这是……这是……”原本我想悄悄送给立夏老师的——那是一双高跟鞋，红色的，送给立夏老师结婚时穿的。

阿妈说，我的命是立夏老师救的，送什么都不够。

可是，总要送一样礼物给立夏老师，对不对？

我不知应该怎么和立夏老师说，是说感谢立夏老师救了我一命，还是祝立夏老师新婚快乐呢？我低着头，心里头像藏了一百只小兔子，“扑通扑通”地一阵乱跳。

“快去呀！”杜鶴终于回过神来，他不停地用手指戳我，在我耳边“咬耳朵”。

我咬咬牙，磨磨蹭蹭地走近立夏老师，把怀里的红色高跟鞋递了过去——

立夏老师，没有接。

立夏老师“哇”的一声哭了，就像一年级的小女生那样哭。

一年级的小孩，并不理解他们的老师为什么号啕大哭，也跟着哭，哭声把隔壁帐篷的几位老师吓坏了，慌忙跑过来看是怎么回事。绿色的帐篷外一下子围了好多老师和学生。一位“齐刘海老师”一边安慰小不点们，一边红着眼圈赶我走。

“不，等等。”立夏老师喊我，声音不大，但我听得清清楚楚，“麻锐，你帮老师把鞋子穿上。”

立夏老师慢慢地从讲桌后挪出来，轻轻地拉起裙角。

立夏老师坐在轮椅上，两条腿僵硬地垂着。

那根木梁砸伤了立夏老师的脊椎，立夏老师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手捧着那双红色的高跟鞋，站在那儿，站在立夏老师面前，仿佛被时光掏空了，世界近在咫尺，又似乎远得无法触及。

那应该是一条铺着红色地毯的浪漫的路吧？撒满玫瑰花瓣，小孩子在一边吹着五彩泡泡。穿着西装的新郎，等在另一头，等新娘慢慢地走过去。那是立夏老师梦中的婚礼，立夏老师曾经说起过。

而今天，在绿色尖顶帐篷里，在地震的废墟上，一个心怀愧疚与感激的孩子，慢慢地向他的老师走去，时光漫长，仿佛走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红色的高跟鞋，一双红色的高跟鞋，穿在我最敬爱的立夏老师的脚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