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及协同治理探究

○朱 贺

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 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网络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信息交互的成本，缩短了信息生效的时间，提高了网络用户的参与热情，促进了“自媒体”群体的产生及规模扩大。自媒体时代，信息发布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电视、报刊或者杂志，借助各种网络平台、APP 软件，任何网络参与者都可能成为信息中心。然而，由于自媒体平民化、低成本、自主选题等特点，一些自媒体创作主体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获取不当利益，恶意捏造虚假信息，发布不实言论。诸如“新冠肺炎和5G技术相关”“上海方舱出舱小孩没人要”“居委会倒卖捐赠物资”等谣言借助于自媒体平台快速传播，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甚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1]

一、网络谣言的内涵

网络谣言的传播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其研究涉及传播学、新闻学、政治学、法律学、计算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2]网络谣言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概念界定，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一般认为，网络谣言是经由互联网传播的，具有一定社会关注度的，杜撰、虚假或者尚未被证实的消息。网络谣言和传统谣言在内容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差异之处仅在于传播媒介的不同。得益于虚拟的线上传播网络，网络谣言突破了传统谣言对“口口相传”的物理接触的限制，传播速度和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3]网络谣言的传播需要三种基本要素，即传播内容的价值性、传播内容的模糊性、公众对传播内容相关背景知识或者判断能力的缺失以及传播介质的正常连通，任何一项基本要素的缺失网络谣言都无法顺利传播。[4]

二、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传播的新特征

本研究以腾讯官方辟谣平台“微信辟谣助手”为基础，搜集了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一年间部分自媒体用户发布的谣言及相关辟谣数据，从而分析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传播的新特征。

（一）富媒体赋能提升谣言欺骗性

5G、光宽带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提升网络访问速度的同时，也改变了线上平台对于信息内容的呈现方式。原本以文字表达为单一形式的信息描述已转向为图片、音频、视频共存的富媒体呈现。[5]观察搜集的谣言数据样本，纯文字描述的谣言占比仅为7%，绝大多数谣言都配以图片、表格说明，一些谣言甚至以视频解说的形式呈现，极大地提高了网络谣言对大众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谣言呈现形式的富媒体化同时也增大了以机器学习算法为基础的自动化谣言鉴别的难度。大部分机器学习算法都以文字为出发点，通过词嵌入方法将特征向量映射到高维空间内，以空间距离的对比，达到谣言判别的目的。而图片、语音、视频等富媒体形式的加入，使得词嵌入算法无法继续应用，必须搭配新的特征提取方法，提高了计算的复杂度。

（二）网络红人对发布信息失察成为谣言源头

自媒体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网络红人，其身份几乎涵盖了公众日常能触及的所有领域，发布的信息也涉及了生活、学习、工作、休闲的方方面面。[6]网络红人的粉丝数少则以万记，多则甚至达到了百万级别，如果再考虑其粉丝次级传播行为的作用，其影响力在自媒体时代甚至超过了一些电视、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本次搜集的样本数据中，粉丝数或被关注数超过1 万的账户达到了27 个。观察这些账户发布信息的特点，其早期发布的信息大多具有较高的质量，且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受众群体。这些网络红人通过之前相对专业的信息发布在其粉丝群中建立起了良好的信任感，因此，其后续发布的谣言信息有较大的可能影响其受众，造成较为广泛且严重的社会后果。

（三）生活健康类谣言占比大幅提升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生活质量的改善，“品质生活”已经成为了一项热门话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相关领域受众群体的增长，促使自媒体用户选题也发生了对应的改变，养生、保养、健康类信息在社交群体中讨论的热度越来越高。以本次搜集的样本数据为例，生活健康类谣言占比达到了78%，远超总占比约为17%的财经、时事、娱乐类谣言。生活健康类自媒体账户惯用类似官方或者专业机构的名称，在提高自身可信度的同时，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此外，此类谣言大量使用夸张性的标题描述，诸如“癌细胞全被杀死”“珍爱生命，远离牛奶”“再不停用，肝脏烂如渔网”等类似词语被大量使用，夸大其鼓吹的理念或者养生方法，为了流量全然不顾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

三、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危害

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在虚拟技术的助力下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相较于实体的以物理接触为基础的社交环境，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几乎以“链式反应”的形式急速传播，对人民生活、社会安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一）影响社会安定，造成政治动荡

当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粮食危机、油气供给、俄乌战争等共同作用，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新冠疫情影响的背景下，始终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首要考量，稳定了民生。同时，我国向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受到了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的认可。但是西方一些国家坚持冷战思维，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炮制“新疆种族灭绝”等谣言，并通过其代理人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传播，试图对公众对意识形态的判断造成影响，动摇人民对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信心。

（二）扰乱经济秩序，增加社会运行成本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种涉疫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相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转，对政府维持公众良好的生活秩序也造成了较大的负担。“双黄连治疗新冠”“粮油供应短缺”等谣言造成了跨市域的公众对于药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物资的过量采购、囤积，破坏了原本稳定的供需平衡，为一些不良商家借机哄抬物价提供了机会。同时，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群体聚集、抢购等活动也不利于疫情的整体防控，成为了新冠病毒大范围传播的严重隐患。[7]网络谣言不仅影响了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重大冲击，网络谣言的传播已经多次造成了股票价格、期货价格等大幅度的波动，动摇了投资者对于经济稳定运行的判断。

（三）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信任危机

网络谣言的大范围、高频次的传播会潜移默化地在人民心理上构筑一道信任的高墙，公众不敢轻易地相信彼此，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甚至出现“寒蝉效应”。[8]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权威部门辟谣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真实信息流通的成本也大大提高。此外，网络谣言也会助长公众的不满情绪，造成行为、意识上的强烈对立，导致各类矛盾的叠加，进而影响社会和谐。近年来各类地域歧视、疫情期间的排外等谣言屡见不鲜，恶意制造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挑起疫情期间本就敏感的公众情绪，有些甚至演变成团体之间的肢体冲突。

四、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

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体现出新的传播特征，需要依据其特征有针对性地调整原有的治理理念和方法，达到对谣言传播的精准且迅速的遏制。同时，网络谣言传播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治理亦需要多角度、多部门的协同，从而从根本上掐断网络谣言传播的源头，营造一个积极且和谐的网络舆论大环境。

（一）政府：德、法共进，政策倾斜

一些自媒体用户利用法律制定的滞后性，打法律或者政策上的擦边球，利用法律条款的漏洞，发布谣言或者虚假信息，逃避法律的制裁。针对此类情形，政府应不断丰富、完善并畅通针对立法社会意见的反馈渠道，建立、健全重大舆情传播预警机制，提高舆情处理流程的透明性，“以案促改”及时公布关键舆情事件的处理结果，提升政府的公信力，避免谣言对社会造成更大范围的负面影响。[9]同时，政府应加大道德层面上的宣传力度，弥补立法层面上的时滞。从教育入手，在全社会延伸，在各级学校普及谣言传播的危害及法律后果，提升对于虚假谣言的辨别意识。此外，在政策扶持上，应向谣言传播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事业单位适当的倾斜，扶持相关技术及产业链的发展，拓展谣言治理的研究及实践的范围，推动具有正向经济回馈的谣言治理产业发展。

（二）个人：增强意识，理性判断

由于互联网时代对信息时效性要求更高，公众形成了一种快餐式的网络信息浏览习惯。为了追逐热点事件，一些人忽视了对获取信息真实性的判断，盲目转发谣言并造成其更大范围的扩散。因此，个人应提升对获取信息的甄别能力，以敬畏之心参与热点事件的讨论，牢记制造谣言、扩散谣言需要承担的道德及法律后果，积极承担作为网络参与者的社会责任，不在社交平台、微信群转发或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此外，个人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储备，提升对于网络谣言的抵抗能力，关注政府、官方媒体的社交平台账号和官方辟谣账号，在遇到谣言时，通过寻找科学证据或对官方权威信息的转发，主动参与到辟谣的行动中，积极阻断谣言的扩散，形成一种遏制谣言传播的社会力量。

（三）媒体：承担责任，正向引导

作为向公众发布信息的各类媒体，在兼顾自身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应主动承担起引导正向舆论的社会责任。杜绝为了“蹭热点”“增流量”发布未经核实的新闻和消息，坚持“三审三校”原则，确保发布的每一条新闻有专人负责，且可回溯。建立追责机制和奖惩措施，在激励新闻工作者的同时，严肃处理失德从业者。鼓励道德、法治、科普类节目的制作，向公众普及传播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提高公众对健康、饮食等领域的基本知识的认识，从源头上降低受众被谣言“感染”的概率。对于影响广泛的公共事件，主流媒体应做好舆情研判，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公众传递真实的舆情信息，避免谣言造成的恶性群体事件和次生连锁反应。

（四）社交平台：加强审核，提升技术

各类自媒体用户的信息都要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社交平台对于信息内容的审核是信息从制作加工到发布的最后一道关卡，因此，社交平台对于谣言信息的过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涉及公众信息获取来源的服务提供商，社交平台理应肩负起信息审核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对于重大舆情事件或者涉及疫情防控、影响社会稳定的相关信息内容，社交平台应及时过滤不实信息，并对发布谣言的用户做出相应的处理。同时，在信息技术、深度学习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交平台等科技服务提供商，应利用其在编程、算法方面人员、技术储备上的优势，开发自动化的谣言识别、过滤及阻断系统，亦可利用其在数据上的优势，建立基于实名制的、多平台互联的用户信息发布信用评价机制，降低多次发布谣言信息用户的信用等级，严格审查低信用用户后续发布的各类信息，提升肆意发布谣言的社会成本。

结语

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体现出更加复杂的传播特性，其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涉及领域也更加多样。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自媒体网络谣言变得更加具有欺骗性，其危害渗入了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破坏了社会安定，扰乱了经济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对于自媒体时代的谣言治理，应协调多方面的力量，推动法治、道德建设的同时，提升个人的谣言判别意识，强调媒体和社交平台的责任意识，在积极正向引导舆情的同时，加强信息科技下谣言自动识别算法的改进，从而达到最大程度遏制谣言传播的效果，实现新时代网络生态环境的净化，在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扎实的思想保证。■

注释：

[1]杨正，胡象明，刘浩然.从“缺场”到“在场”：公众在网络谣言协同治理中的新“人设”及特征[J].电子政务，2021（11）：69-79.

[2]孙高慧.基于多元协同的网络谣言治理体系构建与实践[J].科技传播，2022（06）：108-110+121.

[3]靖鸣，王敬云.谣言的定义权、判断权、治理权在话语空间的冲突与平衡[J].新闻爱好者,2021（02）：22-29.

[4]奥尔波特 等.谣言心理学[M].刘水平，梁元元，黄鹂 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7.

[5]杨晓春，丁一.基于新浪微博的地震谣言传播特点分析[J].科技资讯，2017（33）：237+242.

[6]杜雨欣.疫情下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及成因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21（06）：87-88.

[7]杨洋洋，谢雪梅.网络谣言风险测度与治理路径研究[J].情报科学，2021（09）：170-177.

[8]邓安能.重大疫情网络谣言危害、生发逻辑及其生态治理[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325-332.

[9]赵佳静，张欣.重大灾害事件中网络谣言治理策略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20（06）：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