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反思：“中央厨房”新闻生产模式中“人”的问题

时间：2024-05-07

黎微陈成

【摘要】“中央厨房”不仅是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模式，更是一场思想与感觉的文化扩散运动。当协作共享的融合文化向新闻组织内部扩散时，“人”的问题则自然显露。通过对中央厨房实践的深层次反思，本研究分析了融合浪潮中的“新”“旧”新闻工作者接触、交锋与汇合的日常实践，着力探讨了新闻文化变迁对新闻工作者的角色丛、角色期待以及角色认同带来的影响，进而指出，从内部与外部共同重塑新闻业者的“心灵”，是解决中央厨房模式中“人”合作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中央厨房;实践;新闻人;角色;心灵重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媒介融合与协同创新语境下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机制” （项目号： YJG201823）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引入

从我国在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农村实践认识论”，到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社会学”，再到我国著名学者黄宗智大力倡导的“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三者不谋而合地将“实践逻辑”作为社会学研究以及社会改革的重中之重。“实践逻辑”为一个循环逻辑，它要求首先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升到理论概念，然后再验之于实践。[1]换言之，实践逻辑并非仅为一个静态的横切面分析，更是一个过程性的“往复运动”。

“中央厨房”的发展路径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践逻辑。首先，该理念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科技与经济背景，是从新闻实践中提炼出的抽象的理论概念与认识论，饱含着一系列历史与发展相统一的理据。然后，通过不断地与我国特定的媒体环境与实践相互交织、作用与汇合，这一认识论逐渐发展成为了引领我国新闻业转型实践的重要理论指导。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机构纷纷加入到了中央厨房的建设中来，这些各具特色且意义重大的实践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然而，透过对有关中央厨房模式学术研究的量化与质性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中央厨房实践的叫好或存疑或抨击大多聚焦于此模式的“客观现象”（譬如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转型，新闻机构组织结构变迁，新闻生产效率提升等），对这背后的“主观现象”却鲜被观照。换言之，这些学术研究话语与实践掩盖了活跃于这一模式之中的各类新闻信息生产者之间复杂且矛盾的互动关系，罔顾了“人”的问题。中央厨房所彰显的新闻业的结构大变革固然重要，但这场变革的参与者与推动者的个人意志和抉择也绝不应该被忽视。

实践逻辑是一个循环逻辑，这意味着，倘若目前实践层面显露出的矛盾与冲突不能得到及时的正视与反思，我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将长久的受困于此。故而，对中央厨房实践现状的深层次反思尤为迫切。而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就从此而来：迄今，中央厨房模式已经从人民日报社流向了各级新闻机构，正在不断地经受着实践的检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哪些与理想的协作共享模式相悖的矛盾？中央厨房所带来的“新旧”媒体，尤其是“新旧”媒体人的结合与并存又带来了哪些“新颖”现象？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去解读与理解这些有关“人”的问题？

二、人的问题之渊源：变迁

伴随着技术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全面变革，各类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了当今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互联网这一全新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形貌，重构了关于时空的感觉认知，而这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新闻接收习惯，也引发了新闻业者工作技艺的转变。

众所周知，“时效性”是衡量新闻报道的重要标尺，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新闻工作者都不同程度地掌握着一门“时间技艺”。时间技艺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之一，它与“新闻鼻”、“新闻眼”和“新闻敏感”等紧密相连，是新闻业中一个“隐秘的”行业标准，也即波兰尼所谓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一种依靠专业体内的实践所形成的经验性共识。[2]正是由于其只可意会而难以言说的属性，时间技艺成为了新闻工作者业务能力高低的重要判断尺度。一直以来，快捷、高效都是新闻业者争夺受众宝贵注意力的核心竞争力，而网络新闻时代更是将新闻报道的“时间属性”进一步地强化。在这一过程中，时间技艺的内涵也在持续地改写。传统媒体时期，对时间技艺的把握要求新闻工作者快速地前往新闻现场并及时发回新闻报道，而网络新闻则大多无需新闻工作者前往新闻现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浩瀚如烟的新闻素材中寻找所需素材，然后直接或经过加工后发布于所属新闻平台。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变革相继发生并相互作用。首先，当快速的报道与撰写转向了快速的发现与改写时，网络新闻编辑开始作为一种新的劳工组织成员与传统新闻记者共存，两者分别负责新闻生产的不同阶段，共同决定新闻报道的呈现形态与方式。其次，在这一过程中，“网络流量”开始成为新闻价值的重要判断标准。“网络流量维度，并非指网络新闻编辑要让新闻内容本身吸引更多的关注（这一点早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就是一件重要的事），而是新闻编辑活动要依照聚合时代的新闻流的规律调整自己的评判标准——这是一个时间的维度。”[3]换言之，把握网络新闻流动的时间规律已经成为了除快捷、高效等传统技艺以外时间技艺系统的新成员，譬如新媒体编辑细致地根据网络流量的高峰设置新闻推送的时间点、次数与具体形式等。

与此同时，新闻业者的“空间技艺”也发生了引人瞩目的转变。传统媒体时期，由于报社相对固定的“跑口”制度以及物质空间交通等的局限性，記者的空间移动相对固定。而网络新闻生产则是一番新的图景，新闻业者不再受到物质世界的各种限制，行走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寻求符合其标准的新闻原料或现成的新闻佳肴。用德勒兹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鼹鼠过渡到蛇的转变，从固定的巢穴动物变成了到处游移的动物。[4]然而，如果将这一转变视为走向自由，走向灵活/弹性工作制度的标志则是过于天真与理想主义。实质上，这只是从福柯式的“规训社会”走向了“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再依靠禁锢运作，而是一种连续的、每时变化的、自动变形的造型。在这里，“数字是一个识别口令，构成了控制的数字语言”。[5]在学者们对新闻工作者进行调研时发现，在网络新闻时代，新闻业者每日需要处理的信息量日趋庞大，流量考核的压力也愈发的沉重，新闻工作者以往较为灵活的时间安排逐渐消失，并且他们与信源间较为稳定的条线关系也走向脆弱。这些现实情况揭示了网络新闻生产对新闻业者传统空间技艺的冲击，新的形势不断地催促其做出改变，更新空间技艺。

然而，中央厨房模式所代表的新闻生产理念正在不断地与传统新闻工作者的价值理性相摩擦，这使得新闻人的角色实践与角色期待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反差。新媒体编辑能够对记者的稿件进行改写，传统记者“文本阶级”的角色设想被逐渐消解。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对算法新闻的倚重以及“公民记者”的盛行使得新闻业的门槛不断降低，打破了新闻记者“成名的想象”。再加之对“量化”、“数据”与“流量”等的追求逐渐将新闻报道变成了计件产品，编辑室转变为“新闻工厂”，这与记者们对“无冕之王”等角色期待渐行渐远。理想与现实愈发巨大的鸿沟使得新闻工作者开始质疑自身属性的角色价值定位与职业意义。

（三）角色模糊

在这一现实状态下，新媒体编辑本身不仅面临着与传统记者类似的角色期待矛盾，这一新兴的职业群体还遭受着由角色模糊而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编辑一部分为新聘用的员工，另一部分是从子媒体调派而来的采编人员。由于新媒体编辑的主要工作内容偏向于“采购”而非“创作”，自诞生其就被贴上了“新闻搬运工”、“复制-粘贴工作者”等负面标签，把其与记者等身份自然的区分开来并等级化。虽同为新闻产品的生产者，但新媒體编辑的社会认同及行业地位暂不如资深记者。这一点与某些学者的调研遥相呼应，“记者都在有意识地避免与融媒中心有过多的工作关联，以免因为合作过频而被调岗（调至融媒中心）。”[14]

尽管新媒体编辑的行业地位低于资深记者，但在中央厨房的新闻生产运作模式下，新媒体编辑对新闻产品的操作处理权限以及行业资源的调动能力已经逐渐超越传统记者，并且这一趋势将会愈演愈盛。Poynter发布的一个行业报告指出：“新闻机构长期以来不重视编辑，如今却陷入了编辑人才短缺的危机……这是当下新闻室所面临的一场最显著的危机，而编辑职位的重要性则体现在优秀的编辑能够让每一个故事具有独特性并令人难以忘怀……是编辑给了新闻一个结构，同时强化了人物、突出了焦点”。[15]我国的行业数据也表明，新媒体编辑、运营等岗位已经取代记者成为了传媒业最热门的岗位。[16]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新媒体编辑的地位高于记者的现象，而在我国，由于还在前期的建设时期，中央厨房融媒中心的新媒体编辑还处于一个较为尴尬与模糊的位置，尚未形成较为稳定的职业身份认同和行业认同。而这种不清晰和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新媒体编辑自我意识的模糊和专业价值的单薄，这已经影响到了中央厨房的有效运作。

四、人的问题之进路：心灵重建

从2007年广州日报率先成立的“滚动新闻部”到“全媒体数字采编发布系统工程”再到如今的“中央厨房”实践，究其根本这是一个新闻产业拥抱互联网思维的过程。当今时代，互联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人们最为主要的新闻信息来源，而互联网平台不仅是一个海量的内容池，更是一个没有流通时间的“流动空间”，这一属性使得单一的媒体内容生产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正如卡斯特所指出，“流动空间”必然是一个分享与共享的空间，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内容生产必须以一个协作体的形式展开，而这正是中央厨房运行的核心要义。然而，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连接与融合是无法实现新闻内容的协作生产的。从前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打造中央厨房协作体的关键并不是人要在一起，而是“人心”要在一起。倘若仅仅考虑新闻生产的资本属性，忽略新闻生产者心灵所需的精神条件，前文讨论的各种角色冲突与合作的问题恐怕无法解决。

古往今来，有关“人心”的问题都是各类组织运转的难题，而这也是各种组织规范、管理章程存在的原因。针对中央厨房所带来的媒体组织模式的转变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建议，譬如陈国权等学者强调了考核机制的配适，这一建议已经逐步被许多的新闻机构采纳，开始进行考核机制、薪酬体系等改革。整体来看，这些调整主要关注新闻业者的“经济学问题”，即力图通过利益格局的重构创造出“新与旧”的合作条件。然而，通过对目前合作现状的分析我们应该意识到，利益分配并非是中央厨房模式下新闻业者有效合作的唯一条件，这其中还涉及职业角色的认同、自我期待等多方面心灵问题。因此，合作条件的打造必须将心灵的重建纳入其中。

心灵重建的首要是教育，因为教育是新闻工作者角色认同主体性重构的关键。正如前文所述，当今网络已经成为了新闻信息流动的主要平台，互联网逻辑的核心是共享、流动与融合，因此新闻教育也应当以共享、流动与融合的理念为指导，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进而调整人才培养方式与目标。目前我国新闻学专业划分依照的是教育部2012年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该目录将新闻传播专业作为一级学科，下设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五个二级学科。可以看到，这一划分形式依旧采用的是一种“区分”而非“融合”的逻辑，与现今新闻业的实际运作背景相违和。更为重要的是，专业教育还是个体职业角色培养的主要形式，在分隔的专业设置下，记者与编辑的角色也自然地被区分开来。长久以来，这一方面易造成二者对对方角色的认同困难，另一方面还导致了我国目前“全媒体记者”的缺乏。除此之外，新闻学教育中一些固有的概念与认识也急需被重新审视与改造，譬如对改写的轻视。新闻教育应该开始正视新闻材料的“加工”能力，将其视为同新闻报道写作同等重要的职业技能。通过建构新媒体编辑的主体性话语，明确其身份边界与身份准入门槛，树立其专业自信心与权威感。

除了通过教育实现新闻人内部的主体性角色建构，外部空间也应为重建新闻工作者的角色认同、整合不同成员的角色期待与减少个体角色丛冲突提供必要的日常实践空间。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通过对主体独白式理性的解构与对康德实践理性的发展，提出了“交往理性”是化解冲突与将不同意见变为一致意见的重要方式，而语言活动是交往理性的核心。倘若要将中央厨房模式所代表的融合、共享、分享文化真正的内化为新闻人的惯习，新闻机构应当积极地在日常实践空间中创造“新旧”角色彼此交往与对话的机会，并且这一过程应当最大可能地满足“平等的、理性的、公开的”的理想对话条件。

然而，尽管哈贝马斯将对白变成了对话，但其依旧继承了理性主义的顽固错误，理性主义所理解的人只是理性人，而这样的理性只能解决“思”的问题，却无力解决“心”的问题。[17]因为从理性沟通到互相理解再到一致同意的过程中，还漏掉了一个“互相接受”的关键环节，而接受问题的核心在于“价值排序”。[18]因此，内部的主体性角色建构与外部空间引导的角色对话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倘若没有从内部重塑新闻工作者对不同新闻人角色的认同与尊重，再多的對话与再理想的对话环境也无法真正的解决“人”的冲突与矛盾，无法形成可持续有效的合作关系，反之亦然。

注释：

[1]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5（01）.

[2]周逵.默会的方法：非虚构写作中的民族志方法溯源与实践[J].新闻记者，2018（05）.

[3][10][15]常江.聚合新闻：新闻聚合服务对新闻编辑行业的影响[J].新闻与传播，2018（05）.

[4][5]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5-206.

[6]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0.

[7]刘霞.隐藏与沉默的身份转型[J].妇女研究，2013（06）.

[8]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唐少杰等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53.

[9]何炜.人民日报 “中央厨房”：探索新闻生产新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6（09）.

[11][1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57.

[13][14]何瑛.从“编辑部生产”到“中央厨房”：当代新闻生产的再思考[J].新闻记者，2017（08）.

[16]刘蒙之.中国传媒人才能力需求报告（201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