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告别教育”

曾鸣　袁幼林

任教五十年，钱理群在2012年教师节前夕宣布“告别教育”。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屡战屡败的结果。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一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老教师钱理群表达了“告别”教育的意图。

1960年大学毕业后，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先后任教于安顺卫生学校和地区师范学校；198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退休，再由大学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纠缠”十年，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任教五十年，2012年9月9日，在一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钱理群最终发出告别宣言。

“节节败退”

2004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后一节课上，即将退休的钱理群告诉那些眼含热泪送别他的大学生们，他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一是去南师大附中教书，一是去北大教书——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里完成未竟的梦想。

南师大附中课堂的冷清却令钱理群始料未及。

开课之前，南师大附中的老师和鼓动学生报名时说的一样：“你们都向往北大，钱先生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但你们现在考上北大也听不到钱先生的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走到你们中间来上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一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前来蹭课的学生们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教了大半辈子大学生的钱理群极为重视给中学生的讲课，他在北京备了两天课，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写教案，并提前四天来到南京准备。他回忆，课程的质量和氛圈都极佳，每堂课学生都听得极为认真，课后作业也表示收获很大，但听课的人数却渐渐少了下去。

一位学生在写给钱理群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一模一样：一开始人很多，慢慢地就减少到二十余人。

钱理群不禁悲叹，他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它反映了中学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在走进中学课堂之前，钱理群何曾预想到这样的冷清凄惨。他曾对自己的中学教学抱以热望。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他谈到自己退休后投身基础教育的初衷：“就当下中国来说，我还是坚持这一点，我们既要进行制度的改造，同时也要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说到最后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人性、道德底线的突破，是你一下子解决不了的，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教了三十年最好的大学生，钱理群得出一个结论：“我为什么关心中学教育？因为我觉得改变人心，可能是更艰难的，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工作。”

但从中学生身上得到的反馈令钱理群始料不及，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用了“节节败退”来描述自己的中学授课经历。一次在台湾的座谈中，钱理群苦笑着回应那位给他写信的学生：“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一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你赶我，我偏赖着不走了

之所以走进中学课堂，除了青年时的梦想，这还是钱理群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次执拗的“反击”。

最开始介入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在1998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

“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找我，说我们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新课标，准备请你来做新课标专家组的顾问。他真是找了我三次，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懂教育。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找你，我们教育界已经推不动了，正因为你外行，借助外力才有可能推动，我就同意了。”

钱理群想着兹事体大，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大量写文章谈教育观念。“结果就触犯了其他利益，比如新课标要编新教材，那就触犯了出版社的利益。而且我的出现，对语文教育界的一些权威构成威胁和挑战。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圈内批了我整整半年。”

不久后，钱理群去福建讲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说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通威胁电话激发了钱理群的犟脾气。“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要关心到底！”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而且比以前讲得更多。仅2007年11月份，钱理群就在福州、东莞、苏州、常熟、上海五地十五次大谈教育。

在1999年后，钱理群退出了教育部的官方序列，却不停在民间行动。“广东有一个老板要投资编一个课外读物，我就编新语文读物，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整整一大套，影响非常大；我还参加了清华大学高考改革试点，当时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础教育的事，我就去。”

钱理群以此明志：你要赶我走，我偏赖着不走了！

钱理群还陆续推出《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小学生鲁迅读本》等七部著作，对基础教育进行持续发声；在其他的书里，他也不断提及中小学基础教育。

钱理群将自己的介入分为思想者和实践者两个部分。其中2003年出版的《语文教育门外谈》，是其思想者阶段的具体成果，他在该书中高举理想主义旗帜，提出教育目标，对教育制度进行全面的刺激与批判。“我一开始就提我的教育理论，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大学教育是干什么的，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然后我明确提出‘以立人为中心的语文教育思想。”

在《语文教育门外谈》的后记中，钱理群自己也表示不甚过瘾，“付出太多，收获却有限。特别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大的建树，说的多是常识。”

著作一本一本地面世，这个倔强的老头在他的战场持续抛出投枪和匕首，却没有从他为之战斗的人们那里得到预想的回应。一些一线老师甚至向钱理群抱怨，“感觉你的理念非常正确，但是距离我们的教育实际差得太远。”

钱理群意识到，“在高举教育理想旗帜进行批判以后还要做第二步建设性的工作，我不仅是一个思想者，同时还是一个实践者。”

同时，教育界一些专家发出质疑，“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人说要把鲁迅从中学课本里撤掉；我就有点不服气，我就说退休之后我要去上课，争取讲鲁迅，而且是开课。”

相濡以沫的朋友们

受挫于城市，钱理群决定“离开中心”，转战“边缘地带、边远地区”。

钱理群首选的地点是自己曾经呆过18年的贵州，他在那里度过了青春岁月，所以这也是一次寻根之旅。2005年，钱理群带了和朋友一起编写的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课题，到贵州大专院校作巡回演讲。

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意外受挫。钱理群和学生们谈民族文化传承，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问题，但大学生们纷纷告诉钱理群，他们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份好工作，他们更需要学会如何熟练掌握汉语和外语。

“因此，他们向我这位北京来的教授提的问题是：如何学好英语？”钱理群在《我的教师梦》中回忆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2006年，在给一个青年教师的回信中，钱理群写道：“我经常遇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尴尬和悲哀，最后变成一种自我证明，无非是证明自己在坚守而已，而这不就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吗？”

好在钱理群认识了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转向实践者身份后“屡战屡败”的钱理群，在清点自己的战绩时，常常说，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1999年，钱理群被中学教育界广泛批判长达半年，但这种曝光也增加了给他写信的教师人数。最多的时候，钱理群一年要给两百多个教师回信，“亲笔手写”。

这是钱理群在进入中学课堂之外的一种实践方式，并且成为日后介入基础教育最主要的一种形式。

联系最早在年纪相仿的教师中开展，比如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和福建一中的陈日亮，这些教师早已成名，并且是钱理群多年的朋友。紧接着，一大批年轻的基层教师纷纷与钱理群牵上线搭上桥。这些联系，有的是因为有共同的学生和朋友，更多是素不相识的笔友。

其中，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被钱理群激赏为“最具国际视野”的教师，他热爱阅读，经常将书籍、电影与同事与学生分享，提出“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理念，并编纂《人文素养读本》，摘选罗素、爱因斯坦、黄仁宇、王小波等人的百余篇文章，力图对学生们的“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对症下药。

四川成都新都一中语文教师夏昆自封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因为他除了主课“语文”以外，还给学生教“诗歌”“音乐鉴赏”“电影鉴赏”三门课。夏昆有一个“窗户守望者”的理论——“我们的教育是一个黑屋子，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在那个黑屋子里面拼命挣扎。我要做的就是把想要挡住窗户的人一脚踢开，告诉每一个人窗外有多么美好的景色，并守住这个窗户。”

湖北石首小河中学语文教师马一舜和许丽芬被钱理群并称为“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两位教师”。马在信中谈到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自己愿意作为一个“先觉醒了的父亲”，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应试教育“黑暗的闸门”，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这与钱理群不谋而合，钱作为鲁迅研究的专家，鲁迅思想正是他基础教育理论的最初来源。

湖北仙桃一中语文教师梁卫星则得到了钱理群“最有思想”的赞誉。这位湖北仙桃的农村教师，将对教育的观察写成小说《成人之美》。钱认为该小说将人性的阴暗描写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哲学的深度”。

钱理群将这些老师称为“真正的教师”，并总结其三个特点：有自己的思想，爱读书，具体教育理念虽不一样，但共同点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而“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的教师，则被称为“伪教师”。

钱理群将这些“真正的教师”视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希望。“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不在我们这些教授、专家这里，所以要发现教师，总结他们的经验，利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钱理群推荐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为他们的书写序。钱理群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对于在学校不受重视、不合群的教师而言，是一种有力的声援，对马一舜和许丽芬等钱理群口中的“底层”乡镇教师而言，更拥有部分特立独行而避免格格不入的护身符效果。

2012年1月16日，马小平因操劳患脑癌去世。9月8日，一场有关马小平的追思会在北京召开，钱理群和那些文字之交的教师们聚首，并在会上动情地说：“我们是在寂寞和孤独中相濡以沫，我不能离开诸位，诸位也不能离开我。我们无需有更多的交往，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心灵的契合，而且得到彼此的支持。”

“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这些老师们更丰富了钱理群对基础教育的认识和思考。梁卫星向钱理群写信，表示他的大部分学生都信奉“活着主义”，“唯一要务在于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尽可能好一些，不关心任何价值问题，为了避免价值风险，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在给梁卫星的回信中，钱理群指出，信奉“活着主义”的冷漠机械性人格的人，尽管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时也会进行无声而绵长的抗争，但如果发展成活着就是一切的犬儒哲学，就会形成盲目听命的顺民性格。

之后，结合王栋生总结的“如今少年已成精”，钱理群总结出“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概念，即：一己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精致”指高智商与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懂得配合与表演，善于利用体制获得自己的利益。

对于和教师们联系的裨益，钱理群说：“原来都是空谈的，现在和他们结合起来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开始慢慢地注意到体制。”

钱理群认识基层教师越多，发现越多“真正教师”的同时，他也对教育的基本面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夏昆班上的一个复读的女孩，因为一次语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自杀。在此之前，这位女孩曾经考过语文单科全市第一，她得知喜讯后在雪地里扔雪球的身姿仍印刻在夏昆的脑海里。

“有一次她来我办公室看成绩，120分考了不到100分，当时哭成泪人走了。我和同事们纷纷说，这娃儿太可爱；并转而训斥其他的学生，人家没上100分什么样子，看看你们70分还不到，就怎么怎么。现在想起来，我们做教师的有没有责任？”夏昆为此自责：我们是不是推波助澜了？是不是她本来只有那个水平，而我们一直在给她层层加码，编织幻想？

许丽芬看到过同事撕掉孩子们的作业本，也见过他们把作业不合格的学生们叫到办公室，不给桌椅，罚孩子们在地上做作业，用脚踢，并以“蠢猪、笨蛋、烂货，你这个垃圾”等词辱骂。

梁卫星是和钱理群交往的老师当中的最绝望者：他曾经因为上厕所被记缺勤而愤怒地撕掉了考勤本，砸掉了桌椅；他见过学校在过年的时候，为祈求好的成绩而争着去寺庙烧头炷香；他声称“这个（教育）环境对我来说就是敌人”，并不对教育改革抱有希望。他把教师们的各种丑态展示在教育小说《成人之美》里，被钱理群赞誉提供“观察和认识当下中国教育问题上的启示”。他还打算就学生和领导各写一本，完成三部曲。

马一舜则最为愤怒。他指出校长为了提高学校中考的分数而将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指导了包括“摸耳朵选C，摸鼻子选A，摸眼睛选D”在内的一整套作弊办法；教师们为了赚取辅导材料的回扣而拼命给学生布置作业；学生们在他勒令必须睡午觉的时候偷偷写作业……他告诉记者，他排遣负面情绪的办法之一，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教育的另一面。

十四年来，钱理群为基础教育奔走呼喊，虽然他自称这只是他治学中“很小的一块”，但甚少参加公共活动的钱老，几乎每次现身会议座谈都与教育有关。

种种的情况反馈和自己的观察，让钱理群这个秉持鲁迅“反抗绝望”原则的实践者越来越力不从心。

2007年暑假，钱理群在一个大学通识教育的师资培训班上讲课，介绍二十多年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的经验和体会。会议结束后，一位大学教师提出要求，要钱理群举例说明“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的作用”。这一问，问得钱理群当即“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心中却隐隐作痛”。

而越和基层教师们交流，对基层教育的状况了解越深，钱理群就越是沉默。他先是完成了从思想者向实践者的转变，如今，他已拒绝再高谈教育理论。

“丰富的痛苦”

2012年9月8日深夜，一群中小学教师们在钱理群下榻的房间聚会。他们都是“相濡以沫的朋友们”中的一群，此番来京，在北京郊区交流经验，也像是抱团取暖。就像在北大无数个夜晚一样，钱理群被年轻人簇拥着，谈鲁迅，谈教育，谈人生，聊至深夜。

但在第二天的结束语中，钱理群告诉这些教师们自己“告别教育”的打算。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钱理群的告别语听来沉痛，不过在和年轻的教师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给他们打气，“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钱理群的离开决定同样“告而不别”。他告诉老师们，他虽然告别，却不打算走远，而是准备“在教育之外谈教育”。

钱理群在“教育之外谈教育”的观点来自高仁山。高仁山是北大教育系主任，1928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为李大钊之后的第二位遇难者。钱理群对其“超越教育而言教育”的观点非常认同。其要点有二：首先，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根本，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作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南辕北辙；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必须以社会的变革和建设为依托。

钱理群的学术生涯恰如在为这段他如今寄以希望的话作注。他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对自己和同代人前半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作痛苦的自我剖析和溯源，重新书写中国左翼文学史，探寻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与抉择，所做的一切，都超出教育，而又与国民性改造这一终极命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2010年5月，在高仁山墓碑揭幕典礼上，钱理群致辞讲话，似在总结他五十年教育生涯的失败和所得。

这个结局钱理群并不意外，早在2000年，钱理群就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中指出：“没有相应的社会的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很难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必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至于失望与否，2006年，在与梁卫星的通信中，钱理群便提倡过“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的‘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

无论如何，钱理群和基础教育十余年的“纠缠”即将告一段落。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但他不以为憾。他仍会谈到鲁迅，他喜欢提到鲁迅与周作人的区别：“鲁迅老说绝望啊绝望，他最可贵的一点是绝望还能反抗。”他用自己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已经“告别”的教育生涯，那本书叫《丰富的痛苦》。

（摘自2012年9月13日《南方周末》）

责编：戴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