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字关情——《岳阳楼记》重读

陈国安

2006年深秋，去长沙开会，转道便去了岳阳，为的是看岳阳楼。恰逢岳阳楼整修，游人本不多，那天天气又不好，游人就更少了，虽无“阴风怒号”，但委实“满目萧然”。楼下看到了清人窦垿作的长联：“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泣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真是切题的上乘之联。其中，“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指的是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范氏以“忧乐”两字为其一生践行的思想准则，所以一篇《岳阳楼记》与一场庆历新政汇成了范仲淹在北宋历史时空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一

《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载，这是儒家士人所崇尚的境界：先忧后乐。后来人看重这一篇文章绝大多数是由于这一句，这“忧乐”两字是全文情感的基础。

儒家思想是有忧有乐的，只不过是先忧后乐。有忧且先忧，是说儒士当有忧患意识；有乐但后乐，是说仕宦官吏当与民同乐。这是儒家思想语境中的理想人格，是范仲淹一生的追求，宋人所作《范文正公年谱》载，范“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这两句名言，并不是‘灵感来时脱口而出的‘妙手偶得，而是他一生奉之为行动准则的哲学信条，是长期的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因此，全文重在“说理传道”。（杨海明：《<岳阳楼记>是“传道”之文》）既是传道，那么范仲淹传的什么道呢？“先忧后乐”，显然是在传儒家之道，并且成为后继儒者的口号。不过，该文仅仅传了儒家的道吗？

有与“先忧后乐”不同的境界吗？有！这就是“只忧不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是释家思想的境界，如释迦将世上一切的苦恼都担当起来，如观世音菩萨发愿普度众生，只要有一人未到极乐世界就决不放声一笑。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将自己作为欢乐的主人，他们将整个世界的忧患都背负在身上，不敢有一丝松懈。

还有与“只忧不乐”不同的境界吗？有！这就是“无忧无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话是互文，即：不以物喜，不以物悲；不以己喜，不以己悲。这是道家思想的境界，一切任其自然，不随物悲喜，亦不随自己境遇悲喜。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一时的荣辱，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去承受，“宠辱偕忘”当然强于“感极而悲者矣”，然而，能够厘清内心与外物的边际，能够辨明荣耀与羞辱的界限，这才是坚守住自己的不二法门呀！尤其对于身处逆境的人来说，这是唯一不倒下坚强身躯的“甬道”。

庆历六年，范仲淹与滕子京都身处逆境。范氏58岁，滕氏小范氏一二岁，他们是同年的进士。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范氏贬在邓州，滕氏被贬在岳州。滕子京先被弹劾，范仲淹力为之辩，甚至上书说“甘与宗谅同行贬黜”，可见他们交谊非同一般。这一场“公使钱”的官司实在是一个体制问题，不能由此便说滕子京是一个贪官。（参见李强：《“滕子京滴守巴陵郡”的背后》）范与滕的贬谪主要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因此“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谪”字是全文的关键。（霍松林：《谈<岳阳楼记>》）同样身处逆境，由于性格不同，范与滕心理状态各异。“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而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的范仲淹，面对“愤郁颇见辞色”的滕子京的求记，会只传“忧乐”之道吗？我想更主要的是传“悲喜”之道吧。

二

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做全文的文心所在，而不是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全文的“结穴”，是不是就贬损了范仲淹的崇高境界呢？

文心未必是作者的最高思想境界的表现，文心是文章聚拢来的“神”。整篇《岳阳楼记》聚拢来的“神”便是悲喜二字。

起始交代滕子京政绩“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词出“喜”色。继而总述洞庭之景，笔触一转：“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语见“悲”情。写景处由秋“悲”到春“喜”，写肃杀之秋色，悲不能言；写春和景明，喜不自胜。“嗟夫”一声喝断，“古仁人之心”一问，直推全文入情绪至高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文心展露之后，便以“只忧不乐”“先忧后乐”渐渐将情绪降落趋稳，“噫”，一声长叹，定格！“微斯人，吾谁与归？”看似苍凉落寞，实已无多悲喜之色，文章的情绪也已经稳稳地向纸外伸展出去了。

其实这三种境界：“无忧无乐”“只忧不乐”和“先忧后乐”，也不能够一定说哪种境界就崇高，哪种境界就不那么崇高。这三种境界没有质的高低之分，只是类型不同的选项，境遇不同，选择也就各有侧重，年龄、势位、家庭出身、师承教育的差别，也会使人的选择迥异，甚至同一时期同一个体还会交织着用两种或三种境界应对不同的人事。事实上，这三种境界对中国读书人思想的影响是以合力显现的，选择单一境界的读书人，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请调邓州，进则以儒（“达则兼济天下”），退则以道（“穷则独善其身”）。他此时所作的一首诗《访陕郊魏疏处士》最能显示其内心：“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从兼济天下的儒家热烈的进取，到宠辱偕忘毫无愠喜的道家恬然的自适，基本完成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心路历程。

滕子京与范仲淹一样有过卓越的战功，也同样有过宦海的沉浮，但其性格上一贯“尚气”且“倜傥自任”。滕子京确实是一位清能吏，在岳州贬谪时“治最为天下第一”（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谁信专城千骑居，空斋图籍两三厨”（刘原父诗句），此外欧阳修、尹洙均有文章赞颂他。岳州政通人和后重修岳阳楼，楼成时，面对祝贺的人，滕子京却说：“落甚成！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于是命人作《洞庭晚秋图》并驰书范仲淹求为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