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被“过度计划”的“后遗症”：现象分析与纾解

◎陈晴晴

长期以来，儿童被框缚在成人化意志之中，其生活和学习被“过度计划”的现象严重。“过度计划”是家长持偏执的完美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教养观念、忽视儿童的成长规律和能动性的主体意识，对儿童学习和生活进行不切实际的干预，并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围栏式育儿和直升机式育儿。2021年8月《人民政协报》刊载了这样一个事例：一名男孩对她妈妈表示，不上培训班不知道该干什么。现实中，这种现象不止一例，儿童已然习惯于成人的计划，当把时间还给儿童时，儿童却在等待家长安排，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为此，需要教育者关注儿童被“过度计划”的“后遗症”，思考如何为问题纾解提供缓冲力。

一、儿童被“过度计划”的主要表征

（一） “保护”之名下的“监禁”

儿童形体呈现弱小之态，常被视作保护的对象，但一些不恰当的保护措施映射出成人保护儿童的手段存在严重的局限。比如成人从悲观立场出发，将儿童归属于“弱势群体”，采取“积极”的措施照顾儿童，但事实上这些措施多是保守的，呈现出单一向度的“一刀切”模式，只看到了儿童外观的“弱”“小”之态，未关注到儿童内在的生命和精神力量以及儿童的话语和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而且，以成人视角规定儿童“该做”与“不该做的事情”，并冠以“为你好”的理由将其合理化。甚至，成人对儿童的呵护逐渐演化为“成长替代”，即成人替代儿童去做除“成长计划”之外的事情，如儿童生活中的日常事务（洗衣、整理内务等）。通常，这种“成长替代”的做法会从童年期延续到学业生涯结束，甚至更长。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儿童体验生活多样性的权力，削弱了儿童面对新事物的积极性以及处理新问题的能力。

这种成人视角下的保护规则中，儿童看似被重视，实则是被钳制在成人营造的囹圄之中。因为这些呵护方式只是将儿童置于成人视野可以“看见”的位置，而非怀着理解和尊重去“看懂”儿童。

（二）“可塑性”旗号下的“拔高”

从儿童的可塑性意义上来看，成人对儿童赋予成就期待，选择适当的方式进行有计划且循序渐进的教育无可厚非，但是完全基于成人立场将多项指标附加到儿童身上，甚至是赋予儿童建造美好未来和继承并超越上一代的使命，希望儿童在成人铺就的道路上加速奔跑，比如“幼儿园小学化”、“小学初中化”、报各种“兴趣班”等。这些做法忽略了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超越年龄限度强迫儿童学习“最近发展区”之外的知识与技能。过早地榨干儿童的潜能，追求即时回报，使儿童取得家长眼中的“进步”，在他人面前呈现出“听话”与“懂事”，进而赢得一系列“称赞”。成人秉持培养“神童”的理念对儿童进行高额“投资”，而这种投资多为物资投资，而没有观照儿童的内心需求与精神状态。

这些对儿童“过度拔高”的做法，实则是用一种忽视儿童的方式遮蔽儿童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与潜能。家长过早规划设计儿童成年的“蓝图”，会给他们带来不同方面以及不同程度的负累，导致一些儿童发展迅速但可塑性退化。

二、儿童被“过度计划”的“后遗症”

（一）探究世界的自主性不足

儿童认知世界的直接性与自由性极为必要。然而，对儿童的过度规划，导致儿童看似按照成人的要求“按时成长”，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自我以及成长意义的理解与体会，儿童自主探究世界的意识不足。比如“妈妈，你帮我”“妈妈，我害怕”成为很多儿童面对未知事物时的“条件反射”。儿童拒绝尝试通过一系列的独立摸索活动去辨别事物，认识世界的勇气与冒险精神不足，甚至有儿童学着大人的口吻对自己或同伴说“剪刀有危险，可能会弄伤自己”“去外面玩会感冒”等一些阻碍自我接触周围事物与环境的暗示。长此以往，儿童的这种规避“涉险”的观念与行为逐渐根深蒂固，丧失探索世界的好奇心，自觉地停留于“安全”地带，身心难以充分舒展，精神资源匮乏，自身新的文化元素难以创建，影响生命状态。

（二）成长过程中的韧性羸弱

儿童作为独立的生命体，其本身具有双重特质，如理性与非理性、物质性与精神性、非成熟性与可塑性、纯粹性与复杂性等。成人为儿童严格规划的亦步亦趋的成长步骤，看似为儿童的发展指明方向，实则是对儿童成长规律的忽视和对生命整全性的割裂，削弱了儿童的成长韧性。

因为儿童只有融身周遭世界之中，自由释放成长状态，在各种体验与试错中探寻成长的方向，其心智与精神才能得以充实，才能充分体会到发展的积极方向，实现极具个性化的创造性成长。当成人用一种成人眼中的“标准”给儿童的日常活动发出指令，儿童成长被定义为“成为”的过程时，就严重忽视了儿童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造成儿童缺乏对自我的理性认识，对事物没有主见。长此以往，儿童的成长韧性逐渐退化，一旦离开成人的“搀扶”，一些儿童可能会失去成长方向，会因连续的挫折而畏缩和颓废等。

（三）学习行为受功利支配

成人在对儿童进行“过度计划”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功利主义驱使，功利主义下的教育目标、手段及评价旨在强调投入与产出效应。积极意义在于使成人看到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但过度或完全功利化指向的教育方式为教养儿童的任务与状态定下了功利至上的基调，纯粹追逐可视化的外在物质成果。这种功利主义的思维印记逐渐蔓延至成人教养儿童的态度和评价之中，并逐步影响儿童的思维模式与行动逻辑，儿童对学习的认识功利化严重，比如，一些儿童认为需要以奖状、证书来证明自己的学习。尤其是当儿童被问及学习的目的时，“考高分、拿奖”成为了高频词，过度追逐外在学习目的，导致内部学习动机不足。亦比如有家长反应“孩子学习太急功近利了，导致学习很焦虑”。如若儿童学习一味地受功利思维支配，对“进步”的持偏执观念，那么儿童的情感、态度、兴趣与品格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遭破坏，将导致一些难以治愈的顽疾，诸如对学习缺乏持久性动力，态度不积极，甚至是身心健康问题。

（四）滋生极端的电子媒介观

成人在规划儿童的日常生活与学习时，习惯性地切断了儿童与电子设备的联系，将儿童从互联网环境中隔离出来，让儿童免受“干扰”。但是，纯粹隔绝与逃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手机、电脑等给儿童带来的影响，相反，会导致儿童的逆反心里，成人一旦放松“警戒”，儿童会就出现“报复性”使用行为。正如一位家长所言，“一味地对孩子进行管控不是办法，但是一旦不管，他就会玩很长时间的手机”。显然，未经理性审思便完全将电子媒介置于儿童成长的对立面，这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使儿童形成一种极端的电子媒介观，即对电子媒介的价值存在偏颇定位，一方面，完全将电子媒介娱乐化，并沉溺其中，影响正常生活与人际交往活动；另一方面，不能理性区分电子媒介的功能，在使用时具有较重的心理负担，如有儿童表示“不敢用手机查资料，怕引起父母的怀疑”。

三、纾解问题的路径

“双减”政策实施的成效需要站在儿童视角，唤醒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学习的渴望，然而现实中儿童存在的一系列“被过度计划”的“后遗症”，这已然形成了一粒潜在的“种子”于无形中影响儿童的成长发展。为此，成人需要积极正视时代发展和来自成人世界的非必要干扰，认识到儿童的生命力以及所属的主体，并在高度重视儿童的生命体验、尊重儿童的意义世界的基础上采取合理的教育引导手段。

（一）关注儿童的生命状态，合理定位儿童发展

教育的价值应该以儿童自身为基础，尊重儿童生命的完整性、成长的次序性，而不应该违背儿童自由的生命状态。

首先，不能将儿童视为绝对弱势的群体，儿童作为独立的生命体，拥有体验生命完整性的权力。成人应转变以“保护”名义进行“一刀切”式的清扫儿童成长中“障碍”的做法，应该充分关注儿童的体验与内心世界。因为儿童在感知周围世界时，其感知结果会以语言和行为的方式呈现，其中内含着儿童与周围环境交流后建立了在自己认知水平上的意义世界，于儿童自身而言具有独特的价值，而且儿童常常会以惊奇、欢喜、悲伤的语言或动作向成人展示自己经历后的发现，可能很多发现尚显幼稚或者于成人而言无足轻重，但是成人必须重视并合理对待儿童的这些日常行为。成人必须敢于放权儿童去体验周围世界，并尝试理解儿童特有的生命体验智慧。

其次，儿童成长具有次序性，应尊重儿童的成长规律，合理建设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儿童教育必须遵循儿童的天性，不能逆天性而动。虽然不能把成人关于儿童成长的规划都定义为消极的存在，但是儿童成长的阶段性任务必须拥有其合理性，尤其是破解揠苗助长式“催熟”对儿童带来的危害。一是要清除成人理想和利益捆绑给儿童发展带来的过高期望值的负荷，儿童不应该被成人的理想与期望堆砌，需要从儿童的现实情况出发将关于儿童发展的期望的“取值”放置在合理范围内；二是通过观察或与儿童对话了解并尊重儿童的兴趣爱好，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从儿童视角看待儿童的观念与行为，让儿童的个性得以充分发展；三是为儿童提供支持性的情感氛围，减少对儿童的否定性评价，利用儿童的可塑性品质施以恰当地调试，推进儿童的全面自主发展。

（二）锻炼儿童的自主能力，避免成长过程依赖

成人为儿童发展铺路架桥，并打造了一个“温室环境”，给了儿童许多不符合他们成长需要的东西，同时也剥夺了更多他们需要的东西。对儿童的“过度计划”看似是为儿童的发展直接指明方向，实则是对儿童自主能力的回避与遮蔽。需要重视并锻炼儿童的自主能力，提升成长韧性，破解成长依赖问题。

其一，提供儿童潜能发展的机会，关注自然呈现的儿童能力。儿童按照成人的要求按步骤、按时成长并不能有效激发儿童个性化、多元性的内在潜能，儿童的成长任务不仅是获得知识，更是指向包括道德、情感和审美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发展。儿童的各项能力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的，不应该以外力扰乱其自然呈现。这就需要揭开家长掌控儿童的权威笼罩，让儿童在自然状态下成长发展。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儿童能力的长板和短板会以个性化的方式因人而异的表现出来，成人解开对儿童的困缚，使儿童的多元能力自然呈现，而不是以“拔高” 或“压制”的方式使儿童的能力按照成人的意志发展。

其二，放手儿童体验困难，鼓励儿童“涉险”。因为当儿童的内在冲动遭遇现实阻碍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儿童的反思能力，对困难程度与自我能力进行匹配。如若成人直接对处在困难中的儿童施予帮助，不仅会影响儿童对困难与自我能力的客观评估，而且影响儿童成长过程中自我效能感的建立。故当儿童习惯性向成人求助，首先应该给予积极鼓励，放手儿童去“试一试”，其次当儿童的“初试”失败时，应该进一步引导其“想一想”，即思考未能成功的原因，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以“产婆式”的言语启发儿童，逐步锻炼其独立能力。此外，针对躲避困难的儿童，应该创造机会让其“涉险”，因为一些受家长过度保护的儿童在面对困难时，既不迎难而上，亦不选择寻求帮助，这时便需要成人发挥教育机智，寻找教育契机，“人为”地制造困难，比如当家长面临困难时主动寻找儿童的帮助，以激发他们的“被需求感”，从而锻炼儿童的问题应对能力。

（三）理性回应时代变迁，积极引导儿童媒介观

当下，儿童作为信息技术时代的“原住民”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电子媒介带来了儿童认知世界的新视域，同时也带来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带来了与儿童年龄错位的“诱惑”，如游戏、暴力等。面对电子媒介的冲击，应该从客观立场分析，而不是从一种过度倾向于决定论的角度将电子媒介定义为“原罪”。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理性看待时代变迁给儿童带来的影响，理解和定位儿童在时代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并运用恰切的方式与策略对儿童进行适当引导，以增强儿童对时代发展的认知与应变能力，

一方面，取消儿童与时代之间的“人为”隔离屏障。媒介变革赋予儿童生活新的含义，开拓了儿童感知世界和获取信息的新空间，在此空间内，儿童了解世界更加及时、便利，让儿童享有信息技术的权力，旨在保障儿童对时代体验的完整性。将时代变迁敞开在儿童视域之中，注重儿童对当下生活世界的真实体验。使儿童以独特的视角认识生活，并建构相关意义解读。让儿童自己发现并体现时代的变化，尊重儿童的原初性体验，解放儿童接触生活的冲动与行动，将儿童视为时代建设的潜在力量，归还儿童诗意成长的自由。

另一方面，以“旁观者”的身份调控儿童接触电子媒介的“度”。对儿童体验社会的放权并非意味着对儿童的成长放任不管，因为数字媒体带来的信息常以一种“混龄化”的方式呈现，儿童处在非成熟状态，对某些信息缺乏相应的判断标准与识别能力。成人对儿童时代发展负起相关责任，应理性判断儿童在接触电子媒介时的话语及行为，在必要之时进行适当引导。一是方向引领，即向儿童解释电子媒介的功能与危害；二是内容筛选，因为儿童的未成熟性和非理性特征，不能有效辨别良莠不齐的信息，需要家长对儿童接触的媒介内容进行筛选；三是时间控制，合理规划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时间，有助于养成儿童健康的生活习惯。由此，让信息技术真正有利于儿童的成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