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以为己任”的中国当代教师文化特质述略

◎李志行

“当下是通过对我们自身起作用的历史基础而得以实现的”[1]，事物从历史延伸到当下，还必须面向未来敞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清晰路标。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传统，是人民意义上的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幸福的现代化，其方向和路途在根本意义上不同于西方。

教育要自觉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奠基，教育自身的改造，尤其是教师文化的建构已经刻不容缓。我们需要从传统中找到这样一只坚定的锚，让信念和信仰有所依归，唯此才能在可能遭遇风暴的未来海洋找到确定性。

“我们把自己给弄丢了！我们得把自己找回来！”《中小学德育》的征稿启事不禁让人浮泛乡愁。让我们一起面向教育的时代使命，从历史传统中找到这把钥匙——它的名字叫“仁以为己任”。

一、“仁以为己任”曾经负载民族文明前行

萃取一种品质以之作为新时代教师的文化精神内核，这种寻找和发现需要我们溯源历史，在先人的探寻、坚守与足迹中穿越物质欲求的迷雾，考察什么品质才真正是中华文明赓续薪火的核心要素。

夫子孔丘目睹晚周的礼崩乐坏，忧心忡忡，以身作则，试图回到“三代”传统，于是在颠沛流离中引领弟子身体力行“复礼归仁”。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这份厚重和坚毅，正是曾子对夫子伟大教师气象的礼赞和体认。后人更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为后代中国教师树立了一个人格的高标。

东汉末年，社会在专制主义高压之下，“俗儒钻进利禄之途，乡愿满天下，魏晋人以狷狂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3]他们以酒自虐，以鲜血和生命为一个糜烂时代吹奏挽歌，为旧有的陈腐的东西送葬，这也是彷徨中的鲁迅在碑帖、酒与狂狷中找到的魏晋风骨。

晚清之际，列强船坚炮利，华夏文明遭遇空前劫难，民国的先生们在纷飞炮火里担囊负笈，从华北辗转西南，开民国教育一代风气，他们以儒雅和端庄践行着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

可见，在民族文化遇到发展困境甚至可能断绝的时代，每每是“仁以为己任”的骨气与担当精神承载着民族负重前行，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绵绵不息从未断绝的唯一古老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横渠四句成为“仁以为己任”的展开式表达。

二、“仁以为己任”的内涵与精神实质

“仁以为己任”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中流砥柱，与其炽热的内在情怀和勇毅的外在坚守须臾不可分离。

第一，“仁以为己任”内含炽热情怀。

“仁”是传统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与历史文化中最核心的道德范畴与社会理想。孔子讲“仁者，爱人”，倡导人人都要关爱他人；又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人类只有克制个人私欲，才能真正地爱他，“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4]在那个文化蛮荒的时代，孔子同时进行着文化的祛魅——归仁践礼的根本在于人为，在于自己的克己修养，而不是神命、天定或者依靠其他外在因素。仁存于心，礼见诸行，心行合一才能真正地成就道。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一，其精神内核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亲互爱；其二，在次生品质上“仁”又可以体现为“恭、宽、信、惠、勇”等人格品质和“孝、悌”等行为范式；其三，“仁”的具体实现方式有积极意义上的爱人、利他和消极意义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继承孔子“仁”的原旨，直面君王,从“仁政”角度论仁：“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5]孟子主张仁最为崇高，是安家定国的根本。“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6]孟子把仁与义结合起来，但从根本上讲，他所生发的“义”是对于“仁”的维护，“义”以“仁”为圭臬。

荀子则专门针对教师提出了身体力行的要求：“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心贵安者也。”[7]为师者，身正为范，还要亲和待人。

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推衍孔孟思想，提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把仁和义分别为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仁”强调关爱，“义”强调担当。

第二，“仁以为己任”内含传道自觉。

韩愈在《师说》中从身份与职责的角度界定教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8]他忧心于当时学风，欲匡正时弊，倡导古之学者的尚学精神，特意明确“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9]韩愈心目中的“师”乃“人师”而非“经师”。“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人师与经师的最大区别就是看他是单一贩卖知识还是自觉承担传道解惑、立德树人的责任。

韩愈叹息“道之不传也久矣”。道，原指道路，后逐渐抽象化为世界的本体、规律。老子从宇宙论出发，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传统儒家的观点显然不同: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钱穆先生解释“道”为“人生之大道”。“士志于道”“吾道一以贯之”，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引导弟子们艰难前行于“人生之大道”，也时时警策世人当孜孜以求道。[10]韩愈对儒家之道和老子之道进行了区别，并且立场鲜明地和老子划清界限，评价老子的“道”“去仁与义，是一家之私言”[11]。可见，儒家所谓“传道”其中充实着传统儒家“仁”与“义”的道德内涵。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从人生界出发，主张“人性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乃中国人文教之信仰中心。由此推扩融通到宇宙世界，则尽性可以知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可以尽物性而赞天地之化育。”[12]这才是传统儒家念兹在兹的人生正道。

第三，“仁以为己任”表现为行动的勇毅与坚守。

“仁以为己任”体现着一代代良师对于道义的坚守与担当。孔子对于“仁”的追求坚定而果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有志于天下苍生的仁人志士，为了成就仁，不惜牺牲生命。舍生取义，用血肉之躯捍卫生命的尊严与意义，也成为华夏民族永远的精神风骨。

清朝的武训先生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所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陶行知先生在连绵战火中坚持办学，他反对旧教育培养“人上人”，践行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特别强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走出象牙塔，跟进泥巴墙，他反对把农民视为愚贫弱私，致力于扫除文盲，足迹遍布亚非拉，面对赞誉，他淡然地说：“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张桂梅坚守初心——不让一个女孩儿失学，她说“救一个就是救三代，搭上命也值得！”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把人生的伦理推及自然界以达到参天地之化育，并在这浩淼的世界中求索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对于仁的孜孜以求，体现的也正是无私教师对平凡生命的超越。

三、“仁以为己任”的当代语境与意义

应该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剥削主义和残酷高压的专制本质，仁的精神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贯彻和弘扬，志士仁人负起了掮住闸门的责任，使“仁”的精神与文化在艰涩的地层下艰难地生长。在社会主义中国，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建设都要基于人民幸福的目标，广大教师“仁以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更需要唤醒和点燃。

相比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宁静，现代社会是以躁动为特点的。西方工业文明以技术的支点撬动了整个地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文明的形态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改变了: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对于人类财富贪婪成性巧取豪夺，也带给人类无限的危机。 七十余年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就不无忧虑地说：“地球表面明显地呈现出机器的风景。人的生活在关乎过去和未来时，其视野非常狭隘，失去了文化传统，并且丧失了对终极目标的追寻，人仅仅生活在当下，但是这一当下变得越来越空虚，它越少由记忆的本质所支撑，便会越少地孕育着已经发芽的未来的可能性的种子。”[14]如果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人类就很难向未来敞开。

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社会的核心矛盾已经是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的矛盾。地球太小了，但人类欲望还在不断膨胀，人类理性还在日益萎缩。资本主义文化也悄然东渐，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我们面临诸多考验：消费文化甚嚣尘上，时尚文化趋之若鹜，劳动观念日趋淡薄。教师在公众心目中也日益从精神的神坛滑落降格为仅作稻粱谋的普通工种，加上一些蛀虫学术腐败、贪名好利、猎取女色，教授被称为“叫兽”，师道尊严的道德光环有在迷雾中挥发、散去的危险。这就是当下“仁以为己任”的现实语境。

真正到了为教师职业擦拭锈迹除尘去垢的时候了：一是因为颇具社会特殊性的教师身份古往今来负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托付，二是因为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和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使教师职业正在失去道德的光环而在精神气质上落入凡尘。技术思潮裹挟了人性光芒，教育整体的功利性追求和教师主要作稻粱谋的从业诉求都淡化甚至抹煞着教师的精神特质。

教师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工种，重提“仁以为己任”已经是这个时代必须直面挑战应该重新拾起的武器。

四、“仁以为己任”教师文化特质的回归

“仁以为己任”作为当代中国教师应然的文化内核，一方面是因为它天然地具备传统的文化底蕴、核心意旨和光照空间，又能够源源不断地作为精神的源泉为时下教育提供精神给养。一个呼唤良知的时代，也只有这样澄明而温厚的烛照才能重树师道的风范与尊严。

时下整个社会对于尊师重教的社会意义认知深切，然而有观点认为实现尊师重教最好的方式是给教师加薪，认为这样才可以吸纳更多优秀人才进入教育，才可以真正使教师得到尊重。这种以堆积银元克服金钱崇拜的方法固然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但吸引来的所谓人才如果只是瞄着财富蛋糕的，蛋糕做到多大都无法满足人性的贪婪。

“仁以为己任”，必然重义轻利。优秀的教师必然要守得住清贫，因为除了物质，他还有更富裕的精神占有，只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则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中国文化强调“化育”，但化育必须首先有一种风范，有一种身体力行，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舍我其谁。

今天我们经常抱怨世风日下，教师这个团队应该富有更多的道德含义和灯塔意义。教师本身就应该自觉成为社会关键的少数，肩负传承道义的责任。在他们的心中，重要的是是非和人生意义的判断与取舍，而不是经济利益的考量与算计。

至于如何树立和建构“仁以为己任”的教师核心文化特质，似乎很难开出行政治理上的药方，因为功利的教育只能通过非功利的人去改变，一个社会的良知只能通过良知的心灵去唤醒。如果非要做经济利益上的倾斜或者名誉上的奖励，势必又流入功名利禄的漩涡，又何谈道义的担当与化育的使命？

“仁以为己任”的实现，根本在于教育者的自觉。能够发挥些作用的，倒是教育方向上的改变，改变功利的教育，首先不要过多地强调有用、强调就业，而是要着眼于培养整体和健康的人。一个人生活有了目标，学习有了方向，学业和工作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韩愈在《进学解》中描述了一般教书先生的境况：“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强。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15]教育的根本在于使学生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 ，而学术分工只是培养出了片面的人。尼采批评职业培养取代和排挤了本来意义上的教育，“任何一种学校教育，只要在其历程的终点把一个职位或一种谋生方式树为前景，就绝不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是一个仙女，而不是一个可供使唤的丫鬟。”[16]中国当下的教育，也到了必须培养生命和生活的主人的时候了。

社会主义中国教师的文化风貌应该从总体上远远高于传统社会，其根本宗旨在于实现人民幸福，我们要从引导和帮助民众实现思想上的解放和精神上的自由。韩愈在《原道》开篇即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所待于外之谓德”[17]。“足乎己无所待于外”，一个践行“仁以为己任”的教师必然在精神上富有和自足，必须自己完成树立和建构。

在信息知识泛滥的当下，作为精神财富生产者和传播者，我们的核心工作在于立德树人。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启发人，在思想上解放人。当代教师需要吸纳传统教师优秀文化，扬弃和创造性转化，并自觉与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在广阔的天地间书写“大写的人”的生命主张，树立和建构教师核心的文化特质，唯此才能有中国的新教育和民族的新文化。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以祖国壮丽山川隐喻教育：“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正是这些以人格塑造民族灵魂的身影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正面，也使后代子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也成为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而在今天，“仁以为己任”的觉悟者也因其生命意义的实现才成为真正的自足者与幸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