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德育方法及启示

时间：2024-05-07

姚岱虹

摘要

芬兰德育方法以其历史文化传统、综合道德教育理论和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为支撑，构建了文化传递法、社会行动法和学科横贯法等德育方法，共同促进芬兰道德教育的发展。启示我国的学校德育应努力挖掘汲取传统优秀德育资源，注重将德育化无形于有形，重视学科横贯融入德育元素，在德育方法的灵活运用中提升德育效果。

关键词

芬兰;道德教育;德育方法;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文章编号

2095-1183（2021）02-00-05

德育方法是为达到德育目的、实现德育目标、完成德育任务、落实德育内容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方式、途径和形式。如果说德育内容受到各国意识形态的影响，那德育方法的工具属性则具有普遍适用性。芬兰道德教育方法的运用与我国德育方法的发展趋势相契合，文化传递法、社会行动法、学科横贯法等都是芬兰德育的具体方法，为我国德育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一、芬兰德育方法的形成基础

芬兰德育方法的形成，既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根基，也有德育理论的支撑，亦有教师力量的保障。芬兰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德育方法提供价值根基，综合道德教育理论奠定理论依据，教师专业伦理建设提供能力保障，三者共同促进德育方法的有效开展。

一是芬兰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德育方法奠定价值根基。芬兰国土面积小、人口较少，夹在瑞典和俄罗斯之间。历史上先后被瑞典和俄国占领统治，芬兰人民奋起反抗，在曲折的历史抗争中，于1917年宣布独立。独立后的芬兰发展迅速，奇迹般地从农业社会飞速发展成工业社会，并成功跻身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之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寒冷的气候条件，造就了芬兰人独立、内敛、坚韧的民族性格。其中，因“苏芬冬战”而被广为人知的SISU精神（“西苏”精神）是积极精神力量的代表，是芬兰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被广泛运用到德育变革中。芬兰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其道德教育独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德育方法的价值根基。

二是综合道德教育理论为德育方法提供理论依据。不同的德育理论会产生不同的德育方法。杜威认为，“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人格”[1]。人始终处于一种未特定化的状态。“人的未特定化是一种不完善，可以说，自然把未完成的人放在世界之中，它没有给人做最后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他留下了未确定性。”[2]这为教育提供了可能，也为道德教育的可塑提供合理依据。芬兰学者帕西·萨尔伯格曾说过，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是对芬兰教育理念影响最大的人。他认为，杜威教育理论研究在美国，开花结果却在芬兰。此外，芬兰学者纳瓦茨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与康德哲学的理性道德教育进行了融合，建立了综合道德教育模型。他认为道德能力包括道德敏感性、道德判断力、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其中道德敏感性最为重要。道德敏感性是人们在特定道德情景中看待和处理实际道德问题的心理倾向，它以人们对道德生活本身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为前提的。[3]这种心理倾向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它必须经过一个逐渐的修养过程。不管是职前教师培训，还是学生道德教育的开展，通过叙事性学习、基于真实生活的案例研究、角色扮演等方式培养共情能力，培养道德敏感性，这是所有道德行为的基础，会潜在地主导人们的行为。综合道德教育模型理论被广泛运用到芬兰教师培训和道德教育过程中。

三是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为德育方法提供能力保障。芬兰教育的成功与高素质教师分不开的，教师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教育水平的高低，教师素质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关键。芬兰对人才资源强烈渴求，对每位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高度尊重，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追求理想中的生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芬兰人民认为每位教师都是下一代道德水平的塑造者，教师的觉悟和行为规范对学生的个人成长有密切的关系。芬兰通过专业组织、发展教师教育、给教师自主权以及注重传统文化内省力量等方式进行教师专业伦理建设。教师专业伦理课程是芬兰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重点。“增进学生之道德知识与技能”[4]，促使学生成为民主社会中有责任感、积极进取的公民，是芬兰教师的重要职责，也是芬兰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之一。增进学生的道德知识与技能，需要教师通过道德的教学而生成。芬兰的大学师范专业每年仅有10%的录取率，使其成为最受欢迎、竞争最激烈的专业。 [5]芬兰教师培养的周期较长，对教师专业伦理要求较高，想要进入师范专业需要经过严苛的筛选，除了硬性标准外，还需要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对教育事业的真正热爱，以及认识到教师行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二、芬兰德育方法的实践表达

芬兰的历史文化传统、德育理论以及教师专业伦理建设综合影响了芬兰德育方法的实施，由此产生了文化传递法、社会行动法和学科横贯法。德育方法的综合运用，使芬兰的历史文化、社会的道德传统得以延续，良好的德育氛围得以形成。

（一）文化传递法

芬兰道德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建立在芬兰、北欧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上，是其道德教育理念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文化传递法根植于芬兰的传统文化当中，潜移默化地完善受教育者的人格，使其成长为具有SISU精神的芬兰人。这种“西苏”精神被诠释为“北极圈的生存者应当具有的体力、毅力、自立精神和创造力;用管理术语来说就是坚韧、勇敢、个性化和独立思考能力”[6]。伊米莉亚·拉赫蒂认为SISU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新名词，能使人产生非凡的行动力，以克服来自精神或身体上的挑战。芬兰政府特别看重挖掘深藏在人民骨子里不服输的民族精神，在教育大纲中提出了对当代青年的要求，即要珍惜、传承、创新本国的历史传统，要培养青少年成为具有民族自信心的国民，以此来提高国民的凝聚力，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了解国家得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SISU精神在實际道德教育实践中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既有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也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有权利在教育核心课程的范围内开设道德教育课程，自行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对学生进行德育的标准化评价。学生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都具有较强的参与性以及自我管理能力。“北欧的孩子，因为外在环境、社会与教育的关系，显得格外独立自主。”[7]“西苏”精神对芬兰人的影响是融于血脉中的，从遥远的古代直到今天，“西苏”可以说是芬兰高度竞争力背后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支柱。2017年，***主席在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在署名文章中论及，“芬兰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前沿，数百年来，芬兰人民在历史激荡中奋勇前行，发扬坚忍不拔的‘西苏精神，取得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伟大成就”[8]。“西苏”精神在芬兰的历史文化中不断沉淀，一代一代传承，既是芬兰的国家宝贵财富，也是芬兰文化自信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体现。

（二）社会行动法

社会行动法是综合道德教育理论的直接表达，通过在具体情境的角色扮演和社会活动中培养道德敏感性，构成道德行为的基础。杜威认为，学校本身需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教育即生活，教育本身与道德教育同向而行，其目的是让“运动场、商店、工厂、实验室，不但能指导青年的自然的主动趋势，并且包含交往、交流和合作——所有这一切都扩大对各种联系的认识”[9]。芬兰道德教育方法并不仅仅停留在课堂教学中，而是善于借助校园活动和实践活动等社会行动法，体现学校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开放互动。学校注重通过课堂教学传递基本价值观，也高度重视通过社会行动方法把道德教育的内容和目标融入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凝练国家的品牌，并推向国际。沉浸式体验是芬兰德育社会行动法的一种体现。例如，Me & My City（“我和我的城市”）教育项目始于2010年，由芬兰教育与文化部推动，该项目获得“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奖”“欧洲企业推广奖”等，目前芬兰75%的中小学生参与其中。“我和我的城市”项目将中小学教学大纲和体验式教学深度融合，以学生为主体建立微型社会，包含15-20个在当地真实存在的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70个职位，以充满趣味和实用性的方式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有关创业、经济和社会的知识。此外，学校每年都会组织“职业体验周”活动，学生根据意愿分配到各类服务行业进行为期五天的职业体验。沉浸式体验教学还体现在活动型课程中。活动课程可以更好地促进青少年和特殊需要的学生健康成长，并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爱好，促进学生道德的养成，增进他们的道德敏感性。同时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通过活动课程组合在一起，让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活动，帮助不同的学生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与包容。通常活动内容有游戏和交往活动、体育和户外活动、手工和雕刻活动、日常生活习惯和社会生活技能培养活动等。通过亲身实践，学生不仅可以锻炼了动手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还可以培养爱劳动的习惯和尊重劳动成果的意识。

（三）学科横贯法

学科横贯法是芬兰教师专业伦理规范化建设的实践表达，这一方法充分挖掘了学科中的德育元素，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芬兰公民。道德教育应与其他学科教学相辅相成，如果只作为独立的一门学科进行讲授，必然不能发挥其最大效能。为此，芬兰的教育部门十分重视教师专业伦理规范化建设，任何学科的教师都需要具备将德育元素融入学科教学的能力，深入挖掘相关课程的德育元素，强调“交叉学科”的理念，通过系列必修课、选修课等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2014年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将教学的总体目标确定为适应未来社会快速变化的人才培养，因此提出了“Transversal Competence”即“横贯能力”这一概念。“横贯能力”是由知识、技能、价值观、情感组成的统一体。[10]横贯能力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思考与学习的能力（T1），文化素养、交流与表达的能力（T2），生活自理能力与自身安全的保护的能力（T3），多元阅读能力（T4），信息技术能力（T5），职业技能和创业能力（T6）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社会的能力（T7），通过实践培养学生对自己应有的权利的应用，促使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芬兰教育将横贯能力细化并渗透到不同的教学目标与内容中，不同的目标侧重于横贯能力的不同维度，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从而达到教学质量均衡发展的目的。以体育课为例，课程围绕滑雪、冰球、滑冰等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也体现着对学生进行规则教育，合作意识，竞争意识的培养，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帮助学生造就坚忍不拔的品质和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再如环境保护课程，环境保护内容通过学科渗透和课外参观的方式进行，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全校学生参观如垃圾场、污水处理厂等与环境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垃圾场的概况、规划投资、垃圾的危害和分类原理等都是其教育内容，强调培养学生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和责任感，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学科横贯法让每一门课程教学目标都融入了德育的元素，并根据学生年龄结构进行分阶段培养，达到育人无声的效果。

三、芬兰德育方法对中国德育实践的启发

芬兰的文化传递法充分挖掘了自身传统的优秀德育资源，社会行动法巧妙地将德育化无形于有形，而学科横贯法有效地将德育元素融会渗透至学科教学中。芬兰德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一）挖掘凝練传统优秀德育资源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和时代的积淀，已渗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与行为规范中，容易被理解、认同和接收。芬兰的“西苏”精神，是芬兰人民曲折奋斗史的高度凝练与表达，通过文化传递法，对芬兰本国人民以及芬兰裔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德育方法中文化传递法，传递什么，如何传递，需要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厘清，寻找传统德育与现代德育的契合点，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形成可传递的具体的理念与价值。中国拥有丰富的传统德育资源，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一百七十多年近代中国的苦难辉煌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史，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需要我们继续去探源、体悟、凝练，真正领悟文化自信的本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立德树人”首次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正式确立。对传统优秀德育资源的挖掘与凝练，也是对“立德树人”中“立德”内涵的有效供给。

（二）注重将德育化无形于有形

芬兰基于综合道德教育理论的社会行动法，是将德育化无形于有形的典型示范。杜威说过，“教育上合乎需要的一切目的和价值，它们自身就是合乎道德的，之所以还有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这是由于狭隘的和说教式的道德观”[11]。德育若仅仅用知识传授，容易陷入“假大空”的口头说教，很难获得学生认同并践履。学校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威胁着学校工作的巨大危险，是缺乏养成渗透一切的社会精神的条件，这是有效的道德训练的大敌”[12]。化无形的德育于有形，需要有系列载体的支撑。芬兰的社会行动法，综合运用了各种社会条件，政府、社会、学校等提供设备设施，打造微型社会，以丰富多样的活动课程，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真实体验，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爱岗敬业等价值理念得以有效输出。中国不缺乏对中外德育理论的吸收，特别是对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传播，甚是广泛。但诚如费正清所说：“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外国思想家比杜威更多地把他的思想亮给中国受教育的公众。结果怎样呢？仅仅是皮毛。”[13]长期以来，我们重视德育，但不注重德育方法，在德育方法论的研究和实践中较为缺乏，在将德育从无形化有形中缺乏方法的融会运用。德育方法本身会直接构成德育的隐性课程，需要灵活运用、慎重选择与创新组合。

（三）重视学科横贯融入德育元素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注重融入贯穿，把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体现到各学科教育中，体现到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建设中，使传授知识过程成为道德教化过程。”如何进行德育元素的学科横贯，是“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进行双轮驱动的突破口。芬兰的学科横贯法，是基于国家对人才培养所需要的“横贯能力”的目标设计，以全体教师专业伦理的规范化建设为保障，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讲授、课程活动中全面融入德育元素的方法。学科横贯法是对传统分科式教学的一种革新，是芬兰自上而下通过课改的方式进行的新一轮教学改革，创造了现象教学方式，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横贯能力。目前，中国也意识到学科横贯的必要，但局限于长期的分科式教学的思维惯性，推动学科横贯也面临了系列挑战。一方面面临课程目标设置中，德育元素如何横贯到各个学科体系中，这个工程量较大，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推动的相互配合。另一方面，如何进行课程讲授中德育元素的横贯，离不开教师群体的能力保障。这对教师专业伦理建设提出了新的命题。兴国必先强师，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芬兰教育在全球排名前列，一直高度重視教师专业伦理，即师德的培育。“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14]当前，我们针对教师专业伦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还不成熟，关于师德的培训还不成系统，特别是职前教师师德的培养，显得较为薄弱，要将德育元素横贯融入到各学科之中，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15]任何一种德育实践都需要德育方法的支撑，是教师与学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媒介。芬兰的德育方法根植于历史文化传统，以综合道德教育理论和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为支撑，我国在德育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中，应立足传统优秀德育资源，将德育化无形于有形，促使德育元素在教育教学内容中得以深度融合，促进道德教育的长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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