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的破解

刘洪涛　冯建平　岳新坡　宁丽娟

摘      要 乡村体育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破解乡村体育教育发展的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有利于乡村体育教师队伍的发展。研究梳理了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形成历史过程，描述了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在体育教育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从政策的路径依赖、城乡二元结构、政策精英决策模式三个方面揭示了其成因，指出了其造成的不良结果，进而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投入、吸取乡村教师建议、提升教师的获得感和认同感、给予公平待遇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城市化倾向破解的可能方向。

关 键 词 乡村振兴  体育教师  教师教育政策  城市化

刘洪涛，冯建平，岳新坡，等.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的破解[J].教学与管理，2023（36）：54-58.

乡村教育是目前党和国家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关键环节，而乡村学校体育教育则是乡村教育中的薄弱學科，体育教师历来都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软肋。直至2020年7月《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仍承认音体美三科存在乡村教师短缺问题。之所以如此，和我国长期以来的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不无关系。在体育强国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配齐配强体育教师，提高乡村体育教育质量，成为新时代体育教育政策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研究旨在追溯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的形成过程及原因，试图从根本上提供可能的破解思路与途径。

一、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的形成

清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后，教育伴随着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确立了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制度。我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构建之初处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背景之中，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进行了批判，在全面模仿和移植国外代表城市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将城市化教育列为教育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忽略了广大乡村社会的教育实际，导致我国教育制度带有先天性的城市化倾向。

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家国情怀、反对城市化师范教育的教育家为乡村师范教育运动吹响了号角，树立了为了乡村、依靠乡村的师范教育理念，并在乡村创建了300多所乡村师范学校，以实际行动校正师范教育城市化的弊端。民国政府还建立了一系列保障乡村师范教育制度和措施：政府推行乡村定向招生和定向就业制度，扩大农村生源比例，规定到乡村学校服务；政府采取免费政策，鼓励乡村师范学校在试验区进行农作物种植，既补贴贫寒师范生的生活支出，又锻造其艰苦奋斗和自食其力的精神品质；加强本土化培养，注重在乡村环境中熏染师范生服务乡村的志趣，避免城市环境的反向影响；师范教育课程增加农业生产和乡村社会学等课程，增加师范生对乡村教育与社会的了解；培养过程中加强师范生乡村教育实习和乡村社会实践。这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在扩大和稳定了乡村教师队伍，但终究无法彻底改变教师教育政策的城市化倾向。

新中国成立之后，民国时期乡村教师培养制度经验得到肯定和继承。我国的中师教育大多采用了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制度，为乡村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支撑起了乡村基础教育的天空。而20世纪90年代末期，基于对师范生培养饱和的估计，我国取消了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和免费政策，结果导致农民子弟报考师范院校的人数急剧下降，影响了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造成了乡村教师队伍危机，教师数量短缺，质量低下，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进入21世纪，在我国教师教育大学化改革中，原有的立足农村，为了农村的中等师范学校退出教师教育的舞台，进一步加剧了教师教育政策的城市化倾向，导致乡村教育严重滞后于城市教育[1]。

二、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的表现

在教师教育城市化的背景之下，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同样存在着城市化问题。我国农村学校体育在农村整体相对薄弱的经济、保守的文化与缓慢的社会发展的制约下，其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学校。2000年以后，我国于2007、2012、2016和2020年分别出台并实施的《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关于学校体育的重要文件，对学校体育在用词上从“加强”到“进一步加强”再到“强化”，在不断提高对学校体育的重视程度之下，对于农村体育教师的重视程度更显不足。

长期的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造成乡村体育教师处于边缘化状态[2]，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职业吸引力普遍较低，农村体育教师不但在数量上远低于城镇，而且整体质量水平不高，甚至还广泛存在工作强度大而收入反而低于其他学科教师的奇怪现象[3]。年龄在25～40岁之间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中青年体育教师或不再从事教师工作或流向一二三线城市学校或并不脱离教师行业而将身心早投入到其他事业中，流失现象严重[4]，进而导致农村体育教师的绝对数量减少，质量降低，加剧了城乡体育教师队伍结构不平衡，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不愿到农村任教，农村体育教师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农村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依旧面临质与量的双重阻力，造成农村体育教育的衰落[5]。

新世纪，我国《关于加强农村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几点意见（2002）》《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2012）》和《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2016）》等三项学校体育工作的政策均明确指出学校体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当中的薄弱部分，农村学校体育又在学校体育中发展滞后，农村体育教师短缺的现象相对比较普遍。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等系列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数量在“十三五”时期增至59.5万人，其中乡村学校体育教师数量亦有所增长，乡村体育教师短缺问题有所减缓，但并未解决。根据我国学校体育教师配备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二年级以下5到6个班级配1位教师，三年级以上6到7个班级配1位教师，而调查显示，天水市乡村义务教育学校则平均10.5个班配1位体育教师，严重低于国家标准[6]。史庆龄对罗田县义务教育乡村学校调查显示，体育教师的生师比远远高于全国水平，尤其是小学体育教师的生师比高于全国水平达4倍之多，达到1207.9∶1[7]。另据教育部2014-2019年教育年度统计，乡村学校的师生比与城镇学校仍有较大差距，乡村学校还需补充大量的体育教师[8]。

农村学校体育教师整体质量偏低，集中反映在学历、职称、兼职率和职后教育上。在体育教师学历上，表现为学历普遍低于城市，低学历者主要集中在农村。2000年之前，乡村教师多是民办教师，即使2000年之后民办教师比例下降甚至消失了，部分是民办转为公办教师，大部分教师的合格学历是通过函授和自学取得的，有名无实。一般来说，教师职称高低可以反映教师队伍的质量。农村中小学教师职称整体上低于城市。安庆市A县的32所乡村小学中，共有学生6325名，体育教师67名，而兼职体育教师就有50名，兼职率高达74.6%，专职体育教师仅17名，占比只有25.4%[9]。城镇中小学体育教师在学历、职称、科研能力、运动员等级、裁判员等级、外语等级和计算机等级等方面明显高于乡村中小学，而且乡村体育教师职称主要以初级为主，缺乏有经验的老教师，数量不足，工作量大，待遇低[10-11]。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和交流学习相对其他学科教师而言机会稀缺，对继续教育缺乏认知，即使体育教师有培训机会，针对性也不强，培训过程和结果亦缺乏有效评估[12-13]。

三、體育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的原因

1.历史政策路径依赖

我国的现代教育制度是清朝末年模仿和移植西方城市文明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表中国农耕文明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体育中被日益压缩，导致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制度带有先天性的城市化倾向。建国后我国的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形成，长期重城轻乡的发展观占据公共政策和教育政策的主导地位，造成对农村教育的轻视，损害了农村居民本应享有的不受地域限制的生存权、公平受教育权。

2.城乡二元结构影响

受制于长期的城乡差别和二元结构发展的影响，我国城市居民在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卫生医疗、交通通讯、子女教育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城市具有乡村不可比拟的吸引力。我国政府在教师教育政策上，从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到教师职后培训的教师发展全过程，关于资源配置与利益调整，历来立足城市，以城市教师教育为优先发展方向，城市化倾向严重。高师院校、综合性大学都建立在城市当中，对职前教师培养与城市中小学教师的互动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条件；在教师教育内容上，所传授内容具有城市化特征，体育师范生所学的新兴体育项目无一不是从城市兴起的；在职业选择上，无论城市生源的师范生还是农村生源的师范生经过数年城市的生活和学习，早已适应城市生活，就业选择都无意到农村任教；在职后教育上，城市学校教师在职业竞争和自身发展愿望等因素的推动下具有更积极主动的态度，而农村学校教师的职后继续教育动力主要来自学历补偿和评审职称的需要，且受学校经费限制许多校长不支持教师的继续学习。

3.城市精英进行决策

在“城市中心”导向下，体育教育政策的决策者主要来自城市的管理精英和教育精英，因其生活在城市，其体育教育政策的决策无疑会带有城市价值取向[[14-15]。在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中也有明显体现，最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中将诸如极限飞盘、攀岩、滑板、轮滑和跆拳道等新兴运动项目列入学习内容，脱离了农村学校体育教学实际，农村学校体育资源不足以支撑体育教学。同时，我国的体育教育政策基本是政府强制性的教育政策，使政策执行打了折扣。我国农村教师教育政策是政府主导下由城市精英制订，且实行由上而下强制性方式进行贯彻，实效性较低，所培养的体育教师广泛存在“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情形。

四、破解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的路径

1.依托乡村振兴战略，破除教育城乡二元结构

乡村振兴和科教兴国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要坚持乡村优先发展的思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悬殊的问题，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是建国初依据客观原因设计的，它直接决定了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也成为城乡教育差距的根源。要振兴乡村教育，就要充分利用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打破维系教育二元结构的制度瓶颈，均衡调控收入再分配。城市和乡村是我国教育发展中相互支持的两个部分，不能顾此失彼，城乡统筹规划，注重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优势，采用行政力量倡导城市学校结对帮扶乡村学校，加强城乡学校的交流与互助，从而助推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共赢共荣。给予乡村地区政策倾斜，阻止城乡财政投入差距继续拉大，通过国家、省级、市级转移支付等形式，帮助增强乡村经济实力，提升乡村地区整体收入水平，推进优质体育教育人才下乡支教。乡村教师的缺乏不在于教师职业本身缺乏吸引力，而是因为乡村学校的社会空间缺乏吸引力。因此，加快乡村振兴建设步伐，以城市带动农村，以城市反哺农村，打造美丽乡村、富裕乡村，改善乡村教育环境，提升乡村任教的舒适度，吸引优质师资来乡村任教[16]。

2.改革教育投入制度，缩小城乡教育投入差距

乡村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投入不足，要发展必须加强教育的投入，缩小过大的城乡投入差距，财政投入比重要不断加大，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明确经费供给主体的责任。加强对乡村学校的财政支持和学校体育教育的投入，提高乡村体育教师待遇，体育教师服装政策，保证实现乡村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的待遇。建设乡村学校体育场地，购置体育器材设施，给体育教师创造便利的工作条件，保障体育教师工作的基本条件和发展的平等权利，这是留住体育教师、避免体育教师流失的基础条件，也是促进城乡教育公平的基本前提。农村体育教师的薪酬待遇与城市体育教师的差距，大大降低了农村体育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教师在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与城市体育教师之间还存在显著差距。因此，必须要提高和改善农村体育教师的薪酬待遇及生活条件，激发农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农村体育教师良好职业发展观的形成[17]。

3.变革政策变迁方式，吸收乡村教师政策建议

早期民国政府的乡村师范教育采用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带动强制性变迁，实现了乡村教师教育制度供求间的动态平衡，打破了我国教育制度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方式，推动了乡村师范教育的发展，其教育制度的诱致性变迁方式提供了新的教育政策变迁思路。据此，当前我国农村教师教育制度变迁应该走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道路，充分发挥各自的优越性，共同保障农村教师教育政策的供求平衡[18]。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教育的实践者，最了解乡村教育现实，缺乏乡村教师参与的教师教育政策难免会脱离乡村教育实践。目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城市精英决策模式使乡村教师游离于政策之外，其话语权旁落，乡村教师利益表达受阻。因此，要改变教师教育政策城市化倾向，就要营造浓厚的政策参与环境，鼓励乡村教师参与教育政策表达自身利益，保障其政策话语权。一是将乡村教师参与政策制定制度化，明确乡村教师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与形式；二是畅通乡村教师利益表达通道，通过意见信箱、微信公众号等，征集教师意见，为乡村教育建言献策；三是建设线下政策问询机制，定期组织线下问询活动，搜集乡村教育现实问题和政策建议。

4.营造尊师重教氛围，提升体育教师的获得感

在教育中取得育人成效并获得职业幸福感和发展空间，能够激发乡村教师扎根乡村的内生动力，是其“留得住”的重要保障。为乡村教师专业成长与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其专业发展。针对乡村体育教师进行体育学科特性的专业培训，突出教育培训的专业性，落实好相关的培训经费，给予乡村教师自主发展机会与路径，扩大免试推荐攻读教育硕士的实施规模，给予学费减免、发放奖助学金、保留编制等优惠条件，激发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热情与潜力，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要为乡村体育教师提供充分的支持，保障其合理的晋升。在乡村教师研究和媒体宣传中，给予乡村教师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侧重分析其优势，展示其正面形象，提高乡村教师的社会认可度。加大对乡村体育教师的奖励力度，建立健全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以优秀表彰、榜样示范等形式，肯定乡村教师的工作价值、劳动付出、教育成绩与教育贡献，破除体育教师污名化，创造让体育教师在乡村学校“教得好”的新机制[19]，让乡村教师享有职业尊严和社会地位，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使其更有动力去服务乡村教育事业。

5.改革教师教育措施，增强乡村体育教育的认同感

师范院校的地域空间及师范生的学习生活短时期内不可能摆脱城市化色彩，但师范院校要积极平衡“大学城市化”和“乡村教师培养”之间的关系，高校要结合实际，针对乡村教育进行特殊化的培养设计，在乡村教师的职前培养中增加诸如乡村社会学、乡村教育学、乡村学校班主任工作、乡村学校校本课程设计、民族民间体育、乡村体育卓越教师案例分析等具有乡村教育元素的特色课程。人才培养目标要强调面向乡村，引导教师教育相关人员主动认识和理解乡村教师培养目标的特殊性。教育实践上通过乡村教育实习基地建设，结合寒暑期三下乡活动，乡村支教活动，为师范生提供乡村学校见习、研习和实习机会，在毕业论文设计上，引导师范生研究乡村教育主题。通过以上全方位的教师教育设计，让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更多地了解乡村，接纳乡村，欣赏乡村，爱上乡村，增强对乡村儿童的感情，将生命之根深扎于乡村中，坚定其为乡村体育教育服务的信念，成就其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的内在驱动力量。从乡村学校来说，要充分利用各地丰富多样的民间民族传统体育资源，鼓励体育教师针对农村特殊的气候、地形、地貌等，通过多种途径开发和利用农村的特色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乡土民族体育课程，丰富教学内容。这样既可以弥补农村学校场地器材资源的不足，也可以提升体育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20]。

6.优化教师激励政策，给予乡村体育教师合理公平待遇

激励政策是为了增强乡村体育教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抑制乡村体育教师流向城市，稳定乡村体育教师队伍，甚至吸引优质体育师资向乡村流动的一系列规定和措施。

（1）给予均等的发展机会

城乡二元政策造成的城乡教育资源差异使得乡村教师发展机会明显少于城市教师，是乡村教师流向城市的主要原因。为此，改变城乡教师不公平的发展机会，确立“机会均等”的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原则，国家从顶层制度设计上重点发力，持续增强乡村学校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吸附力，通过乡村教师培训和职业能力提升、拓展职业成长通道等促进青年教师成长，破解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困局，拓宽乡村教师发展通道，实现分配公平。从目前现实来看，发展性政策，尤其是针对青年教师的内容单薄。因此，加大对青年教师成长发展的激励，促进其在乡村教育中实现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必然途径。强化发展性激励政策可以从乡村教师发展机会的保障、发展平台建设、发展模式创新等方面入手，创新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为乡村学校配足配齐教师和工勤人员，把乡村教师从调研、督查、统计、考核、信息采集和政府安排的事务等繁重庞杂的非教学活动中解放出来，同时要肃清形式化和任务式培训，为教师发展提供空间与时间上的保障。二是积极探索建立乡村教师发展平台，以城带乡的帮扶机制，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助力乡村学校教师发展。三由“限制留人”向“发展留人”的思路转变，不限制优秀教师流向城市，激发教师克服“混日子心态”，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吸引教师到乡村学校建功立业，抢抓机遇实现专业发展，让乡村教师成为有前途的职业。

（2）精确进行差异化补偿

因城市中心的历史原因和乡村所处的地理空间，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工作条件、离家距离和生活舒适程度等诸多方面均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因此，为了平衡乡村教师的被剥夺感，应在经济待遇、奖金发放、职称聘任、精神荣誉诸方面对于处境不利的乡村教师采取一系列的补偿性措施，鼓励其在乡村长期从教。但较弱的经济补偿不足以抵消其损失，不能遏制乡村教师向城市流动，乡村学校陷入优秀教师“成熟即走”的被动困局。因此，需要精准测算补偿额度，做到艰苦地區津贴额度提高与精准差异化分配并举。优化乡村教师激励政策薪酬补贴设计，从提高津贴额度和精准差异化分配着手。根据偏远程度科学设计乡村学校位置与津贴精准匹配补偿机制，科学测算乡村教师心理预期和可实际投入的津贴额度，按照工资额度乘以偏远地区类别系数得出补贴额度，提高激励效应。还应增加教龄、学历、工作量、贡献等因素，拓宽补偿政策执行的广度、深度与精度，让乡村教师切实感受到受损利益得到最大保障，进而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3）建设弹性化补偿机制

在职称评定、荣誉制度等长期激励政策的基础上补充短线政策设计。首先，对于因实际困难而无法长期服务乡村教育的青年教师，设计短线激励政策，对这部分教师进行合理补偿，以保障其乡村教育的热情。短期激励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会形成良性的城乡教师流动机制。其次，构建灵活务实的弹性化补偿激励政策机制。为了吸引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增加灵活务实的短期激励政策，赋予下乡优秀教师在未来职称评聘、评先评优中一定的量化积分，增加城市教师返乡动力，既可为乡村教育吸引优秀教师，引领乡村教育教学，又使其通过乡村支教活动获得利益，实现乡村学校和优秀教师双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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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洪涛（1977-），男，河南南阳人，阜阳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 博士；冯建平（1974-），女，河南南阳人，铜仁学院大健康学院，讲师，硕士；岳新坡（1976-），男，河南南阳人，首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宁丽娟（1984-），女，山东临沂人，铜仁学院大健康学院，教授，硕士。]

【责任编辑  王泽华】

*该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我国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20BTY064）、贵州省2021年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基于OBE理念的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路向研究”（2021B164）、铜仁学院2019年博士基金项目“我国体育老师教育政策的百年变迁与未来趋势”（trxyDH1817）、铜仁学院2021年硕士点建设及学科建设研究项目“教育现代化背景下体育学科发展路径研究”（Trxyxwdxm-09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