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角下的体育理论界语言问题研究

孙　静　祁　宁

针对“体育”一词的界定，在体育理论界形成了对待语言问题的三种态度：第一种认为语言应该是明确而具体的；第二种与第一种态度截然相反，认为那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一种宏大叙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第三种则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认为语言问题在体育界无关大局，况且在这一问题上人们一直纠缠不清，继续争论下去既没有必要，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然而，语言问题是体育理论界，乃至整个理论界的重要问题；体育理论界的语言应该，而且能够是清晰而准确的。

一、语言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无论现代语言哲学的合理性如何，不管后现代语言哲学对其所做的批判与解构是否切中要害，单就语言问题本身，就是体育理论界的一个重要问题。个体的思维活动，即使是抽象思维，也都必须以语言为基础，并以语言来表达；同时，个体间的交流与沟通也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当然会有不同形式的语言)。如果语言没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标准，人际间的沟通将无法进行，人们的思维活动也将一片混乱，无法正常开展。理论同样必须以语言为载体，因此体育理论界应对语言问题加以关注。

法国哲学学会前主席保罗·利科认为当今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便是这种对语言的兴趣。不过，国内学界并没有对利科所总结的当代西方哲学以语言理论的研究为先导、把语言学的研究置于人文科学领导地位的趋势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国学者王宾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语言的重要性。他在《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主体性的困惑》中指出：尽管“文化”的定义数不胜数，但构成一特定文化的核心内容无外乎两条——语言以及由语言模式决定的操此语言之民族共有的思维模式和情感表达方式；该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某种人文精神。他认为，这种人文精神体现为某种宗教的或者世俗的终极关注，进而又提出，这种人文精神或终极关注要靠语言来反思或传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言问题的重要性。

二、现代语言哲学及后现代语言哲学对它的批判

现代语言哲学把语言比作一面镜子，坚信“语言可以精确地再现现实世界”，认为世界可以通过语言这面镜子真实地再现于受众的眼前。

海德格尔对现代语言观的批判主要集中于过去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将人视为认知主体，而把客观世界视为被动地等待人去认识的客体这一关系上。海德格尔的语言观认为语言具有赋予事物以本质的能力，并相信它能使存在的事物显露出来并固定下去。

索绪尔的后现代语言观既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又承认其“自足自律性”，因此也给人以相互矛盾之感，并被认为是“索绪尔理论本身的一点疏漏”。不过，笔者更愿相信二者是一致的。因为承认了语言的“社会性”——即它的约定俗成性，也就是承认了个体必须依照大家约定并认可的规则去使用语言的必要性——即语言的“自足自律性”。索绪尔的语言观中最重要的当属其提出的“符号的人为随意性”和“意义由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等独创性的观点，人使用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思；语言符号与语言的意义之间是一种自然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是意义的载体，人们透过语言，对它背后的意义便能一目了然。索绪尔把语言划分为两个部分：物质部分和观念部分。前者指口语中含有特定意义的声音和笔语中含有特定意义的书面记

号；后者则是指当发出某个声音、写出某个符号时呈现于语言使用者头脑中的那个观念。

三、体育理论界语言的精确性

1.语言是否具有精确性

日常生活中确实有诸多语词的多义现象，比如“人”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下便可衍生出诸多含义(如可以指自然人、教化的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现代语言哲学特别强调语境的问题。然而，以此为视角来审视语言问题，并不能完全否定语言的精确性，或者可认为，恰恰是对语境问题的关注，才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更加突显。因为“语言”是由不同的发音和书写记号，以及互为存在前提的观念之间的区别等差异共同决定的相互关联的因素所构成的系统，这种关联性便决定了语言的意义必须通过阐释而获得，而这种阐释又是以一定的语境为依据；同时，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实践形式的语言具有社会性，个体一经出生，便加入到了一个语言系统之中，他(她)只能接受这个语言系统，按照它的既定规则去参与人际交流活动。不同的语境当中，同一个语词会有不同的含义，但人际间的交流总是在一定的语境当中进行，在这种特定的语境当中，其意义必然是在约定俗成的规则之下相对确定的，甚至是唯一的。

2.体育理论界语言的精确性

在体育理论界，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主要缘于对“体育”的界定。的确，要想把“体育”这一概念的定义界定得尽善尽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干脆说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个体看待“体育”的视角有所不同；“体育”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如果因此就否认体育理论界的语言不具有精确性，则是极为荒谬的判断。首先，体育理论界的语言是该领域内个体之间，以及领域内个体与其他领域成员间交流、沟通的工具，同时也是这一领域内个体进行思维和科学研究活动的基础。所有这些活动都要求语言的相对精确性，即要求语言必须具有个体之间共同遵循的规则。

其次，从语境决定语言意义这一角度来看，体育理论界当属一种特定的语境，在这一特定的语境当中，由于语言使用者属于同一语言系统，或称语言集团，该集团内的成员在相互交流时就一定会共同遵循共同的语言规则，如此便产生了由这一特定语言集团的集体精神所决定的语言理论系统或结构——即“社会性”，体育理论界语言的社会性便造就了语言的确定性。

最后，体育理论界的语言能够实现其精确性。正如当今一些特定群体所使用的语言(如网民用语“886”、“9494”、“大虾、菜鸟、沙发、顶、雷”；青少年群体中常用的“酷”等)正为越来越多的其他群体的民众所接受一样，体育理论界这一特定的语言集团在相互交流与沟通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系统，之后必然会通过与其他语言集团的沟通交流，逐渐让其他语言集团成员了解并接受其规则系统，语言符号所要代表的意义终将为他们所理解与接受并逐渐确定下来。

四、结论

1.语言问题是体育理论界的重要问题

人的思维活动离不开语言，而且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语言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一样，永远处于从无序到有序的不断的演化进程之中，一定程序的混乱和不规范不过是语言进一步大发展的伴随物而已。体育理论界所进行的研究亦然，必须通过语言实现“作者”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较为彻底地解决体育理论界的语言问题是顺利开展理论研究与传播的重要基础。

从体育文化角度分析，体育理论界的语言问题同样非常重要。根据前文对我国学者王宾的论述所做的分析可以认为，构成体育文化的核心内容至少既包括体育界语言及由此语言模式决定的操此语言之群体共有的思维模式和情感表达方式，也包含这一领域内逐步形成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需要通过语言来反思或传达。因此，语言问题是体育领域，特别是体育文化领域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2.后现代语言哲学承认语言的精确性

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对传统语言观中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问题的论断进行了解构，前者认为语言无法真实再现客观世界，后者一反客观世界先于语言的观点，提出语言是一种“先在”，但他们二人都没有直接否定语言的社会性。直接论及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关系的索绪尔，虽然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人为随意性，但根据他对语言的“系统性”、“社会性”和“自足自律性”等的分析来看，他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语言符号可无所不指之意，而是强调语言符号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联完全是人为的、随意的。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通过语言的社会性而固定下来的这种关联，并不是可由使用者随意增减或更改的。至此我们可以断定，在特定的语境之下，语言的确定性、精确性是必然的。

3.体育理论界的语言应该，而且能够是精确的

后现代语言哲学重视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人为性和随意性，重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差异的存在，强调阐释在语言意义获得中的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把这种人为随意性无限扩大应用范围，更不能对其进行误读与误用。同时，相对而言，体育理论界当属一个特定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之下，在这样一个特定群体或集团当中，语言的使用必然要遵循一个为大家所认同的规则。因此，该领域内的语言应该是精确的。通过认同这一规则的成员对外传播、与外界成员的沟通和交流，规则终将为他者所了解和接受，进而实现该语言的精确性。因此，体育理论界的“体育”这一概念，终究会因人们对这一概念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其被应用的语境的确定、使用这一概念的群体的确定性等因素而逐步清晰、明确。

参考文献

[1] 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37.

[2]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39.

[3] 王宾.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主体性的困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95-196.

(责任编辑 白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