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英语词典的萌发

彭敬等

摘要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在20世纪的发展已经有不少介绍和研究，但是，20世纪以前的发展情况却鲜为人知。文章着重回溯澳大利亚英语词典从源头到19世纪末期的演进脉络，揭示20世纪前后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发展的连续性和承继性，完整地呈现20世纪前澳大利亚英语词典演变的轨迹和特点。

关键词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历史演变特征

澳大利亚是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英语属于英国英语体系，但与英国英语在语音和词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澳大利亚英语词典萌发的内部因素，而英国英语词典的传统和澳大利亚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与自然因素则是澳大利亚英语词典源发的外部因素。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期，英国工业化与城镇化造成了贫富悬殊、教育滞后、失业与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流浪汉、乞讨者、小偷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混迹街头。他们所讲的特色鲜明的语言，即俚语、行话与黑话，作为英语的社会变体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社会人士、政府机构、报刊记者、社会工作者的关注。英国编纂出版了多部英语俚语词典，如Francis Grose（1730/1731？—1791）的A Classic Dictionary of the Vulgar Tongue（《英语经典粗俗语词典》1785）、John Camden Hotten（1832—1873）的A Slang Dictionary（《英语俚语词典》1859）、Albert Marie Victor Barrère和Charles Godfrey Leland（1824—1903）合编的A Dictionary of Slang， Jargon & Cant（《俚语、行话与黑话词典》1889—1890）、John Stephen Farmer（1845？—1915？）和William Ernest Henley（1849—1903）合编的Slang and Its Analogues（《英语及同源语言俚语词典》1890—1904）等，为观察和研究特种社会群体、社会学和人类学问题提供了专业帮助。英国本土俚语词典编纂的传统为澳大利亚英语词典的萌芽起到了诱导和借鉴作用。

从1788年起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罪犯、罪犯管理人员及其他移民陆续来到澳大利亚这块陌生的土地，其所讲的语言大体体现为三类：罪犯管理人员所讲的“礼貌语言”、罪犯所讲的“粗俗语言”和其他早期移民所讲的“普通语言”。澳洲殖民地的前50年正是澳大利亚第一、第二甚至第三代移民成长期，其社会文化生活对澳大利亚英语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一种以“普通语言”为主体的新的语言变体逐渐在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居民中成形，到19世纪末期“Australianism”的地位正式得以确认。

第一位详细记录澳大利亚英语发音的是英国教育家、音乐教师Samuel McBurney（1847—1909）。他对东澳和新西兰英语发音进行了广泛的观察和分析。其成果为A. J. Ellis在其著作On Early English Pronunciation （《论早期英语发音》1869—1889）中采用，作为分析澳大利亚英语发音的基础。而James Hardy Vaux（1782—1841）编纂了第一部澳大利亚英语词典——A Vocabulary of the Flash Language（《英语行话黑话词汇集》1812/1819），称得上是用词典记录和处理澳大利亚语词的第一人。

Vaux生于英国，曾因盗窃、抢劫和伪造钞票等罪名三度被放逐到澳大利亚，并在异国他乡了却残生。1811年至1818年，在被关押在纽卡斯尔流放地期间，他利用“苦役之余的寂寞时光”（《英语行话黑话词汇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完成了上述词汇集和传记，并献给曾经鼓励他将自己“多姿多彩的人生”（《序言》）写作成书的流放地指挥官Thompson上尉。他的词汇集于1812年完稿，但直到1819年才得以随其传记——The Memoirs of James Hardy Vaux（《詹姆斯·哈代·韦克斯传记》）出版。

Vaux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成就了他作为澳大利亚词典第一人的地位。根据他1812年7月5日致指挥官Thompson的信（见《序言》）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抱有悔恨之心，而正是那种“混迹于放荡不羁、无法无天人群”的特殊生活、“自然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异常强劲的记忆力使我熟悉他们的语言和运作模式”（《序言》）。这是他编纂词汇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相信词汇集的新鲜感会给您带来愉悦，而其准确的释义，您在治安管理中有时会感到有用。”（《序言》）这应该是他编纂词汇集的真正动机。

《英语行话黑话词汇集》是一部罪犯和黑社会用语集，正文总计18254个词，收录709个词目，词目包括单词（如BENDER， BOLT）、复合词（如BODYSNATCHER）和固定用语（如KNAPPING A JACOB FROM A DANNADRAG），没有注音，通常用同义释义（如BUNCE： money）或者短语释义（如BIT： money in general），也有不少采用段落释义，并附带解释性说明（如DO THE TRICK： to accomplish any robbery， or other business successfully； a thief who has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acquire an independence， and prudent enough to tie it up in time， is said by his former associates to have done the trick； on the other hand， a man who has imprudently involved himself in some great misfortune， from which there is little hope of his extrication is declared by his friends， with an air of commiseration， to have done the trick for himself； that is， his ruin or downfall is nearly certain.），部分词条提供互参指引。Vaux的传记初版后曾屡次再版，为了解伦敦罪犯生活和罪犯惩罚制度提供了独特的窗口，其本人也成为多部戏剧人物的原型，而其词汇集则为观察和研究伦敦俚语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成为后来澳大利亚词典编者经常引用的语料源。

从Vaux的词汇集面世到1882年第二部澳大利亚英语词典——The Sydney Slang Dictionary（《悉尼俚语词典》）出现，其间有63年的空白。继《悉尼俚语词典》之后到20世纪的开局之年，陆续有Karl August Lentzner的Colonial English： A Glossary of Australian， AngloIndian， Pidgin English， West Indian， and South African Words（《殖民英语：澳大利亚、英印、洋泾浜、西印度群岛、南非英语语词集》1891）、Cornelius Crowe的The Australian Slang Dictionary（《澳大利亚英语俚语词典》1895）、Edward Ellis Morris的Austral English： A Dictionary of Australasian Words， Phrases and Usages（《大洋洲英语：大洋洲语词、短语与用法词典》1898）、Joshua Lake的A Dictionary of Australasian Words（《大洋洲语词词典》1898）、Alfred George Stephens和Stephen Edward OBrien合编、但没有出版的Material for a Dictionary of Australian Slang（《澳大利亚俚语词典手稿》1900—1910）等五部词典。根据Robertson（2005）的研究，它们收录的词目只有部分属于悉尼体育、戏剧、赌博、下层社会和黑社会用语，绝大多数俚语和行话并非悉尼或者澳大利亚独特用语，显然是19世纪英美俚语与行话黑话词典编纂传统在澳大利亚的延续，甚至是不同程度的翻版。

《悉尼俚语词典》的编者不详，从书名页的内容可以做出以下判断：这部词典是为帮助侦探熟悉罪犯用语编写的，因为书名页标有“The Detectives Handbook（《侦探手册》）”；1882年只是新版时间，并非初版时间，因为书名页下端印有“新版——增加了数千新词，包括趣文以及Buchanan关于悉尼娼妓的论述”的字句；新版也采用了The Australian Slang Dictionary（《澳大利亚俚语词典》）为书名，并在封底为之做广告；广告语显示这部词典问世后很畅销，因为初版“在三到四周时间内完全售罄”。

这部词典仅16页，正文有9页，收录559个词目，附录另收37个词目，主要出自J.C.Hotten的The Slang Dictionary，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and Anecdotal： A New Edition， Revised and Corrected， with Many Additions（《俚语词典——词源、历史和趣事：新版，修订校正版，增益许多新词》1874）。这部词典目前仅有两本存世，均存于悉尼米歇尔图书馆。

Lentzner出生于德国，是一名语言学者，19世纪70年代曾在新南威尔士教书，出版过多部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研究著作。《殖民英语：澳大利亚、英印、洋泾浜、西印度群岛、南非英语语词集》共计237页，初版由伦敦Kegan Paul出版，正文后附有附录，其中超过半数的词目出自Albert Barrère和Charles Godfrey Leland（1824—1903）合编的A Dictionary of Slang， Jargon & Cant： Embracing English， American， and AngloIndian Slang， Pidgin English， Tinkers Jargon and Other Irregular Phraseology（《俚语、行话和俗语词典：涵盖英语、美语、英印俚语、洋泾浜英语、流浪汉用语及其他特殊用语》1888），Lentzner只是根据不同语言变体将词目重新编排而已。

Lentzner的词典1891年问世，第二年该词典便以A Dictionary of the SlangEnglish of Australia and of Some Mixed Languages（《澳大利亚及一些混合语言俚语英语词典》）为名由Ehrhardt Karras出版公司再版，篇幅仍然为237页，更名的原因在于初版违反了版权约定，不得不在出版后立即召回并改头换面销售，所以，Robertson（2005）认为它“事实上是一部整合和剽窃之作”。

尽管如此，Lentzner意识到了英国殖民地英语之间正在出现的明显差异，将《俚语、行话和俗语词典》中的语词按照殖民地语源分成组。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将澳大利亚语词与英国及其他殖民地用语加以甄别，其词典第一次将澳大利亚英语作为英语变体区别对待，也是第一部收录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南非英语、印度英语、洋泾浜英语等变体英语用语的澳大利亚词典。

《澳大利亚英语俚语词典》与Vaux的词汇集和《悉尼俚语词典》同属一类，都是为了满足公众对罪犯用语的好奇而编纂的。所不同的是，Vaux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对罪犯言语的记忆编纂，而其他两部词典则都基于前人的作品。Crowe从1877年到1897年退休一直从事警察职业。他记录犯罪语言、编纂词典的目的在于帮助警察了解罪犯语言，使他们在与犯罪做斗争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他的词典主要取材于Hotten的《俚语词典》、Trumble的《纽约、伦敦和巴黎俚语词典》、Matsell的《罪犯秘密用语》、Barrère和Leland的《俚语、行话和俗语词典》等。所以，远非书名所示，其中收录的并非全是澳大利亚用语，但是，这部词典为学者研究澳大利亚英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语料。

《大洋洲英语：大洋洲语词、短语与用法词典》的编者Morris是在印度出生的英国人，1875年来到澳大利亚从教，1882年开始担任墨尔本大学英语、法语和德语语言文学教授。Morris主张英国主导的帝国联邦制，强调澳大利亚语言是更为广泛的国际标准英语的有机组成，而澳大利亚文学则是所有英语国家的全球文学的组成部分。他担任Australasian Critic： A Monthly Review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大洋洲评论：文学、科学与艺术每月评论》）的文学编辑时，经常批评根据国籍而不是按照国际标准依据质量评判作品优劣的做法。他的这种国际理念和视野在词典编纂中也得以反映。他在“序言”中说，“Austral或者Australasian English是指所有讲英语和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新西兰居住的人为英语增添的新词和旧词新用法，不假思索的推测会得出这些新增语词仅仅是俚语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并不正确。”

Morris的词典收录1929个词目，其中1227个是澳大利亚本土动植物名称、土著语词、毛利语词以及源于澳大利亚的科技用语，具体涵盖九类用语：（1）用于澳大利亚新事物的古英语自然事物名词，（2）用于澳大利亚完全不同事物的英语事物名称，（3）指称原物的澳大利亚土著或者毛利用语，（4）用法相近但原意已经延伸或者用于其他事物的澳大利亚土著或者毛利用语，（5）英语化的澳大利亚土著语词，（6）赋予澳大利亚新生自然事物的花俏、漂亮或者诙谐用语，（7）产生于新事物与新秩序的新生语词和表达，（8）主要指代澳大利亚新生事物、澳大利亚产生的特有语词，（9）俚语。（《大洋洲英语：大洋洲语词、短语与用法词典·序言》）

Morris曾为《牛津英语词典》收集澳大利亚英语语料。他是第一位充分认识到土著语词对澳大利亚英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的学者，开始注意观察土著语言的渗透性影响，实录进入英语的早期土著语词（如cooee， boomerang等），尽量吸收新西兰居民所讲语言中的毛利语词。他在“序言”中解释说，引证出自“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每个角落——描述澳大利亚各地的书籍和澳大利亚各地出版的报纸。我很清楚报纸主要是指墨尔本出版的，但是，这只是巧合，因为我住在墨尔本，所以，阅读的更多的是墨尔本报纸”。

Morris的词典收词综合全面，对词源的探究具有颇高的学术水准。其收词尽管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这部词典为《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澳大利亚用语做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Bill Ramson（1933—2011）的The Australian National Dictionary（《澳大利亚国家词典》1988）也吸收了其中近90%的词目。其编纂原则源于《牛津英语词典》，是历时词典编纂范式在澳大利亚的延展。这是第一部按照历时原则编纂的澳大利亚英语词典。

Morris的词典第一次精确记录包括俚语和通俗用语在内的所有大洋洲新出现的语词及意义与用法发生变化的词语，为观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语的演进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至今对研究殖民时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语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是弥足珍贵的可靠的语料源，是对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学最突出的贡献。初版问世后多次修订增益重印，篇幅由最初的306页增加到2008年版的548页。从2011年剑桥大学图书馆语言学系列重印珍藏版（Cambridge Library Collection—Linguistics 2011）和2012年珍本图书俱乐部网（RareBooksClub.com）再版可以看出，这部词典具有持久的学术魅力，其学术价值不可小视。

如果说Morris的词典是《牛津英语词典》的派生物，那么，Lake的《大洋洲语词词典》则是《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澳大利亚版，1898）的附属物，尽管它同年也以The Australasian Supplement to 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大洋洲版补编》）的形式单独出版。据Robertson（2005）的研究，Lake的补编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韦氏词典，他所添加的语词基本上在韦氏词典中都有收录，因而，其补编并不能作为一部独立记录大洋洲语词的词典，对大洋洲语词研究并无太多实质性贡献。

不过，与Morris的词典相比，Lake的词典在编纂技艺方面更加成熟，其体例前后统一，释义简洁明了，引证典型到位，在许多方面应该说是在已有词典中最为出色的，究其原因，与韦氏词典的既定凡例和编纂传统的影响不无关系。Morris和Lake都试图记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英语增加的所有新的语词和表达，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编纂应该放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考察，实际上是英美词典编纂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延伸，也是英美词典文化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民族词典文化发展的必然。

《澳大利亚俚语词典手稿》的编者Stephens从15岁开始在印刷行业做学徒，尔后在悉尼技工学院学习法语和德语，23岁进入报业，先后担任过编辑、专栏作家、报纸合伙人等，被誉为“澳大利亚创作之父”和“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他于1893年从伦敦回到澳大利亚后，被Jules Franois Archibald（1856—1919）聘为The Bulletin（《通讯》）的助理编辑。他开始借助《通讯》的传播优势和“Red Page（红页）”发表书评，讨论语言问题，收集语词资料。“红页”成为他传播澳大利亚语词、强化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有力工具，其中有些素材被他用作手稿最早期的佐证材料。

Stephens与Morris在政治、文学、语言、词典编纂方面存在系统的分歧。他呼吁澳大利亚从英国独立，批评Morris的词典收录太多澳大利亚本土动植物名称，忽视本土的俚语和通俗用语，对澳大利亚用语的理解狭隘片面。出于民族情怀和推广普及澳大利亚文学之需，同时也是作为悉尼民族派对墨尔本国际派Morris词典的回应，Stephens意识到编纂一部澳大利亚通俗用语词典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澳大利亚俚语词典手稿》侧重真正的澳大利亚俚语和通俗语词元素，以弥补Morris词典的缺憾。根据Robertson（2005）的考证，它共收录810个词目，其中88个出自《俚语、行话和俗语词典》，136个出自Morris的词典，428个源自澳大利亚英语（其中86%为俚语和通俗用语），80多个未见以往词典收录，而另外70多个可能是新南威尔士区域用语。这80多个第一次在澳大利亚词典中收录的语词凸显其历史、文化和语言贡献。

这部词典的大部分词目是单词和复合词（如catchup， rouse， rats等），也有一些固定表达（如shingle off the roof， shooting oysters in a cab等）。大部分词条的释义比较简单，而部分词条的解释性文字却显得冗长，如Darling Pea： bush slang silly， mad or peculiar. The Darling pea is an Australian herb peculiar to Central Australia. It is one of the poisonous plants， and cattle eating it become afflicted with the staggers and die. So a man wandering in gait or dazed in appearance is said to be suffering from ‘Darling pea.

不过，解释性文字中充满关于澳大利亚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和语言发展的极具价值的信息。释义后基本上没有配备引证。手稿现有三份，以三个不同的名称——A Dictionary of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n Slang（《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俚语词典》）， Materials for an Austrazealand Slang Dictionary（《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俚语词典》手稿）和Materials for Dictionary of Australian Slang（《澳大利亚俚语词典》手稿）存留于世，两份存于悉尼米歇尔图书馆，另一份存于威灵顿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

《澳大利亚俚语词典手稿》是一部从大众层面处理澳大利亚通俗语词、侧重收录有别于英国英语的澳大利亚语词及其意义、佐证早期澳大利亚语词及其词源的词典，富于民族主义情怀和意识。虽然Stephens没有能力出版，而且只是粗糙的笔记集，但是考虑到手稿撰写时正是Stephens对澳大利亚作家影响最为明显之际，手稿中收录的俚语和通俗语词多为作家采用推广，所以，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也不失为重要的历史和词典学文献，在澳大利亚语言史和词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趣的是，这两位昔日对手所编的词典在内容上恰好互为补充，将一幅比较全面系统的澳大利亚语词图景通过词条这一珍贵的历史佐证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是对19世纪澳大利亚英语词语的最为重要的记录。

20世纪前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并非像西方学术界一直认为的那样，是完全出于民族情怀、民族意识和文化独立而编纂的。事实上，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英美俚语词典编纂传统和英美语言与词典学界对俚语问题的兴趣在澳大利亚的延展，更多出于语言描写的实用主义考虑，为全球范围内完整描写英语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样的英美以外的英语国家的演变提供支撑，为行业人员（如警察）、社会人士、专家学者观察19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社会、熟悉特种社会群体及其言语、研究澳大利亚文化语词和学习澳大利亚英语提供了帮助。

真正出于民族身份意识和文化民族主义意图而编纂词典，Stephens和OBrien可谓是澳大利亚词典史上的拓荒者。遗憾的是，他们的词典只停留在手稿阶段。这种遗憾直到1976年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编写组编纂了Heinemann Australian Dictionary（《海因里曼澳大利亚英语词典》）才稍有弥补，到The Macquarie Dictionary（《麦夸里词典》1981）正式出版才得以基本消除。从1819年《英语行话黑话词汇集》到1981年《麦夸里词典》问世，澳大利亚的词典编纂基本上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俚语、行话与黑话以及澳大利亚本土用语和源于澳大利亚本土的旧词新用。Stephens和OBrien的词典成了承前启后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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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