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汉外词典编纂设计特色研究

摘要：由黄建华主编的《汉法大词典》（2014）是目前我国自主研编的最大规模的汉法词典。该词典在编纂设计上呈现出许多新的特色，也为双语词典编纂实践和词典学理论建设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创新。文章以此部词典为例，参照国内出版的其他几部重要的大型汉外词典，尤其是汉英词典，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方面，对其编纂特征进行较系统的探讨。同时也重点探究了主编黄建华的关键作用，他数十年的词典学理论探索在这部词典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汉法大词典》设计特色宏观结构特征微观结构特征

一、 引言

《汉法大词典》（以下简称《汉法大》），历经16年的编纂，于2014年10月出版。本文拟从其编纂设计特色出发，探讨其在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上所做的创新，以期为双语词典编纂及词典学理论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具体来讲，就是采取对比分析法，在收词、立目等宏观结构设计上，重点与《现代汉语词典》进行对比；在释义、例证、标示等微观结构设计上，重点与《汉英词典》（1978，1995，2010）和《新时代汉英大词典》（2000，2014）对比。同时，本文还尝试结合《汉法大》主编黄建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词典学，尤其是双语词典学理论构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全面、更准确地解读这部《汉法大》。

二、 《汉法大》与相关词典的简要对比

法语因作为小语种，故汉法、法汉词典的编纂，较之英语词典均比较滞后。《汉英词典》1978年出版，而《汉法词典》于1991年才面世。同样地，《新英汉词典》1975年出版，而《新简明法汉词典》是1983年出版的。

《汉法词典》是《汉法大》出版之前一部重要的汉法词典。它源自1975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其参考的汉语词典主要是《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试用本”（1965）和第1版（1978）。《汉法词典》属于中型词典，收汉语单字条目五千三百余条，多字条目约五万条。《现汉》第1版“所收条目，包括字、词、熟语、成语等，共约五万六千条”（《现汉》前言）。这两部词典的收词，量上相当，内容可比。

《汉法大》的收词，单字条目10786条，多字条目约十万条，其正文2206页，《汉法词典》仅968页。两部词典的收词量和正文篇幅，均是约1∶2的比例。

《汉法大》的编纂，源自20世纪90年代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主要语种的外汉和汉外系列大型词典规划项目。正式开始编纂是1998年，历时16年完成。《汉法大》也以《现汉》作为最重要的参考词典。不同的是，其编纂期间，《现汉》历经三次修订（2002，2005，2012），收词分别增加1200条，7200条和3000条。《汉法大》在编纂过程中必须及时随之做出调整。这样一来，其编纂者就不得不一次次切身体验中外词典编纂中人们时常感慨的“逐日”历程[1]。为了更好地做到“反映现代汉语的基本状况和最新变化”（《汉法大》前言），词典的部头由规划的600万字增至完成时的700万字（黄建华，章宜华2000）。

三、 《汉法大》的设计特征

以下讨论，重点围绕《汉法大》的“前言”（黄建华2014： 5—8）中提出的五个编纂特色。

1. 以读者为本，立足本土、兼顾海外

这一特色，是在词典制定编纂规划之初就确定了的大政方针。这一根本性指导思想，是主编经过深思熟虑而确定的。黄建华等曾明确提出“从理论上来说，一部词典只能主要适应某一类读者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需要；广大读者不同的需求，应该而且只能由一系列的不同类型的词典来满足”（黄建华，章宜华2000： 228）。其他学者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大型汉英双语词典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词典定位不清……几乎所有大中型汉英词典都将词典定位为既能服务于广大英语学习者、使用者，又可供外国读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之用。但这既模糊了词典的类型，又令编者无所适从”（赵刚，姜亚军2014： 11）。然而，《汉法大》“立足本土、兼顾海外”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是一以贯之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将上述问题进一步分解为： 本土读者的主要需求是什么？在大型汉外词典中如何实现？海外读者的主要需求是什么？在词典中又应如何体现？这两者是否或能否兼容？换言之，本土读者和海外读者的共同需求是什么？各自的不同需求是什么？能否在一部词典中兼顾？

《汉法大》给出的解答是： 本土读者的主要需求为“通过词典学习法语、从事汉译法工作以及提高法语语言能力”，具体实现是“收词规范、科学，具有时代性，法语对译或释义词语简明、丰富，可即选即用。短语和例句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海外读者的主要需求为解决“学习汉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点……特别是……理解语素字、非语素字与词语之间的关系，以及汉语量词用法等难点”，具体实现方法是“对汉语词目在语法、语义、语用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标注”。（《汉法大》前言）简言之，《汉法大》对于本土读者，应该是一部高品质的双语词典，而对于国外读者学习汉语，则应是一部详细明解的学习词典。

这种将两部词典合而为一的设计方案，是否合理、可行？

服务于本土读者的汉法词典，主要是解决汉译法，以及用法语进行口头、笔头表达时遇到的困难或问题，即如何从熟知的汉语词语出发，在词典中检索查寻到目标法语词语。查寻、检索的逻辑起点是汉语词语——词典的词目。

收词，首先是范围的确定，以及依照怎样的具体标准来操作实施。《汉法大》提出的标准是“规范、科学，具有时代性”。“规范”，就汉语本身而言，主要涉及词目词的正体正音或异体异读，词目词归属标准语（普通话）或非标准语（方言），以及词目词的语言信息标注该采取规定主义或描写主义的态度等问题。鉴于其蓝本词典《现汉》的规定主义色彩较浓，《汉法大》难免要部分承袭这种规定性。实际上，《汉法大》对于非标准语采取了一定的“弥补”措施，加强了某些描写主义的成分，如明确提出“酌收地方方言、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用语，标注为方言（〈dial.〉）”（《汉法大》前言）。“科学”，主要体现在蓝本词典的选取方面，即参考《现汉》为主的多部最新版汉语语文工具书，筛选词条时参考十数种汉语语料库，以及确定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的比例[2]。“时代性”，则与前文强调的“严格遵循共时原则”相一致。只是“时代性”的外延，较之“共时”有所扩大，能更好地反映《汉法大》酌情收录的一些比较常见的“古语”“书面语”和“旧词”，体现大型汉外词典在收词上的“扩容”。

收词上做到“规范、科学，具有时代性”，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这些语词最可能是目标读者所要检索查寻的目标词语。无论是本土读者还是海外读者，无论是从事翻译，还是用法语进行口头或笔头交际，抑或是解决听说或阅读汉语时遇到的困难，从检索查寻的视角来看，两类词典使用者的具体需求是相一致、相统一的。从读者使用词典的视角出发，与收词最相关的一个宏观设计特征就是立目。

《汉法大》的立目，承袭了《现汉》的复式立目结构，即单字条目统领多字条目。这种“以汉文单字为领头词，下设多字词目”的双层级词目编排方式，可追溯至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徐式谷2002a： 133）。其时作为领头的汉字，是按照威妥玛翟里斯注音系统（WadeGiles System）排序，遇到同音同调的汉字，则再按照笔画数、笔顺排序。现有的汉语及汉外词典，其立目结构大多数仍旧采用此种以单字音序排列为一级构架的宏观结构，只是注音系统改为了现行的汉语拼音。单字词目之下，是以该单字为起始字的多字词目，它们构成第二层级，同样是先按拼音排序，同音同调则再按笔画数、笔顺由简到繁依次排序。这种以“音序”为纲、单字词目统领多字词目的复式结构，在服务双语词典主要功能需求上有何优势和不足？

从起源上说，此种“音序”为纲的做法源自口语优先。西方传教士当初到中国传教布道，最主要的沟通方式是口头交流，编纂汉外词典的首要目的是服务于这种面对面的跨语言口头交际。词典的立目结构，按照西方传统的字母（标音）顺序来排列单字词和多字词，更符合他们的检索习惯和查寻需求。问题是这样一来，汉字偏旁部首的表音表意作用在词典的宏观结构层面就被彻底“抹杀”了。尤其是单字条目统领下的多字条目： 相同的起始字往往只是发挥着“前置修饰语”的作用，而作为“中心语”的那些字词在语义上却往往是毫不相干的。举例来讲，单字词条“田”下统领的多字词条“田产、田地、田赋、田家、田间、田垄、田螺、田鼠、田契、田赛、田舍、田野、田园、田庄”等，其中的“中心语”，即“产、地、赋、家、间、垄、螺、鼠、契、赛、舍、野、园、庄”，它们在含义上几乎毫无关联，而语义上相关的以“田”作为中心语的“坝田、原田、白田、薄田、良田、沧海桑田、大田、丹田、肥田、解甲归田、水田、旱田、井田、农田、煤田、气田、盐田、畦田、试验田、梯田、心田、油田、园田”等，则分别散落在词典各处。这种宏观结构设计上的不足，《汉法大》也从《现汉》承袭了过来。

除了“音序”检索，词典也保留有“部首检字”，作用在于帮助读者查找不知晓读音的词语。但是“音序”为纲的宏观结构决定了词典所收词语的语义联系被“彻底割裂”。这对外国人学习汉语，同样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词典编纂而言，语义联系被“割裂”，一个单字条目所统辖的那些多字条目只能一个一个孤立地来处理，显然也会极大地影响到词典的编纂质量。同时，单字条目下划分出的各个义项，也很难跟其下含该字的相关多字条目在语义上直接联系起来。

为了弥补这种以“音序”为纲的宏观结构设计上的不足，同时也体现汉语言“字本位”的特点，《汉法大》特别加强了为单字条目按义项增配例证，以帮助查阅者学习该单字词，掌握其词义和用法。试看下例：

毛1名①动植物的皮上所生的丝状物；鸟类的羽毛。

《现汉》（第6版）仅配3例：

羊毛鸡毛枇杷树叶子上有许多细毛。

《汉法大》则选配16例：

兔毛‖山羊毛‖骆驼毛‖软毛‖刚毛‖全身长毛‖鸡毛‖鸟毛‖掉毛‖拔毛‖小鸡的绒毛‖桃毛‖长毛犬‖短毛犬‖一套全毛西服‖像猴子那样浑身是毛

《汉法大》中“毛”作为单字词目，其立目和义项划分，完全与《现汉》第6版相同，主要不同首在配例。《汉法大》依汉语习惯，将自由短语集中放在同一个相关单字词条目中，以便充分利用有限空间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细审《汉法大》的配例，可以体味出其用功之精深，在不少细微处针对汉外词典的读者，做了精细化处理。在上述“毛”的例证中，第一是“兽类之毛”的常用例枚举，即“兔毛‖山羊毛‖骆驼毛”；然后是“科学”分类——“软毛‖刚毛”，以体现人类的认知成果；再有普通用例“全身长毛”。第二是“禽类之毛”，即“羽毛”，其常用例列举“鸡毛‖鸟毛”；其典型搭配用例是“掉毛‖拔毛”，为动名结构；再有比喻用例“小鸡的绒毛‖桃毛”。第三是常见“宠物”用例“长毛犬‖短毛犬”。最后是反映日常生活的“人造物”（artifact）用例“一套全毛西服”，以及比喻用例“像猴子那样浑身是毛”。这种处理，对普通使用者学习汉语或提高法语表达能力，都极有帮助。

《汉法大》“立足本土、兼顾海外”的指导思想在“译义”“配例”等微观结构设计中的体现，后文讨论。

2. 与时俱进，力求反映现代汉语的基本状况和最新变化

这一特色涉及词典编纂宏观和微观设计的诸方面，其主导思想为“注重语文性，兼顾百科”。前者一是准确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状况，二是及时反映进入日常生活的新词语和旧词的新用法。后者主要是指科技词语和学科术语的收录。

《汉法大》所收录词目，按语文和百科分类，具体数量为： 语文词汇包括单字词目10786条，多字词目9万条；科技词语和学科术语有多字词目1万余条。这种结构成分和数量，能否反映出“现代汉语的基本状况”？

《汉法大》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现代汉语的基本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蓝本词典，即《现汉》第6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在此基础上，再看《汉法大》又做了哪些方面的新功课。根据我们的比对分析，《汉法大》对《现汉》的单字词目和多字词目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单字词目，主要是做“减法”，由1.3万个减少至10786个，重点是“汰旧”。对多字词目，主要是做“加法”，意在“扩容”，由6.9万个增至10万余个，增幅为45%。

我们随机以单字条目“决”为例，看其统领下的多字条目的变动情况。《现汉》第6版共收22个多字词目“决标、决策、决雌雄、决定、决定性、决斗、决断、决计、决绝、决口、决裂、决然、决赛、决胜、决死、决算、决心、决一雌雄、决一死战、决议、决意、决战”。《汉法大》除了全都照收，还新增“决不、决出、决堤、决非、决明、决赛圈、决狱”等7个多字条目，其中“决明”为植物学词语，“决狱”为书面语词，其余为现汉基本语文词语。

这里讨论的多字词目数量增加，仅是指“扩容”，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纳新”。一种语言的词汇，其内容和数量是动态的，是服务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并随之变化的。词汇的变化，既包括“纳新”，也包括“汰旧”。真正意义上的“纳新”（neologism），是指伴随社会发展和交际需要而产生的新词语和新表达法，是该语言词汇中此前所未曾出现的。词汇的这些最新变化，在词典中如何能够“与时俱进”地及时加以如实反映？

《汉法大》的“纳新”也是一个动态进程。从项目启动到编纂完成共历时16年，其间主要蓝本《现汉》历经三次修订（2002，2005，2012）。可以想见作为其“纳新”标志的词目单也必然是随之不断加以更新的。《汉法大》对新词新义，重点关注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收录近3000条。其中不少词语，如“二维码、低碳经济、房奴、微信”等，都是近年出现的新词。

新词语的吸纳，还涉及科技词语和学科术语的收录，黄建华将其视为“语文工具书的‘重灾区”（黄建华2014： 6）。这是为什么？一是此类词语该不该收录，二是收录标准是什么，三是各类科技或学术词语间如何实现一种平衡。如果这三方面的问题考虑不周、处理不当，势必会造成“严重”问题。

对于科技词语和学科术语，英美辞书采取了不同的编纂政策。英国编纂的语文词典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等案头词典是坚持不收录的，而美国的同类词典（即大学版词典）却是收录的。美国大学版词典的收录标准，是研究生学习中经常出现的本专业领域的重要和基本术语。同时，科技和学术的进步对民众生活的直接影响，以及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科技词语和学科术语”成为“普通词语”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但是，专业术语对理论的依附，使之与普通词语毕竟有多方面的差异（田兵2010b： 18—20）。在具体操作中，词典编纂人员还必须对科技词语和普通词语的差别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3. 释义简明、实用，标示详尽

围绕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所蕴含的各类（语法、语义、语用、修辞等）意义，以词语为单位逐一进行客观科学的描写、阐释和标示，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繁琐的工作。《汉法大》提出了“力求简明、实用、有效，帮助学习者掌握语言的本质和规律”的总原则，具体指导义项的翻译与排列，短语和句子例证的挑选与排列，以及语法、修辞、文化信息的标注等工作。围绕“词汇语义”的编纂设计主要有四点。

首先，有效控制义项翻译所使用的法语词汇。通常情况下，义项翻译用的法语词汇（即多义词的各项“译义”）都不超出《小拉鲁斯词典》和《现代法语词典》的收词范围，但科技词语的翻译除外。这里考虑的是词典使用者的“认知视野”水平，是以“用户友善”为宗旨而展开的。

其次，为“成语、熟语”词目提供多种翻译。提供的多种翻译分别是： 字面含义的直接“译义”，目标语（即法语）进一步阐释，尽可能提供“对应的”法语成语、熟语，尽可能利用例句展示其具体的、典型的用法。这主要是针对两种语言的具体词语在“概念义”上的差异而展开的。

第三，利用“参见”给出与条目相关的（同义、近义或反义）词语，以期帮助读者建立目标语的心理词汇语义网络。这一点，对于“本土”和“海外”两类词典使用者均适用。主要是围绕两种语言中各类词汇的“联想义”（associative meaning）展开。

第四，详尽标注词语的“语法义”和“语用义”。这些标注，主要是为了实现词典的“学习功能”，既服务“法语作为外语学习”的中国国内读者，又兼顾“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海外读者。其中，法语对译词的语法信息（词类）和修辞信息（语域）的详细标注，主要是服务中国的读者。对于服务外国人学习汉语，“标注详尽”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 标注不能自由使用的字，如词根语素字、词缀语素字，以及只表音的非语素字；对于使用时可离合的词目，在其拼音中用“//”予以标注；对于词序可颠倒的词目，给出其同素异序词，并标注相互间的语义关系；对外国人学汉语十分头疼的量词给予了特别关注，做了系统处理。一是给常用名词标注可搭配使用的量词，二是注明可用作量词的字及其使用范围。量词有名量词与动量词之分，这里仅以名量词为例，做扼要说明。量词对外国学习者来说，是一大难点。有时候，即便是母语为汉语的中国人也会有困惑和不解。举例来讲，在说到牲畜时，我们常用“头”来表示，如一头“牛、驴、骡子、羊”等，但“狗”，却不说“头”而应该用“条”“只”，至于“猪”，可用“头”，还可用其他牲畜都几乎不能用的“口”来表示。

这里涉及“释义”和“标示”的方方面面，是明确针对中国读者或海外读者的，其中有些处理，虽然以某一类读者为主，但对另一类读者也是大有裨益的。

4. 例证鲜活，注重应用

《汉法大》十分强调“语境”在词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对于非母语学习者而言，对译词仅仅是进入词义的第一道门，更深入层次的理解是从具体的语用实例中获得的。……我们的例证以丰富的真实语料为基础，适当加以改造，便于学习者能够在不同语境下理解词语的语用差异，同时也能够帮助翻译者对同一词语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和表达方式”（《汉法大》前言）。

《汉法大》的例证，主要有短语例证和句子例证两类。前文曾以“毛”为例，探讨了单字词目下的配例。这里再举“工业”一例，看一下多字条目的配例情况。

工业化学～‖轻（重）～‖～设备‖～体系‖～城市‖～区‖～产品‖～化学‖～美术‖～技术‖～污染‖～布局‖～界‖～学校

试对比《汉英词典》（第3版）的处理：

工业～病‖～国‖～化‖～品‖～园‖～产权‖～粉尘‖～革命‖～基地‖～气压‖～污染‖～总产值‖～无产阶级

从例证类型上看，《汉英词典》则只收了“工业”作为前置修饰语的一种类型。《汉法大》则还收录了“工业”作为“中心语”的另一类例证类型，如“化学工业”和“轻（重）工业”。

从例证数量上看，《汉英词典》收13例，《汉法大》收14例，但是仔细比较，我们发现《汉英词典》中的“工业国、工业化、工业产权、工业革命”等四个例证，在《汉法大》中（同《现汉》）是作为“多字词目”出现的。这样一来，《汉法大》的所收例证，较之《汉英词典》则实际多出5例。

从例证内容上看，《汉法大》和《汉英词典》仅有“工业污染”一例相同，余者皆不同。与《现汉》相比，差异极大，《现汉》在“工业”词目下无例证。

《汉法大》较之其他大型汉外词典的一个不同做法，是“在具体例句中给出词目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而不是简单地罗列”（《汉法大》前言）。例如：

病生病[得病*、患病*]

收买收买[收购*]废品

收录我厂刚收录[录用*]了100名工人

类似做法偶见于一些国外新出版的学习词典，如《韦氏高阶英语词典》。我们来看它的几个句例：

She has published articles in both learned [=scholarly] journals and popular magazines.[她在学究式的（=学者的）期刊和流行的杂志都发表有文章。]

这是learn词目下的例证。再看contact条，它的一个义项下给出了五个句子例证，其中有三个给出了同近义表达式，个别甚至超出词汇层面。

“Are you in contact[=in touch] with them？” “No， I havent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m for years.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hey live anymore.”[“你跟他们保持着联系（=接触）吗？”“不，我跟他们不联系有年头了。我连他们住哪里都不知道了。”]

We kept/stayed in close contact[=we communicated often] after college.[大学毕业后我们曾保持/维持紧密接触（=经常沟通）。]

Hes been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president. [=he has communicated directly with the president][他一直跟总裁有直接接触。（=他一直跟总裁直接沟通。）]

《汉法大》能吸收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

5. 融文化传播于语言学习

现阶段，汉外词典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将中国文化向外推广，实现中华文化的走出去。黄建华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一门外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另一种文化。……词典功能不仅限于提供词语的语义和语用信息，也应扩大到它的文化维度。因此，在词语释义、词组搭配、语用标注以及例句选择上我们都着眼于它的文化内涵”（《汉法大》前言）。对于“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词语，如‘阿Q、‘“一二·九”运动等，除了给出对应的法文释义外，还对其相关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补充说明，以便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词语的内涵”（《汉法大》前言）。

黄建华主张，在词典中处理文化负载词时，需要揭示其文化内涵，这与许国璋的学术论著翻译观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许国璋（1983）提出，学术论著翻译家的责任，是将特定的“概念体系”由一种文化引进到另一种文化，只翻译词语而不阐明其“定义”是远远不够的。翻译家，是要像源语文化中特定研究者提出新理论、新观念一样，在目标语文化中为之“立言立解”，即将一套概念体系引入进来，或在目标语中比附源语中的理论而构建出一套概念和语汇体系。因此，许国璋先生特别强调，词典中给出的“译义”，往往是目标语中大众对词语的一般理解，是某个语言社区成员之间语言使用的“约定俗成”，根本不同于学术论著赋予词语的那些特定专业含义，亦即专业术语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型汉外词典在处理“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词语”时，可以比照许国璋所提出的对有特定专业内涵的术语的翻译处理方式。

四、 结语

《汉法大》是双语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探索有机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突出体现在词典主编黄建华身上，是在他四十多年词典编纂实践和词典学理论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他主持编纂《新简明法汉词典》（1983）开始，到《词典论》（1987）和《双语词典学导论》（1997）两部专著的先后完成，再到他主持《汉法大》（2014）的编纂出版，最终完成了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循环，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具体表现在对以下几种关系的正确把握和处理上。

首先，词典的读者对象范围。从一般词典学原则上讲，目标读者越具体明确，编纂出的词典就越能有针对性，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特定读者的信息查阅需求。《汉法大》作为一部非通用语种的大型双语词典，需要综合考虑法语在中国国内的教学实际、在国际交流的现状和趋势、在辞书市场的直接需求，还需要考虑汉语在法国的教学状况和在中法交往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法语为母语者学习汉语的实际困难和需求。据此制定的编纂指导思想——“立足国内、兼顾海外”，意在“一箭双雕”地满足两类不同读者的内向和外向型需求。换言之，在一部词典身上要实现两种不同类型词典的诸多功能，会极大地提高设计和编纂的难度和复杂性。如何具体落实这一极具挑战性的目标，是整部词典编纂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这种重视和服务词典用户实际需求的理念，具体体现在词典编纂的各个层面和环节。“读者为本”也标志着传统词典编纂中“编者中心”向现代词典编纂“用户中心”转变的成功实现。

其次，词典中源语（即汉语）描写的呈现。黄建华认为，该词典应该呈现当代汉族人正在使用的汉语，即“严格遵循共时原则”，“力求反映现代汉语的基本状况和最新变化”。在实际编纂过程中，要重点考虑汉语标准语与汉语各类变体或方言的关系，以及采取规定主义或描写主义原则来筛选词典示例等诸多问题。该词典主要以描写主义原则为指导，采纳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布分析法”，针对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核心词汇，来分析、筛选、描写其常见的和典型的词义、用法及搭配。

第三，词典中目标语（即法语）描写的呈现。跟源语描写相对应，目标语所应当呈现的是当代法国人正在使用的法语。具体来讲，就是词典中为汉语词目“译义”所用的法语对应词，应不超出《小拉鲁斯词典》和《现代法语词典》这两部当代法语原版词典的收词范围。这种对“译义”用词的明确控制，是对国外，尤其是英美等国的学习词典控制释义用词成功做法的直接借鉴。

第四，对词汇总体属性的描写。这主要依靠词典的语法和语用标示体系，既用于描写汉语词汇，也用于描写作为“译义”的法语词汇。语法和语用标示，主要是针对词语的共性特征，进行外显式的明晰化标注。至于词语的个性化语法和语用特征（其主要体现是词语的具体用法和固定搭配），需要依靠一个个具体例证，由例证所营造的具体语境来完成内隐式的体现和表达。

第五，词典的宏观结构设计。在汉语收词数量上，比较科学地确定了两个基本比例——语文词语与科技词语的比例、单字词目与多字词目的比例。在立目上，依照汉语的具体特点，承袭了单字条目统领多字条目的复式立目结构，两个层级内部分别依照先音序后笔画数、笔顺的排序原则来具体组织排列。这种宏观结构设计，比较好地解决了“因形索义”的目标信息检索的要求，符合大型汉外双语词典设计的基本要求，但也“割裂”了多字条目中以同一单字词为中心语的一组词语间的内在语义联系。

第六，词典的微观结构设计。《汉法大》较好地兼顾了内向和外向两类目标信息查寻检索的不同需求。满足内向型的信息查寻需求，是普通双语词典的设计取向，而满足外向型的信息查寻，是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单语词典的设计取向。一部词典能够做到很好地兼顾内向和外向需求，实现诸多词典功能的有机兼容，将两部不同种类的词典真正“合二为一”，是对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此外，通过富有特色的例证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观结构“割裂”相关字词间有机语义联系的不足。

第七，翻译研究成果的及时借鉴。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建华就明确将翻译研究中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翻译原则借鉴到双语词典中，指出双语词典中的词目和词例，属于不同的翻译单位。他认为，作为词目词的词语，在翻译时要追求“严格的意义等值”，而当词目词一旦进入例证中，则要追求翻译的“功能等值”。

第八，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引入。除了前面提及的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分布分析法”的采纳应用，黄建华还及时将词汇学、语用学和认知词汇语义学的研究成果借鉴到词典编纂之中。就词汇学研究成果而言，他提出“将词汇视为有机的整体”，将派生词、复合词、类义词，以及词缀等构词成分，均置于统筹考虑范围之内，以期帮助建立词与词之间在形态和语义上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从而帮助查阅者提高读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第九，语用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引入。将词典编纂置于语用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例证的作用和地位得到进一步凸显。例证配置的数量确定、质量保证、功能发挥，在《汉法大》中都受到特殊重视。黄建华再三强调，要“把词放在具体语境中作为句子的一个成分来加以描写”，以期“揭示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功能”。

第十，认知词汇语义学、系统功能语法研究成果的借鉴引入。认知词汇语义学研究，十分重视帮助读者建立目标语的心理词汇语义网络。在词典中如何利用“参见”给出与条目相关的同近义词、反义词，在例证中提供特定语境下词目词的对等和替换词，都是围绕建立两种语言之间的或各自内部的词语语义联系而展开的。这种围绕建立词汇语义关系，尤其是同义表达、可替换关系来处理词语及其相关例证的做法，是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理念相吻合的。

第十一，汉语文化特色词的有效处理。一种语言的词汇不仅肩负着指称主客观事物和概念的任务，同时还表征和积淀着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传统和智慧。用另外一种语言的词汇来翻译和阐释这些文化特色词，是实现跨语言文化交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保障。

附注

[1]1996年，Henry Holt & Co出版《追赶太阳： 词典编纂者和他们编纂的词典》（Chasing the Sun： Dictionary Makers and the Dictionaries They Made），作者为Jonathon Green。该书名来自约翰逊博士，他在《英语词典》前言中提及，想要“捕捉”（capture）一种语言是不可为的，描写语言就如同追逐太阳，以为太阳西下时像是要落在远处的山顶上，爬上那座山却发现太阳在更远处的一个山顶上。

[2]根据有关研究（Aitchison 2003；Pawley 2001），多词表达式（其中主要是搭配）在所有语言中都为数众多，估计是单词数量的十倍（田兵，陈国华2009： 221；Aitchison 2003： 92）。《汉法大》中共收单字条目10786条（比较《现汉》第6版为1.3万），多字词条约十万余条（《现汉》第6版为6.9万）。《汉法大》实际所收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的比例约为1∶10，同Aitchison（2003）的研究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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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