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评介

曹小云

摘要：曾昭聪新著《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在文献研究、语言研究、辞书理论研究诸方面都有明显的成绩，是关于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的第一部较全面、深入探索的专著。

关键词：《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文献语言理论

曾昭聪新著《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由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该书共分十章，44万多字，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两大块： 一是以辞书学方面的研究为主，包括绪论、编纂体例研究、明清俗语辞书比较研究、明清俗语辞书与当代语文辞书编纂研究；二是以词汇训诂与词汇史方面的研究为主，即以明清俗语辞书所录俗语词为出发点，进行方言词、外来词、异形词、词的理据、同义词及汉语词汇史方面的研究。《研究》是曾昭聪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结项时获评“优秀”。通读全书，感觉此誉不虚。该书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明清俗语辞书的结晶，体现出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 深厚的文献研究功力

文献是研究的重要基础，对汉语史的研究来说，文献尤其重要。明清俗语辞书中语料的重要性学界共知，却少有人去研究。其原因之一即是因为大多数语料没有排印本，更没有可检索的电子版，而只有影印本，要研究就得下苦功夫。作者脚踏实地，从文献学角度对明清俗语辞书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引文复核、查考语料来源，也包括对俗语辞书的作者、版本、著作的性质及成书年代的考证等。该书绪论中关于明清俗语辞书及相关研究概况的讨论、关于明清俗语辞书编纂体例研究的部分内容即属这方面的研究。在关于词汇训诂与词汇史方面的研究中，也常牵涉到文献研究。《研究》在文献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文献来源广泛且对之做了深入考察。《研究》材料来源广泛，经史子集、佛道经典乃至古今方言口语，无不在其参阅之列。例如，《俚言解》卷一“犯土”条： “世俗营建宅舍，偶有疾病，辄云‘犯土。虽未营建而忽然身肿，辄云‘土注。”《研究》指出此条内容或本于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缮修犯土”条，又引《诸病源候论》卷二十四： “注者住也，言其病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其状，土气流注皮肤，连入腑脏，骨节沉重，遍身虚肿，其肿自破，故谓之土注。”由此证明了“土注”的确切含义。（232）[1]又如“男左女右”一词，《汉语大词典》未收，《研究》考察了《礼记》郑玄注、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七、宋庄绰《鸡肋编》卷上、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五、明胡广等《礼记大全》、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中的相关内容，梳理了该词语的语义内涵与历史源流，材料十分广泛。（222）

又如，关于《谈征》的作者，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在其辑集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解题下说： “著者在自序末题‘外方山人，其他序跋作‘西厓先生，姓名无考。”学界称引此书时亦沿袭之。《研究》考《谈征》王（王玉树）序： “昔余著《说文拈字》成，西厓序之；今西厓著《谈征》成，余亦序之。”复核王玉树《说文拈字》，发现书前有伊秉绶序： “岁己未，余守惠州，王君松亭适权通判，观其进退以礼，循循然君子也，意必有所撰著。久之，出所撰《说文拈字》七卷……嘉庆六年夏五月，汀州伊秉绶拜撰。”复考《清史稿·伊秉绶传》相关内容及《谈征》所录，均相一致。又考伊秉绶号“西厓先生”，其原因当是因为追慕明代书法家、诗人李东阳。李东阳号西涯，伊秉绶行书师法李东阳，故去其号中“涯”字之三点水而号“西厓”，或为自谦使然。至于其自称“外方山人”，一方面是因为他是福建宁化人，又曾官广东惠州，远离中原地区；另一方面，也是文人追求“心远地自偏”之境界使然。（6—8）如此考察，证据确凿，娓娓道来，令人信服。

二是文献研究与语言研究紧密结合。例如《研究》引《谈征·事部》“烧火盆”条，考察发现唐孙思邈撰、宋林亿等校正《备急千金要方》已有用例。但此例并不能证明唐代已有此词： “清末发现的《孙真人千金方》和在日本发现的《真本千金方》未经宋人校改，但无此语，详《孙真人千金方（附真本千金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故本书引文或为宋人所加。”（247）通过文献考察探求词语产生的历史年代，严谨求实，不匆忙下结论，学风可嘉。又如在考察“二形”“二形子”“二形人”时指出： “《容斋随笔》或《俚言解》所引‘《大般若经》……其类有五云云，不见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该经中仅有‘半择迦之语），而大正藏般若部其他佛经更无此语。经查，《阿毗昙毗婆沙论》卷三： ‘黄门般咤，无形二形。原注： ‘有男形不能男，有女形不能女。”又引唐玄应《一切经音义》等材料，指出“二形”一词，在北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阿毗昙毗婆沙论》中已出现，提前了“二形”书证的时代（《汉语大词典》仅举清代文献）。（276—277）又如《直语补证》“肉瘠不安”条： “俗音如是，盖阢陧之意。或云局蹐之讹。按《北史·平秦王归彦传》： ‘额角三道，着帻不安。义正同，音亦无异，当从此。”《研究》考《北史》原文发现“着帻”乃直言其事，非“局蹐”之义，《直语补证》未确。（418—419）《研究》通过对文献的细致考察解决了不少语言研究中的问题。

二、 严密的语言研究功力

《研究》主要是一部语言研究之作，语言研究是该书的主体部分，全书共用了六章的篇幅从词汇学、词汇史角度对明清俗语辞书所录俗语词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其研究成果与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面的广泛。这反映了作者语言研究能力的宽广。《研究》中从词汇训诂角度对明清俗语辞书进行研究的内容最为广泛，其中关于明清俗语辞书与方言词、外来词、异形词、词的理据、同义词及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都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取得的成绩也较明显，相关研究材料与结论可以拓宽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领域，可以为汉语词汇学、汉语词汇史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和有益的前期研究成果，对现在的权威语文辞书的编纂与修订也有着重要意义。

二是形音义研究功力。音义是汉语词汇研究的核心，抓住了音义关系分析，后续的研究才有说服力。由于汉字的独特性，字形往往令人混淆。《研究》中对形音义关系做精彩辨析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讨论异形词“那移”“挪移”时，通过对语料的历史分析指出： “‘那移‘挪移均为宋代所产生之词，则《汉语大字典》‘后作挪之说尚需继续讨论。”然后进一步考察： “‘那表示‘移动义究竟是怎么来的？《说文·手部》： ‘捼，推也。从手，委声。一曰两手相切摩也。（《玉篇》《广韵》引作‘摧也。）该字《广韵》有奴禾切、儒佳切、乃回切。‘捼由‘推义引申为‘移动义应该是很自然的，但由于古今音变的原因，宋代表此义时写作‘挪： 《正字通·手部》： ‘挪，俗捼字。即‘挪是‘捼之俗字。但因‘挪最早见于宋代（宋本《玉篇》最早收录），人们或疑其为‘那之后起字，故表示‘移动时或‘复古书写为‘那。”也就是说，“那”表示移动应该认为是“挪”的同音俗字。（359—360）如此考察，形音义关系均得到了贴切的解释。又如在考察“恐猲”“恐愒”“恐喝”“恐曷”“恐嚇”“恐赫”“恐呵”一组异形词时指出： “‘嚇‘赫在铎部，‘曷在月部，均为入声；‘呵为歌部，平声。虽然差别较大，然上古音‘歌‘月为对转，‘铎与‘歌、月则为通转。”虽然通转现象比较少见，但《研究》据王力《同源字论》“也有比较常见的，例如鱼铎阳和歌月元的通转”，认为诸词的语音相近是可以说得通的。（361—363）又如在讨论“话欛”“话霸”“话柄”“话巴”“话靶”“话把”“话榜”一组异形词时说道：“‘榜为阳声韵，‘欛‘霸‘靶‘把‘巴为阴声韵，拟音的主要元音相同，且近代汉语乃至当代方言中的阴阳对转不是个别现象。”（393—395）再如在讨论“醖斗”“熨斗”“熨”“煴斗”这组异形词时，首先从语音关系分析： “煴，《广韵》於云切，平声文韵，影母。熨，《广韵》纡物切，入声物韵，影母。二字虽有平入之分，但影母双声。且熨又音尉，可证二字音近。”又引清毛奇龄《易韵》卷三： “蔚音畏，与尉同，然又音愠，与煴同。考尉字在《汉[书]·王莽传》‘威斗，即尉斗，此音畏之验也。然在《隋书·李穆传》‘奉熨斗于髙祖，加火字则俗称煴斗，为於郡反，此音愠之验也。”因而指出： “‘熨从於胃切变为纡物切（均用《广韵》反切），今音yùn。‘煴从於云切（今音yūn）变为纡问切（今音yùn）。二者语音上均有小变。”（402—403）如此，可见其异形词的语音关系不是凭空乱说的，有实实在在的根据。

三、 可喜的理论研究功力

汉语史研究与传统训诂关系至为密切。作者对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从辞书学、词汇学、词汇史研究入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独到的理论思考。

一是从语言研究的具体材料出发，纠补当前学界的片面观点。例如关于明清俗语辞书的数量，有人以为“从汉代到清代，一千多年间，专门收集民间方言俗语的著作传世者极少。到清代中叶，才出现了《通俗编》等几部专著”。（1—2）这一观点是武断的。从《研究》所引用的大量明清俗语辞书来看，上述观点之不妥毋庸辩驳。关于明清俗语辞书的编纂目的，学界多以为只是简单地寻找方言俗语的最早用例，因而算不上是系统的词汇研究，但《研究》对明清俗语辞书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认为其编纂目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探求词的得名之由，揭示词的最早用例；二是有意记录方言俗语，并做深入考证；三是为查检之目的而将俗语辞书作为工具书来编纂。（39—49）这三条结论不同于以往凭感觉来说话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又如，词的理据一直是当代语言研究的热点。从汉语史的角度来说，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中古汉语之后，复合词的发展十分迅速并占主导地位。有的学者没有对汉语词汇史和俗语辞书史做深入研究，主观地认为古人的释词对象仅仅是“有所涉及合成词”。《研究》在“明清俗语辞书中词的理据探讨的特点”一节中批驳了这一观点，并以具体实例证明了明清俗语辞书往往是从构成双音节合成词的重点语素出发来解释合成词的构词理据。（423—427）这样有具体材料的论证才是令人信服的。

又如学界关于俗语词的研究成果很多，而对“俗语词”的界定则争议较大。《研究》对明代俗语辞书《世事通考》中标为“俗语”的词做了穷尽性考察，发现《世事通考》“俗语”类所收词语的来源从历时的角度来说很广泛，既有明代新产生的词和明代产生新义的词，也有从上古至唐宋元时期产生的新词和产生新义的词。作者做了数量上的统计，发现前代产生的比明代产生的更多。明人的《世事通考》已认定这些词是俗语词，《研究》继而由此将俗语词界定为“汉语词汇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口语中的词”（492），即只要是流行于当时口语中，即使是前代产生的，也一样可以认定为是当时的俗语词。这一界定建立在封闭的语料基础之上，是很有说服力的。

二是从研究的独特语料出发，提出自己的观点或纠补学界不妥的观点。例如《研究》考察了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与释义情况，发现有不少辞书以书证为主，或无释义，但这并非不足，而是体现了编纂的“原则中心论”。所谓“原则中心论”，是强调辞书的总体设计。明清俗语辞书无释义，并不是编纂者不懂得其义，而是故意不写进辞书，因为他们认为俗语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因而觉得释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这些不同于通语、雅言的俗语词或熟语分门别类地收进辞书。（75—77）这是从辞书史的角度对明清俗语辞书的编纂原则所做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关于“语词分立”与“语词兼收”，《研究》赞同后者，因为这一做法不但符合中国传统语文辞书的编纂体例，也符合语言哲学的“意义使用论”。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词”“语”的划分尚不可能精确的当下，语词兼收自有其合理成分。（59—61）以上观点，从独特的语料出发提出自己的观点，有助于学界做更全面的研究。

又如，有学者从外语词典研究的角度强调“词典学”与“语言学”的密切关系，以为“就目前我国的情形而言，词典编纂得益于语言学的成果似乎并不显著”。《研究》指出，对外语学界来说有可能是这样，但与古今汉语研究和辞书编纂历史完全不符，因为汉语语言学与辞书学一直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196）由此我们想到，做任何语言的理论研究，都要顾及多方面的语料，做多方面的考察，如果偏执于有限的语料或单一的学科，其结论显然是不妥的。

总之，《研究》在文献研究、语言研究、辞书理论研究诸方面都有明显的成果，是关于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的第一部较全面、深入探索的专著。该著作的出版对于明清俗语辞书、方言辞书乃至整个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都会起到持久而强劲的推动作用。

当然，关于明清俗语辞书的研究不是到此为止了。《研究》成绩很大，但也不是没有可吹毛求疵之处。

其一，有些地方的参见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例如第429页“阳沟”条，《研究》补全《俚言解》所引明郎瑛《七修类稿》原文，又增清刘献廷《广阳杂记》一例，指明“阳沟”是与“阴沟”相对而言的，从而否定了《中华古今注》对“杨沟”“羊沟”的错误解说。按，关于“阳沟”的构词理据，明周梦旸《常谈考误》已有讨论： “人家水道呼曰‘阳沟，有书为‘杨沟‘羊沟者，皆有所祖，而皆不类。《中华古今注》曰： ‘杨沟，植高杨于其上也。又曰： ‘羊沟，为沟以阻羊之觝触也。语皆别指。今称当是阴阳之阳。盖水入地潜行曰阴，出地显行曰阳。不然，何以又有呼阴沟者乎？”（长泽规矩也1989： 2178）此例证明古人对此已有正确的看法。

其二，正如作者所言，“由于明清俗语辞书以及不少相关资料的检索还是纯手工操作，因而许多内容还只是举例性质的”，由此想到，如果能够建一个明清方言俗语辞书语料库，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研究就会更全面，更有说服力；同时，在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明清俗语词面貌的全面描写及与现代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也才能够提上日程。单靠手工操作，用举例方式进行研究，虽然也是可行的，但离“全面、系统”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语料库建设的工作量非常大，有待后续的团队工作。

附注

[1]括号中阿拉伯数字表示《研究》的页码，下同。

参考文献

1. 长泽规矩也.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1994.

3. 曾昭聪.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合肥师范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安徽230601）

（责任编辑 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