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金瓶梅》情结

关军

作家格非曾说过，中国只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三部好小说，它们虽然各具特色，却又一脉相承。在写完《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乌托邦三部曲”之后，格非于前不久推出了《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对《金瓶梅》一书进行分析和解读。书名“雪隐鹭鸶”四字取自《金瓶梅》的诗句：“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意思是茫茫大雪下隐藏关于人性的幽微丑恶。“我觉得《金瓶梅》特别适合做叙事分析的文本实例，它比《红楼梦》的视野更宽，内容更杂，而且和经济史、社会史的关系更密切，它也有写实主义和自然文学的痕迹。”格非如是说。他甚至认为，虽然已经过去了四五百年，但我们仍然没能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

《雪隐鹭鸶》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济与法律》，主要讲述《金瓶梅》所表现出来的明代社会的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熟悉明史的人可能会觉得讲得不深；第二部分是《思想与道德》，主要讲的是明代社会变革下思想史的发展变迁，《金瓶梅》与阳明心学的关系，《金瓶梅》与西方启蒙思想的对照，从萨德一直写到尼采，把《金瓶梅》放到全球舞台上去评判，这也是此书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第三部分是《修辞例话》，对《金瓶梅》的文本进行系统分析。在这方面前人已多有涉及，格非虽然没有翻出太多的新意，但也不落俗套。

著名作家韩少功在评价《雪隐鹭鸶》时说，这本书“写得饱满、丰富，是一种惊人的释放。深解、详证、细品、透悟都做得十分出色。作家写不出它的前半部，学者写不了它的后半部，因此这本书注定是空前绝后。”

格非与《金瓶梅》相遇已近30年，在这期间他不断地进行阅读，不断地做笔记。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金瓶梅》中涉及到的许多重大问题，就得不到很好的解释。

在一遍遍的重读中，书里呈现的十六世纪的人情世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了格非一种极不真实的恍惚感。两个时代的勾连，在他笔下显现，一是政治法律、社会形势，二是人情。“人情是中国小说核心的问题，《金瓶梅》写的好像就是我家乡普通的农民百姓，都是家长里短的事，我突然发现，怎么经过了四五百年，还是这样？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人情更加空洞。”空洞在于，《金瓶梅》的世界是欲望化的世界，今天的世界虽也是欲望化的，但两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那时候人对物质的崇拜是直接的，比如西门庆觉得一个东西好，就直接拿回来吃用，看到美女也想去得到，他比较注重物质性的消费，来满足自己的声色之欲。我觉得今天完全不同了，我们对物质性不强调，可能会被某些数字、更抽象的东西所把控。比如对货币的崇拜，追求一种虚幻的成功。很多挣大钱的人并不特别讲究吃喝，但老希望自己的存款数字、力量在增长。比如，一幅画几亿元，它真的那么值钱吗？它通过稀缺性，让你觉得得到这个东西你真的很幸福，那么人就完全被控制了。我们今天，跟权力等抽象的东西更接近了。”

对于书中的人物描写，格非认为“《金瓶梅》中没有贤人，只有恶人、愚人、痴人、妄人，有的人更是将各种人性丑恶集于一身。”比如道德观念中最“恶”的西门庆、潘金莲，书中也呈现了性格中“真、趣”的一面。作者这种“无善无恶”、“既是又非”的相对主义价值立场，让他们的形象无法简单评判，增加了人物的复杂性。

格非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原书中叙述的经济来往，以此判定西门庆属于情商低、财商高的“经济型”人格，跳出了以往对西门庆“淫棍”、“恶霸”的定论，令人耳目一新。“潘金莲、西门庆等等人物形象，与贾宝玉、林黛玉相比也毫不逊色，他们完全可以载入中国人的伦理史，成为建构我们自己文明身份的一部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