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石塘镇海上戒毒c

这是消除人类社会最可怕的祸根——吸毒成瘾又一“颇著成效”的疗法，但治疗过程却是滨海渔民独创的有点怪异的大海“打渔戒毒术”——利用船只出海作业的机会帮教吸毒分子在大海上戒断毒瘾。

对于出海接受打渔戒毒的患者，他们视此为“又一重生的机会”。

对于独创这种“打渔戒毒术”的当地渔民及逐步完美和推广这种戒毒方式的当地政府，他们笑称是“足够获得诺贝尔奖的课题”。

该方式自实施以来，已有107人接受戒毒满三年，而其中的99人未被发现有复吸现象。今年，又有18名瘾君子登上了打渔船。

记者体验海上戒毒

虽然吴三一直在背对着电视台摄像机的镜头，但围观的村民们还是认出了他，并在不远处指指点点。

吴三索性用手一掳头发，啥也不顾地面对着镜头说开了。

这一天，是2004年9月16日，经过三个月的禁海后，渔民们终于迎来了开禁的日子。

这一幕，发生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箬山码头的第199号渔船上。

敢于直面镜头的吴三本是一个吸毒人员，“曾经吸掉过300多万”的他，终于在大哥的帮助下，在大海上戒了毒，并已连续三年没有复吸，他现在不仅是这条199号渔船的船老大，而且还是镇里树起的戒毒先进典型。这一次出海，他还要带一名吸毒者到大海上去戒毒。

“麻烦死了”，吴三一直在对他大哥说带一名吸毒者上船戒毒是件麻烦事。

可他的大哥却笑着说：“麻烦也要带，并且还要保证不出事儿，这是镇政府交待的硬任务。”

吴三的大哥名叫吴庆顺，是石塘镇箬山自然镇新建村的村支部书记。

对于三弟要带一名戒毒人员出海戒毒的事儿，吴支书一直不咋放心。

9月15日，当镇政府领导及边防派出所官兵到渔船上例行出海前的检查时，他终于下了决定，一同出海去，他不想弟弟及他们赖以生存的渔船有任何闪失。

9月16日，记者经与石塘镇政府有关领导再三争取，镇长吴玉林请示了多方领导后终于同意让记者跟着吴三他们的“帮教船”出海采访。但是出海之前除了必须要在办好出海证等有关出海证件外，还要与镇政府签订一份“生死协议”，记者在海上出的任何事情包括“生命危险”都与镇政府无关。吴镇长扳着指头给记者一一罗列海上的危险：“一是海上风大浪大，未知危险系数特别大；二是你没有出海经验，晕船是件极难受也是极危险的事儿；还有就是船上有戒毒人员，这就更加……”。

中午时分，记者在箬山码头见到了忙得“焦头烂额”的吴支书。“出一次海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啥都得考虑周全，少了啥都不行。”吴支书一边忙着往船上装食品、雨衣、拖鞋等物件，一边抽空与记者搭话。这时节，码头上空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满眼整装待发的渔船在大海的波涛上起起伏伏，似离弦之箭。

下午2点，199号渔船上终于也响起了震耳的炮声，连同记者在内的13名“船员”出发了。

这是一艘重约50吨，载重也约50吨的渔船，当地人都称这种船叫“大拖风”，是最能拖鱼的意思。渔船上本来只分两种人，一种是船老大和开船的大副二副，他们是船上的领导者，住在最上面一层船舱内；再者就是干活人，他们统称为水手，住在中舱内；下舱内是发动机和冷库所在地，基本上是不住人的。记者作为特殊照顾对象，被安排住在了船老大的下铺。另外一个特殊照顾对象大家都叫他“猴子”，也住下铺，是对面的铺位，他的上铺住着吴三。

“我们两家是一个村的，还是近门亲戚，所以才肯带他出海戒毒。他的毒瘾并不是很大，但不知怎么就是戒不掉，温岭周围的几家戒毒所全去了，没用的，这一次到海上去戒不知能不能成，他自己决心是挺大的，也是，再不戒非死在这上面不可。”吴三摸着浑身的伤疤狠狠地说，“这些疤都吸毒时弄的。”

船上的床说是床，其实就是刚好能够让一人平躺下来的木箱子，上下两层，还有个箱门，推拉式的。记者拉上箱门躺进去试试，挺舒服的，船在海面上摇啊摇，身体随着在箱子里面左摆右撞，真的像摇篮一样。

但没过多久，这种舒服的感觉便随着晕船而灰飞烟灭。先是趴在甲板上吐了个昏天黑地，再就是头疼欲裂。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了“猴子”身上，只是他吐的没记者厉害罢了。但难受，看样子，他应该是全船之最的。我看他先是躲在床铺里面吃什么东西，再接下来便是使劲捶打船舱，再接下来索性滚到甲板上大呼小叫，呕吐物弄得满身都是。

吴支书吓得异常紧张，不时趴在驾驶室口往甲板上张望，并不时叮嘱吴三多下去看看，“千万别让他真的跳海了”。

吴三倒笑嘻嘻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没事儿的，刚上船都这样的，过几天就好了。”

入夜的大海波涛汹涌，伴随着的是“猴子”一阵阵凄惨的叫声，和头撞船舱怪异的声响。

水手们，一个个睡得相当踏实，像是见多了这场面。

只有吴支书面色严竣。虽然不吭一声，可他的确时刻在关注着“猴子”的一举一动。

弟弟吴三第一次下海戒毒的经历又闪现在眼前。

“我们家弟兄三个，我从小就出海打渔，父母都在码头上做生意，小三就跟着在码头做。生意好时，一年挣个百八十万是不成问题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三接触了毒品。等家人发现时，已经很难戒掉了，温岭、温州、上海，四处送着去戒，可总是不成功。没办法，父母狠狠心想把小三送到看守所去，让他蹲蹲监狱，总比死掉强啊。可我想把他领到海上去试试。那是2001年的秋天，我好说呆说把他劝上了船，可没走多远，他就感觉难受，又是撞舱，又是跳海，吓得我又哄又劝。三天三夜，我没眨一眼，终于到达南太平洋了，整整7个月，我们才返航。回来时，小三吃得又白又胖，高兴得我妈抱着他一个劲哭。三年了，小三自己也在这条船上入了股，做了船老大，去年又结了婚，可好了。”

吴支书说起自己弟弟在大海上打渔戒毒的成功经验，满脸骄傲。但不是要紧亲戚，他是不会带着出海戒毒的。“万一出个事儿可咋办，你不能光听镇政府的，他们哪一个下过海，哪一个知道海上的风险？”endprint

记者问他“猴子”跟着出来到大海上戒毒跟镇里签有协议吗？

“没得，没得，净听他们瞎说，海上戒毒，有是有的，但都是亲戚。”吴书记对镇政府夸大其辞的作法明显不满。

三天两夜，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那是个正中午，极目远眺，海天一色，成群的海鸥追赶着渔船乱舞。据水手们讲，这里是离石塘镇约600海里的东海海面。记者在驾驶室的仪表盘上看到的显示是：北纬28度，东经123度， 渔区0206＼4，水深0070米。在这里，他们将度过整整7个月的光阴，除了打渔就是吃饭睡觉。

“猴子”，也将在这里度过他终生难忘的海上戒毒生涯。

记者搭乘返航的运输船准备走时，刚刚清醒过来的“猴子”也凑过来与记者道别，没想到一路上没对记者开过口的他，竟然语出惊人：“对我来说，真正的人生早已不复存在，甚至连我本人是谁，都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有两个‘我，第一个是我自己，生于1971年；第二个则在1990年因吸毒而附身来到，‘我是我的奴隶主，除了海洛因什么都不需要，而且逼迫我丧失人性。多年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戒毒经历，都没能够弱化那奴隶主的强权，因此 我现在绝望地希望，大海能够摧毁‘我”。

但大海，真的能够摧毁“他”吗？

海上戒毒的石塘模式

走进石塘镇是9月14日的傍晚，这个靠近大海边的古镇让来自中原的记者颇感新奇。几乎清一色的石板路和古色古香的石垒小屋，街道上，挤满了来来往往服装各异的行人，街两边摆的全是海鲜。但更为显眼的，则是到处张贴着的“拒绝毒品，珍爱生命”的宣传语。

早听说，就是这片土地，最先接受了2000年新世纪照耀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在箬山上，渔民们特地建了曙光碑，这座碑也成了中国天气预报的标志。

高高壮壮的朱正德这几天一直不停地在曙光碑前后的镇子里来回奔波着，裤子上沾满了泥水。他是石塘镇综治办具体负责戒毒工作的。据他说，温岭市属于浙江省吸贩毒情况比较严重的地区，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就达1500多人。

“而石塘镇又是温岭市吸贩毒情况的重灾区。”谈到这一点，朱正德一点都不避讳。

与其他地方的戒毒人员一样，这些染上了毒瘾的人被送进戒毒所强制戒毒，然而，从戒毒所出来后，很多人又复吸了。

担任石塘镇禁毒办主任的镇长吴玉林给记者看了一份材料：石塘镇，常住人口7.8万，截止2004年6月30日止共涉毒人员254人，其中吸毒人员224人，以贩养吸19人，贩毒人员10人，种制1人。

“这不是真实数字，”朱正德告诉记者，根据国家公布的计算公式，吸毒一般都是一带三，一个明吸的，后面隐藏着三个暗吸的。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有吸了好几年的，有刚开始吸的，还有的一个月就吸0.3克，但也戒不掉的。”朱正德5年前从外地调来，从他到这里工作开始，就跟这里毒品泛滥较上了劲。

石塘镇有60个村，有的村处于小岛上，人口不到150人，但几乎村村都有吸毒人员。朱正德给这些村列了表，每季度都更新一次，在上面，记者看到一个不到2000人村子，去年就有17人吸毒，本季度又多了3个。

说起这里吸毒情况这么严重的原因，朱正德了如指掌。

温州一带，只有石塘镇以捕鱼为业，60个村子56个捕鱼，外来人口因此多起来，7.8万人的镇流动人口就有2万，“一条船9个船员，5个都是外地人” 。

随着这些外地人进镇的，还有毒品，“不少云南人也到我们这里贩毒！”朱正德感到打击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镇里青年人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待业，又不屑于打鱼，整天在家闲着，久了就想寻找刺激，于是首选了毒品，“跟着那些外地人，看也看会了” 。这些人，三三两两地在一起吸，“有钱一起吸，没钱借钱再一起吸”，朱正德很无奈。

“石塘镇有吸毒的‘优势，同时更有戒毒的‘优势。”朱正德谈到这里很自豪，就是这个“优势”，让石塘镇的禁毒工作打了场漂亮仗。“这还是群众智慧呢！”

1997年9月，大黄泥村村民张建被当船老大的父亲带上了渔船。张建初中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后来染上了毒瘾，整整两年下来，进了三次戒毒所，几年下来，一个大男人瘦得只剩下70斤了。

张建是独生子女，他父亲不愿意看着孩子彻底废掉，就寻思着让孩子离开这个环境，等心瘾消了再回来。一次出海打渔，整整7个月没回家，一个船工抱怨说，船上就像蹲监狱，整天除了30平方米的甲板外哪里都去不了，他灵光乍现，“跟我出海打鱼，又能劳动，又能戒毒！”

1997年9月，张建父亲带着他上了船。1998年3月，张建下了船，从此他再没碰过毒品一下。

石塘镇人以打渔为生是禁毒的难点，但通过张建的戒毒经历，朱正德发现了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具备的优势。

马上，朱正德给镇里领导写报告，制订海上禁毒程序。1999年2月，第一批吸毒者上了船，“开始规模小，只是个试验阶段，一共只有12条船 带上了吸毒人员”。随后，2001年，增加到了30条船，现在，120艘渔船在执行着这一任务。

“带吸毒者上船的船老大必须是党员，或者村干部，”朱正德说。

另外一名大学生的海上戒毒经历也让朱正德感到很自豪。大家都称他小黄，安徽省医科大学97届本科毕业生，现在村里开诊所，2002年结婚，有个两岁的儿子。

1997年小黄大学毕业后回乡开了诊所，由于他是大学生，人也聪明，很快在当地就小有名气。次年，小黄在温岭市进修时，生平第一次吸食了毒品，从此再也放不下毒品。

为了戒毒他什么办法都想过。他主动跑到药店买来戒毒药，强制自己戒毒，10个月中，他一共戒了43次，也复吸了43次。10个月后，24岁的小黄只剩下了90斤，当时小黄还跟父母住在一起，他只说自己得了病，正在调理。后来，他也去过戒毒所，在那里，他总共住了23天，开始一周每天服用美沙酮，后来就是干忍着。可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想吸毒，就给那几个在戒毒所里认识的人打电话买毒品。endprint

2000年3月份，朱正德安排小黄上了船。

第一周，小黄是在痛苦中度过的。毒瘾上来就全身痛，一周下来一口饭没吃，每天除了喝水、吃水果就是睡觉，然后再全身痛，熬了整整一周。到了第二周，小黄情况开始好转，他开始帮船老大捡捡鱼虾，擦擦甲板。他曾有逃回去的念头，吸上哪怕一口也好，但船老大告诉他，渔船已经到了南太平洋，跳下去只能淹死。

第二个月，小黄成了船员一份子。

2000年春节，小黄回到石塘镇，体重120斤，此后再也没吸食毒品。

2001年上半年，他的诊所重新开业。后来，他专门到上海验血，得知自己血液中没有毒品基因后，于下半年结了婚。

目前，像小黄一样利用“海上帮教”戒毒的107名吸毒人员中，已有99人三年没有出现复吸现象。朱正德介绍说。

9月16日，石塘镇的远洋戒毒渔船又要出港了，这些船要到农历腊月才会再回来。这次，船上共带走了18名自愿上 船的戒毒人员。

海上戒毒究竟能走多远？

在石塘镇采访期间，记者恰遇温岭市司法局综合科科长陈云彪前来检查这里的禁毒工作。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石塘镇新创的海上戒毒模式，经过几年的不断探索，已逐步走向规范化。目前，已得到浙江省有关部门领导肯定，浙江省公安厅禁毒处正着手将这种成本低、效果好的戒毒方法，在宁波、舟山、温州等沿海地区全面推开。

而石塘镇综治办主任毛春梅也说：“最近，我接到全国各地很多吸毒人员及家属的电话，咨询海上戒毒的详细情 况，想到石塘镇来戒毒。但由于条件所限，目前，我们的海上戒毒对象，还仅限于石塘镇及下属渔村的吸毒人员 。”

记者通过跟踪戒毒人员上帮教船采访发现，其实镇政府所说的一些戒毒规章制度基本上都没有落到实处，象签订 帮教协议，目标责任书等，在199号帮教船上根本就没做到，而象镇政府宣传中所提到的帮教船工作程序、帮教纪律等，199号帮教船上的人员更是知之甚少。

另外一个值得质疑的地方就是，镇政府所提供的帮教船数和戒毒人数，全都是镇政府一家之言，记者虽再三努力 ，终没能证实到这些数字的权威性。

而对于上船戒毒后的这些成员有没有复吸的问题就更加难以求证了，记者甚至在石塘镇政府就没找到他们所说的 定期为戒毒人员尿检的尿检室，镇政府工作人员一会说尿检室在禁毒办，一会又说在派出所，但究竟在哪儿，记 者始终没能找到，而镇长最后却笑着说，正在抓紧时间建呢。

针对温岭市推出海上戒毒新法，记者采访了部分专家和从事戒毒工作的医务工作者，各方对此新法说法不一。

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一名专家听完记者的介绍后说，海上戒毒和目前的一般戒毒方法相比，属于“换汤不换药 ”，和普通“硬戒”没有区别，从医学上讲，没有任何先进性。在隔绝的环境里，吸毒者可以成功戒毒，一旦回 到有毒品的环境中，仍然有可能复吸。

而上海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所长朱红亮则明确道出：“戒得了毒瘾，戒不了心瘾。”

他说，在隔绝毒品的环境里，吸毒者可以戒毒成功，但一旦回到有毒品的环境中，仍然有可能复吸。“有的人甚 至戒了两年多还会复吸。开始戒毒时，在船上没有药品的环境里，吸毒者很可能有强烈的生理反应，但是又无法施救。在我们强戒所里，可以使吸毒者一整年甚至更长时间都不接触毒品，但是出了戒毒所，很多人会有一种‘犒劳自己的想法，结果又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这种新式的戒毒方法，朱红亮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上海自愿戒毒中心的张医生说：“这种方法和普通的‘冷火鸡法和‘干戒法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医学上来讲 也没有什么先进性和创造性。”他说，打鱼戒毒一般是7个月不接触毒品，“很多吸毒者都和其他吸毒者有联系， 互相影响，很容易就复吸了，问题不在船上干戒的那段时间，关键是他回到陆地上以后该怎么办，谁能保证他不复吸呢？”

张医生介绍说：“现在医学上在探索新的戒毒方法，比如进行手术，这些方法还在探索中，或许可行，不管怎么说，都比‘打渔戒毒有理论基础。戒毒治疗是一个系统工程，脱毒之后康复和重返社会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 不能认识和解决海洛因复吸机制和医学的防护，吸毒者重新觅药，持续心理渴求，临床上要有效降低复吸率是难 以想象的。随访资料显示，海洛因复吸与下列因素相关：人际关系和毒品；与能提供毒品的毒友定期聚会；持续 或反复出现的负性情绪；环境暗示的诱发；海洛因引燃的诱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曾到温岭市考察过这种戒毒方法，也曾多次努力争取想与戒毒者一同上帮教船亲身 体验，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去成，听朱正德说，他曾先后与十多名上船戒毒者进行过长谈。

邱泽奇说，衡量戒毒是否有效，标准就是戒毒者的操守保持率，能够保持住操守的，就是好办法，就值得肯定和 鼓励。温岭市的“海上帮教法”能够产生效果，就应该值得肯定，这有点像著名的“黑猫白猫”论。

“‘海上帮教法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利用当地的资源来进行有效的心理、行为干预才是最值得探讨的，而不单单是把戒毒人员带上渔船这种形式。”邱泽奇说。

（本文节选自朱长振的长篇纪实作品《无冕之羊》，有删节）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