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拐点

口述/秦旺兴+整理/李丹

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秦旺兴踏上了国家为他设定好的职业路线，进入了一家橡胶厂当化验员。他本以为能在这个老国企里安然度过一生，却没想到自己的体制内身份在20年后将不复存在。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命运会经历怎样的浮沉？秦旺兴37年的人生经历或许能让今天的我们获得一点启示。

文革后第一次高考

1977年，我17岁，在安阳林县的农村老家务农。

那年的9月份，我和许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一样得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因为身在农村，消息闭塞，所以从坊间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都将信将疑，却不知道这已是国家改革开放前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我平时没有别的爱好，就是爱读书。“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说得太功利了。对我来说，读书是顶有意思的事，书里面的东西可远不止这三种。那时别人忙完农活喜欢聊闲话、扯闲篇，我却只爱一个人静静地看书，琢磨书本上的各种知识，特别是数学和物理。虽然高中只上了两年，老师和同学也都没把心思放在课堂上，但我因为自己的这个爱好，许多课业还没有荒废。所以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自然兴奋异常。那时的我心里就一个想法：如果能上大学，就是让我死了也心甘情愿。

由于教育资源匮乏，当时有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村里的一些高中生毕业后又回来成为高中老师，所以有许多老师也和我们这些学生一起报名考试。这次高考报考对象除了有我这样的应届毕业生，还有这些“小老师”以及“老三届”，考生年龄差距之大应该是创下历年之最了。这也越发增加了考试复习范围的不确定性。离考试只有两三个月时间，要考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五个科目（其中理化为一张试卷），大家却都不知道考试范围。托别人买了郑州九中出的几本教材之后，我就赶紧投入复习，但其实心里却依然没底。

不怕时间紧、任务重，就怕没有时间。1977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仍未褪去，农民每天要干早上、上午和下午三晌活儿。那时村里在造梯田，大家用独轮车往山上一趟趟送农家肥。为了挤出下午和晚上的时间瞧两眼书，我只能早上和上午干得卖力些，虽然要忍受体力与脑力的双重压力，却觉得这样的日子无比充实。

冬天临近，高考转眼就到来了。12月8日是开考的日子，凌晨五点，比我远十里地的几个同学到我家叫我同往。我们带着被褥和干粮启程，前往十五里地之外的考点。

当年高考的情形历历在目。在破旧的教室里大家都在认真地盯着试卷作答。没人作弊，没人这样想，更没人敢这么做。当时身在考场的我们并不知道，由于国家物资缺乏，临时把要印《毛泽东文选》的纸张拿来印高考卷子，更不知道全河南省有7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高考，最终录取了不到1万人。考试持续两天，第一天晚上老师安排我们这些考生睡在麦秸上，早上起床大家头上衣服上都是麦草，可谁也顾不上啥形象了，随便拍拍打打就赶紧开始第二天的考试了。

现在我还能够回忆起一些考试题目。作文题目是二选一，我选了《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数学考了积分cosx，物理考了1焦耳等于多少卡……等等。对于现在“十八般武艺无一不通”的高中生来说，这些试题肯定都是“小儿科”，但是对于当时不少高中时荒废学业的同学来讲就大不相同了。大家考完一交流，对自己能不能考上一点把握也没有，心都是悬着的。

考完试问考场老师，什么时候出成绩，什么时候录取，他一概摇头说不知道。于是大家也都悻悻然离开考点回家赶路了。

回到家里我和那些同学一样都该吃吃该喝喝，该干活儿就干活儿，早已把高考的事抛到了脑后，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农村娃不像下乡的知青那样希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高考对于那时的大多数考生来说，就像一颗小石子投到湖里，激起过一阵涟漪，但湖面最终将恢复平静。

乡里第一个大学生

元月份的一天，临近春节的时候，村里的一个电话打破了冬日的宁静，带来了高考后的第一条消息——通知我去参加录取前的体检。那时我们村就一个电话，接到电话的人兴奋地一路小跑来家里通知我。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地合不拢嘴。因为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更是整个乡当年唯一的大学生（后来才知道又补录了一个焦作矿院的学生），甚至几个“老师”们都没有考上我这个学生却考上了。这个时刻也成为我和父母生命记忆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我最终被开封师范学院化学系录取，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大学。当年的高考不像现在，考前报名时就要报志愿。我一个农村娃哪里知道啥大学出名、啥学校适合自己呢。家里有本开封师院学报选编的《毛主席诗词》，我喜欢动不动就拿出来翻翻，只对这个学校有印象，所以最后就报了它的物理系和化学系。

那次体检结束时天已经快黑了。县城里的龙山宾馆一晚上七八毛钱，但对于我这个不挣啥钱的小毛孩儿来说，还是太贵。为了给家里省钱，我咬咬牙准备走夜路回去。回去的路有二十五里地，还净是山路，走得我心惊胆战。那天没有月亮，到处都是黑魆魆一片，我走了十几里路之后既害怕又疲累，实在走不动了，就摸黑改了路线去附近的姑姑家住了一晚。

我现在有时候会想，自己到底凭什么考上了大学？是聪明吗？可是当时比我聪明的同学有的是。答案毋宁说是勤奋，或者用心吧。我虽然从小就不是个安生孩子，但是都会先把学习上的难题弄懂之后再“调皮捣蛋”。后来文革闹得凶的时候，学校根本不上课，上了也是瞎胡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都会坚持看书和思考。这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使然，另一方面是得益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也正因为此，我才能顺利考入大学。

大学记忆

1978年3月5日这一天，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当年整个开封师院录取了约一千二百人。我们化学系有两个班，共一百二十人。我对数字特别敏感，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学号是770938，而这个学号也是后来的毕业证号和学位证号。学校第一年用的是自编的油印教材，到第二年各个学科的书本教材才陆续发下来。当时我们一周休息一天半，可是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周六下午、周日晚上也要自习。对于这样的高强度作息，当时的学生里没有人抱怨。一是因为当时的“诱惑”少，但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求知欲极强，都希望多学点知识，在学习上特别主动。除了极个别年纪大点的会去谈个恋爱，剩下的同学都把业余时间放在学习上了。endprint

学校给每人每月发28元补助，给男生发31斤粮票，比女生多3斤。这个补助在当时已经很“给力”了，一个工人的工资也就每月40元。家里比较困难的同学还能省下来寄些钱给家里。那时哪里有“五一”、“十一”各种假期，除了寒暑假，一年中余下的时间都呆在学校里。有的贫困生为了省路费甚至连寒暑假也不回。

我是我们班最小的学生之一，班上还有比我大十二三岁的。可能因为“代沟”的关系，我与他们生活上来往的比较少，大部分时间还是沉浸在数理化的世界中。这个小世界已经足够我乱“扑腾”了，丝毫没有多余的精力消耗在其他事情上。谈恋爱更是没有想过，当时有部电影叫《第二次握手》，我看到里面稍微亲密点的画面还会脸红心跳。

就这样，我在教室、自习室和实验室里过完了我的大学生活。也许现在看来清苦而单调的日子，那时的我却以为丰富而甘美。现在回望我的大学生活，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独立人格、科学精神的养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提出的这句思想原则，在文革后恢复的大学教育中并没有被丢弃。在大学的四年里，我确实尝到了理性思考的甜头。

30年前的空调房

1982年元月18日，我们77级学生毕业了。当时国家有个口号是“为党和人民工作40年”，而所有毕业生包括我自己，心里想得都特别单纯，就是国家培养了我们四年，确实应当为国家干点实事儿。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的大学生少，国家对大学生极为重视，我被分到xx市，人事部说整个市化工行业的工厂随便挑。就这样，我来到了xx市第一橡胶厂。

第一年实习期，我从工厂的化验员做起。实习工资每月45块钱，转正之后每月54块，比1958年参加工作的老师傅工资还高。刚到厂里那会儿，好多厂里的工人师傅来看“稀罕”，想看看大学生到底啥样。其实还是“人”样，没有三头六臂。但那时连中专生都少得很，被大家看作“香饽饽”，更别提大学生了。

当时国家对人才和技术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和搞技术的知识分子受到普遍的优待。大学生工资水平比普通工人高出一大截。单位分房，我们这些人排号都排在中层领导干部之前。工程师和高工比厂里同级的行政官员待遇好、受尊重。下面两个侧面的例子也可以佐证。当时夏天车间里造轮胎的硫化过程释放很多热能，厂里为了降暑，先给我们技术人员的办公室装了空调，在三十年前这是连许多厂领导也没有的待遇。那时的空调还是窗机，又大又笨重，开了之后由于共振嗡嗡作响，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当时空调的轰鸣和震颤。而我当时能娶到老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是大学生。当时的我邋里邋遢的，汗衫破了大洞依然大摇大摆地穿上丝毫不觉得害臊，想必光靠这形象难以引起姑娘的好感。

那时工厂一星期只休息一天，就这一天还经常用来加班。闲暇之余，别人都会去舞厅或者打扑克放松，但我实在不爱凑这些热闹，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看书。所以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后来结婚，我爱人都说我不够浪漫，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现在想起来我对家里很是亏欠。我生性不喜欢孩子，嫌他们闹腾人。1986年我儿子出生，那时我爱人把孩子交到我手里让我帮忙抱一会儿，我却把孩子丢到床上，觉得哭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就独自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去了。

波峰与波谷间的激荡

从1982年到1988年，厂里的形势一片大好，利润率持续上涨。但是到了1989年，国外对中国的商品进行制裁，许多工业企业的产品都滞销，我们厂也渐渐走入了低谷，利税从之前的1000多万/年下降到了300万/年。

1994年，我从工程师升为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厂里的技术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既搞技术又抓营销。在与客户的频繁接触中我发现，当时产品的过剩功能很多，但其实消费者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局部过剩功能。产品的寿命协调一致就可，不必非得追求个别部位使用时间越长越好。我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改良了技术之后，为厂里节省成本400万/年。很多因素促成了这次的效益提升，我将其中的重要原因归根于到复旦学习了两个月的西方经济学。学到的知识，加上自己的思考，再与日常工作实践紧密结合通过某种奇妙的发酵过程后，产生的就是让人兴奋的效益提升。

1996～2000的这五六年，是我人生最引以为傲的时间段。一件事能给自己带来的自豪感可以持续多久，因人因事而异。高考成功或许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我身上难以抹去的标签，但这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此前的学习阶段我一直在向社会索取，并未贡献自己的才与智。当我真正用自己所学切切实实做了一些事情之后，终于明白付出带给一个人的快乐，更明白了知识的巨大作用。

然而，快乐从来就是短暂的。由于所在行业的门槛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民企进入这个行业。原来的行业大厂，由于机制原因，从北京、天津、青岛到上海、武汉，都陷入难以翻身的境地。我所在的橡胶厂在这种难以逆转的大势面前也不能例外地进入“休整”阶段。1998年，我们厂被市里选为国企改革试点企业进行改制。作为市属企业，此番改制只是翻牌，运营机制却没有变化，负担依旧沉重。负重前行到2001年春天，企业终于撑不住而“停摆”了。到现在厂子仍像一摊烂泥一样堆在原地，无人理睬。只有十几个老工人留在工厂里看大门，每月领五六百块钱过活。

2000年春节，我检查身体发现得了糖尿病，到第二年春节时，瘦了近20公斤。我看自己实在不能带病工作，于是决定休息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却传来厂子停产的消息，我的整颗心一下子被揪起来，身子像掉进了冰窟窿里。我当时想，这下我可真是要和厂子一起“休息”了。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话不单可以用来形容一个政权的勃兴与覆灭，形容一个国有企业的兴衰也同样切中要害。在橡胶厂工作的这20年，是我毫无保留奉献青春和激情的20年，更是我不断实现人生价值的20年。然而这一切结束得却那么突然，让人怅然若失。就像千千万万个下岗工人一样，我一时难以从这种戛然而止的进程中抽身，只能竭力停止自己前进的惯性。在怅然若失的情绪中，我每天都在琢磨，一个存活了四十多年的大厂何至于此。当我终于想明白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市场经济大潮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时，我释然了。

“出走”之后

孩子还小，家庭还需要我来照顾，我不得不另谋出路。2002年到现在，我辗转于三个不同的民企，为这些老板管理他们的公司。不白挣别人的工资，是我打工的一个原则。我利用自己在国企炼就的生产技术管理技能及从管理书籍中学到的知识，再根据实际情况融会贯通，使这三个企业都获得了超越以往的利润。这其中的一大功劳就是当初看过的许多管理学书籍，例如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彼得·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迈克·波特的《竞争战略》等等。

回望高考后的这三十多年历程，支撑着我一路走过来的竟是当初那个不起眼的爱好——读书和思考。这37年中，我体验过大喜大悲，也经历过大起大落。幸运的是，在人生的拐点上，我未曾感到迷失，因为这个爱好却一直伴随着我，未离我而去。“身不饥寒，天未曾负我；学无长进，我何以对天？”我常以《围炉夜话》中的这句话扪心自问。虽然我今年已五十四岁，这句话也并未失去其效力，时刻逼迫着我不要怠惰。也许我会一直问下去，直到终老那一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