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活着的希望

李丹

在陈喜玲的堂屋里，钟表的指针停在三点十分。

她不记得钟表是在什么时候停止走动的。时间对于现在的她来说毫无意义，所以她不愿意花一元买那两节电池。她不是抠门，是真的没钱。自家的两三亩地，她早已没力气种，承包给别人了。在这个荥阳靠北的村子里，像她这样把地承包出去的并不多。承包人一年给她四五百块钱，或者一些麦子。再加上村里每个月发的70块钱老年人补助，她一年只有一千多元的收入，这些钱大部分都用来买药了，在日常生活上的花销寥寥无几。

今年68岁的陈喜玲，在丈夫去世两年之后，还未习惯自家院子里只剩自己一个人。回想起过去一大家子热闹的场景，她还是会不住地叹气。她曾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十几年前得了肝癌去世，媳妇儿受了刺激失踪了，留下一个孙女由她和老伴照顾。大儿子从小就身体不好，得了这个病之后她和老伴虽然伤心，但是心里至少有准备。二儿子在五年前因为情感纠纷被同村一个男人捅死了，这次意外死亡却让她到现在也无法平静。她不愿用“死”字来描述二儿子的过世，只用了“伤”字，对别人讲起这段往事时，会略去很多重要的细节，只说“我儿子伤了之后……”。仅剩的三儿子也没留在自己身边，在外地打工安了家有了自己的生活，一年会回来看她两三次，这其中还有不少次是自己主动要求的。上一次见三儿子是在十几天前，她打电话给他，说自己想孙子孙女了，问他能不能带回来给她瞧瞧。孙子孙女正放暑假，在家里呆了一星期。院子里多了孙辈玩闹的声音，让她觉得家里的安静没那么吓人了。可是在一星期之后，她又不得不开始忍受那死一般的寂静。

自家的两三亩地承包给别人之后，陈喜玲就不知道要干些什么了。老伴活着的时候，虽然患有肺气肿，但是至少能干点轻活儿。那时他俩有个破三轮车，老伴负责骑车，她负责把菜收好捆好，装上车。浇地的时候，她在地中间忙活，老伴在地头坐着，还能和她摆摆手，意思是水快没了。老伴在的时候虽然不怎么吭声，但是她回到家至少还能听到他看电视的声音。现在没有了电视的背景声音，她心里变得空空的，落个石子都能听到回声。她说自己每次进家门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腿软，心里疼得迈不开步。所以大部分时间她选择呆在外面，上午她会去田间地头转一圈，看谁家在地里收菜，就过去搭把手择一会儿菜，做完这些人家给她一把韭菜或者几个番茄作为报酬，她也就不用花钱再去买了。中午吃半碗捞面条和一大把药片，接着会睡个午觉。因为自己有心脑血管病，脑仁偶尔会疼得特别厉害，睡不着也得躺下歇会儿。下午她会和门外的街坊们唠个闲嗑，晚上就早早上床睡觉。

陈喜玲对于这个院子里十几年前的温馨生活已经记不清楚了。她不常回忆过去的幸福时光，那会让现在的她觉得越发地难堪，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老伴去世前的那段日子。那时二儿子刚死，一开始她心里受不了，夜夜掉泪，但至少老伴陪着她。一年半之后，她老伴的死让她彻底灰了心。她曾幻想过自己能和三儿子住在一起照顾孙子孙女。可是儿子是在城郊租的房子，养两个孩子还捉襟见肘，自己去了肯定会多出不少花销。大孙女已经结婚怀孕了，她也幻想过自己能去照顾她，毕竟孙女是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可是孙女有自己的婆婆来照顾，谁会喜欢自己这个老太婆子。面对自己的儿子、孙女，她都张不开这张嘴，就像她不愿张嘴管他们要钱一样。

陈喜玲手上带着三枚银白色戒指，那是有次赶集卖老鼠药的师傅为了招徕过客发的戒指，她贪便宜要了三个。“别人都带金戒指银戒指，我啥也没有，就带这个玩玩吧。”她说这些闲话时，也面带着挥之不去的愁容。三枚戒指泛出的白光，在她黯淡的面容下显得特别刺眼。

希望如同钱一样，对于陈喜玲来说，都是奢侈的东西。她现在过一天是一天，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把病治好了，不拖累儿子。她怕如果自己得了重病，儿子因为花钱花时间照顾她，在心里恼恨她。如果这不算是她活下去的最后希望，那她也不知道什么能够称得上是了。她也想着能够像别人一样为了什么活着，心里有个念想什么的，但是这念想儿子孙子没有给过她，她自己也不能生编硬造一个。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太老实、太执拗了。

相比陈喜玲，同样“留守”在家的张建军境况就好了许多。

71岁的张建军背上顶着个罗锅，走路不疾不徐，但是显得有点不协调。他说起背上罗锅的由来，是因为上初中时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上课饿得只能趴在课桌上，后来这脊背就再也直不起来了。虽然驼背，他的精神却很好，说话慢条斯理的，透着点村干部式的不容置疑。他有个身份确实是村干部，在村里当大队秘书，还兼任管账的会计。当过人民调解员，配合乡里进行人口普查、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经济普查，等等，还要负责村里远程教育办公室电脑的安全。除此之外，他还在村里一个工厂里面帮忙管管杂事儿。每天要忙活这么多事儿，他压根儿没空想自己的儿女啥时候能回来看望自己。

张建军的两双儿女都不在自己身边。大儿子一年回来一次，二儿子两三年才回来一次。两个女儿贴心些，端午节、中秋节都能回来看看自己。

老伴在两年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去世。这是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只是在老伴去世前发病更频繁，半年里住了七回院，花了六七万元，也没把病治好。远在四川的二儿子请了半年假回来和他一起照顾老伴，也算是尽了孝。在老伴死后，儿子又远走他乡，留他一人在老家空守独院。

老伴的过世对张建军的打击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大。在过去的一生中，最伤心的另有其事。1969年到1983年他在煤矿当一线采煤工人，辛苦工作十几年之后得了很严重的腰肌劳损。现在说起来这件事他还耿耿于怀，他不知道为何一个矿厂在他能干的时候把他看作宝贝，在他生病了之后不管不问。还好，这件事并未让他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希望。他属于闲不住的人，办事儿还算利索，所以别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他现在在村里和厂里各拿800元工资，一年还能存上一万块钱。对于自己的生活，他特别知足。

但是张建军弄不清楚现在活着是为了什么。问起他现在最大的希望，他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能有啥希望呢。有也实现不了，不去想它了。”他口中实现不了的“希望”，一是之前煤矿上能多少给他点补助，二是能再找个老伴互相有个照应。这两个希望都是为自己将来哪天干不动了而做的考虑。但他知道没人能帮自己。村里没人知道，自己的儿女知道也不会做什么。补助的事他自己还在找人张罗，老伴的事他张罗了还是没人愿意跟他。农村的老年妇女通常要照顾儿孙，哪里有像他这样了无牵挂的人。总之，两个“希望”看起来都没什么希望。无奈之余，他喜欢说“不管怎样，还是多做好事儿，常吃亏，别占便宜，以舍为得吧”这种听起来很“正能量”的话。他说这话的时候不会墩着脸，但也不笑，口气平淡如水，像是寺庙里为人解惑的老和尚。

忙完一天的杂事儿，张建军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邻居一家人热热闹闹在一起吃饭，也许会有失神的时刻。这也是他梦想中的日子，但以他的性格，应该会立马缓过神来，告诫自己，别太贪心，知足常乐。

在这个荥阳靠北的村子里，像陈喜玲和张建军这样的留守老人并不多。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得他们在村路上独行的身影更加孤单。三室同堂、儿孙绕膝的人家很难体会他们此刻内心的寥落。相比其他老人，死亡可能离他们更近一些。

对于留守老人们来说，活着的最大希望就是活下去。这个说法似乎有点像哲学上无法解释的悖论，但是这就是留守老人们的现状。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些留守老人以更好的方式度过余生？唯一的答案还是“希望”，为他们制造一个希望让他们去追逐，因为希望带来的是对时间和生命发自内心的尊重。当这些留守老人们结束抚养儿女的责任，也许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亲情的滋润，而是让他们重新找回生命之于他们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思考丧钟敲响前自己的最后十年。那个时刻总会来到，并不遥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