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不了别人，只能成为严歌苓

傅小平

很少有作家像严歌苓那样，因丰富而多变的创作，连同创作的极其高产，都成了被热议的话题。根据其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所引发的关注还未散尽，她又推出长篇新作《老师好美》。事实上，仅在半年之前，她刚出版了长篇 《妈阁是座城》。严歌苓的创作速度之快令人惊叹，迄今24部长篇小说的产量，也使她成了当今华语文学圈里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而潜隐在其创作高产背面，另一个让人惊叹的事实，或许还在于她的作品多保持上佳水准。她的多部小说，在或是被改编成热门影视剧，或是引发热切关注并持续畅销的同时，也在纯文学领域赢得好评。《扶桑》被美国《洛杉矶时报》评为年度十大畅销书，《赴宴者》荣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授予的“小说金奖”，美国《时代》杂志给予整版介绍，英国BBC广播作为“睡前一本书”整篇朗读，此外《小姨多鹤》也被选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

或因如此，在上海举行的“《老师好美》新书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与亦舒等畅销书作家有何不同时，严歌苓才有足够的底气反问：“我的书跟亦舒那样的是一样吗，同志们？就这位读者刚才说的《谁家有女初长成》，就非常不同于亦舒他们的作品。”严歌苓直言自己是一个严肃作家，她的小说更属于纯文学，无非是畅销的纯文学。“我不能成为另外一种作家，人生成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作家就是什么样的作家，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事实上，在不少场合，严歌苓都曾表示，她成不了别人，她只能成为严歌苓。

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严歌苓拥有很多人所梦寐以求的一切：家世、才情、魅力和经历。从部队文工团舞蹈演员、战地记者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再到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正是在完成这一系列身份转型的过程中，严歌苓创作出一部又一部有独特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作品。

更重要的是，自从成为战地记者，开始和文字正式打交道后，严歌苓就开始了她自己所说的“异乡人”的经历。她表示，自己羡慕王安忆，因为上海对于她，是永远的城，她有她的上海，莫言有他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有他的商州，而她永远在异乡。“我是一个任何城市的旁观者，所以，我在文学上是个吉卜赛人。我天生敏感，神经裸露在外面，所以格外能有痛感。”而异乡人的角色，也让她拥有格外的敏感和超乎寻常的洞悉力，似乎总能从很多人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题材，并演绎成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严歌苓笔下的很多故事，就像她自己“坦白”的那样，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我们的生活丰富到已足够说上无数的故事，但绝大多数人缺乏的正是‘会倾听的耳朵。”比如这部写发生在校园里的盲目、危险而美丽的禁忌之恋的《老师好美》的故事原型，严歌苓最初是听姜文说的；又比如，《妈阁是座城》里写到的澳门赌场女“叠码仔”梅晓鸥和三个男赌徒之间的故事雏形，她最早也是听朋友说的。以严歌苓的理解，找故事并不难，重要的是，反复思考故事，并反复去调查它。“因为听说一个故事，你知道的只是一个故事的脉络，你还要做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把细节找到，这也是一个职业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所应该做的。”

为了创作《老师好美》，严歌苓曾先后在全国多所高中体验生活。最初，在姜文的介绍下，她曾去北京161中学“卧底”。“谁知道教务主任一眼就认出了我，‘卧底没戏了。后来我去了两三天，听他讲现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学生会把秘密告诉心理咨询师，我觉得这是很新鲜的事。”但她想了解大陆老师的状态、高中生如何生活的目的并没达到，总感觉去了之后学生介绍自己、对答都十分流利，像是演一场戏。后来几经周折，探访过大致五所中学后，她才于去年动笔，并于最近完成《老师好美》的创作。

当然，严歌苓并不满足于写出一个好看的畸恋故事，她所要做的恰恰相反，是要用非常纯文学的语言来写这个故事，淡化其中的通俗性，她还要求自己从中找到超越故事本身的意义。“为什么我听来的一些故事成了我小说的雏形，而有的却没有？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来写？这就取决于我能不能找到这个意义。”在为写作《老师好美》走访国内高校的过程中，她惊异于高三学生每天要面临的压力，“有些孩子特别可怜，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在这样的学业强压下，一些高中生的情感发展，就会有些异常”。她想写的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高中生的情感世界，看看在这样的极限境遇里，人性会有怎样的裂变。“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我希望在我的作品里能剖析人性，能触及人性的幽微之处。”

但考量小说最后是否站得住脚，并不在于其意欲传达的意义，而在于小说的技艺，尤其是是否塑造了成功的人物形象。在严歌苓看来，她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之所以读来可信，是因为虽然这些人物不是作者，甚至可能跟作者完全不同，但他们的行为和内心的挣扎却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就算是写一个坏人，他身上有些问题或者说闪念，可能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不过是碍于现实，或是法律或是公德或是自己的底线，而没有迈出那一步而已。”

虽说如此，很多读者还是疑惑，何以严歌苓能数十年如一日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国内很多作家为创作深入生活，却没能相应创作出高水准的作品，以至于“深入生活”这个词本身也变得如此面目可疑。严歌苓却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仿佛任何领域的题材，哪怕是有再大的跨越，一经她深度演绎，都能变成水准之上的作品。严歌苓自己“揭秘”，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神话。她说，虽然常年在国外生活，但她就很难深入国外人的心灵去观察世界和诠释世界。“我在国外写的小说，还有我写异国他乡生活的小说，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我只能写我自己能够体验到的生活，也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严歌苓坦言，她很难想象像文学界盛传的那样，专门有自己的工作室，雇“枪手”组成团队进行创作。因为那样写出来的作品，不可能有自己的灵魂。而她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很大的原因在于长时间生活在国外，不像国人那样习惯了热闹，习惯于参加太多的社会活动，而这些活动谋杀了一些人的创作力。“其实我是一个没有什么野心的人，我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作、看电影这三件事。生活非常单纯，留给自己的思考空间非常大。人活得单纯又有大把的时间拿来做什么呢？就拿来写作。”endprint

就像严歌苓的人生传奇，注定会随着她不断引起关注被一次次演绎，她的写作也一直会伴随着种种争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作为美国外交官的夫人，严歌苓每三年都要跟随丈夫，按惯例换一个国家生活，她行走在世界多个文化迥异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对照甚至冲突中，更能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而这种不可复制的存在感，也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给了她更多思考的空间。“在不断行走，不断阅读，不断听说和不断思考中，严歌苓对人性对历史对民族深深的爱和痛，铭刻在每一个字的灵魂里。翻手苍凉，覆手繁华。”

老师好美（节选）

声音是检察官的。壮年的中低音，陈述过人类太多的悲欢离合、自相残杀，因而过于成熟，因而提前衰老。就是这个男中音把被告席上少年情杀者的壮烈故事讲得平铺直叙，无关痛痒，以致少年瞪着两只榆树叶形的大眼睛，似乎在听一堂他不感兴趣却至关重要的物理课。

声音在大厅里激不起丝毫回音，满场旁听者的肉体成了最好的吸音装置。“被告闯入受害人家中，拔出预先准备的西式厨刀，向受害人脊背猛刺。受害人因背后攻击转过身来，本能地伸手挡护脸部和头部，而被告却误以为对方欲夺其刀，更进一步丧失理智，向受害人腹部和胸部连刺三刀……”

听到此处，大厅的空气激灵了一下。人们看了被告席上的少年一眼：那细细的脖子，细细的手腕，臂力和腕力足够屠杀一条生命？需要多饱满的激情，多彻底的无情，才够把那一系列凶狠的动作发射出去？

少年瞪着眼，似乎无奈地陪着众人把检察官的陈述听下去。事件中的主角不叫刘畅，叫被告，所以刘畅站在这里和大家一块儿听那个被告的凶杀故事。一个妇人越来越响的呜咽都不能使他的知觉凝聚，妇人为什么呜咽他也不想知道。死静的场子被她哭活了，有人向妇人移动，递给她纸巾和安慰。妇人竟然从旁听席踉跄出来，站在过道，她要干什么刘畅也不想知道。只见她朝着法官踉跄而去，被两个警察摁住后便顺势跪倒在地。妇人破碎的嗓音混在呜咽中：“请……法官……一定要为我儿子……”下面的话空下的词句全被呜咽填满。“我家天一死得冤啊……”旁听席里许多妇人的鼻息都粗重了，一个接一个地擤鼻涕。她们不是现在的母亲就是将来的母亲。

被告席上的少年眨了眨眼。天一姓邵，同学们总是连名带姓地叫他邵天一。有时不怀好意地连他的爱好一块儿叫：诗人邵天一。这一点刘畅似乎是记得的。呜咽的妇人是邵天一的母亲无疑了。

邵家大妈被拖回她原来的席位，大厅里唏嘘和耳语形成的气流还在浮动。刘畅身边的辩护律师叹息了一声。这么多妇人陪着邵天一母亲哭丧，对赢下这个案子，赢下他客户的小命可能不利。检察官陈述完毕。最后一段话用来做结论：“被告人是有预谋、有准备地故意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这段无数次出现在谋杀案公诉报告中的语言说完后，检察官静下来。

被告的思绪在“故意杀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这三个词组上飘游。高三的语文课学的全是高考题，整天招架的就是主语、谓语、状语……但这三个词组是什么呢？况且被那中年的、不为所动的嗓音平铺直叙地念出来，什么意思呢？中年男声突然高了半个调门，刚才长长的停顿后他或许深吸了一口气，调门是被一股气顶上去的：“在此，我不得不提到一位女教师在这个不幸事件中的角色和责任，她的名字叫丁佳心。”

“丁佳心”三个字使刘畅的心刺痛了一下。什么是心？丁老师在她获奖的教学论文中曾经写道：“心，并不指心脏，心是一个生命除了肉体存在的一切存在。那个存在不跟你要吃的、要喝的，但它要除了吃喝之外的一切，连你的梦它都要；因此它是生命的生命。那就是心。心的疼痛便是生命的生命在疼痛。”过去的一年，丁佳心老师就是被告刘畅肉体存在之外的一切存在，是他生命的生命。

少年落泪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