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 钢铁花朵

王元涛

图/Yousuf Karsh

即使没有很多人确切了解哭秦庭的历史细节，申包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搏命精神，依然会对我们的文化心理传承造成一种神秘的影响。这样，在民族危亡时刻，一名美丽的女子，跨越万水千山，用诚恳的态度，用直率的表达，最终感动了异邦人民，从而获得了重大帮助，这自然容易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台湾作家林博文这样评价1942年宋美龄访美：“划时代的夫人外交，为中美合作抗战写下辉煌的一页，对促进美国朝野了解和支持中国抗日，更发挥了石破天惊之功。”这无疑是夸大之语，但毕竟情有可原。因为对于历史大势的叙述，往往难免干瘪和枯燥，而设定一个传奇的女主人公居间纵横捭阖，通俗历史的书写才更容易找到立脚处和聚焦点。

这几乎就是关于宋美龄一生的隐喻。一个10岁即去美国留学、20岁回中国时已对汉语感到陌生的女性，她的生活并不复杂，很多时候，她不过是本性自然流露，或者是顺势率性而为，但因为身处特殊位置，她的所有行动都会被赋予额外的意义。

台湾作家王丰认为：从文化上说，宋美龄是一个“中西矛盾体”：倡导西式契约论，却又难以摆脱中国“亲亲”与“人治”的观念;主张西式平等，宣传西式民主与自由，却又赞赏中式“礼义廉耻”，以期树立“领袖权威”。宋美龄就这样行走在中西文化的交锋面，剑走偏锋，王顾左右而言他。

你说是矛盾体，其实又何尝不是混合体？因此，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中式传统之下，她同时了解西方文明的精髓，尽管谈不上浑然一体的圆融，但至少能够实现和谐并包，在权衡机变之中有原则，在亲亲相隐之外有自守。宋美龄的存在，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同时也揭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完全可以在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大背景之下寻找到自身成长的大致方向。

2003年10月23日晚11时17分，以106岁高龄活过3个世纪的宋美龄在纽约辞世，美国《时代》周刊在专题报道中称她为“钢铁塑成的花朵”。

当淞沪抗战爆发，她在去上海的途中被日军飞机炸翻座车，昏迷在烂泥里，并断掉数根肋骨时，你无法想象她怎样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施展柔美的魅力，以求他帮助催促加快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速度。当她亲赴西安解救蒋介石，将枪支交给随从，请他在必要的情况下打死自己时，你也无从想象，在花甲之年，她还会相中身边工作人员佩戴的发卡，央求人家代购同款，然后暗暗期待能得到蒋介石的一声夸赞。美丽，但内核冰冷;娇弱，但筋骨强韧。钢铁花朵，这的确是对宋美龄一生形象的写照。

宋美龄1942年访问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是陪同元首蒋介石出访，而是以她为主角展开行程，因此，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外交”。

但在宋美龄访美之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和英国同时对日宣战，这已经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的抗战形势。对此，蒋介石与宋美龄心知肚明。要知道，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中国已与日本苦斗了四年有余，可一直都没有正式宣战。而珍珠港上空浓烟一起，蒋介石马上对日宣战，因为他知道，胜利已经稳稳在手，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而且，同样是在宋美龄访美之前，美国已通过著名的租借法案，慷慨援助中国及欧洲盟国。1942年1月，美国又主导成立了中缅印战区。可以说，中美战车，已牢牢捆绑在一起。这是大势，与宋美龄访美或不访美全然无关。而宋美龄所能起的作用，只是力争让美国方面的援助速度更快一些。

在对华援助问题上，到底提供多少架飞机，多少箱弹药，运输的优先顺序又如何等，都与普通民众无關。美国民众关心的只是，为什么要把我们的钱送给中国人？正义，和平，命运共同体，这些名词太过抽象，现在好了，一位优雅的女士站在你面前，用地道的美国南方口音告诉你，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灿烂，热爱和平，可如今，她的人民却陷入了空前的苦难，有轰炸，有杀戮，有泪水，有死亡。于是，大批美国人开始给白宫写信，质问政府为什么不多给中国人一些支援。一个典型事例是，新泽西州一位家庭主妇，给白宫寄了3美元加一张上海难童哭泣的剪报，要求将钱转给宋美龄。“3块钱是我3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的小朋友的。”所谓“影响美国人民”，就是这样一种机制。

至1942年，美国给中国提供了1.2亿美元，用以军事采购。另有5000万美元，用来稳定币值。而到1945年，美国对华各类援助迅速超过了350亿美元。

我们偶尔会在报章杂志上读到，蒋介石曾说，宋美龄一个人，抵得上60个师。这个，未免有点太夸张肉麻了吧？但实际上，这句话是有特殊语境的，与蒋介石不同意宋美龄独自访美有关。1941年，美国杂志业巨子、《时代》周刊老板鲁斯访华，首次建议宋美龄访美，并说其效可抵30个师的兵力。但蒋介石则针锋相对地说，有宋在旁襄助，其威力可抵60个师。

等到1942年，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再次盛邀宋美龄访美，向美国朝野宣传中国军民抗日到底的决心。威尔基对宋说，以她的才气、智慧和说服能力，必将使美国人民更加了解中国。这一次，蒋介石同意将他的60个师放到美国去了。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实际上分为两场。

第一场，是在参议院，即兴发言。她开头就说：“我不但操诸君口头之语言，而且操诸君内心之语言。”她的意思，不是说“我不仅说英语，而且用英语思考”，而是说：我不仅会说美国人的语言，而且还拥有美国的思维方式。因此，千万别忘了，我们是一家人。

第二场，是在众议院，这是压轴大戏。宋美龄指出：“当1937年日本军阀发动其全面对华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咸认中国无一线之希望。但日本并不能如其所曾夸称，迫使中国屈膝;于是举世人士，对此现象，深感慰藉，并谓当初对于日本武力，估计过高了。”

这一段话，说得还算隐讳，其实宋美龄真正想说的是，五年多来，中国人在用血肉对抗日本的枪炮，西方给予中国的，只是一定的道义支持和少许的贷款，而在珍珠港被炸之前，美国一直在向日本出售石油和废旧钢铁。要知道，那些钢铁，转瞬就会变为射进中国人身体里的子弹。

对此潜台词，座中议员大部分听得懂，他们的内疚或深或浅，但都是真实的，因此，他们不吝一次又一次地给宋美龄送上掌声。

华彩乐章，出现在结语一句：“我们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风险，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这是标准的美式表达，甚至都暗含三分西部牛仔气。因此，据称，宋美龄收获了长达十余分钟的热烈掌声。

据称，宋美龄的演讲，全美有25万人收听，评价良好，反响热烈。美国人对宋有好感是容易理解的。从遥远神秘的东亚大陆，来了一位美丽的第一夫人，操流利的美国南方口音，这太容易让成年美国人一下子兴奋起来了。

当然，等待宋美龄的，不会全是赞美。美国媒体报道称，结束在美外交使命后，宋美龄的专机在印度阿萨姆机场中转加油，并卸下过重的行李，改由美国陆军运输机运至重庆。在装卸过程中，一个大块头的柳条箱不小心砸坏了，一堆化妆品、皮大衣、高级睡衣滚落出来。在机场工作的美国士兵看到这些奢侈品，不禁火冒三丈，在尘土中不断用脚踢这批行李。

实际上，这种事情，还属于细枝末节的私德，无关大局。而据美国人后来评价，宋美龄在国会及随后在美国各地发表的演讲中犯下的若干错误，才是真正难以原谅的。胡适先生曾在日记中这样说：“晚上到麦迪逊体育馆听宋美龄演讲，听众约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一股虚骄之气，使我做恶心。”

首先，宋美龄公开表示轻视欧洲战场，只强调亚洲战事的重要性;其次，她对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展开的殊死搏斗敬意不足，不遗余力地试图说服美国人，应该优先消灭盘踞在中国大陆的日军。

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狭隘的战略观，因为她忽略了战争是一个整体。

而宋美龄那么片面强调大陆作战的重要性，那么急切地要武器要弹药要物资，不由让部分机警的美国人产生了怀疑：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要囤积战略物资准备抗战结束以后打内战？

这种怀疑，后来演变为美国政界的主流声音，等到中国内战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美国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蒋介石政权。1948年，宋美龄再次赴美请求援助，想依样施展魅力，再创奇迹，但是最终，她得到的，只是握在手掌里的两把空气。

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可以说，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却一直是历史公案，公说婆说，难以定论。

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对蒋宋婚姻的判断就不同，这几乎没有办法改变。即使蒋介石日记里写有大量对宋美龄的倾慕与思恋，即使宋美龄多次声明她的婚姻完全是自主的，与宋蔼龄的安排无关，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还是有无数人认定，他们只是互相利用的政治婚姻。如果这种第一手材料也不能说服你，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找不到立论的严肃性了，只能沉浸在唐人所著《金陵春秋》式的花边传说里，为自己的恶趣味而大把地杀时间了。

见过1926年蒋介石追宋美龄时的一帧老照片，在宋家花园深处，宋美龄坐藤椅，怀抱小外甥孔令杰，手拿《伦敦新闻画报》，上头刊有关于北伐军蒋总司令的英文专访。而站在后头的男主人公，看起来好温良。

让我们回到日常生活，设若一个已婚男子，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她有文化，有教养，举止得体，仪态万方，让他无比心动，他会怎么做？有两种选择，一是远远地观望祝福，另一种是主动讨好试探。绝大多数情况，人家对你没有兴趣，你就会知难而退。少数情况下，对方回应良好，这时又有两种选择，一是进入一种不伦关系，二是离婚再娶。想一想，哪个男子不曾设想过离婚再娶的可能性？但往往是，一想到那漫长的争吵与说服，一想到那不可遏止的自責与感伤，我们就提前累得打退堂鼓了。

可是，如果这个女性是你老上司的妻妹，娶了她，会让你的声望与地位大幅提高;她的家境相当不错，家族相当有势力，足以为你的事业增添强大的助力;她本人的知识与能力，更可弥补你的弱点和短处，所有这一切，足以抵销抛弃原配所造成的痛苦与自责，你会怎么选择？

这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故事。爱是有的，而令蒋下决心抛妻另娶的动力之中，政治算计也是有的。两者并不矛盾，这才是生活本来的面目，因为毕竟，谁也不是伊甸园里与蛇遭遇之前的亚当与夏娃。

因此，我相信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没有作伪，蒋一定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宋蔼龄劝我娶她的妹妹，这样她就可以组织江浙财阀集体支持我。否则，我只有雄心，没有势力，难以成就大事业。你要知道，真正的爱，是肯为对方牺牲。因此，五年，只要你离开我五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次重逢了。”

这里，蒋介石的手法很高明。俗话说，仆人眼里无伟人，对枕边人，坦诚是必须的，承认自己想借婚姻上位，这有些不堪，如果是对外人这样讲，会遭到鄙夷，可对爱他的陈洁如这样讲，唤起的却是陈轻微的心酸与适度的痛惜，从而激活了她一种“孩子你受委屈了”的母性情怀。然后，再把陈洁如让位所付出的牺牲高尚化，就为她搭好了一个顺顺当当的台阶。陈洁如也清楚，蒋想做的事情一定会顽固到底，因此，顺阶而下，是最好的选择，况且，他毕竟还给了她一个五年期远景，如果他径直生硬地通知她分手又能怎样呢？就算五年是谎言，可他肯为她煞费苦心地琢磨这套说辞，她也就小小地知足了。

事实上，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中年人无法接受用“爱情”来描述蒋宋，因为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强调好坏泾渭，黑白分明，像蒋介石这种大恶人，只配和歪戴船形帽的女特务鬼混，怎么还配有爱情？因此，听“达令”这个音译词，我们至今还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在当年众多的红色电影里，蒋介石与宋美龄就是这样互相称呼的。

当然，抛开影视的虚构表演，我们只读蒋介石的日记，也会发现，蒋的表达，还是难免有生硬的一面，这一点，正可与宋美龄和美国将军马歇尔的情感交流形成对照。

宋美龄第一次见到马歇尔，是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马歇尔不满英国将领刻意贬低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一次激烈争辩中，马说：“希望我们就这个问题再聚在一起讨论。”宋听到这句话，身体前倾，将手放到马的膝盖上，柔声说：“将军，你和我可以随时聚在一起。”

1948年，宋美龄访美，又见马歇尔。当时，马生病入院手术，马夫人凯莎琳接待宋入住马家。宋在凯莎琳面前毫不掩饰对马的“一片情”，要求与凯莎琳“共享”对马的感情。这是典型的美国式表达，凯莎琳接受起来一点也不存在困难。

宋美龄与凯莎琳一起下厨，一起打理花园，凯莎琳向宋倾吐马的种种轶事。马在12月7日手术，宋写长信给他，信封上写着：“呈给将军报告。极机密。阅毕即毁。”里边有什么机密呢？宋美龄写道，她在马家花园里做苦力，而他则躺在医院的丝绸床单上享清福。宋说，她费了极大力气种植荷兰大口径水仙花，辛苦地除草，经过这些令人腰酸背痛的工作之后，还要到厨房度过悲惨的时刻，削马铃薯皮，煮罐头牛肉。而且，她还发明了了不起的新沙拉，尽管尝起来味道像泥巴。

之后，宋美龄以“一介小兵”的身份向总司令告状，她一再向副总司令（凯莎琳）要求加薪，却被当作耳边风，副总司令反而指责小兵在此宿营后，两颊晒黑了，肤色好看了，腰围亦显著加大，故任何有关财务上的要求一概无效驳回。因此，“现向总司令提出SOS讯号，赶快撤离丝绸床单！甜蜜的家庭绝不是像这个样子。”

总之，宋美龄要说的只不过是一句“祝早日恢复健康”，结果却表达得如此缠绵悱恻。说这是爱情，又如此公开;说不是爱情，却分明在幽默与自在中透出了浓浓的真情。这才是宋应该过的情感生活，但蒋介石却不可能给她这样的机会。基于出身、教养以及性情，蒋介石所能做的最浪漫的举动，也就是折枝梅花放到篮子里送给她，当作新年礼物。这种调调，显然无法满足宋对情爱的深度渴求。

因此，如果按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的话，说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没有爱情，也不为过。

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庭园中共阅《圣经》 图/ 秦风提供

1944年春，重庆官场盛传，陈洁如回国，与蒋介石旧情重燃，结果被宋美龄发现，一怒之下，宋美龄用花瓶砸破了蒋介石的头。尽管此事很可能属于捕风捉影，但实际上，如果真的发生了也不奇怪。依蒋的个性，还是与陈洁如一起生活，会更自在一些。与宋美龄在一起，她的优秀逼迫他时时刻刻都要打起精神来，要让自己表现得和她同样优秀。这是很累人的活法，有点像英国的老王子查尔斯，他为什么放着天仙一样的戴安娜不要，非投向卡比拉的怀抱？说到底，放松，自在，这才是比黄金还珍贵的真幸福。

这样，如果说在家庭生活中蒋介石可能是个气管炎，可能有点过分，但说宋与蒋的关系相当平等，应该与事实相去不远。美国作家项美丽1939年12月在重庆采访宋美龄，蒋介石不知夫人有客，趿拉着拖鞋走进会客室，一时尴尬，哼了几声“好好好”即匆匆离开。宋美龄对项美丽说：“他忘了戴假牙。”就是说，宋对蒋，是可以这样打趣的。

1940年，宋庆龄说：“一开始他们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爱情了，美龄真心诚意地爱蒋，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蒋对宋，一向是关心之忱溢于言表。作家王丰说，可以感觉到，蒋对宋的情爱，绝对是真诚的。而宋对蒋的关怀，倒比较冷淡，反应不是太热情。一直等到蒋病倒后，宋才竭智尽虑，摒除一切嗜好和交际，陪蒋一起住院，长年如此。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蒋介石去世。9月，宋美龄赴美国。离台前，她发表《书勉全体国人》说：“四十八年（1927年结婚起算）间，余与总统相守相勉，每日早晚并肩祷告，读经，默思;现在独对一幅笑容满面之遗照，闭目静祷，室内沉寂，耳际如闻謦欬，余感觉伊乃健在，并随时在我身边。”

謦欬，即谈笑声。宋美龄一生爱用生僻字，这可能与她20岁从美国留学归来才开始系统学习汉语有关，她最怕别人说她没学问。

宋美龄与蒋介石的信仰

有一个现象值得留意，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在改信基督教后，并没有引发全国的信教热潮。按理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应该是中国传统习俗最顽固的流传形式，可是，蒋介石并没有得享这种效应。

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他信教本身就是被动的，是为了迎娶宋美龄而必须满足宋家尤其是宋母的前提条件之一。当时在日本面见宋母乞婚时，蒋介石并没有立即答应成为基督徒，但他承诺，会终生研习圣经，不放弃努力。

蒋介石说到做到，每天做早课，唱圣歌，祈祷，从无间断。相比之下，宋美龄倒是随意自然得多。这也就对了。她的信仰，得自家传，不必将像蒋介石一样，有一种“积极分子心态”，即新加入一个团体，总要表现得比原成员更主动热诚，才好得到团体的顺利接纳。

宋美龄自述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她自认为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这也难怪，家传嘛，一出生就受洗，定时祈祷，每个主日去礼拜，这都是自然的生活方式，跟着家人照做就是了，她不需要额外思考，也没有机会去思考。

第二个阶段，宋美龄说，首先是母亲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同时，放眼中国，北方有强敌，南方有水患，她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空虚。实际上，宋美龄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她正在经历宗教世家子女大多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即开始对信仰产生独立思考。原先，他们一直生活在浅层次的宗教生活氛围里，等长到一定年龄，必然会猛然惊醒，开始严肃地反观自身：我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这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些人经过确认，再次坚固了信仰。另外一些人，则有可能产生逃离的愿望和行动。

在宋家，父亲宋嘉树是美国教会培养出来的牧师，母亲倪桂珍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据宋美龄回忆，她的母亲每日黎明前就开始晨祷，当子女有什么困惑向她请教时，她一定会说：“我必须先问问主。”宋美龄称：“我们不能催她，问主不是只花五分钟，请他保佑她的孩子，使其愿望达成。那得要等候上帝，直到她感受到他的指引。”

而宋美龄怎么样呢，美国作家汉娜·帕库拉在《宋美龄传》中透露，宋美龄会觉得每天祈祷“太累啦”，“讨厌主日要到教堂听道那么久”。家庭祈祷时，她经常借口口渴而开溜。宋美龄曾经这样写过：“我以前认为信仰、信念和永恒不朽多多少少是想象出来的。我相信眼见的世界，不信见不到的世界。我不能因为某样东西一向被人接受，也就接受它。换句话说，先人们觉得够好的宗教，就未必吸引得了我。”这种言论，往严重了说，几乎就等于退教宣言。

宋美龄一生为皮肤病困扰，1918年，她回家不久就发病，写信给美国好友埃玛说：“母亲说，这是我不肯跟她去复兴布道会，才会得到的报应。”

1931年，宋母过世前，宋美龄守在病床前陪母亲聊天，她突然说：“妈妈，你的祈祷那么有力量，为什么不向上帝祷告，以一场地震摧毁日本，好叫它再也伤害不了中国？”宋母把头别过去，半天才回答她：“别要我去向上帝祈祷即使他做你也不配提的事。主说，报复是我的事。它绝对不是你的事。”

这样，第三个阶段，蒋介石的出现，对宋美龄而言非常重要。她自己承认，在引导蒋进入基督精神的过程中，她自己的信仰也得到了确证和提升。

事实上，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探索，勤奋而执着。他每天念诵圣经，时时苦思冥索，这对于宋美龄，也是一种有效的救赎和提拔。蒋的习惯，是早睡早起，而宋则是晚睡晚起。但在蒋研习圣经时，宋特意改变作息，大清早6点起身，与蒋一起读经祈祷。

宋美龄这样解说她给蒋介石讲解圣经的结果：“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我又回到了我母亲的上帝。我知道有一股力量远远大过我的力量，但是母亲已经不再能替我祷告。看来唯有我能在精神上协助委员长，也因为协助他，我自己愈加虔诚。我要做的，不是出于我心，而是上帝的意志。”

宋美龄还承认：“我自己的信仰和新得的了解同时滋长，一种更深刻的意义浸润了我们的婚姻，我自己也走上了灵性发展的初步阶段。”是的，他们的婚姻关系能历经风雨而未遭损毁，与这种精神信仰上的紧密纽带大有干系。

蒋介石的努力，最终促进了宋美龄的信仰成熟。这，恐怕是作古的宋老太太做梦也难以想到的。

当然，美国作家帕库拉对蒋介石还是有着深入的了解，她这样说：不论蒋介石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信了基督教，他的心灵深处仍是儒家思想。他相信天命之说，也一再自修自省，检讨自己的私德。他的戒条很简单，罩上基督徒的外衣似乎也没能深化他对自己的了解。

但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在形式上，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自律甚严的人。不少人爱举蒋介石日记中记载自己在香港嫖妓的内容，以诋毁他的道德形象，实际上，他肯把这样的丑事记录下来，就已经是他从未放弃过自我交战的明证。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蒋介石完全是一个以苦行为营养的斯巴达战士，因此，让他严格践行基督教的礼仪与规程，自然是毫无困难的。

1930年，中原大战正酣，无数无辜的生命在苍黄的旷野闭上了眼睛，蒋介石正式受洗。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宋美龄力排众议，甘愿犯险，奔赴西安施救。狼狈不堪的蒋介石见到宋美龄，瞬间流下热泪，他说，当天早上读圣经，正好读到了这样一句：“耶和华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这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密码。相信在那一瞬间，什么家国大业，什么抗日反共，统统淡如轻烟，唯一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接通了，如阴阳电极，从脚底直贯天灵。对宋美龄来说，这一次来西安冒险，已经不算什么，为了蒋，就算死一百次也不在话下。因为她感受到了灵魂的大喜悦，这才是生命真正的高峰体验。

在抗战中期蒋介石与史迪威恶斗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并没有史迪威想象的那么大。

1926年到1928年，史迪威在天津租界任美军营长，顶头上司是团长马歇尔。在此期间，史迪威常到大江南北旅行，对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和军事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因此，他非常清楚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有多么动乱和落后，他与中国军民的零距离接触，以及他对是非善恶的清晰认知，让他打心眼里看不起蒋介石。

因此，当史迪威获任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之后，与蒋介石大闹矛盾，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有人称，对于蒋史失和，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应该负相当的责任，因为关于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权限分配，是由宋子文两边通报的。他像个狡猾的媒婆一样，对美国人说，蒋会给史指挥全权。可转过头来，他又对蒋说，史迪威只是一个负责出点子的参谋人员。

但实际上，蒋与史，除了互相蔑视之外，主要矛盾还是基于个性不合，行事方式不合，然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在对日作战过程中，有几件事史迪威惹到了蒋介石。首次是对缅作战失败，史没有听从蒋的命令撤回中国，而是率队进入了印度。其次，史迪威将中国战场的美空军部队调往埃及助阵英军，事前居然没有与总司令蒋介石打招呼。蒋心存不满，却不表现出来，这样，史一次又一次建议对缅甸发动反攻，蒋一次又一次表示同意，可等史制定好了作战计划，却发现蒋的部队根本没有做任何准备，上上下下都是在敷衍他。

史迪威依美国人的脾气，与蒋发生了当面争吵，蒋非常生气，连续三周不见史。蒋介石这种典型的中国处事方式，几乎能把一个直筒子美国人憋死。

这时候，宋美龄能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她改变不了什么，顶多是做一些表面功夫，以争取缓冲余地，拖延冲突的爆发或升级。1942年春，宋美龄陪蒋介石去缅甸前线，与史迪威商讨战机，临走时，宋给史留下了一罐果酱和一封信，信中说：“我支持你，摆在你面前的是一项男人的事业，而你是个男子汉，我还要加一句，你是个出色的男子汉。”

想来，这种温情表达，会让身处莽林与战火中的史迪威心头一热吧？可是，这种热，除了令史迪威觉得“夫人真可爱”之外，又能起什么实质作用呢？

史迪威对宋美龄有这样的评价：“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持有西方的观点，即中国人在政治斗争中往往采用拐弯抹角的隐晦方式，而她能理解一个外国人对此做出的反应。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之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魅力。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主要是好的影响。”

1943 年2 月，宋美龄和罗斯福夫人在白宫

鉴于蒋史矛盾影响了战争的布局及进程，1942年7月，租借法案中国部门负责人居里来华调停。居里对蒋介石说，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认为史迪威不适当，可以直言不讳，这样美国方面即可更换。

可是，蒋在发泄了一大堆不满之后，却不肯明确提出撤换史迪威。他说，史应否调回，是美国政府的事，他绝不表示意见。就是说，蒋介石主张容忍。这不是什么高级人生哲学，而是因为蒋介石知道，史迪威当年的上司团长马歇尔，如今正是美国陆军参谋长，他不愿为撤换史迪威而得罪权倾一时的马歇尔。

看吧，这就是蒋介石最典型的局限，完全用中国式思维应对美国人。他自己十分重视裙带的围裹效应，就以为美国人也无法接受更换一枚钮扣。殊不知，他这种自我标榜为“高尚”的隐忍，最终会对事业造成何等伤害。

美国人也不是全然不讲裙带关系，但他们的底线要比蒋所了解的高出许多，你直言不讳，也会换来对方的直言不讳，这是蒋所不曾体验过的陌生方式。

同样，板子也不能只打在蒋介石一个人的屁股上。史迪威厌恶蒋介石到什么程度呢？罗斯福总统曾询问史迪威对蒋人格与个性的看法，史说蒋是一个“意见反复、狡猾而不可靠之老无赖，所说之话，全不能算数”。

史的话，实在太不客气了，不知宋美龄听到会作何反应，反正罗斯福是听不下去了，他批评史迪威：蒋是中国人，怎么能用对待美国人的方式对待他呢？

后来罗斯福发现，史迪威甚至都没有用对待美国人的方式来对待蒋介石。蒋性情急躁，史就用“更严厉声口”回应。对此，罗斯福告诫史迪威：蒋介石是四万万人的行政首长和大元帅，“岂可用对付摩洛哥首长之办法，向其做严厉之声口或要挟？”

实际上，史迪威也不仅仅对蒋介石这样。据民国时期青年党领袖李璜称，史一到中国来，便把中国人都当成美国人一样，要求必须动作快捷，讲求效率。因此，他见到中国军政人员一律慢动作的情形，非常着急，有时竟会当场发怒，骂中国陆军大员都是行尸走肉。他的这副作派，令重庆的高官们难以接受，且弄得小官们手忙脚乱。

李璜还透露，史迪威一度动过念头，想逼迫蒋介石下台，将国民政府完全换一班人来干，比如张群、孙立人等少壮派。

这样看来，蒋史之间，个性冲突之外，文化差异造成的阻碍更大。平心而论，在此问题上，能够发挥弥合作用，给蒋介石与史迪威以切实指导，让事情得以平滑解决的，除了宋美龄，不作第二人想。可纵观整个冲突过程，宋美龄明显是缺位的。抗战军兴，万事冗杂，宋不是真正的钢铁之躯，她也不是慈禧，更不是武则天，不可能做到万事补足。

而且，她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由她主持成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救助了两万多名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和家园的难童。

1943年10月，宋子文在美国活动成功，罗斯福同意撤回史迪威，只要由蒋提出要求，罗即批准。可是，蒋介石果然像史迪威所言的那样“反复无常”，因为在宋美龄与宋蔼龄的劝说下，史同意向蒋道歉求和，于是蒋就收回了成命。宋子文为此大怒不止，与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蒋介石与史迪威最后摊牌，缘于美国提出，由史来指挥在华全部军队，包括美军、国军和共军。李璜对此评论称，美国人还是太天真，完全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处理国际事务。当年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打赢独立战争后，马上解甲归田，可蒋介石怎么能跟华盛顿相比？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蒋。军阀无信义，北伐时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曾与蒋并肩作战，实现全国基本统一，可转过身来，他们就把枪口对准了蒋介石。因此，让蒋把军队指挥权彻底交出去，怎么可能？要知道，抗战时期，蒋一身兼党、政、军一把手，还当过各党派参与的议政会议长，甚至还兼任过四川省主席！

最后，是史迪威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一份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语气完全是上级在斥责下级，丝毫感觉不到是两国元首在对话。有后世史家分析，不排除史迪威起草电报稿的可能性。蒋当时没有说话，据说退回内室后不禁痛哭失声，于是决定，无论如何，要撤换史迪威。

在送别史迪威时，宋美龄也去了机场，她无比流利的英语，突然间变得吞吐艰涩。

孔宋家族是否果真如坊间舆论所称的那样腐败？我相信，不会有多少人指望能够彻底获知真相了。史事淹没于时间的河流，而当事人与旁观者注定各说各话，这几乎就是历史陈述的常态。

因此，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宋美龄到底怎样处理自己的心理波澜。如果亲族真的涉及腐败，她是如何说服自己接受或包庇的？如果她不相信亲族腐败，那么她又如何保证自己掌握的情况能够接近真实而不是谎言？

关于孔宋家族贪腐的最典型指控，第一个是说宋蔼龄操纵美元公债，第二个是说孔祥熙与宋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套取外汇获利，第三个还是孔令侃，说他利用公共机构在香港做投机生意。而1948年的扬子公司案，案值并不大，只不过涉及蒋经国与杜月笙，因而更加有名罢了。

对于宋蔼龄投机公债，普遍的说法是，她利用抗战初期，美援初到，人们一时还不懂美金价值的时机，凭借丈夫的特权，低价大量吃进公债，然后高价卖出，至少赚取了5000万美元。

1943 年，埃及开罗，中、英、美三国军事首脑和政府官员举行三边会议时合影。前排左起：蒋介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宋美龄

但多年以后，宋美龄对美国记者玛莎·葛尔红这样说：“当孔祥熙去欧洲参加英王加冕礼时，政府公债价格在市场上突然暴跌。我先生和大家谈起这件事，认为必须制止下跌。因此，我姐姐说她愿意以老百姓身份买进，以支撑市场。但实际上，她是替政府买进。后来，试图逼公债下跌的真正的投机客被抓，却反咬我姐姐投机。人们实在太奸邪不公了，故事就这么流传，却没有人查证，就这么以讹传讹流行开来。”

1935年，孔祥熙成立中央信托局，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驻香港。孔令侃胆子大，办法多，在九龙弥敦道设立了一处秘密电台，每天与重庆联系，报告香港及国外外汇、金银、公债、证券行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显示，这部非法电台，至少让宋蔼龄又投机赚进了5000万美元。1939年，秘密电台被港英当局查获，孔令侃被驱逐出境。在这一事件中，孔家有罪，毋庸置疑。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曾报道，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从外汇局套取3亿美金，进口汽车牟利。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有说法，这是控制文宣系统的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想搞臭孔家。而正当群情激愤之时，《中央日报》却发出道歉声明，说小数点搞错了，实为300万。而其中内幕，实已无从查证。

1985年，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出版《宋家王朝》，再度提及非法套汇往事，孔令侃在美国《世界日报》连登三则启事，力陈当年仅结汇180万美元，并信誓旦旦地说：“扬子公司自开办伊始，业务悉遵法令，从未享受任何特权。”

还是这个扬子公司，后来在上海，因涉嫌囤积物资，一度被蒋经国查封，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一般认为，蒋经国“打虎”因之失败，遂引发蒋介石政权冰消雪崩。

有一个与扬子公司案相关的故事，尽管并不十分可信，却极富表达力，因而值得记在这里：1948年，国共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蒋介石亲临北平督战。突然有一天，他要飞回上海，北平军事首长傅作义不乐意，可蒋还是走了。不久，傅作义了解到，蒋离开前线，是应宋美龄之请去救孔令侃。于是傅作义说，就在那一刻，我决定开城迎接中共。你不以天下为重，我何必为你卖命？

1946年夏，一群中国记者在庐山牯岭小学访问宋美龄，有记者问：宋子文和孔祥熙做了那么大的官，为何还要经商赚钱？宋不高兴地答道：“经商赚钱有什么罪过？你们难道没有看见美国的高官不少人出身于商界？”

这样的表态，实在值得细细琢磨。

这不是宋美龄对罪恶得意洋洋，她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精英式的傲慢，或者说，是一种达尔主义式的傲慢。所以，面临外界对她亲族贪腐的指控，她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心理波澜。她的信息源有限，只要孔令侃伏在她身前信誓旦旦地哭诉，称自己根本没有做任何坏事，而是有敌对势力在陷害他，这就足够了，她肯定会相信，或者说，她宁愿去相信。这里的秘密，不在于法律奈何不了她的亲人，而在于道德自责也无法困扰到她。

抗战期间，美国女记者安娜丽·贾克贝与宋美龄一起在餐厅吃饭，见墙上有标语“中国人不吸烟，耕地要为抗战生产粮食”，于是女记者就不好意思掏烟了。可是，宋美龄却不管不顾，如常吸起了雪白漂亮的骆驼牌香烟。女记者表示不解，宋就淡淡地说：“那是给老百姓看的。”

1942年，罗斯福曾在白宫的餐桌上问宋美龄，在中国，会如何处理那种非法罢工的工会领袖。宋美龄毫不犹豫，举起纤纤素手在脖子上划了一道。据说，宋的这种反应，当场把罗斯福夫人吓得花容失色。

这就是一种天然的特权思想，对她而言，这种特权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暴发户式的突然烧包。在公众领域，她可以表演对民众的热爱，这是一种抽象的表达，相对容易。而在本质上，她视普通民众如蝼蚁却不自知。譬如在丛林里，大象每迈出一步，都会不自知地踩死多少蝼蚁，可哪一头大象会为此而自责内疚呢？

“他们的聚敛与其说是本能，不如说是立功立业的必须。一句话，他们都有使自己的社会变革起来的功利心。”作家余世存这样说。

因此，对于家族贪腐，宋美龄绝不会去故意纵恶，她能做的，只是一种自然的视若无睹。可以说，当年的民国精英，普遍存在类似的心理，宋美龄当然无法免俗。而这，也正是近世中国精英与大众之间产生根本性断裂的原因之一。

一般史家都不反对这样的定论：大陆变色，并非中共打败国民党，而是国民党自戕，其中孔宋家族的营私误国，无疑占极大比重。李璜说：蒋先生的头脑中，欠缺法治观念，家族主义在其思想中仍相当深厚，故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至于抗战期间，国家财政皆委托于其亲戚宋子文与孔祥熙二人。

实际上，蒋介石可能也是没有办法，贪污腐败防不胜防，也就只有亲族还是值得信赖的。比如抗战军兴，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主抓空军，结果证明，此举相当明智，完全杜绝了采购飞机吃回扣的积习。

而且，宋美龄主持的美国志愿人员航空队，即陈纳德领头的“飞虎队”，战绩相当突出。可以说，整个抗战期间，日本空军没有讨到飞虎队一点便宜。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飞虎队就击毁日机1634架，美机只损失16架。中国战区第二任总参谋长魏德迈将军说：“在中国上空的日本空军可说已被消灭了。”

陈纳德长着一张鹰脸，据称，丘吉尔初见他凶狠的样子，马上对幕僚说：“幸好这个人在我们这一边。”就这样一个人，终生敬爱宋美龄，称她为“我永远的公主”。同时，宋美龄还获得了另一个封号：空军之母。

美国作家尤恩森说：“购买飞机涉及大笔款项，蒋无法决定他那批贪污成性的幕僚中，究竟谁能负起这一重任。他只知道，他的妻子可以信赖。”因此，蒋介石同步信任妻舅宋子文与连襟孔祥熙，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舆论对孔家最不友好的一次，是在1942年，日本人将进攻香港，《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本拟乘飞机逃离，不想座位却被一条狗占据了，据说这条狗的主人，正是宋蔼龄。孔宋家族随后宣称，宋蔼龄对狗毛过敏，根本就不养狗。可是，正如今天的微博微信一样，耸人听闻的谣言会飞速传播，等到辟谣的声音出来，就没有几个人关注了。孔家的辟谣，也是无人理会。对此，宋美龄可曾愤愤不平？

倒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曾在日记中这样意味深长地写道：“《大公报》做社论，论及飞机载洋狗一事，致昆明学生罢课示威，要求打倒孔祥熙，事情无法收拾，《大公报》又为文声明，洋狗系飞机师所为，希图平息学生愤怒。系铃解铃，《大公报》甚感立言之苦。”

如果说宋庆龄如此坚定地转向左翼是近代中国史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大课题，可能会有人站出来抬杠：那么宋美龄如此坚定地站在右翼岂不同样是值得研究的一大课题？

但是，我要说，宋氏三姐妹出身富贵，老大蔼龄与老三美龄终生安居在自己阶级的领地内思考与行动，从不越界，只有宋庆龄，完全跳脱身份背景，坚守普罗立场，深度涉足社会革命，这毕竟更具有谜团一样的强大吸引力。

想来，宋庆龄一定不会同意台湾作家林博文这样的说法：“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使宋家从买办家庭变身为权势家族，而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则进一步把宋家变为统治家族。”

1940 年，宋氏姊妹宋庆龄（右）、宋蔼龄（中）、宋美龄（左）合影 图/ 秦风提供

林博文还说过：宋庆龄不顾父母反对嫁给孙中山，使宋家出现裂痕;随后，基于政治分歧，宋庆龄又激烈反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使宋家走上永恒的分裂。宋家的分裂，亦即近代中国分裂的缩影。

宋庆龄的确激烈反对美龄嫁蒋介石，她曾说过，宁可看到美龄死，也不愿看到她嫁蒋。但实际上，美龄嫁蒋时，宋家并没有出现“永恒”的分裂，而是在美龄嫁蒋之后，蒋发动清党，这才彻底惹怒了宋庆龄。

1927年，宋庆龄先赴苏联，后长期滞留德国。期间的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举行，她回过一次南京，后又去欧洲。有史家称，蒋介石为孙中山操办奉安大典，隐含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逼迫宋庆龄归国，进而参与他所领导的政府，为他提供支持。这是不符合一般常识的，实际上，宋庆龄去欧洲，蒋介石应该比谁都高兴才对。否则，德高望重的国父夫人动不动就公开责骂他“背叛总理”，他的脸上也挂不住，又不能对宋庆龄动粗，会很为难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时段，宋氏三姐妹中的这个与那个之间，会完全没有交集，但她们却从未公开交恶。就是说，分歧可能存在，不满可能也免不了，但她们之间，却从来没有公然地互相指责对骂。这是她们共同的原则和底线，如果她们从来没有特意约定过，就更能证明她们的智慧和骄傲。

宋家有两位第一夫人，庆龄和美龄，但在三姐妹当中，核心人物却是宋蔼龄。蒋孔宋三大家族发生摩擦，只有她能出面仲裁，就连蒋介石遇事也要让她三分。宋蔼龄对蒋介石从来不叫委员长，而是叫“介兄”。

蒋介石侄孙、侍从室副官蒋孝镇曾对戴笠说：委座之病，唯宋（美龄）可医;夫人（宋美龄）之病，唯孔（宋蔼龄）可医;而孔（宋蔼龄）之病，则无人可医。

宋蔼龄有什么病？无论是当时的闻人，还是后世的史家，多有论者认为，宋蔼龄是孔宋家族贪渎枉法、与民争利的大黑手。对此，宋美龄未必完全知情，但在客观上却甘当保护伞。因此，民间的顺口溜是这样的：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

关于宋蔼龄，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曾说：“几乎人人都不喜欢孔夫人，她控制一家银行，每次中国货币贬值之前，她都通过银行买进美元。”因此，没有人晓得她的财富到底有多少，或是其中有多少是代替其他家族成员保管的。

而关于宋氏三姐妹，拉铁摩尔又说：“孔夫人有极其精明但寡廉鲜耻的理财头脑。蒋夫人兴趣在权势，并有钩心斗角的天分。孙夫人在三人之中最不聪明，但十分廉洁、诚实。”

拉铁摩尔的话，后来被人总结成了更为简捷的说法：老大宋蔼龄爱钱，老三宋美龄爱权，老二宋庆龄爱国。

这种总结，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毕竟属于皮相之论。实际上，老大爱家庭，老三爱自己，老二爱理想，这才应该更为准确也更为周延。

宋蔼龄爱家，这种心理的形成机制当然很复杂，但有两点，我们可以清晰指出。第一，她是长女，如母，这是社会角色对她提出的要求，她的认同顺理成章。第二，在三姐妹中，她的相貌相对平凡，这样，在难以得到由衷赞美的情况下，她自然要学会用照顾别人的方式来赢得表扬和尊重。

至于老三宋美龄爱自己，这几乎是任何一个家庭的幺女都拥有的特权。1944年，抗战进入关键阶段，宋美龄以治病为名赴美，一年后才回到重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责任对她而言，想负的时候负，还得负得不错;但当她不想负的时候，也可以轻松地放下，了无牵挂。

而在一般家庭中，老二最容易受忽视，因此，在理想中满足自己，就容易成为一种强大的心理习惯。因此，暗地里反对，不畏惧牺牲，这几乎成为贯穿宋庆龄一生命运的底色。

在抗战正酣的1940年，宋氏三姐妹迎来了关系转暖的大好机会。3月31日，她们同机从香港飞赴重庆。宋美龄特意张罗了一场“欢迎孙孔两夫人莅渝”的酒会，蒋介石出席，并发表欢迎词。这是蒋首次在公开场合向孙夫人致敬。或者，这样说更准确：这是孙夫人首次在公开场合接受蒋介石对她表示敬意。

欢迎会上，宋美龄冲着自己的丈夫鼓掌，眼睛却望向早年陪同自己赴美留学的二姐，心里的温暖与惬意一定是满得快要溢出来了吧。

在公开报道中，三姐妹一同走访医院，慰问伤员、孤儿和学生，参观防空设施，还共同发表对外广播，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日。

对，她们的对外广播，完成职责之外，还有一项副业，就是秀英文。3个人的广播，各有特点。宋庆龄比较容易激动，常常谴责美国政府纵容法西斯。宋蔼龄的口气一般比较温和，所谈内容也比较泛泛，显示出她对政治明显缺乏热情。而宋美龄则走诚恳路线，像她的美国朋友埃玛教她的，“不要光说日本人残暴，不要仅举统计数字，而要明确交代目击者的故事，姓名、地点都要齐全，这样才能唤起美国人的同情心，为中国捐款。”

这是她们三姐妹此生难得的甜蜜时光，除了参加堂而皇之的公开活动之外，她们也一定曾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窝在闺房深处痛聊家长里短吧？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去世，终年77岁。宋蔼龄和宋美龄都没有参加葬礼和追思会，因为当时有传言，说宋庆龄将赴美出席葬礼。

这就叫“老死不相来往”，但请不要批评她们冷血，因为说到底，是时代与政治对不起她们，而她们对时代与政治并无亏欠。

历史已经证明，理念冲突往往只具备短暂意义，内部争斗的价值更为稀薄，而亲情永存，才是太阳系的真理。对亲情的依恋，即使无法得到公开的表达，也依然会成为暗夜深处予人慰藉的光与盐。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病危时，二弟宋子良自纽约发来电报称：获悉你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

宋美龄没有致电慰问，这个算是新闻;但有报道说，她曾为二姐落泪、祈祷——这个，妹妹为姐姐的离世而悲伤，还应该称之为新闻吗？

1948年宋美龄再次赴美求援之所以无功而返，直接原因是美国总统已经不再是对中国较为友好的罗斯福，而换成了杜鲁门。

宋美龄心事重重地来到华盛顿，等了10天才见到杜鲁门。杜鲁门完全没有开放白宫给她住的意思。而且，面对蒋氏政权的艰难状况，杜鲁门表示，要钱没有，要物资没有，要道义支持，也几乎没有。

为什么连道义支持都没有？因为杜鲁门及其智囊班子一口咬定，抗战之后美国援助蒋氏政权的350亿美元中，至少有37亿被蒋宋夫妇和孔宋家族中饱私囊了。“他们都是盗贼。”杜鲁门曾经这样说。

这一年华盛顿的冬天格外寒冷，宋美龄的心中一定结满了冰。

这时候，她一定无比怀念前总统罗斯福。她还记得，就在五年前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第一次见到罗斯福，对他印象相当好，“推许其为一具有远略之政治家”。蒋与罗，相谈甚欢，而担任全部翻译工作的，是宋美龄。蒋介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夫人自十一时往访罗斯福总统商谈经济问题以后，直至霍普金斯顾问离去，在此十小时时间几无一息之暇，且时时皆聚精会神，未能有一语之松弛，故至十时已疲乏不堪，从未见其有如此情状也。”

而美国抛弃蒋介石的远因，可以追溯到1946年。当时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中国调处国共关系。他自信满满，以为可以马到成功，让国共坐到一起，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进而组建联合政府，至于最终谁能执政，由选票说了算。

美国人想的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现实却错综复杂，让马歇尔应对乏力。12月，马歇尔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说，中共从来没有打算与政府合作，但他有信心8到10个月消灭共军。

马歇尔当时一定心头一凉：你终于说实话了！于是马歇尔很严肃地对担任翻译工作的宋美龄说：“我要说几句话，这些话很不客气，也许你不愿意翻译。如果你认为太过火就不用翻了。”然后马对蒋说：“你曾经抗拒订妥的计划，现在又决定破坏协议。有人说过你是现代的乔治·华盛顿，经过这些事情，他们不会再如此称呼你了。”宋美龄听完，对马歇尔点点头说：“我要他听听这些话。”于是忠实地原话照翻。蒋听了，面无表情，只是晃着腿。宋美龄知道，晃腿，就是他不高兴时的特别动作。

到底谁有权力为整个民族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不知道这样的疑问，是否也曾盘旋在宋美龄的心头。从她的背景来看，相信她会想过。只不过，她可能又懒得深想，因为这无涉她的贵族生活方式，也因为她并不是神仙，对于未来无法做出神机妙算。

马歇尔之所以如此坚定地代表美国提出和平建议，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这将是相当可行又划算的一件事。可是，在蒋介石看来，却绝对无法接受。

到1949年，全世界都已知道了，蒋氏政权注定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当时依然滞留在美国的宋美龄通过内线得知，白宫拟发表一份白皮书，公开说明美国政府对蒋氏政权失掉大陆没有责任。宋美龄的得力助手黄仁霖后来回忆说，宋希望能阻止白皮书的发表，特地把他从台湾召来美国，展开公关游说活动。

但美国国务院低级官员明确告诉黄仁霖，这是经由总统亲自签发的文件，你们想这么简单地干涉美国内政，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

这份白皮书共1054页，详细解说了蒋氏政权自二战结束到1948年，如何浪费了30亿美元的援助。同时又指出，中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蒋及其政府的无能和不得人心。白皮书一出，彻底击碎了宋美龄争取美国援助的幻想。

这一次，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

在宋的人生中，似乎有一种“躲开结局”式的冲动。1944年，她去美国，直到1945年9月才回重庆，没能目睹重庆欢庆抗战胜利的盛况。这一次，她自1948年赴美，一直盘桓到1950年。等她告别美国时，已经不可能回大陆，而是直飞台湾了。最光荣的时刻，她没有与蒋介石在一起;最失败的时刻，她也没有与蒋介石在一起。

这不是开玩笑，在台湾，还真有人煞有介事地搞过调查，甚至还去美国翻档案，想证明宋美龄早早就加入了美国籍。

当然，这些人一定是一无所获。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风波呢，实在是因为宋美龄的行为举止，有时候太不像一个中国人了。她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也说过：“我唯一跟东方沾边的，就是我的脸孔。”

宋家本姓韩，宋父嘉树，本名韩教准，祖籍海南，因种种机缘，赴美国做工留学，取得牧师资格，后回上海传教。但不久，就辞去牧师职务，专心经营企业，印刷圣经，生产面粉，进口机器，最终成为上海滩排名靠前的大实业家。

宋嘉树辞去教职，月薪太低不足以养家是一个方面，另外，他曾告诉家人，他受不了白人传教士对他的羞辱，他在上海白人教会圈里所受待遇“像个仆人，而非同事”。

这种情绪，在宋美龄身上也有。她曾告诉蒋介石的一名美国顾问，她一向觉得美国人对她潜藏没说的话是：“噢，是啊，她当然很聪明，可她毕竟是中国人。”

然而，在中国，同胞又往往把她视为美国人。作家王丰说：从整体上讲，宋美龄是一个很规矩的人，绝不是一个阴险富于心机的女人，可是，她还是有些主观上的缺点，譬如，她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便十分有限，她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

1938年， 宋美龄女士在湖北汉口当地医院里为难民缝制衣物图/Robert Capa

宋美龄在20岁回国之后，了解自己国家的方式主要是“花很多时间参观各式各样的工厂”，期间，她对剿丝厂女工要不断把手伸进滚烫的热水里工作印象深刻。

因此，她对于中国的认识，大半来自这种旁观。当她目睹种种不公与惨状时，她的同情心会催出泪水。而一旦脱离了这种具体的环境，她就不自觉地将之抛到脑后了。没有血肉相连，没有感同身受，也就没有椎心之痛。这一切，对她而言，又都是正常的。

她到30岁还没有结婚，并不是在等待蒋介石，而是放眼大半个中国，实在不容易找到一个男子足以与她匹配。一枚钢铁花朵，想让她融化，需要多高的温度？这世间男子，几人有如此强大的能量？而嫁鸡随鸡，相夫教子，可能还要把大部分时间精力用于对付恶婆婆，这种庸常生活不是她想要的。

说宋氏是中国第一家族，理由会有很多，最典型，是说他们一门之内，出了三位国家元首，孙中山、蒋介石和宋庆龄;两位政府首脑，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位第一夫人，庆龄和美龄。宋家另一个不同凡响之处，是六名子女都被宋嘉树送去了美国留学，这在今天的中国，也是不容易见到的”奇观“。

因此，在宋家内部，第一语言既不是宋母擅长的上海话，也不是宋父祖籍的海南话，而是地地道道的美式英语。

宋嘉树早期在上海附近的昆山传教时，曾自制木船，亲自摇橹，在昆山和上海之间从事客货营运，短短几个月就筹足了修建教堂的费用。在他身上，可以发现美国式的冒险吃苦精神，中国式的精明与算计，以及经由宗教训练出来的平等情怀。

同时，宋嘉树无疑也是一位最优秀的家长，他结束工作回到家，会与孩子亲个没完没了，一起游戏，一起读书。在雨横风狂的日子里，他会像个司令官一样带孩子们到野外长途跋涉，不带雨具，忍饥挨饿，以锻炼意志。

宋美龄应该是宋嘉树的一个成功作品。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曾收集过苏联情报机关的文件，其中称，宋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积极女性”。1975年4月5日深夜，台北士林官邸值班医生突然通报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蒋的心脏停止跳动。熊冲进卧室，给蒋打了一针强心剂，心跳恢复了。宋美龄也跟了进来，侍坐一旁。不久，蒋的心脏再次停跳，医生又打了一针强心剂。当他准备打第三针时，宋美龄说：“停了吧！”此时，全台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钢铁花朵，就这样冷静自持地目送盐商之子西去。

作家余世存这样说：“谈论宋家，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那种强悍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绝不缺少人生的深度与重量，也不缺乏对外界的接纳和弘扬。有人专门盯着宋家自负的一面，却少有注意他们对世界的包容，以及对人类文化的熟悉和运用。”

是的，宋家固然有负面，但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依然在用比他们更为卑劣的视角来批评他们，而不是在他们身上发现局限，从而省察自身，让自己绕开他们曾不幸中招的陷阱，反倒是，反复揪住宋家的负面，似乎就能找到自己今天堕落的挡箭牌。

1960 年代，蒋氏家族在台北士林官邸的林园春游，留下这张洋溢着幸福气息的全家福照片。蒋介石与宋美龄端坐中间，右边蹲着抱孩子的为蒋纬国，后排左起为蒋经国的长公子蒋孝文、蒋孝文的妻子徐乃锦、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的夫人丘爱伦、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 图/ 秦风提供

有人调查宋美龄的国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去美国太过频繁和自由。宋美龄最后谢世，也是在美国。当时，陈水扁班底发去的褒扬令是这样的：“故总统蒋中正夫人宋美龄女士，资赋颖秀，维四岳之通灵;才慧双修，随百花而诞降。”一生偏爱生僻字眼的宋美龄，会对这一段话满心欢喜吧？说句闲话，一个团体能写出如此古雅的汉语句子，然后还想与这种文化母体彻底割裂，想一想也是难。

关于宋美龄的故事与传说，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真假难辨。想捧她，想骂她，都不愁找不到生动鲜活的例证，有些感人至深，有些八卦香艳。赞美她的，可以把她说成天使，如自称是她助理的张紫葛。诋毁她的，又可以把她说成女魔头，如美国作家西格雷夫。

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几乎搜罗到了所有关于宋美龄及宋家的负面传言，有些陈述，夸张得令人发指。可这样一本书，在美国成为了畅销书。

因此，任何人书写宋美龄，都必须万分小心，要尽量躲开传奇色彩太浓的桥段，因为一个符合常识的认知就是，宋美龄首先应该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自私，有正常的担当，有正常的虚荣，有正常的苦干。

《行为决定命运》，是宋美龄用英文写就的一篇短文。她在其中说：“的确，圣人与罪人，皆会受到阳光的披泽，而且常常似乎是恶者大行其道。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地说，不管是对个人或是对国家而言，恶人猖獗只是一种幻象，因为生命无时无刻不将我们的所有作为一笔一笔记录下来。”

然后她接着说：“最终，我们就是我们行为的总和。品德是无法伪造的，也无法像衣服一样随兴地穿上或脱下来丢在一旁。就像木头纹路源自树木的中心，品德的成长与发育也需要时间和滋养。”

最后她说：“也因此，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自身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毫不留情地决定我们的命运。我相信这就是人生的最高逻辑和法则。”

很多史家都对宋美龄拒绝写作自传而深感遗憾，实际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存在，她写不写自传已经无所谓了。

1995年，二战胜利50周年。这一年，克林顿总统第一次与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一年后，互联网革命正式降临。而在这一年的11月15日，美国国会再次邀请宋美龄发表公开谈话，重温1942年的盛况。这一年，宋美龄已经98岁。

之后，她又活了8年，成功跨入人生第三个世纪的门槛，直到2003年才安然离世。林博文这样说：“她不仅走过了清朝末叶、民国肇建、军阀混战、日军侵华与河山变色，亦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更见证了冷战时代的降临与消失，以及两岸敌对关系的形成与解冻。”

1960年代末，《纽约时报》讣闻版主编阿尔登·惠特曼赴台采访宋美龄，准备完成她的传记初稿，一俟她去世即可发表。但宋美龄极端不配合，居然偷偷拔掉了录音机的插头！惠特曼后来说，这是他经历的最不愉快的一次采访。但宋美龄实际上是对的。当时离她去世还有近四十年时间呢，采访讣闻着什么急呢？况且，最后，连惠特曼都死在她的前头，他根本就看不到自己的报道发表的那一天。

不止一个人说，宋美龄是悲剧人物。可是，一个人能如此长寿，活得又如此精彩，说她是悲剧人物，那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正剧和喜剧人物吗？

晚年的宋美龄突然迷上了中国画，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有点像今天老年大学里的很多爷爷奶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临到晚秋才发现，世间还有画画这么快乐的事，前半生简直是浪费了！对宋美龄画画，蒋介石一开始不以为然，很久以后，才肯给出由衷的赞叹。蒋介石实际上不知道，至此，宋美龄已在文化上真正恢复了中国人的身份。

钢铁花朵，从此在柔软的宣纸上静静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