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7
杜文彬
相较于经理人或企业管理者等社会其他管理层角色,处于育人场域中的校长往往被赋予超越决策、管理、沟通等功能要素之外更多精神层面的角色期待。这里的角色期待意指“人们对处于某种‘职位’上的人提出的符合其角色身份的期望”[1],包括陶行知先生所认同的“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2],顾明远先生强调的“以校长为学校的旗手、为师生的精神领袖”[3]等。而这些精神层面的角色期待,恰如管理学专家萨乔万尼所言,指向了不同于“技术领导力”“教育领导力”等职权层领导力需求,凸显校长在学校精神与文化层面的领导价值。实际上,校长文化领导力作为“校长领导力的核心构成”与“卓越学校建设的关键要素”[4]206,其重要地位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揭示。但就其理论研究而言,却“仍是一个缺乏系统研究的概念”[5]。由此,本研究尝试从内涵、结构与作用机制三方面对校长文化领导力进行学理分析与探讨,以期为校长文化领导力的概念性架构与系统化研究提供参考。
校长领导力是对校长“在实现学校目标、推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全校师生和家长等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以及与全校师生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6]的概括。而校长文化领导力,笼统地说,就是校长在文化层面对学校教育各方面施以的影响。由于认知视角与研究侧重的差异,研究者对校长文化领导力的概念界定有所不同,大致出现了“能力论”与“影响论”两种代表性观点。一部分学者将校长文化领导力视为校长在领导学校文化建设方面表现出的能力。如丁文平指出校长文化领导力就是“校长对于学校文化建设所具有的价值引领和实践指导的能力[7],何光辉将其定义为“校长对学校文化建设的引领力”[8]。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校长文化领导力不止“能力”,还包括基于文化建设而引发的价值影响。如袁小平将校长文化领导力界定为“中小学校长认知、整合与提炼校内外文化,创新优质的学校文化,不断将学校文化力转化为领导力,从而影响师生的价值观、信念与行为,增强师生对学校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愉悦感的能力”[9]。
两种观点并无对错之分,但回到“文化领导力”概念本身,即“领导者向组织成员共享的理念体系,以及体现这一理念体系的文化载体的影响力”[10],可见文化领导力本身就不仅是“能力”,更是“影响”。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影响论角度,阐述校长文化领导力在目标(影响什么)、对象(通过什么影响)与影响过程(怎样影响)方面的表现,以深化我们对校长文化领导力内涵的理解。
首先,校长文化领导力的目标在于学校师生及其他相关者对学校文化的认同与内化。这意味着校长不仅负有凝聚学校共同文化之责,还要能将学校文化客观的领导过程转化为成员的主观认同与心理印记,而这就要求校长的文化领导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强制推行,而是要引领师生共同构筑,以实现学校全体成员对学校文化的认同与内化,并自愿做出相应改变与努力。
其次,校长文化领导力的对象指向学校文化理念及相关文化载体。这意味着校长的文化领导是兼具抽象文化声明与具象文化表达的系统工程。校长“既要能通过对师生的价值规范、价值行为与价值追求的引领将学校文化展现出来,也要能通过利用适切的制度、环境、形象等载体形式将学校文化外化为学校的环境氛围”[11]。同时,这种系统工程也意味着校长的文化领导不是指向某一项学校“具体工作”,而是渗透于学校发展方方面面的过程性影响,既体现为学校所有工作的行动宗旨,也构成学校各种活动的文化底蕴。
最后,作为一种“软领导力”,校长文化领导力的影响过程既有间接理念的渗透,也有直接实践的规约。从间接层面来说,校长文化领导力体现着校长的文化视野与文化内涵,并透过校长的人格魅力、垂范行为实现其影响。这就要求校长能将道德素养内化于心,以道德人格凝聚价值,潜移默化地提升全体成员的道德信念,进而形成全校道德文化底蕴[4]207。而在直接层面,校长也要通过确定校级行为规范、奖惩措施以及学校环境建设等,将文化领导转化为对师生行为的规约,使学校文化动态呈现为师生内在自觉的行为。校长文化领导力正是通过这种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融合的方式,渗透在师生的文化理解与认同中,也引领着师生的文化参与、文化行动与文化创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校长文化领导力是一种兼有理念渗透性与外在规约性的领导能力,通过校长领导下的学校文化理念凝练与学校文化载体建构,实现学校全体师生及其他相关者对学校文化产生认同与内化。
在校长文化领导力构成要素方面,不同学者也给出了不同解读。如有学者将校长文化领导力划分为文化认知领导力、文化选择领导力、文化传播领导力、文化创新领导力和文化评价领导力五个部分。[12]另有学者从文化识别力、文化整合力、文化培育力、文化变革力几个维度分解文化领导力。[13]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校长文化领导力”的应是与如是奠定了基础,却始终烙有管理学的印记,即以“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的管理过程为基准对校长文化领导力进行要素“列举”或“分解”,而缺少了对“文化”本体的讨论。这种缺失不仅会影响校长文化领导力与其他领导力之间相互关系和界限的明确,也会使实践层面的“校长文化领导要领导什么”的问题含糊不清。
实际上,“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层级结构的。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文化三因子”说,将文化结构分解为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层次[14]。钱穆先生也曾从物世界—人世界—心世界三个阶层进行文化结构划分[15]。据此,从“文化”本体结构出发理解校长文化领导力,可将其看作一个以精神文化领导力为内核,以组织文化领导力为中介、以物质文化领导力为外在表现的“同心圆”结构。其中,精神文化领导力主要表现为校长以自身道德人格实现文化感染;组织文化领导力以具有指导思想性质的办学宗旨、校风、校训以及师生行为文化等形式进行表现;物质文化领导力则表现在校长对学校空间环境、规章制度、仪式活动等实体化文化表达的组织与建构中(如右图1所示)。
图1 校长文化领导力结构示意
在这一领导力结构模式中,校长的道德人格处于校长文化领导力核心,指向校长自身的德性、品质和价值观修炼,并呈现为校长本人的思想品格、行为倾向和整体形象。学校场域中校长的文化领导,归根结底是“一个人”对“一群人”从思想到行为的引领。而校长自身的德性与品格,势必会悄无声息地表露在其管理学校事务、处理人际关系、领导学校发展等全部行为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体成员,并最终牵引着整个学校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因此,校长的道德人格是校长文化领导中最内隐也最稳定的文化领导,是校长领导力建构的学校文化底蕴。
组织文化代表着一个组织中由全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信念、处事方式等组成的文化形象。在学校场域中,校长的组织文化领导力表现为校长引领全体成员实现的最核心的教育思想或意图,以及在这种核心思想与意图的规约下形成的教育活动规范与教育组织过程。这一过程既表征在校长引领学校凝练形成的“办学宗旨”“三风一训”等学校育人理念上,也体现在、默会于学校全体成员之间的行为文化中。一方面,它受到校长道德人格的渗透,并在校长角色示范、事务决策与人员组织过程中逐渐演化为学校全体成员共享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观。另一方面,这种共享的价值理念又奠定了学校规章制度、仪式活动以及环境布置等外显文化的基调,间接决定着学校显性的文化氛围与环境氛围的个性化打造,因而处于中介位置。
物质文化是文化结构中最表层、最外显的“实在文化”,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声明。校长对学校物质文化的领导,一般表现在学校空间环境与建筑格局的规划、校园活动与校园仪式的设计,以及学校规章制度与管理机制的确立三个方面。
其一,学校空间环境与建筑格局是“基于视觉识别系统的直观文化传达”[16],是一所学校“文化气质”最外在的表现,也是学校实现对外文化传播与对内文化浸润的基础。同时,学校的空间环境与建筑格局,也承载着学校教育活动与育人功能的可能性,如设置一个图书角、增加一间智能教室等都表达着不同的育人文化标识。此外,一些古老的学校建筑往往蕴含着历史积淀的文化底色,体现着学校历史文脉的传承。
其二,校园活动与校园仪式本身就是具有文化规定性的组织性群体行为。开学典礼、校运动会、升旗仪式等典型校园活动与仪式,阐述着将学校文化以“一系列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行为遵循一定规范和程序进行展演的过程”[17],是学校全体成员在特定组织行为中实现的对学校文化的理解、认同与共享。
其三,学校规章制度与管理代表着学校全体成员在价值理念共识下形成的统一行为规范与活动规约。尽管制度的功能发挥最终离不开成员的自觉认同,但能否制订一套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与管理体系,使学校各项工作顺利落实、学校成员有章可循,是保证学校文化顺利转化为成员公认的思想价值与行为规约的基本前提。
校长正是通过这三个物质方面的文化领导,形塑着学校文化的外在表达,又通过物质环境中的文化基因渗透,强化着文化载体的象征符号作用,进而促进全体成员对学校文化的接纳与认同。
无论是与学校建设息息相关的校长文化领导力概念本身,还是渗透到学校发展方方面面的基本结构,都昭示着校长文化领导力在汇聚学校发展共识、凝聚学校发展力量方面的重要价值。尽管研究者已普遍认同“校长文化领导力是学校变革成功的关键”[18],但对于校长文化领导力如何具体作用于学校发展的内部机制研究尚不够细致。在该问题上,本研究尝试以文化领导的“作用过程”为切口探讨校长文化领导力对学校发展的影响作用,同时考查学校文化在校长文化领导力作用下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文化领导指的是领导者通过一系列行为与特性实现的组织文化意义赋予与意义建构,以及由此引发的组织发展。文化领导的作用途径一般认为有“导向”“制约”“示范”三种。其中,导向作用指文化领导力通过内化为领导者的个体思想与意志塑造领导人格,为领导进行是非决断与行为选择提供内在依据;制约作用指通过调节并引导其进行是非判断、奖惩任免等领导行为,对组织成员产生一种软性的约束规范与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示范作用指领导者通过将出色践行组织文化的成员树立为榜样,带动更多成员的组织文化认同。而从文化领导发挥作用的过程来看,对应领导者在组织文化建设中缔造者、践行者与维持者三个角色,大致可分出组织文化确立、组织文化践行与组织文化维护三个阶段性过程。基于此,通过对校长文化领导力的作用途径与作用过程进行二维融合的考查,本研究将校长文化领导力解释在学校文化赋予、学校文化认同与学校文化共生三方面的作用过程(如图2所示)。值得说明的是,学校文化的赋予、认同与共生并非线性的次第过程,而是相互影响、交织前进的。
图2 校长文化领导力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文化赋予意指校长将个人思想信念、育人目标与道德品格转化为学校核心价值观的过程,这往往是校长实施学校文化领导的开端。校长可通过塑造学校文化形象、创建学校发展愿景、设计校园文化活动、制作学校文化标识等文化声明的方式,向全体成员明确陈述、表达其信奉的学校发展价值观与育人理念等。同时在主持学校工作过程中,校长通过有意识地利用管理行为进行文化价值强化,以及加强自身品格修养、出色践行学校文化等形成行为垂范,以实现对师生道德追求与人格发展等方面的价值引领。
文化认同指的是在校长引领下将学校文化转化为师生及其他学校成员的群体意识,并自动体现为大多数成员的实际行为准则与做事方式的过程。真正的学校文化不仅在于精巧的环境布局,还在于“学校成员逐渐形成的共有价值观与信念,以及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与做事方式”[19]。只有学校成员真正将学校文化内化为自我的自觉意愿与自然的行为选择,学校文化的认同才真正发生。这就要求校长以人为本,通过价值唤醒、积极激励等促进学校成员对学校文化的认同自觉与自治。所谓价值唤醒,就是通过校长带领师生共同凝练学校文化精神、共同营造学校文化氛围,使师生参与学校文化建设过程,并在参与中引起对学校文化的价值认同与心理共鸣;而积极激励,则要求校长要以柔性的鼓励方式引导师生对学校文化的接受,而非以刚性强制指令获取师生的表面服从,最终实现学校全体成员对学校文化所倡导价值观念的自觉接受与认同,并主动将其渗透在自我的行为导向与规约之中。
文化共生是指校长引领学校成员形成趋向整体一致的价值意识后,通过文化共同体姿态实现学校文化持续更新、不断创造,以不断回应学校发展与教育改革新需求的过程。文化共生的发生要求学校将全体成员作为文化主体,在以理念促德行、以文化促发展的价值导向下与时俱进地形成学校文化的新内涵、促进学校的新发展。这就需要校长以“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尊重每一位师生的成长需求,给予每个人自主创造的空间,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信任的团队精神,进而生成富含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的学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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