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做我们的“实验研究”

冯卫东

·冯卫东专栏：一线教师如何做教科研·

做做我们的“实验研究”

冯卫东

严格意义上的“实验”是普通研究者和广大一线教师所难以操持的研究方法，但可以对此进行“降格”，尝试进行一些适合自己的、能够有所作为的“教学实验”。这不仅有利于表达教师的“教学勇气”，而且有益于学生冒险勇气和“实验精神”的生成与生长。

教学；实验研究；课例

一

笔者“专业”做教科研及其管理工作13年。十年前，出版一本书，《走在研究的引桥上》，我以为，自己尚未走上教科研“正轨”。十年后的今天已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平心而论，未必上了“正轨”，所做研究未必是所谓“教育科学研究”。譬如，我从未开展或参与过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研究”，从未用过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研究法”。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一书中，实验研究（experiment research）指“一种经过精心的设计，并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研究者通过操纵某些因素，来研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这个定义较为权威。在我心中，也只有有效运用此种方法并取得相应成果，才算真正进入“教育科学研究”（而非一般“教育研究”）殿堂；我也希望并决心今后尽可能早一点、深一点涉入其间：这是一名成熟的教科研工作者应为、须为亦可为的事，我责无旁贷。

而如果把“准入门槛”降低，从较为宽泛和相对“亲民”的意义来认识和理解“实验”“实验法”或“实验研究”，让更多基层研究者以及一线教师参与其中，对于提升研究品质、优化教学行为都将大有裨益。相较于一般研究法，“实验研究”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学业进步等方面，可谓“无与伦比”。

那么，它“长什么样儿呢”？我对此做一个“简笔刻画”：在遵循教育教学（尤其是儿童学习）规律大前提下，敢于进入新领域，敢于尝试新方法，敢于汲纳新资源，敢于付诸新行为，敢于创造新成果，做以前没有做甚至不敢去做的事，塑造“教学新我”形象……在我看来，这就是基层教科研工作者和一线教师都可以为也能有所为的 “实验”“实验法”或“实验研究”。

我倡导，更多人“做做我们的‘实验研究’”。其要义正如前文所说的若干“敢于”。这里不再作理论阐释，而讲述一个个人前不久做过的实验案例。

二

不久前，南通市通州区举办特级教师论坛，邀我为“坛主”，做一个报告之外，与区内另一教师同台各上一堂高中作文课，并作个人教学设计说明，评点两堂课。我已多年没给学生上课，心有所畏。对方鼓励我放开来上，上原生态的课，再按平时自己报告所谈及的一些教学思想、课堂设计思路，上出带有一定“实验”色彩的课，只要适当体现个人理念，有些创意，就是成功的。禁不住怂恿，我鼓起勇气，应承下来，也希望借此表明，自己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而能“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双向建构”（叶澜语）。

很巧，上学期有学校请我指导教师做个人课题，其中一位青年教师想就“微写作”进行研究与课程开发，求教于我。我献一“妙计”——“向古人学习‘微写作’”，形成如下“课程框架”：

让学生将千字左右新闻或故事浓缩为百字内古白话文（即浅近文言文）；

让学生用两百字内古白话文，自由写作生活中遇到的真事或趣事，也可以有所虚构，写一篇小小说；

让学生从古人“微写作”经典作品中选择几则故事，在其后续写一段百字内古白话文评论。（有点类似于 《楚辞》中起总结主题作用的 “乱曰”、《史记》中每篇结尾处的“太史公曰”或《三国演义》各回后的“赞曰”，等等）

可惜后来她心动却未行动，原因是，学生没有较好古文功底，可能写不出来；自己也怕失败。此次通州区为我提供一小片实验田，我何不将上述构想做出来？“欢迎成功，拥抱失败，只要努力，就是胜利。”过去与一所小学合作研究教师跨科教学问题，我用这16字给老师们打气，今天它是我对自己下的“动员令”。

60分钟的课不完美，但基本实现预期目标，也赢得与会者好评：我与学生一起了解“微写作”相关知识，“回看”古人杰出代表作品，欣赏《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三则故事，介绍高考以古文而满分胜出的南京考生蒋昕捷《赤兔之死》（2001年）和南通如皋考生王云飞 《绿色生活》（2010年），意在鼓励学生，“别人能，我也能。相信自己，没错的”。然后再让学生先后两次“小试牛刀”：

其一，教者先将《世说新语》中广为人知的故事——“王戎识李”译成白话文，让学生再“翻译过去”。要求：1.100字以内；2.尽量用上平时所学到的重点实词、虚词和句式。

其二，就自己所“遭遇”的真事、趣事自由写作百字文言文。

尽管上课的是高一学生，但他们并无畏难情绪，态度积极、认真，结果也相当不错：

其一——

《王戎识李》之一：王戎年方七，与友游，见李树，果甚蕃，众急走，争采之。唯戎不动。或问：“何也？”曰：“树立道旁，人皆视之，而果无所取，此必苦甚。”友食之，然也。

之二：王戎七岁，与人出游，见道旁一李树，果累累于其上而弯枝。众皆趋走摘李，惟戎立一旁，或问之：“曷不摘李而食？”对曰：“李在道旁，其果累然于枝上，人皆见之，而无人取，其必苦。”摘而尝之，信然。

之三：王戎七岁，尝与友嬉于外。忽见一李树植于路畔，果实丰盈，众欣喜不已，争至树下摘果，惟戎恬然不动，色无所变，或问曰：“汝何不摘果？”对曰：“李植于道旁，人皆可见，今其果甚蕃而无人取，其必苦也。”尝之，如其言也。

其二——

《父之癖》：临近期中，课业愈重，每归私第，阖户取书，读之竟夜。适逢父忽醉心球赛，亦观之竟夜，直至吾学毕归寝乃止。一日，读毕出于书房，已至深夜，却见父睡于沙发，而球赛正酣，惑之。一旬后，吾考毕，父之癖竟亦止。

《非我也》：某君年十七，好古文，性善辩，常曰：“非我也，某也。”尝与友于邻屋前空旷处踢球，奔走相戏，乐不思归。倏而，其慷慨激奋，纵身击球，破邻窗。曰：“非我也，球也。”

《枯木逢春》：吾家之西南墙，尝有一枯木，高数丈。于院角播葫芦籽，不日生芽，沐雨而滋甚，攀援而上，乃搴于木，以叶覆之，久之，竟浑然一体。夏末，垂子而下，若挂于树枝。时有亲友探望，见枯木又绿，甚异之，而又缀果曳于风中，问吾父令枯木逢春之妙法……

借此表明三点：其一，教师要敢于给自己的教和学生的学以“必要难度”“合适障碍”；其二，课堂重构等方面的 “实验”，不必太过顾及所谓“实验伦理”，视实验为禁区，谈实验而色变，置身实验中的学生不是“小白鼠”，而是“卷入”创造与探索之中的实践主体，是实验及创新学习的“最大赢家”；其三，不要“明日复明日”，永远做重复而单调的事情，让师生的思维像一潭静寂的“止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而要适时放入几尾思想的“鲶鱼”，让它们有力地搅活固化的僵局。

三

还有几点经验值得分享。

其一，“挑战让学习更容易”，“教学的艺术就在于为学生制造适当的挑战”，“专家型教师的表现不同于经验型教师，尤其在他们给予挑战的程度上”（引自约翰·哈蒂《可见的学习》）。

高一学生读古文尚且有难度，何况让他们动笔写？但正如哈耶克所说，“教学活动中存在着‘必然无知’……存在‘必然无知’是一件好事，它能够激发人应对挑战的热情和潜能”。正是因为“无知”，因为“难”，学生才很快进入“放松的警觉状态”。外国学者凯因在《理解：一种基于脑的学习与教学观点》一文中谈到用脑原理，其中一个是，“学习因挑战而增强，因威胁而抑制”，认为必须“努力在学生中创造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提供一种低威胁和高挑战的氛围”，“教师用以协调整个学习情境使之和谐的所有方法都应该影响这种放松的警觉状态”。它也被称为“a波状态”，“a波是学习者处于清醒、闭目时的脑电波……是学生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准备状态”。

上面所论其实也涉及赞科夫五大教学原则之一——高难度教学原则。他说：“儿童的智力也像肌肉一样，如果不给以适当负担，加以锻炼，它就会萎缩、退化。”应该没有谁会以为，高难度没有限制，或者说，越难越好；但肯定有人以为，高难度、挑战性只适用于部分智力优异的个体，其实不然，“要告知学生那些都是学习的正常组成部分”。“挑战面前，人人有责”，只不过，具体的难度与挑战性应因人而异。

其二，教学应尽可能有较大一些的格局，不必为了所谓“精致”而让每一步都“排布”得那么谨严和缜密，从而使课堂格局显得过于 “小而精”。这样的格局常是“为己”而不是“为人（为学生）”和“为学”的。

高难度和挑战性教学几乎必然大格局、大景象，很难想象，一个精致小框架能放进去多变异彩的内容和纵横捭阖的气象。我比较认可周彬教授的观点：“真正影响学生课堂学习的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思维品质，以及对学生学习态度与方法的影响和引领。”与我同台执课的是一位已过而立之年的青年教师，他上的是《写出人物的个性》，结构比我的课精致得多，对预设目标和任务的达成度也高得多。遗憾的是，学生没能兴奋起来，课堂弥漫着沉闷而不免懈怠的气息，原因是，借教之班为全区最优秀的班级，而教师还用对自己校、自己班学生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两者明显不匹配；他让学生修改、完善习作片段，每一次都着眼于一两个细节，每一点提升都是那么细碎的一小步；学生“不耐烦”于他“小家子气”的教学……课后反思时他也深刻认识到这些，并真诚地认同我“用大跨度的教学思维创造课堂大格局”的建议。

其三，教师可以、一般也应该为学生的“进阶”搭设必要的梯子，使他对高难度任务的攀登、与挑战性要求的对接便捷和自然一点。这“进阶之梯”亦可称为“认知停靠点”；它可以是教师个人所拥有的课程资源，此时它往往是可资师生“亲切对话”的最好平台。

为了让学生乐于就真事或趣事写百字文言短篇，我提供自己若干作品，这里选登一则，它是20年前我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的同题（“瘾”）百字小小说四篇之一：

某公素恶人食鸡肉，见则避之不及。时有欲呕之意，甚或翻江倒海，大吐一番。后友会，作东者故将鸡肉混入他菜之中，佯称此乃鹌鹑。食之，称妙。友人掩嘴胡卢而笑，竟不悟。家人悉知，拊掌称快，如法炮制，公照食不误，神情怡然。若隔些时日无“鹌鹑”，则怪其家人。后有人揭秘，公竟卧病榻中，几日不愈。一日，稍好，略有胃口，问之欲何食，云：“只想吃点‘鹌鹑’肉。”

“行不言之教”者往往能“处无为之事”；而有时，不言能胜言，无为乃有为。

四

“尝试有风险，实验须谨慎”。我们固然要规避一些“风险”，但不等于说，不要让学生面对一点学习的风险情境，有一点学习的冒险勇气。儿童安全问题专家乔·弗罗斯特说：“合理的冒险和探索对孩子的健康发展十分有益。”《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孩子，我们该怎么爱你？——过度保护弊大于利》，其中谈到 “棉花做屋也危险”，“经历合理的危险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有一定的身心伤害修复力”，“经历害怕才不怕”，等等。不敢冒险的教师不可能培养出有冒险勇气的学生；同样，不敢做“教学实验（研究）”的教师，也无以向学生“传导”未来社会所特别需要的“实验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做我们的“实验研究”，其意义绝不止于教师的教，或许更在于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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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6009（2017）46-0036-03

冯卫东，江苏省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南通，226000）副院长，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