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走出去”策略探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主席在分析国内国际经济发展趋势、考量国内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便引起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欢迎，相关国家都积极配合与融入这一发展战略。“一带一路”能否达到预期效应不仅受其在经济、金融、文化等领域合作深度与广度的影响，更受到培养、选拔人才的教育在其中发挥作用大小的影响。职业教育必须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对职业人才的需要，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探讨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不仅是我国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与深入推进的需要。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内涵

（一）“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是一个由陆上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形成的网络，从中国西部经过中亚到达莫斯科、阿姆斯特丹、威尼斯等地。“一路”是“一带”的海上对应项目，是一个由港口和其他海上基础设施项目形成的网络，其范围从南亚、中南亚到东非和地中海北部。“一带一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或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通过“一带一路”不仅建成便于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公路、铁路、桥梁、航道、航线，促成我国与世界各国在商品、技术、教育、人才、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同时还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我国在政治上与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二）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

职业教育“走出去”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走出去”战略的衍生与服务战略，职业教育不仅向受教育者实施可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必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同时蕴含着职业规范、职业文化及精益求精的精神。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则是中国职业教育在积极引进、学习和借鉴德国、美国、法国等先进职业教育经验的同时，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走进沿线国家，在沿线国家建立职业学校或在沿线国家中高等院校中设立职业院系，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培养所需各类人才，也为沿线国家发展培养所需人才。

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职业教育为什么“走出去”、在哪些方面“走出去”、怎样“走出去”。第一，为什么要“走出去”？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职业教育“走出去”步伐，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软实力发展。“随着中国产能和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及沿线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步伐加快，中国企业需要大量一线技术工人，在当地培养既懂中国技术和设备标准，又懂汉语和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的技能型工人，帮助企业降低人力成本，这就急需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高莉，2018）。第二，在哪些方面“走出去”？“共建海外大学，具体分驻外职业培训、来华留学生学历教育和海外应用技术大学三步策略”（苏雁、李锦，2017）。“吸收一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来我国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以弥补我国职业教育的招生空缺，同时选派高素质教师出国参与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教学，传播我国职业教育技术与理念”（丁跃华，2015）。第三，怎样“走出去”？“我国要‘收割’全球高层次人才‘为我所用’，我们不仅要留住、用好本国优秀人才，更要立足全球人才资源，主动出击，延揽全球顶尖人才”（陈宝生，2017）。成立“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可助推中国职业教育和企业“走出去”（《人民日报》，2017）。

二、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受二元职业现状及“劳心者尊、劳力者卑”等陈旧思想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在具体践行“走出去”战略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职业教育的低端化是限制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瓶颈

我国职业教育存在“三低”的现状。一是师资水平低。与国内综合高校及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院校相比，我国职业学校教师的师资水平相对较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职业学校的待遇及生源质量相比综合大学较低，优秀的及高学历的教师更愿意到综合性大学工作，导致职业院校在科研水平、教学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上都处于低端水平。

二是职业技术院校层次低。受传统双轨教育制度的影响，我国的职业类院校基本由职业中专（中职）与职业大专（高职）组成。与综合类高校相比，职业类院校层次较低。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学制逐渐向分支与单轨学制转化，但由于生源、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等方面的种种掣肘，中职与高职学校很难向本科层次跨越，这就直接导致了职业类院校无论是在教学与科研水平上，还是在师资与生源质量上都难以向更高层次跨越。

三是职业院校目标层次低。多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是适应性教育，即只被动适应企业、产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企业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职业教育就去尽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所培养的人才却难以满足高精尖产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这些都是我国产业转型的阻力。要改变现状，职业教育必须树立引领我国产业发展的远大志向。

（二）职业教育生源质量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阻力

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职业教育属于相对“劣势”的领域。比如升学问题。初中毕业生如果想继续学习，选择只有两种：继续读高中或进入职业学校后参加对口单招考试，以“迂回前进”的方式继续升学，这是众多学生家长的希望，然而这真的适合这些学生吗？众所周知，这些因中考失利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普遍基础知识薄弱，且大部分并不具备继续深造的潜质，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被职校教师视为“三差生”，即智力差、习惯差、态度差。这样的生源现状导致很多职校教师出现了消极思想，认为课堂教学再好学生也未必认真听、听得懂，让这样一批学生去搞高端科技更是天方夜谭，于是行成恶性循环。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才能摆脱“虚弱”的状态，真正具备“走出去”的能力？

（三）职业教育的“援助性”现状使我国职业教育缺少“走出去”的动力

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外建立职业学校，为所在国提供职业培训服务；二是吸引海外学生进入国内职业院校学习。由于我国职业学校的教育水平优势不明显，将学校建在发达国家会出现生源不足的局面；而将学校建在发展中国家，则受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学校的收益难以保障甚至有的学校会出现亏本的情况。反观国内，目前有部分高职院校已吸引了不少海外学生进校学习，这些学生大多来自我国政府赞助的非洲国家或其他经济落后国家，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及职业学校需从生活、学习、设备等方面为其提供大量的财力物力帮助。这样的“大投入”是否会切实提高我国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学生素质，是否能提升职业院校“走出去”的动力，值得我们深思。

（四）“走出去”缺少相关法律保障

在政策对接上，“职业教育‘走出去’也存在不容忽视的投资和办学风险，还有很多政策的坎儿需要破除：部委间协作机制尚不健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遭遇他国‘市场准入’限制；职业院校国际化能力不足等”（《光明日报》，2018）。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国家立法严重滞后，企业缺乏法律保障。海外投资是一种涉及因素多、管理幅度大、技术要求高、宏观调控性强的复杂的、高层次的投资经营活动，具有跨国性、实体性、控制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海外投资管理法制化是其自身特点的基本要求。纵观世界新兴发展中国家和一部分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立法，大多从海外投资的审批监管、海外投资的保证、海外投资的金融税收、海外投资鼓励与支持等方面加以立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海外投资法律体系。而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部统一的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多为国务院部委发布的行政法规或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内部政策，诸多海外投资的项目不能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甚至有些法律法规还存在相互抵触的现象，我国对外投资立法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对于投资者而言，上述现象不利于其进行海外投资，进而便会影响到其在海外开展职业培训的积极性；对于国家而言，缺乏系统的法律保障也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项目及海外建校事业进行监管和保护。

三、增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能力的策略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要想铿锵有力地“走出去”，就必须对现状加以改变，这种改变需从三方面着手。

（一）将职业教育从谋生工具转变为达成理想的途径

多年来，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企业培养合格劳动力的教育。职业学校着眼于把学生培养成满足各类企业、工厂所需的合格劳动者；家长期待孩子从职业学校毕业后能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而学生则将自身的发展定位于学会某项或某几项技能。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职业教育及其所培养的人才很难走向更高层次，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也只能走进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与科技发达的国家来说并无明显优势。要想扭转这种局面，须将职业教育转变为人们满足自身兴趣、实现职业理想的路径，将职业教育由中考、高考落榜生的不得已选择转变为学习优异者也乐意投身其中的事业与追求。

（二）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提升职教科研人才的技能水平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种转变对科技型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需要职业院校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与理论技术的教育水平，而普通中学亦应设置职业技能课程，逐步淡化与缩小职校与普通中学之间的差异与距离，促进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及高校之间的合作与融通。作为全国的教育大省，江苏省近年来正逐步适应这一趋势，一方面逐步提高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另一方面则着力提升职业学校的办学层次，将中职学校提升至高职，将高职学校提升至本科层次。政府还提供政策支持，投入资金推动职校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一方面鼓励学校与企业携手培养人才，促进职校学生及企业员工在理论水平、技术水平及实践能力方面的全面提高；另一方面则激励学校与企业进行科研合作，进行技术创新或开发新产品，提高职业学校的科研能力和技术层级。

（三）瞄准“一带一路”推进需要，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策略

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国企业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时面临着巨大的人才痛点。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成熟的产业和完善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筑行业、交通运输业多呈“人才洼地”状态，中国企业需要大量一线技术工人”。（高莉，2018）在培训合作方面，“非洲国家师资比较匮乏，羡慕中国有很多国家级、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他们呼吁，中国职业教育帮助他们搞技能大赛，进而创造产业品牌。还有沿线国家的教育部官员说，希望中国公司雇用当地的员工，这就需要职业技能培训。”（《人民日报》，2017）。不同企业、不同国家对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层次与水平各不相同，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必须立足国内现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动态联系，开展合作，实施服务企业的先行、随行及跟随战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及国内企业在国外的发展营造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例如，中国有色金属矿业集团在缅甸开发了世界第二大红土型镍矿。但是由于当地职业教育水平较低，无法培养矿业、材料、机电类的人才，也为了维护当地人的就业率，当地政府严格控制从中国选派工人的数量，导致企业面临无人可用的窘迫局面，迫切需要我国职业教育能够及时跟进，加快培养当地人才。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应依据国内科技发展优势，针对不同层次国家的不同领域需求推行跨国人才培养策略，使中国最新科技成果、发展成果在惠及国内的同时，也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是支撑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的后盾与保障，我国职业教育必须为我国的海外企业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并通过先行、随行及跟从策略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