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职业教育合作问题研究述评*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主动参与全球开放合作、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在该项倡议绘制出的愿景规划中，涵盖了亚太、欧亚、中东和非洲等逾60个国家和地区，预计有超过64%的全球人口受益其中。其中，非洲国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发展潜力巨大，在“一带一路”顶层框架中雄踞重要地位。职业教育合作作为中非社会发展合作领域的有机构成，为非洲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和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必需的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源支撑，也有利于增进中非民心相融，在推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研究的必要性分析

（一）丰富南南合作理论研究的应然之义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埃及、几内亚等非洲国家的首批留学生来华学习为起点，中非之间正式拉开了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序幕。截至1963年底，中国政府先后与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等非洲国家政府签订了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帮助其开展工程建设、农业技术等各领域的职业技术人才培训。[1]随着中非关系的日益深化，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规模和形式都在不断延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每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中，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被作为中非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机构成，纳入中非合作的整体框架设计之中。截至目前，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形式主要包括成套项目援助中的职业教育培训、选派教师赴非任教、开展境外办学项目等，不断丰富着南南合作的实践类型。

（二）与非洲分享中国经验

非洲作为世界上集聚最多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极具发展潜力，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据《非洲投资吸引力报告》指出，中国自2005年以来已在非洲各个国家投资664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逾13万个，涉及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等诸多领域。[2]尽管非洲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其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国家缺乏技术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占比寥寥，尤其是撒哈拉以南中等职业教育入学人数仅占该阶段入学总人数的8%，使得该地区面临严重的人力资源匮乏问题。[3]对此，有针对性地开展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研究有利于将我国相对成熟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与非洲国家共享，并对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有所启示。

（三）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研究支持

从教育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现已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具备了走向职业教育国际舞台中心的能力。近年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不断加强，尤其是“走出去”形式的职业教育合作越来越成为国内职业院校探索实践的重要趋势，如联合境外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员工培训，或者直接在境外办学等。但是，由于国家间存在政策环境、文化传统、学历互认等方面的樊篱，国内许多职业院校在开展“走出去”实践的过程中，往往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对当地法律制度、市场需求和经济状况的不甚了解，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对此，加强对职业教育“走出去”国家的职业教育生态环境、体系现状、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将有利于明晰境外职业教育合作的市场需求和重点领域，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相对科学、明确的方向指引。

二、已有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的类别，国内外学者关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专著、期刊论文、新闻报道和一些统计报告。

专著方面，在周弘主编的《中国援外60年》（2013）、张海冰编著的《发展引导型援助》（2013）、孟洁梅编著的《非洲自由铁路：中国发展项目如何改变坦桑尼亚人民的生活和谋生之记》（2014）、陈晓晨编著的《寻路非洲》、我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著出版的《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2014）以及张忠祥编著的《中非合作论坛研究》（2015）等书目中，都有部分篇幅涉及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理念政策、内容形式、评估效果等，但是针对性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有谢庆奎主编的《中国援外培训》（2013）以及英国Kenneth King编著的《China’s Aid and Soft Power in Africa：The Cas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2015）。

期刊论文方面，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中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为数据源，以“非洲职业教育”“对非教育援助”为主题，初步筛选出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相关的中文文献89篇，包括硕、博士论文20篇，期刊文章51篇，报纸类文章18篇，但是直接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进行主题检索，仅有近10篇期刊论文；在“EBSCO教育学数据库”中对“Chinese education aid in Africa”进行外文文献的检索，得到相关期刊文章500余篇。

新闻报道方面，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显示相关国际研讨会、行业企业报道、商务部援非职业培训项目、高职院校的中非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等信息量巨大，同时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第三方机构等发布的各类统计报告，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年度报告、中国国务院对外援助司以及中非合作论坛近年来发布的一些教育检测报告、白皮书等。

三、已有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研究的问题域分析

（一）关于非洲教育发展与国际援助的研究

从国别研究的角度来看，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关于埃及、南非、喀麦隆、尼日利亚等近10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著作，以及刘鸿武主编的年度《非洲地区发展报告》等都具体涉及了不同国家教育的发展情况，也有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博士论文专门针对非洲国家的女性教育、学前教育、初等教育、职业教育等课题进行了剖析。总的来看，近年来非洲各阶段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长足发展，目前非洲教育整体呈现的是一种类似金字塔的形态：小学入学率79%、中学入学率50%、高等教育入学率7%。但是初等教育的普及率、中等教育的辍学率、高等教育的覆盖率等问题仍然堪忧。此外，关于非洲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万秀兰、陈明昆、张学英等学者一致认为：非洲职业教育发展步履维艰，整体水平落后，据联合国发布的《2015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显示，非洲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学生数仅占到中等教育学生总数的6%，并且多数课程及配套设施也已经过时，与职业岗位匹配度不高。[4]

鉴于非洲教育发展水平的严重滞后，对非教育援助长期以来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也纷纷以各种形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此，顾建新认为国际社会对非洲国家的教育援助经历了最初的重视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到重视基础教育，最后转向三者并重。[5]吴卿艳则从援助主体的维度将国际教育援助划分为双边、多边以及非官方组织三种类型。关于国际援助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学者们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对非教育援助的形式愈加多样，涉及专业领域渐广，更加关注援助的平等以及有效性问题等。此外，也有学者对部分教育援非实践项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如Birgit Brock-Utne认为欧美等国的对非教育援助是按照自己的考试制度编写或出版教科书，忽视了非洲本土文化和语言，涉嫌破坏土著教育模式；[6]Daniel N.Sifuna则认为部分援助国开展对非教育援助的出发点更多是基于其本身的工业化发展，忽略了非洲国家的实际需求与现实问题。[7]

（二）关于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的研究

第一，关于中非教育合作的动机。一直以来，国际视野中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动机一直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姑且将其划分为质疑派和肯定派。颇具代表性的质疑派代表如德国学者Schüller等在分析中国在非洲的教育援助与投资贸易时，将其冠之以“新殖民主义”的名号。[8]而诸如《纽约时报》Observer等一些国外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也有类似观点。对此，肯定派的学者并不认同。美国学者Deborah Brautigam 在其专著 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中指出，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更多的是在通过技术传播的方式推动非洲发展。Jamie Monson则总结了坦赞铁路沿线居民以及铁路工人的口述采访，认为该援助项目涉及的技术转移以及人员培训改变了许多非洲工人和沿线居民的人生，同时具备可持续性特点。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对非职业教育援助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属于一种“双赢”策略，有助于中非长期合作关系的保持。[9]

第二，关于国际社会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方式的差异性研究。在非洲大陆，欧盟通常被描述为“传统”行为体，中国则属于“新兴”行为体。[10]国际学术界就两者在援助方式上的不同之处进行了剖析。英国学者Kenneth King认为相比传统的南北合作实践，中国对非教育培训独具特色，在政策理念上更加注重避免“单方面的赐予”，在体制方面没有形成独立、专业化的职业教育援助体系，援助的相关数据和透明度也相对缺乏，但是两者的援助方式在相互影响中也正走向趋同发展。[11]门镜和Benjamin Barton共同主编的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Africa：Partners or Competitors？汇集了来自中国与欧盟的非洲问题专家，认为双方在援助行为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非援助的形式应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人力资本开发绝非是对欧盟的挑战。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这种援助行为是“不合群的”，甚至有违反国际援助秩序的嫌疑。[12]

第三，关于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有效性方面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援助有效性问题就一直是国际援助领域广泛关注的议题。对此，一些学者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郑崧基于有效援助议程的分析认为我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巴黎宣言》基本原则精神一致，且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理念成为其作为南南合作新典型的特殊之处。[13]程伟华等人则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得到非洲来华留学生对参加各类培训的肯定性反馈。[14]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当前中国教育援非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如牛长松、王学军等通过比较中日两国在非洲学校援建项目的成效，提出当前中国对非教育援助项目其影响和潜在效益尚十分有限。[15]一些实证调研结果则表明，作为合作方的非洲国家更加青睐职业教育合作的作用发挥。[16]

（三）关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方面的研究

学界关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针对性研究成果多以报纸文章为主，期刊文章较少。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合作的内容与形式。齐平将其划分为举办短期研修班以及派遣专家教师赴非指导两种，陈明昆等将其进一步细化为援建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对非技术人才培训以及提供教育物资和技术支持三个方面。[17]更多的报道类文章一般是针对性地介绍一些正在实施的典型合作项目。其二，关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前景与策略。首先，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在非洲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优势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如唐金花从中非政治友好环境、强劲的经济贸易发展势头、技术输出的适切性以及长久的教育合作基础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职业教育走进非洲的优势。[18]但是，其未来合作仍面临一些挑战。对此，葛婷婷等基于铁路行业高职院校的“走出去”实践，提出要加强宏观层面的规划设计。[19]也有研究指出，未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要充分发挥境外企业的作用，协同企业“走出去”，或是将职业教育纳入当地孔子学院的发展规划中，实现两者功能的有机整合。[20]

四、未来研究的路向分析

综合分析多年来国内外关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方面的研究，在充分肯定并合理汲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仍有一些难题和难点需要探讨。

第一，从研究成果数量上来看，虽然相关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是其焦点多集中在南南合作、国际援助、教育交流与合作等一些更加宏观的命题上。虽然其中也涉及了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部分内容，但更具针对性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尤其是对比外文文献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其数量上仍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学术界要进一步加大对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关注度，并从职业教育合作的视角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提供方案，进一步丰富南南合作的理论研究成果。

第二，从研究的主题和方法来看，相关研究明显更偏重于宏观性的归纳梳理，尽管也有一些田野调查、口述史等研究成果，但数量极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仍大有可为，需要在研究视角、方法等方面多做创新。尤其是大部分职业教育“走出去”实践项目，其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涉及语言、法律、财政、文化等多个方面，仅仅依靠“关起门来”做文献分析很难形成具备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因此，要充分利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个体追踪、环境和行为观察等研究方法，开展专题应用研究，比如关于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学习适应性研究、境外培训的质量评价研究、境外办学质量标准体系研究等。

第三，从研究成果类型来看，相关研究成果多有课题项目的支撑，专著和硕博士论文的数量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存在一定难度，对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和研究团队的硬件支持等具有更高的要求。对此，除了要加大该领域研究的投入力度，也可以尝试整合多方资源，建立专兼职结合的项目研究团队。以项目化运行手段集中不同院校机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优势资源，以丰富研究成果的内容承载量，提升研究的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