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文|胡江云
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文|胡江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对此,需要明确相关问题,即中国为什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主要内涵是什么,以及中国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国家先后进行了农村改革、国企改革等,实施了承包责任制、租赁制、厂长经营负责制等;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设立海南省与经济特区,极大地发挥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品从匮乏、供不应求逐步到齐全、丰富多元。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中国开始告别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中国引进外资,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位居世界首位,包括大多数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中国生产了大量的产品,基本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初步解决长期以来物质匮乏和供给不足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相当多的经济体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发展水平,因而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但是,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仍有较大的潜力。中国多年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6629元,居民消费水平达到17806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4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7400美元,平价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3170美元。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5年10月发布的Global Wealth Report 2015和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5,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人数达1.09亿人,超过美国的9186万人,跃居全球第一;年收入1-10万美元之间的有3.6亿人,10-100万美元之间的有2304.5万人,100万美元以上的有133.3万人。
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和生活水平改善,人们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中国消费者特别是小康生活水平的群体,以及199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对市场产品和服务不再仅仅关注价格,更多是关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和服务水平。21世纪以来,国内居民出境人数逐年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国内居民因私出境人数达到1.1亿次。中国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境外旅游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跨境旅游,旅游者仍然大量购买产品和享受国外高水准服务。例如,大量的中国居民赴日本、韩国、泰国等旅游,购买高质量的保温杯、电饭煲、马桶盖、化妆品等,甚至享受当地高水准的医疗与保健服务,巨额的跨境消费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发展。
不容置疑,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购买产品有品牌、有质量、有文化,也希望享受到良好的服务,包括医疗健康服务、旅游文化服务等。而国内提供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市场壁垒障碍长期不能消除,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出境旅游、跨境电商等方式享受国外有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可以看出,面对庞大的有消费能力的市场群体,中国国内企业难以提供有质量品牌产品和高水准的服务,即使能够提供但不便利、成本高或者假冒伪劣,消费者不认可和不接受。即在相当大程度上,国内供给结构出现了问题。中国政府改革供给领域的结构性问题,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15年10月1日新《食品安全法》实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现场严格检查食物
根据经济学基本规律,市场是由两方面因素形成的,即供给方与需求方,也有称之为供给侧与需求侧。围绕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衍生出众多的经济学学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供给学派的学术代表有19世纪法国的萨伊和20世纪美国的拉弗。萨伊提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即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拉弗是美国供给学派的最著名代表,其供给学派理论称为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拉弗提出了拉弗曲线,从边际税率角度调整税收结构,改善供给结构等。因此,供给侧强调配置劳动力、土地、原材料、资金、技术、创新等要素,为全社会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需求学派的典型代表是凯恩斯,他强调社会能否充分就业取决于有效需求,政府干预经济扩大支出创造有效需求。需求学派认为,需求充足与否决定经济发展状况,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是理想的市场经济状态。当市场需求不足时,刺激投资、消费、对外贸易来促进需求增加,从而实现市场供求均衡和经济社会发展。
无论是强调供给侧还是强调需求侧,都有其局限性,因为发挥其作用都需要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强调供给侧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市场充分竞争、公平竞争、自由竞争,特别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效应,市场交易成本尽可能低,市场壁垒程度低,这样才能引领需求和满足需求。强调需求侧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是经济社会遭受较大的外部冲击,特别是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市场需求大幅萎缩,需求方没有经济实力和购买能力,政府实施有效需求管理,促进就业和提高消费能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都采取了需求管理政策,增加投资,短期内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增加了就业和促进经济复苏。但是,地方债务不断加重,市场交易成本增加,产品质量事故频发,大大降低消费者的信心和认知度,经济发展陷入了新的困境。中国市场不是产品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出现了结构问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原材料、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市场要素和资源相对充分自由流动,甚至包括土地都能合理利用,例如,租借国外用地或者设立境外产业园区等。这与以前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大不相同的。当前,中国经济不仅需要解决需求问题,更需要解决供给方面的问题。因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市场制度建设领域,供给侧改革确保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供求决定的价格法则引导市场发展,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市场的灵敏性充分体现;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供给侧改革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积极引导市场不是代替市场,尽可能放开竞争性领域,对关系到国民福利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应当加大投资,为全社会提供有质量的公共服务,包括公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三是市场环境领域,供给侧改革要求政府提升服务水平,降低市场壁垒,推进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进程,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有利于市场主体组织国内外资源要素,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最终提高市场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和服务质量;四是尽可能降低各类要素成本,促进市场主体提高效率和质量,从而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跨国公司依然看好中国市场
2015年底,中国政府提出了2016年乃至今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因此,如何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紧迫和现实问题。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落到实处。2014年至2015年期间,中央政府出台数十项若干意见、指导意见等,但是难以落到实处,当然这里有中国地域差异化、发展不平衡等客观原因,而最关键的是各地方、各部门难以去实施和落实。中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中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难以落实或者不加快落实步伐,就可能延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好时机,最终中国可能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衰落。历史上,处在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上衰落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中国需要吸取经验教训,唯有实干才能兴邦。
其次,中央和地方加强法治化建设。全球化竞争中,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质量。因此,中国更需要强调市场主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全国范围内,政府部门宣传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并进一步完善质量、安全、知识产权、公平竞争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加大惩治和处罚力度;对于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需要及时修订,提高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加大处罚力度,甚至纳入刑事处罚,切实保障人民生命,维护健康权益和市场主体利益等。近几年,阜阳大头娃娃现象和三鹿奶粉事件彻底粉碎了国民对国产奶粉的信心;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城市里难以有生存空间的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广大农村市场,包括利用互联网销售模式,大大降低了生活在老少偏穷等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福利水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给予人民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确保市场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再次,政府加快打破国内外市场壁垒步伐。一方面,中国与一些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相关产能合作备忘录,有利于国内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分工地位决定一些国家生产和加工附加值相对低的产品和服务,一些国家引领分工的发展趋势。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走上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因而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机遇和空间。特别是,2016年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全面实施FTA,大幅度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中国正进行与东盟FTA升级版的谈判,以及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等,有利于引导中国市场主体的生产行为和提升服务质量。
同样,国内需要打破市场壁垒,改革财政和税收制度,优化税收结构,进一步和统一简政放权,减少交易成本,进一步消除国内市场壁垒,进一步遏制城乡、地区的市场分割。2016年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其首要任务就是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最迫切的就是促进交通便利和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有质量、信誉产品和现代服务进入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的成本。除了鲜活农产品实施绿色通道外,各地方政府也需要研究品牌产品与服务进入当地市场的便利化措施,实现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优化组合,促进基础设施、文化交流、管理经验、技术服务、资金融通的互通,国内市场的产品质量不低于出口产品质量,特别是农村市场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第四,政府需要创新解决公共服务质量。新的经济形势下,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各个方面,甚至渗透到金融领域。尽管普通产品供过于求,但是个性化、定制化、公共性的消费与服务严重供给不足。地方政府应加大力度和实施财政预算,积极创新和加快弥补短板,建立和完善社区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文化、健身、教育等,以及农村基层的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兴修水利设施、电站、自来水、乡村道路等,保障年少与年老、在岗与非在岗职工、健康与非健康国民的基本服务,从而解决基层组织的公共性服务不足问题。
对于中小企业,政府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事情,弥补其短板:建立共性技术平台,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帮助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例如,深圳市政府长期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包括家具、钟表、服装研发中心、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材料表面分析检测中心等;给予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的机会,世界各国都是同样支持,包括政府采购招投标中给予中小企业一定的机会;对中小企业融资给予支持,包括优惠利率和信用担保等。
第五,支持供应链等新型业态促进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产能、库存、杠杆都是市场主体经营过程中的行为,产能过大说明效率不高有待改进,库存过多说明产品缺乏竞争力,杠杆过高说明市场经营风险尤其是金融隐患明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市场主体创新,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应用供应链新型业态,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快速发展和茁壮成长。这些供应链企业积极创新,借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素相对自由流动,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以大数据为支撑,发挥规模效应,跨界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和内外体系,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包括库存、供需、研发等,并且实现绿色库存、社会库存等。本人近期调研发现,这些供应链企业主要集中在深圳、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那里产业集聚基础好,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环境理想,政府与市场关系相对顺畅;供应链新型业态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而且延伸到金融领域,价值链上的市场主体都获得相应的利益,形成互利共赢的生态体系,实现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的目标。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4年、2015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分别高达1万亿元和1.2万亿元人民币。可以预计,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位,国内可以提供这部分供给,至少可替代部分国外消费,中国国民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境外消费了,中国制造和中国生产将抛弃假冒伪劣的恶名,就会像现在的德国制造那样自豪。
胡江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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