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中国对外投资新常态

兰辛珍

摩托罗拉会不会重新崛起？这是联想集团在2014年以29.1亿美元收购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移动手机业务后，许多消费者都在期待的事情。联想集团的注资，使得摩托罗拉这个没能跟得上互联网步伐而逐渐没落的昔日国际手机名牌，再次吸引了消费者眼球。

在最困难的时候有资金注入，摩托罗拉是幸运的。幸运的企业还有很多，以色列的乳品企业Tnuva，加拿大的能源企业Nexen，美国的肉类企业Simthfield等等，用中国资本拯救陷入困境的企业，为所在国注入资本活力，成为过去一年里这个世界最频繁发生的事情之一。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201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约1196亿美元，同比增长1.7%。如果加上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地的投资，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吸引外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这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普遍规律，是中国从经贸大国迈向经贸强国的重要标志。”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说。

“尽管中国对外投资历史不长，但趋势清楚地表明中国的重要性在上升，可能仅次于美国。”美国《华尔街日报》如是评述。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业待兴，通过大规模引进海外投资来发展经济。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国，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较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在引资的同时，中国政府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借助雄厚的外汇储备，中国资本成了国际社会眼中的“香饽饽”。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时，对外投资仅有20多亿美元，但截至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在短短12年间增长了近40倍，成为资本输出大国，2013年和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三。资本输出加速，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新常态。

这一新常态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依赖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做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成了国际市场上资本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那些需要国际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又多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投资伙伴。

中信建投证券投资分析师王勇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客观的需求：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急剧增加的外汇储备需要一个合适的方式或渠道来消化，对外投资是最好的方式和渠道；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需市场短期内难以出现爆发式增长的情况下，加大对外投资可以为企业开拓出新的发展方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着极好机遇。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全球投资企稳回升，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强劲的内部支撑。加上2014年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委根据国务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对投资审批权限进行了削减，进一步消除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审批障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正处于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中。

“中国企业国际化正开启一个全新纪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

仔细分析中国对外投资情况，发现中国资本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转变，呈现出四大特征：

首先，中国正在改变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地区的现状，把投资目光更多地转向了相对发达国家。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增长较快，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了23.9%，对欧盟投资增长了1.7倍。就目前来看，北美、西欧等成熟市场依然是中资海外并购的目标聚集地。中国投资者对欧美市场的信心不断加强，欧元区正逐渐摆脱衰退，开始正增长，在此时收购欧洲公司，可以用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欧洲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市场覆盖。

其次，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有所改变。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初为获得稀缺资源和能源，如澳大利亚、秘鲁的铁矿，肯尼亚的铜矿等，而现在中国企业在海外不仅投资资源、能源行业，还将资金投向制造业、农业、文化产业等行业，甚至是需要金额巨大的基础设施领域。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中，对服务业投资增长27.1%，占比提高到64.6%。在中资海外并购涉及到的行业中，TMT（高科技、电信等行业）、能源矿产和不动产行业居前三位。中国企业当前更多的专注于TMT行业，并积极在欧美等成熟市场寻找优质并购目标，将海外的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引入中国。

第三，非国有资本对外投资超过国有资本。中国对外投资中，最初是由国企主导的，但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表现积极，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占比不断增加，在中外并购史上留下靓丽身影，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复星收购葡萄牙最大保险集团CaixaSeguros、万达并购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美国AMC影院公司等等。商务部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中，非国有企业投资占到了56%。

第四，“一带一路”正成为中国资本对外投资主要推动力。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主席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4年基础上将增长近三倍。对那些有意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无疑是难得的机遇。

2015年1月31日凌晨，墨西哥政府宣布无限期暂停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铁路项目。据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发布的公告称，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降的背景下，财政和公共信贷部为改善预算状况，将对2015年公共财政支出包括石油、电力、交通等方面的开支进行总额为1243亿比索的调整，其中将无限期暂停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速铁路项目。

事实上，墨西哥政府毁约高铁项目，并非因为财政问题，而是美国以意识形态问题为由向墨西哥政府施加了压力。

西方国家在对外投资中经常会附加政治条件，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国内政治因素，常被一些发达国家列入黑名单，这些发达国家限制或禁止本国企业向黑名单国家投资。

但相比西方国家经常附有条件的资本投资，中国资本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展现出的是友善的、值得信赖的形象。与这些将投资和政治挂钩的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投资完全是经济行为，中国资本没有背负太多的政治性限制条件，对外投资遵循的是互利互惠原则，只要符合国际经济规则，中国资本就会投资。在中国企业家眼里，投资是平等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能大量吸引外资，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即使是对外投资大国美国也不例外，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应该有使用外资发展经济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该因为政治取向的不同而被剥夺。

墨西哥高铁项目只是中国对外投资过程中遭遇的极小的一个挫折，更多的时候，中国资本是在遭受西方异见人士的抹黑。

中国资本对外投资进程中，最开始投资标向更多的是一些国家的资源型行业，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际人士以此攻击，说中国资本对外投资是一种资本侵略行为，为了掠取别国的资源；有人甚至指责中国对非洲的开发是“新殖民主义”，意在掠夺那里的资源。美国也有评论人士担心北京在美洲和中东地区的投资会威胁到华盛顿的战略利益。

事实上，中国资本对外投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资源型行业完全是市场行为。现今中国资本更希望在比如船舶、高铁、电力设备、电信设备、通信设备等方面取得更多投资项目。这些领域不仅是中国资本关注的领域，更是中国技术领先的领域，以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向需要的国家投资，这是一种共享人类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行为，并非侵略行为。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资本输出实力雄厚，相信随着对外投资额的不断增长，中国资本的友善形象，会深远地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布局。

2015年2月2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墨西哥决定搁置高铁项目一事做出表态，希望墨方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两国合作。但这一表态能起到多大作用，现在还不清楚。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非经济因素的不可知的风险，比如中远公司购买的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7%的股份也出现了变数。2月11日，希腊大选之后新政府宣誓就职当天，叫停了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计划。

此外，法国图卢兹机场将49 .9 %的股权出售给中国财团，也引起法国国内势力的反对。这家中国财团由山东高速集团和香港富泰资产管理组成。

这些国家多年来都和中国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外交关系，可还是对中国资本慎之又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遇的风险可想而知。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就目前而言，中国对外投资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还处于“走出去”的初级阶段，中国对外投资面临国际化战略不清晰、风险防范意识不强问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虽有意识，但防范措施不力，尤其是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已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分析了2005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120起“走出去”失败的案例，其中25%的案例失败是因为政治原因所致，有8%的投资事件在投资审批等环节因东道国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挠导致失败；有17%的投资事件是在运营过程中因东道国的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等原因遭遇损失。

显然，风险规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大要务，如何规避风险也是企业绝不可缺少的学习课程。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非经济因素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不可避免，即使是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规范和成熟的国家，都避免不了会存在非经济的制约因素。在面对投资中出现的非经济因素时，除企业自身的努力外，政府应该承担起一定的重担。

“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从全球视野出发，来帮助企业降低对外投资中的非经济风险。”张燕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