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领航世界的中国经济

张旭东

2014年，“新常态”一词成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它不仅概括了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的特征，更预示着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背景下，中国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开启与逐步深化。习惯了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增长率维持高速发展，面对当前增速“七上八下”的局面，国内外许多人士内心也开始“七上八下”。对中国经济表现及改革前景的种种担忧，各有各的理由，但是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看，都不应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持过于悲观的态度。换言之，在新的常态之下，中国仍然有能力也有信心领航世界经济继续向前稳步发展。

实际上，早在***主席用“新常态”一词描述中国经济之前多年，国际上已经开始讨论全球经济向“新常态”转向的问题。根据一些媒体的统计，2002年时“新常态”一词在国际舆论中出现的频次便达到了每月50次左右，10年后这一数字翻了14倍，达到每月700次。频率的这种变化，说明国际社会对于世界经济呈现出的新特征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共性认知。概括而言，当前国际经济的“新常态”主要有四方面的特征：

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当前处于低速增长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摩擦纠纷不断，相应的国际治理机制面临改革压力。其次，为应对经济危机和增长低迷，各国频出刺激政策，但同时面临过度杠杆化与信贷压力，政策调整空间越来越窄，宏观经济“微调”越发频繁。再有，世界不同经济体普遍处于增长调整阶段，各自所处增长周期与面临的核心困境相异，主要经济体或地区之间存在宏观政策协调矛盾。最后，金融市场繁荣与实体经济虚弱并存，全球普遍出现高失业与贫富差距加大态势，社会不平等加剧导致全球政治反抗运动迭起。

上述这些国际经济运行的特点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可以从国际投资收益、国际贸易拉动增长、国际产业链升级与创造就业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四个维度来观察世界宏观经济走势与中国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

第一，经济增长依靠高投资作为主要动力的模式难以为继。2000年以前，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平均维持在35%至40%，2001至2007年在40%左右，2009年后一直处于约49%的高位。与此同时，社会杠杆率也不断攀升，但中国经济增速在危机之后呈现逐步下滑趋势。

第二，贸易增速普遍低于各国GDP增速，贸易红利难以为继。以中国为例，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3%，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已经成为世界进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面临如此困境，国际贸易形势之艰难可想而知。

第三，产业链不断升级换代，就业市场压力明显。从三产的增加值来看，中国的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反映了全球产业升级换代的大趋势，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保证充分就业的压力。如果牺牲经济效率来维系就业岗位，这实际上是无益且难以为继的，但这种情况在全球许多国家普遍呈现，尤其以美国推行的“再工业化”为典型。

第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通胀压力来袭，危害明显。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经历了大幅下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波动明显。整体上看，全球都面临着通货紧缩的明显压力。过往经验证明，通货紧缩是经济复苏的严重威胁。如果通货紧缩在全球蔓延，则中国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拉动模式转变的挑战将更加艰巨。

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新常态下，在种种负面因素的传导下，中国自身也迎来长期形成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接连爆发的阶段。昔日“经济奇迹”式的两位数超高增长率难以维持，与此同时，国内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国际节能减排压力、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收窄等，都使得中国经济需要经历一次全面而系统化的变革。这种变革发生在经济增速、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等多个方面。

2014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概括性地描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标志的四个方面转变：一、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三、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四、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历史性的改革。就2014年中国经济交出的答卷来看，虽然“喜忧参半”，但也称得上“亮点颇多”。

从经济增速来看，中国2014年全年经济增速为7.4%，创下了1990年以来年度增速最低值，这一数字也略低于中国政府当年年初设定的7.5%的目标。国际市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下行的态势将会继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将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6.8%，低于7%的重要心理关口。

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关注，有一些人忧虑受到中国经济速度放缓的拖累，还有人担忧受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冲击。实际上，从2001年至2011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速为10.4%，而从2012年开始，每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速都在7至8%之间，明显进入了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如果从经济增长绝对量来看，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已经相当大，即使按照7%的增速，年度现价增量也达到8000多亿美元，比2010年时10%的增量还要大。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既有国际因素影响，更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适当放缓的增速可以创造更大的改革空间，以改善供求关系和环境负荷，促使中国经济结构更加健康。

令人欣慰的是，2014年的中国经济许多指标都显示出改革初见成效，这也将坚定决策者的信心，推动改革进一步走向深水区。首先在就业方面，2014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高于2013年的1310万。其次，在居民收入方面，2014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达到3245美元。再有，在社会公平方面，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虽然仍处于0.469的高位，但是已经连续6年下滑，城乡收入比也从2013年的3.03下降到2.75。这些积极信号说明中国整体发展的红利正在惠及越来越广泛的民众。此外，中国吸引外资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最大引资国地位，与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吸引外资机构更加合理，分散区域也更加广泛，这些都说明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值得令人期待。

2014年中国经济总体令人满意的答卷，并不意味着2015年的经济发展工作就会相对容易，相反中国将迎来一场更为艰难的转型攻坚战。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的话来说，经济增速下滑并不能等同于新常态，不意味着什么都不用干，这个常态是不能持续的。中国目前有许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经济的旧常态已经打破，增速在下降，但是经济效率还有待提高，新的经济常态正在建立的过程中。

2015年开局的一些经济数据，同样预示着局势不容乐观，尤其是中国外贸的表现。2015年1月，中国进口、出口和外贸总额都呈现下跌态势，按照年率计算分别下降14.4%、1.3%和7.1%。其中进口创下了近5年来的最大降幅，外贸总额比2014年同期下降了10.8%。量价齐跌是外贸受挫的重要原因，但是国内需求的低迷同样值得警惕。2015年前两个季度中国出口都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人民币在内外需低迷的情况下也面临着贬值压力。

中国对外贸易的低迷表现，深刻反映了全球贸易的总体态势。受此影响，包括日本、欧元区、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纷纷通过下调利率，采取量化宽松等政策，变相促使本国货币贬值。如果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效仿此举，则一场货币贬值的竞赛将变得越来越现实，这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市场波动，大量热钱可能形成资产泡沫，最终压垮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银行2月宣布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向市场注入6000亿资金，以期缓解市场资金压力的举动才会引发轩然大波。

可以说，在国际舆论视野中，中国经济转型的攻坚战时刻牵动着各方神经。近一个阶段，国外的媒体、经济学家和外交分析人士，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与预测，主要有三个观察角度：

第一，在于判断中国经济运行的指标。一些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对中国政府执政能力有相当信心的观察家普遍对中国经济转型成功抱有乐观的预期。这些人士的分析不限于只关注中国经济增速或者少数几个指标，而是更侧重从就业、人均收入等更体现改革成果的指标研判中国经济运行的轨迹。例如，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曾经刊登李兰德·米勒的一篇题为“深度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困境”的文章，其中就指出市场投资者往往误解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究竟意味着什么，并认为各方媒体专家所谓的“中国经济立刻要陷入低谷”的说法并不准确。

有着“金砖之父”之称的前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对中国经济更为乐观。他列出了三个看好中国经济的原因，分别是：原油价格暴跌可以增加消费者实际收入，利于中国消费市场增长；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不会引发严重信贷危机，反而可以促进消费者购房欲望；中国的通胀水平历来比较温和，货币政策也可以灵活变通。未来如果能继续提升薪资水平、增加农民工财产所有权以及改革退休保障制度，中国将继续以6%至7%的增速，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于中国改革采取路径的可行性。一些分析人士，如日本《外交官杂志》的副主编香农·蒂耶兹认为，2015年中国改革攻坚战的一个主战场在于国企改革。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但是国企的平均盈利能力却已下降。目前对国企的投资回报在5%左右，而对私企的投资回报超过9 %。而且，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面临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何肃清国企中的腐败分子只是改革攻坚的第一步，提升国企的效率和利益回报率，使得国有企业真正发挥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作用才是改革的真正预期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应是改革的努力方向。

还有一些分析家，如银行家克里斯多夫·维纶认为，中国试图建立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显著有别于西方。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称，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掌控，特别是在金融制度和关键行业方面，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西方学者趋之若鹜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中国这种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制度并不意味着能促使中国消费者增加购买行为。从中国消费市场数据的低迷，就可以看出端倪。中国政府目前将会主要解决通缩和信贷问题。

第三，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策略性建议和政策选项影响。美国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威廉·佩塞克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停止设立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以避免政府拘泥于目标的实现，市场预期也会受到干扰，更可能引发地方政府为政绩而扩大债务用于投资拉动增长的行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达到约250%，低效能和高污染的行业更会进一步增加环境压力。佩塞克还对中国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非常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引发一轮新的货币战争。他判断中国降低人民币汇率有很多诱导性因素，尤其是利于出口和缓解投资的债务压力。为了支撑经济增长率，他甚至预测如果全球经济环境恶化，中国可能将一年期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水平，这恐将引发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

与之相对，如郑永年等学者则从内政与外交战略相配合的角度看待中国经济的前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发展经验和发展能力，已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来实行全球经济再平衡。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带一路”会成为这一战略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中国可持续和平崛起战略重要而可行的“抓手”。

现阶段，人们常用“三期叠加”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状态，所谓的“三期”包括增速换挡期、结构转型期和前期刺激政策调整期。这三种因素目前都在释放负能量，并且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都会对中国经济运行施加影响。中国经济在2015年欲深入推进更加艰难的改革，就必须充分应对上述客观的经济形势。

如今，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和结构更合理的方向演进。2015年，中国应当重点推进一些重要的改革方向，在改革框架成型期实施多项重要举措：

一来，继续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尤其推进程度更深和领域更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简政放权，一方面打击腐败，另一方面更加好地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二来，更加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鼓励全社会创新机制，推进财税和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其中，财政领域将全面公开财政预算，财政投入更多投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金融领域将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大力发展中小银行、民营银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使企业的杠杆率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直接融资逐步降低。三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好政府的监管职能，更好利用外资及其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四来，继续构建开放型的体制，探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外资准入等方面扩大开放，加强自贸区的建设与扩展，并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统筹结合，利用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释放的红利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最后，在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环境方面下大力推进改革。在“十二五”的收尾之年，中国将努力完成气候变化的减排目标，履行中国肩负的国际责任。

除了上述方面，中国还将在抗击区域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审慎应对；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广泛采纳社会各界以及国内外的意见。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系统性改革，恰如“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效验证了改革道路的正确性，但改革航程中势必遇到更多的艰难险阻，需要更坚定的信心、更坚决的勇气以及更具气魄的政治担当。中国政府已经用事实赢得了全国人民对于深化改革的信心，未来将会有更大的政治空间用于面对更加复杂的改革挑战。在这场改革攻坚战和全球经济发展新的竞赛中，中国经济的航船必将继续引领全世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