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收获，石嫣“有态度”

张洪

几年前，石嫣在中国创办了第一家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农园，种植绿色蔬菜，不通过中介，农民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如今，这一模式的农场在中国已经扩大到了500多家。这些年，石嫣的生活有哪些改变？绿色农产品到达百姓餐桌的路程是否顺畅？在顺义农场，石嫣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慢吞吞的羊群踏着与城市人满拧的步子挡在路中央，早春二月，阳光在淡霾中稀疏地洒下，车在距离北京城区70公里的柳户庄村继续向前，路边一片白花花的大棚就是石嫣的顺义农场。

这是石嫣继“小毛驴”、“通州基地”之后的第三件作品。

把前一天的剩饭丢给咕咕叫着的乌鸡，石嫣在“分享收获”四个大字下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名片上印着她的两个身份：博士、掌柜的。办公室像本人一样朴素，屋后是26个大棚，占地40亩。安全起见，草莓大棚还专门上了锁。

2008年，作为中国第一位公费出国插队的学生，石嫣在美国一家CSA农场做了半年“准农民”，回国后，在北京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2012年，她离开小毛驴第二次创业，独立经营“分享收获”。

20世纪60年代，作为有票才能购买的“稀缺品”，农药化肥进入中国人的生活，食品安全成了中国人欲罢不能的问题。石嫣“务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食品安全和土壤污染的忧心。

“在一个好的农作物生产环境中，人们是不太在意绿色、有机这些理念的。”石嫣说，“如果以人为本，除了追求产量，还要考虑土地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会不会受到破坏，耕作方式是否可持续。”

“分享收获”并不是“小毛驴”的简单复制。当年，“小毛驴”由政府出资，拿着现有的资金“摊一张大饼”。如今，“掌柜的”坦言，“钱出在自己身上，必须精打细算。”

让石嫣欣慰的是，依靠口口相传，目前，“分享收获”拥有500户会员，两年多来，收入至少持平，且有盈利。

这是一家大门敞开的农场，从种植到生长全程监控。

土家族青年秦热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作品—18000多只“菌棒”，偌大的大棚中，这些菌棒正在“抽丝”。再过几天，菌丝会爬出一朵朵蘑菇。

冬日的中午，温度可达23度，夜间则降到不足10度，农作物上的棉被要掀了盖，盖了掀。即使这样，温度掌控有时也有意外。控制不好，秧苗会被烧坏，烧坏的秧苗任其腐烂，慢慢发酵，便成了肥料。除此之外，沼液、剩饭剩菜等液体肥在这里随处可见。

大棚里，椰糠被用来育苗，免去了大面积生虫之虞。偶尔，菜生了虫子，则采用休耕间作、生物防治，粘虫板、防虫网等措施，断然不会下“化学喷雾”。因为层层把关，这里的蔬菜素面朝天，“长相”也许不比那些做过手脚的好看，但却被人吃出了“早早年的味道”。

随着石嫣的示范，一批以“耕农田、耕心田”为信念的CSA农场相继诞生。目前中国大约有500家，北京有50多家。

CSA说白了，就是“把有机蔬菜配送到消费者家里”，取消中间商，让农民与消费者对接，共同承担风险，分享利益。目标是实现“永续农业”，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石嫣透露，“分享收获”有三个内容：直销、友好、本地。消费者预先付费，不用贷款，“对于前期没有多少资金的中小型农场，这一模式非常适用。”

谈及CSA的责任，石嫣流露出农夫的率真，“卖家是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这样更可以为自己的产品负责。”

“食在当季，食在当地”是CSA的理念，石嫣说，该理念不鼓励消费进口产品，因为农作物在采摘加工的过程中有很多营养的损耗，还会有食品安全的风险。

“把钱付到村里，你能看到自己所在地区的改变。未来，如果北京地区的农民都能生产健康农产品，那么北京市民也会因此而受益，同时受益的还有环境。”

石嫣和先生程存旺曾共同就读于“三农”专家温铁军的门下，他们在农场成婚，婚宴食材都是自家地里的蔬菜，而新娘石嫣则“拿着一颗西兰花就把自己嫁了”。

两人联手打造了很多产品，其中之一是共同翻译了富兰克林·H·金的名著《四千年农夫》。石嫣说，这部探讨东方农业模式的作品是引发世界有机农业的一个原因。

100多年前，作为美国土壤局局长的富兰克林·H·金来到上海，看到清晨黄浦江的船只把上海人的粪便运到郊区作肥料，让他深受触动。

“当时，中国的城市还没有西方发达的地下水系统，但是似乎没有想象中的疾病发生。当地人有自己的方式，比如吃加热食物，垃圾被重复利用等。”石嫣说。

19世纪，人们便开始思考农业方式的可持续性。让作者好奇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养活了如此多的人口，在耕作过程中，尽管有水土流失的现象，但是并没有出现美国耕作史上土壤碳含量下降一半的情况。

“那个年代，他们用的化学品比中国要多，后来出现了很多环保运动，针对的都是当时的环境问题。”

令石嫣惋惜的是，目前，实验室技术比100年前要强很多，但是农民的智慧并没有太大长进。

“看到病虫害，他们只想到用农药去喷，不去想是否这块地有什么问题，明年是不是不应该再种这种东西了，是不是应该改良一下土壤，或者让大棚通通风……有人说农民被弱智化了。”

石嫣反问，“农民生产真的需要那么多技术吗？”不需要回答，她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很多实实在在的生产方式其实已经生产出足够好的东西了。”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吃的安全的挑战，甚至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2014年举行的第六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大会上，直抒胸臆的石嫣如此总结。

在中国，食品管理有关部门是挨骂最多的政府部门之一。随着这类“烦人问题”的不断凸显，有机农业似乎成了解决食品安全的“良药”。一些商界名人纷纷涉足农业。但由于绿色农产品价格昂贵，在中国，消费人群一直有限。

石嫣认为，北京有能力消费绿色农产品的人至少占40%，但是各种“不必需”的开支增加了他们的压力，“比如买了房后还想换一套更大的，总是处于还贷的过程中。”

在“分享收获”，一个三口之家肉蛋菜全部预订，每月约1200元，如果不介意它的单调性（多是季节菜），每天“吃有机”并非梦想。

有人种菜，仰仗于有人认领，这是一个彼此支持的循环系统，在CSA模式中，所谓互相信任，几乎是手背手心的关系。

采访的前一天，石嫣“进城”录制节目，顺便逛了下大型超市。超市里的熟食区正在把前几天剩下的食品丢掉，恰好被石嫣看到。

平时生活在村里，石嫣不觉得“缺什么”，东西有效利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我家前几天的剩粥可以拿来喂鸡。”但在大城市，这却是一件不好操控的事情。

类似的情况，她在美国农场的那对夫妇“会事先跟当地的烘焙店说好，把两天后要扔掉的面包以低价买进。”

新生代在衣食无缺的环境中长大，对食品缺乏感恩之心，而年轻人回乡务农更是一件十分“逆袭”的举动。石嫣坦言，“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整个农业的困难。团队的流动性较大，在农场工作，未来成家后孩子教育怎么办，这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

相对于中国土地上密密麻麻分布着的380万个自然村，500多家CSA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石嫣并不在意自己的农场有多大，让她感慨的是，现阶段，大多数人并不接受“小是美好的”理念。

一般人认为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型流通的超市才能解决城市人的饮食问题，石嫣说，“这种方式可能风险更大。”

在美国实习那会儿，当地的农场只有30名会员。如今，石嫣的农场已经足够让那对美国农场夫妇惊讶。

“这确实是价值观和思路的不同，他们并不追求规模。”而在中国，规模是一个情结。

“我们模仿的是美国大农场的模式，你有50亩土地，未来应该有5万亩，一个人来操控，这种模式其实不适合东亚国家。”石嫣说。

在给石嫣的著作《我在美国当农民》所写的序中，导师温铁军认为，“越是规模化的大型现代种植业、畜牧业，造成的污染越严重。”近年来，蔬菜瓜果出现问题，与规模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考察了很多国家，看了诸多食品流通生产模式，石嫣认为：“我们的弱不在于生产不出好的东西，而在于农民没有组织。”她觉得，农民只是“被大资本决定的食品系统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个链条的最终产品与生产者的距离将越来越远。”

她举例说，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个体生产者的土地面积都很小，组织力量却非常大。“比如，一个合作社可以管理下属100多个拥有40多亩土地的农户。”

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排斥也是石嫣的关注点。“比如我有5万亩地，用拖拉机替代几十个农民，未来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只能进城，或者在城乡结合部找工作，最终结果甚至还不如现在农民的生活。”

石嫣认为，未来中国农业的方向，不是让农民出去，而是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在“分享收获”的宣传册中，石嫣写道，“每5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一亩土地脱毒；每1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一个农民健康耕作；每1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5个年轻人留在乡村工作；每10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有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乡村。”

在回答CSA今后是否会复制很多时，石嫣说，不管是哪一种模式，一旦控制了生产方式就会出现问题。“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还是多元化的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最为理想。”

2015年11月，全球第六届CSA会议将在北京举行，作为国际社会农业联盟副主席，石嫣将更深入地投身到自己的角色中。她希望更多人关注CSA，“分享收获”的背后，是“绿色”、“永续”等理念的传递。

“你要实现什么理念，自己先要活出来。”说起这些，“掌柜的”脸上带着这个年龄少有的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