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

李行健

摘 要：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面世40个春秋了。该教材从初版到现在一共出版了 11 个版本，总发行量已超过千万册。从深层次和全方位来看，其中包含着很多值得研究、总结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它是一部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教材。（二）它是一部遵循“守正创新”的原则编写出来的教材。（三）它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和团结协作精神的教材。

关键词：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时代洪流;守正创新;学术民主

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面世四十个春秋了。该教材从初版到现在一共出版了11个版本，总发行量已超过千万册，年发行量在国内同类教材中多年来也占居榜首。这一记录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2018年，为满足多方面学习者的需要，又出版了“精简本”，适应非汉语专业教学的需要。一部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取得这样的成功，固然是因为它的编写质量、学术价值，但从深层次和全方位来看，其中包含著很多值得研究、总结的内涵。我准备从三个方面谈一点意见。

一、这是一部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教材

黄廖本教材编写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积极顺应了经过十年浩劫后教育和科技领域百废待兴、急需恢复和重建的大局。当时的高等教育同全国各领域一样，正面临新的时期，被停开近十年之久的现代汉语课得以恢复，教材建设也随即提到议事日程。各高校任课老师大都认为，仅仅靠一本 1962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统编教材已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很多学校开始自发组织编写新的现代汉语教材。1978年3月，郑州大学张静先生等发起召开全国现代汉语教材协作会议，全国23所高校参加了会议。同年 6 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文科教材编选会议，8 月，全国现代汉语教材协作会议在昆明召开。经过反复酝酿，最终形成了一个两套教材、分头编写的方案。黄伯荣和廖序东被推选为第一方案教材（兰州本）的主编，张静和刘世儒为第二方案教材（郑州本）的正副主编。1979 年 3 月，在兰州和郑州两地分别召开了第一和第二方案教材的编写会议。第一方案的编写队伍进一步扩大加强，增加了殷焕先、葛本仪、钱曾怡、詹伯慧、许绍早、宋玉柱、徐青、胡安良、吴天惠、李行键、向光忠、林端、徐思益、李兆同等 21 人。这些都是当时活跃在全国各高校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前沿的学者。

在这部教材之前，编写于1962年的胡裕树的《现代汉语》是唯一的一部统编教材。该教材于1979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因此，20世纪80年代共有三部《现代汉语》统编教材，当时简称为兰州本、上海本、郑州本。

20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开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现代汉语科目最初由各省从三部统编教材中自主选定一部作为自考指定教材。后经调查发现，各省自考办和各省高校本专科普遍选用兰州本（即黄廖本）。国家教委的同志，还据此在国家教委刊物《高教战线》（1986 年第 6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部受欢迎的现代汉语教材》的文章，对兰州本作了充分的肯定。

回顾当时的情景，这部教材可以说是带着改革开放的热度，带着广大现代汉语教师和学者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的勇气，带着从高校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注和支持诞生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教育战线沐浴改革春风而收获的一项成果。记得1979年在兰州召开教材编写会议，编写组的同志们还受到当时甘肃省党政军主要领导的热情接待。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军区领导宋平、杨植霖、肖华等同志都出席了接待会。一部普通教材的编写能受到这种礼遇，现在是无法想象的。

二、这是一部遵循“守正创新”的原则编写出来的教材

出版发行40年来，这部教材经历了两到三代教师的使用和验证。大多数教师反映，这是一部好教、好学、效果好的教材。这“三好”也是教材编写者们努力实现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材编写者反复考量，确立了“守正创新”的原则。

所谓“守正”，有两方面含义。其一，这本教材特别注重与中学汉语教学相接轨，尤其是在语法体系方面，教材把科学性、简明性、继承性、实用性作为质量检验标准。继承性是其中一项，即指教材的体系尽可能地与中学汉语教学体系形成自然的过渡，一些常用术语和分析方法能保持较多的对接点。其二，“守正”也显示一种认识和立场，在知识点的选择、分布以及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不脱离专业基本知识、基本能力训练之“正”，不求无原则的标新立异。吕叔湘先生在教材审稿会上曾讲到编教材的“三难”，即“讲什么、讲多少、怎么讲”。面对“三难”的问题，黄廖本教材在“讲什么”“讲多少”“怎么讲”三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努力做到基础牢固，内容完备，分量适中，重点突出，好学好教。

编写者强调“接轨”的必要性，也是着眼于中学汉语教学的现状和进入大学后有关学习内容深化和拓宽的需要。主编黄伯荣先生曾指出：“大学和中学有重复，要分清是哪种重复。应该是不同层次的重复，应该是一级比一级深化拓宽。”进入大学后的“深化和拓宽”，必须正视学生在中学阶段所接受的汉语语法理论的深浅度和语言训练的实际水平。“守正”也不是对讲授内容作僵硬的划线，还要有使教师感到有易于掌握的教学章法，又要有根据需要斟酌轻重、可深可浅的发挥空间。这就要求教材编者对教学任务、学科的知识内存、学生的实际水平做到从宏观到微观的准确把握。主编廖序东先生长期研究语文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守正”不能离开创新，没有创新意识和实践，最终会失去“守正”的阵地。在教材编写上，教材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对学科一些成熟的理论和方法的吸收。我们从40年来教材几次修订的情况就可以追踪到编写者不断创新的脚步。1979年教材试用本出版后，在次年8月教育部批准召开的青岛审稿会后，教材编写组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及时对教材作了修订，并于1981年出版了正式本。1981年，“《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的修订要点和修订说明”发表，教材立即按照“暂拟系统”的修订要点着手修改，于1983年出版新的修订本。1986年的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教材当年就在承德召开修订会，在绪论中增加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一节，出了修订2版。从1979年的试用本到2011年的增订5版，教材从最初的37万字增加到68万字，这一时期现代汉语研究领域大量的新成果被吸收进来。大致回顾一下这段历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40年来这部教材能一直保持着它常用常新的生命力。

三、这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和团结协作精神的教材

翻开这部教材，读者也许会发现教材的参编者多达40余人，来自几十个学校和研究团体。编者队伍的构成状况明显不同于其他同类教材。编写班子的人员来自不同单位，而且都是汉语教学与研究方面的拔尖人才，都有自己的专长和治学风格。尽管如此，整个编写群体并没有出现各唱各调、鼓锣不齐的局面。在长期合作中，编写组建立起了一种和谐有效的交流机制，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民主氛围。两位主编能及时听取、接受不同意见。参编人员之间有争议的观点，都可以坦诚地交流，通过反复深入的研讨，最后集思广益，达成共识，解决问题。

编写组外众多专家自始至终的关注和支持，也是教材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参与的专家情况来看，其水平之高、影响之大，也是现今难以想象的。1980年，教育部在青岛组织了黄廖本《现代汉语》审稿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30多位，旁听人员有20余人，来自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30多名正式代表中很多是国内语言学界各方面的著名学者。吕叔湘先生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他也没想到这次审稿会是这样一个“巨大的规模、隆重的气氛”。在数天的时间里，有14位专家作了发言，不能与会的岑麒祥先生寄来书面发言稿。很多发言本身就是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在事后编印的专家发言记录中，审稿会领导小组这样评价：专家的专题发言不仅对教材的修改有很大帮助，而且对整个教材编写、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具有指导意义。教材编者也认为，这次审稿会上的专家发言一部分是针对本教材的1980年稿，而大部分内容则是讲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教学法和科研方法等问题。无论是教材的编者，还是教材使用者，都会发现1980年后的黃廖本与以前的黄廖本已很不相同，可以明显看出后来的版本是根据专家们的意见逐步修订完善的成果。

教材编者不仅看重业内专家的意见，对于使用教材的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建议和意见，也视为集思广益的宝贵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编写组曾经举办五期暑假现代汉语讲习班、七次现代汉语教学研讨会、八次现代汉语教材修订会。讲习班往往和研讨会或修订会一起举办，采用班、会两结合的方式。例如，在河南开封召开《现代汉语》修订会时办讲习班，在庐山办班时开教材修订会。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交流教学经验，一方面广泛征求对教材的意见，作为修订教材的参考。黄伯荣先生曾说：“这部教材之所以至今仍受欢迎，打破多项纪录，首要的是因为集中了众人智慧的结果。光依靠我们编者自己努力，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说到教材的成就，应该牢记黄伯荣、廖序东两位主编的辛勤劳动，尤其是他们胸怀宽广、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一心为教材的可贵精神。在合作中，从学术上到教材内容的具体安排上，两位主编也常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亲见他们各自坚持不同意见的场面，有时争论还很激烈，但两位长者却从未因不同意见而产生隔阂或不愉快。不同意见化解的途径，根据我的观察体会，首先是他们两位常常相互讨论，一方被说服就取得了共识。其次就是听取大家意见，如果大家或大多数同志意见一致，两位先生都往往采取“吾从众”的态度，接受多数人的意见。有时意见实在不能达到一致取得共识，就把问题留下来继续研究讨论，绝不存在把意见强加于对方的情况。两位主编的谦虚和尊重别人意见的态度和做法，不仅保持了编写组内的团结，也使教材质量不断提高，更符合教学实际需要，受到使用教材的师生们的欢迎。

在教材署名上，有一个细节很感人。黄伯荣先生告诉我，在确定两位主编排名时，廖先生居后无任何不悦之色。黄先生说到这件事时，还十分动情，对廖先生表现出由衷的敬佩。黄先生说，论职称当时廖先生是教授，他却只是讲师，论年龄廖先生还年长近十岁。可是当时大家对这些不以为意，一心只想编好教材，从未计较个人的名利。两位主编将教材编写和修订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始终勤勤恳恳地工作。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能拥有广大的读者，并且长盛不衰，两位主编的相互尊重、真诚合作、全力以赴的工作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黄廖本教材转由高教社出版后，教材编写组和出版社已融为一家，使教材出版发行创建了一些新的模式。

今天我们纪念黄伯荣、廖序东两位先生主编的这部《现代汉语》教材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不仅仅是纪念先贤，展现参编者几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总结教材编写和使用的经验，从深厚的学术积累中汲取养分。这是现代汉语学科建设的一份珍贵遗产。高校“现代汉语”这门基础课，除了对学生讲授专业知识，进行语言文字的基本训练外，还担负着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落实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的重任。编好教材，教好课程，把新的学科内容和社会新的需求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来，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非常令人痛心的是两位主编在教材修订五版出版后先后去世，继承和发展黄廖本教材的任务落在现有的编者身上。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全体编者一致支持下，我们成立了新的领导小组，充实了编写力量，经过几年努力，终于按照教育部五年修订一次教材的要求，出版了修订六版。与此同时还了却了黄廖两位老师的遗愿，编辑出版了《现代汉语》黄廖本的精简本。正是在二位主编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的精神鼓舞下，才完成了上述工作，聊可告慰黄廖两位老师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