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圆论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罗心欲

(中共梅州市委党校 市情研究中心，广东 梅州 51407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1]43-44，同时将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意识形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范畴，从“文化自信自强+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提出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命题。近年来，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问题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和热议，形成了丰硕研究成果。不过，受人们长期对意识形态阶级性认识影响，基于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的战略定位，这些研究主要从“风险—安全”的对立性和批判性维度展开，侧重于斗争视界，有关风险治理建构面向的研究成果鲜见。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包含着肯定、转化和出路的否定，其旨趣在于从破除‘幻象’中获得‘真相’，从而在批判中内蕴了建构的维度”[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叙事指向在于，超越意识形态虚假性，抵制错误思潮，建设自己的意识形态，在争得统治地位后构筑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夯实最广泛而可靠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矛盾统一体定义中的同一性关系，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建构性要义，***总书记关于“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科学论断，正是对这一运思智慧的理论确证。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引入***的同心圆论断，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同心圆视角追问，探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辩证性操作，进而助推建强主流意识形态。

一、同心圆论断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耦合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新战略新要求，为新时代凝心聚力做好宣传思想工作，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行动指南。面对“四个伟大”集成的时代境遇，同心圆论断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在网络统战方面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实践论题交集。

(一)同心圆论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意涵

同心圆原初是一个数学概念，指同一平面上圆心相同、半径各异的多圆系统。1925年，美国学者E·W.伯吉斯等针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区，创立同心圆理论。后来，这一理论推广到城市规划、组织文化、企业经营、政治文化等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阐发了关于扩大社会各阶层政治同心工作、做好同心事业的思想观点，逐渐形成了同心圆论断体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指出：“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3]不仅如此，***还将同心圆的视野延展到网络空间、网络社会，指出“网上网下要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形成共同防范社会风险、共同构筑同心圆的良好局面”[4]73。“同心圆”作为一种政治隐喻和理念表达，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预设，这决定我们能否在准确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本质的前提下，形成风险防控的构建性趋向，实现网络意识形态“认知—解释”“价值—信仰”系统的有序塑造与动态运行。

意识形态风险主要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的，指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危险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不安全可能，表现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分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本体性安全挤压和主导性分解挑战，以及触发的社会政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秩序乱象。不过，“风险社会的压力能够激发出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促使人们追求共生共在，合作行动成为必须加以建构的行动模式”[5]，意识形态风险激发的共同体意识，若能演化为“同心”，则由“同心同行”获得“共生共在”。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是意识形态风险的网络空间转向。在网络信息时代，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目的在于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网络社会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对内增进网民思想政治和文化价值认同，构建清朗网络空间；对外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和侵略，维护我国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所谓同心圆论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就是指将同心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等应用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全过程、各环节，从主流意识形态本位出发整合网络意识形态各方力量和各种资源，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共同体。按照差序格局的叙事逻辑，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思潮思想派系链接的社会关系，像一幅亲疏远近各不同、依次展开的同心圈层图象。这一体系构成要素包括各种意识形态和思潮思想竞逐互动的同一网络“平面”、主流意识形态的“圆心”方位、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半径”距离，以及内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机制。将同心圆论断运用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为共同体理念培育、意识形态共识达成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是分析和解决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新方法论和技术范式，推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进入明确、主动而系统的同一性构建时代。这不仅是最大限度争取网络民心，将网络“最大变量”转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最大增量”的时代要求，也是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需求。

(二)同心圆论断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战略契合

同心圆论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前提是同心圆论断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之间存在战略契合性。这既体现了同心圆论断的开放性、生命力，又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创新所需要。

1.在民族复兴的政治立意上契合。***指出：“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4]70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伟业所指、目标导向所系、使命任务所在，指涉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精神家园和思想纽带。这一目标实现具有突出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需要弘扬中国精神，致力团结奋斗。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只有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才能从根本上集中智慧和力量办大事、闯难关、铸伟业。意识形态具备精神指引和力量凝聚功能，能够通过教化方式引领思想、提振精神、统一意志，获得受众内心认同并促成一致行动，进而实现中国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为团结奋斗谋复兴而凝心聚魂的工程。同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1]52，风险是民族复兴的阻碍。随着民族复兴的加速推进，各个领域的风险也一并袭来，各种正反作用力不断拉锯纠缠，或渗透到、或体现在、或受制于意识形态方面，间接引发抑或直接聚发意识形态风险。若对其麻痹大意、防控不力，将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国家安全基础，可能迟滞甚或中断民族复兴进程。在网络信息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焦点和重心已移位网络空间，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头戏”，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汇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是题中应有之义。无论从民族复兴必由之路的正面来看，还是从民族复兴的风险维度逆向观之，同心圆使命驱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政治立意与时代价值都不言自明。

2.在辩证关系的逻辑基点上契合。***强调：“我们提出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就是着眼于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6]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中，一致性与多样性并存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常态，也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的表现形式。“同心圆”包含并统摄“同心”“多圆”两个要点，是对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深层意会和辩证运用。一致性与多样性二者不可偏废，片面强调哪一方，都会动摇同心圆的立论基础。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同心圆就失去了构建的必要和意义；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同心圆就缺乏构建的条件和可能。同心圆的建构，先是承认一致性与多样性的二元性，而后寻求二者的良性互动和适当打通，不仅强调一致性又包容多样性，坚持“求同存异”，达到“和而不同”。同心圆论断启发我们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有效解决在多元、混杂、嬗变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实现最大共识的问题。从网络意识形态群像看，主流意识形态在整个网络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承担引领任务，以一致性为追求方向；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和零散价值观念数量庞大，纷纭激荡，构成一幅多元意识形态交织互动的“网生图景”，是多样性的具体指向。一般来说，主流意识形态凭借其强大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引领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与思潮思想，以共识性的战略目的和技术手段落实“两个巩固”根本任务，但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僵化被动、效能失常，遭受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的空间挤占和权威竞争，特别是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挑战，便会产生意识形态风险。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有赖于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结构性均衡，也就是要在一致性主导的前提下包容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同心圆的论断逻辑、精准细致的网络统战工作统一或引领意识形态各流派力量，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消除偏见。

3.在争取人心的实践方式上契合。争取人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治国理政且长盛不衰的秘诀。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标注了“人心”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份量，融通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基本原理。从公共角度讲，人心指代公众倾向，是人民大众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致心理趋求和价值表意。从个体角度看，人心又是内心深沉的想法和意图，隐秘而复杂，难于把握。***提出，要“最大范围争取人心，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4]77。同心圆的构建，体现到实践中就是一个争取人心、凝聚民心、加固圆心的系统和过程。争取人心，难在“争取”，意在“人心”，落在“认同”。是否争取到人心、争取到何种程度，评价标准主要看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率、认同度，涵盖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等。与同心圆论断同理，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一项针对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争取人心、获取认同为其实践方式。当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国网民人数超过10亿，人心、民意连同舆情主要反映在网上，鉴于此，必须深入深耕网络空间，见网见人争取人心，把广大网民凝聚到党的周围，形成网上同心态势。“意识形态安全的中心目标是让主流意识形态掌握群众。”[7]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共生共存中，客观要求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主动展开认同竞争，有效争夺社会成员认同的资源。广大网民或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比例和指数越高，意识形态就越安全，反之容易出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问题。人心涣散则滋长风险，人心齐聚则不惧风险。基于人心向背的价值考量开展认同竞争，争取人心，使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真正成为主流，铸就意识形态的人民性优势，正是同心圆方法论指引下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实践投射。

二、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离心症候

本质上，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是网络意识形态向心力减弱和离心力“高势”的产物。向心力指的是同心圆各要素朝向共同目标协同运行的势能和力量向度，体现出各要素对圆心的正向依从性。向心力不彰，则离心力生发。离心力标示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目标的倾向，或者致使网络意识形态离散化的后果。网络意识形态的离心症候，源自意识形态、网络和社会存在负面因素的立体叠加和混合强化，是网络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效应交叉演变的综合体。

(一)风险源：国内国外勾连

按风险源分类，意识形态风险分为外源性意识形态风险与内源性意识形态风险，二者勾连共振、平向驱动，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离心效应。其中，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推行“西化”和“分化”战略，挑战我国意识形态体系。同时，我国网络空间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又与之策应，背离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中西之间“主义”之争、现代化之较由来已久，难以调和，“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8]。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东升西降”以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天下大势”，美西方的提防心理、焦虑情绪甚至忌惮感愈发明显。为打压和遏制中国发展，美西方敌对势力携技术霸权、硬实力之威，在无界性、脱域性的网络空间肆意散播各种错误思潮思想或观点论断，如“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人权高于主权”等，设置各种话语陷阱，炮制各种伪命题，炒作各种阴谋论调，诋毁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不遗余力污名中国意识形态。为提升意识形态渗透效果，它们还假借经济、文化、艺术、学术等交流活动，利用非政府组织伪装和“金援”手段在中国寻找和培植代理人，笼络、“招降”亲西方知识精英、网络公知和反体制人士，或利用我国社会公共问题、政治议题挑起网络论争和所谓“网络民主”运动。这些渗透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国内错误社会思潮的活跃。加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深入推进，国内意识形态也面临利益主体多元性、思想开放性和市场逐利性挑战，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多元多样多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在一些领域、网络空间滋生蔓延，产生不少负能量；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伺机抬头，浑水摸鱼，与国外反华势力里应外合、沆瀣一气，成为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应声虫”甚或帮凶。

(二)传导体：资本技术合谋

由于意识形态有赖于技术的加工、记录和传输，技术又服从、服务于资本，这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在控制技术的同时也拥有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力。资本的技术逻辑表明，资本借助技术工具展开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递，不断实现其利润追求的价值目的。于此同时，技术也在资本的支持与使用下不断进化。在智媒时代，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凝聚力分流，推高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能级指数。一方面，资本宰制下的技术“双刃剑”效应抵消意识形态的技术赋能。网络信息技术起作用的好坏，取决于谁用、怎么用。网络信息技术先发于西方资本和市场化，资本的先在性和无限扩张性毫无悬念地解除了网络信息技术的价值中立性，培育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技术供给力量。尽管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计算等同样可用于主流意识形态智慧化构建，但是当它们被资本势力把控使用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伦理问题和“利维坦风险”。“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新风险都源于人类对它的滥用，以及片面追求资本增殖带来的不良后果。”[9]在资本权力注入智能算法的情况下，“信息茧房”、数字致瘾机制、传播碎片化、泛娱乐化生态等算法意识形态行为销蚀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能量和主导能力，导致社会人心涣散。另一方面，资本原罪冲击意识形态的正向流。马克思曾尖锐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10]出于不断增殖的目的，资本裹挟网络信息技术，构建一整套适配增殖服务的话语体系和传播体系，为流量经济造谣造势。为招徕更多“粉丝”、顾客，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各式社交媒体、直播软件、电商机构、游戏商家、搜索引擎和资讯平台等不遗余力宣传灌输消费主义文化和享乐主义价值观，推送违规、有害但能从中获利的信息，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受众抵达。放眼世界，美西方的互联网垄断资本更是与数字技术合谋共生，在全球范围内贪婪吸食和攫取数字红利，衍生出数字帝国主义和信息霸权主义。

(三)环境域：网上网下联动

网上与网下的二元结构是网络意识形态特有的存在格局和表现特征，当我们讲述或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这一新领域新样态时，需同时洞察以网分域的“二元空间”，不能“顾此失彼”。“作为‘技术赋权’的互联网，通过新媒体‘水波效应’传播路向，实现线上交往和线下行动‘共振频率’联动，扰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1]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源于现实，经网传导，到舆论化流向，网上网下交叉蔓延和扩散，形成网上网下联动式的风险。一方面，社会现实问题泛意识形态化。网络意识形态虽然以网络社会、网络空间作背景，冠网络之名，但“意”在社会现实，源于、映照且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内在关联与负面连带是社会风险的基本特点，其作用范围不仅局限于本域，还会扩展到它域，生成次生效应。”[12]现实社会风险“脱域”后扩展、进入到网络社会，转化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当中各种矛盾冲突的网络呈现。风险不可能“空穴来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导致部分民众心理不平衡与获得感、幸福感不充分，一些利益分配不公、民生保障不力、干部党性作风不佳等问题无法及时有效解决造成社会心理失衡，无疑对冲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说服力和引导效果。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问题泛舆论化。网络空间是一个多元复杂思想观点寄居和活动的具有自发性、公共性、泛在性特点的“大舆论场”，容易成为负面舆情发酵生成的策源地与放大器，使意识形态风险“舆论先行”。意识形态虽然有来源和内容现实性的一面，但在网络传播与舆论导向中又会发生信息、内容上的失真和流变，同时一些社会矛盾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经过舆论“加工”后也转化为舆情问题。尤其是现实中一些制度化和正规化的民意表达、利益诉求渠道不够通畅时，人们很容易将不满情绪、负面异见通过网络端口倾泻出来，而这往往被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利用、借题发挥，从而将网络舆情危机引向意识形态危机。

(四)作用果：内虚外乱交替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何以生成？从内因研析，在于意识形态基础不牢，网络正能量虚竭，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乏力等，这是风险的决定性因素；从外因探寻，受相关环境、条件影响，与外部挑战问题和外界压力相关。归结起来，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是网络意识形态内外负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网络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4]108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几乎垄断了网络核心技术及优势媒体、平台资源，占据了网络技术制高点和网络领域的规则制定权，手握技术、信息“生杀大权”。相比之下，我国在网络信息关键技术、核心产业方面存在严重短板，技术设备进口依赖度很高，在网络意识形态攻防体系和治理能力上技不如人。其二，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去主导化趋向。与前互联网时代相区别，智媒时代的网络传播结构更为扁平、主体更为多元、价值更为发散，传统集中统一、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代之以去中心化、自由开放的传播模式，意识形态领导权由一个法理概念变为一个生成意义上的命题。这种传播模式下，信息掌控、舆论把关大量“留白”，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大量碎片化、个性化、浅表化信息涌入各网络社群，弥散于整个网络空间，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引领的权威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生产力局部式微。一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以“高大上全”而著称，但是当网络生存方式进入大众生活日常时，主流意识形态在对接民间“草野”的内容供给和话语建设上则稍显捉襟见肘，主要表现为有些内容枯燥抽象，理论的现实阐释力、反馈性不足，加上部分话语传播方式矜持单一、话语表达空泛、网言网味贫乏，难以真正进入并涵润网民内心以及顺应网络时代发展。反观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潮思想，通常却能以现实利益诱导和碎微议题代入，伴群而生，借圈传播，这无形中增大了网络大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感。

三、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同心圆建构

如前所述，同心圆论断的“出场”，无论其思想认识的科学性还是方法论的针对性，都可以为意识形态的建构性功能发挥提供科学指引和理论基础。比照同心圆论断的分析框架，必须善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针对意识形态风险各构成要素，锚定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方位，把握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机制，调适意识形态和思潮思想派系之间的社会关系，从根底上、系统上防控意识形态风险。探索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同心圆建构进路，需紧扣以下四个关节点。

(一)固守“圆心”：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同心圆是同一圆心的多个圆，“圆心”当为基准。毋庸赘言，这个圆心就是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论题涵括的意识形态工作党性原则，是抓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政治前提和“定海神针”。唯有坚持党的领导，由党掌握领导权，才能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政治正确，做到全局可控、协调有力、方向不偏，这是决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问题。***强调，“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4]10，“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43。这些重要论断明确强调要坚持党对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包括党管网络宣传、党管网络媒体、党管干部人才等。落到实践中，其一，要健全领导体制。纵向上，由党中央对网络信息化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进行顶层设计、集中部署、总体安排，各级党委作为本地区或部门的核心力量具体领导落实；横向上，由各级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主导社会组织、市场、企业、网民、专业人员等各方力量，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多元共治，构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共同体。其二，要落实领导责任。党的领导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要遵循和贯彻《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及有关实施细则，分解、细化风险防控任务，建立风险防控责任体系、考评体系。同时，要抓好风险防控的问责、追责，倒逼相关主体、人员切实履行责任，特别是发挥好各级党政“一把手”的主责作用。其三，要打牢领导根基。在网上落实基层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起来、建设好，是有效实现党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领导的组织基础。要用互联网思维探索党建工作新路子，实施智慧党建、网络党建，把支部建在“云上”“网上”，大力提升党的网上领导能力，积极发挥党员网民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党员在网络阵地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二)浇铸“核心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核心圈”紧贴圆心点，是同心圆首善之区。如果将意识形态体系比喻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识形态同心圆序列，那么主流意识形态就居于这个同心圆的“C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圈。在意识形态领域，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圈稳如泰山、颠扑不破，什么风险来了都挡得了。抢占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制高点，离不开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引、理论教育和理论武装，“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16。当前，巩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既是党决胜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又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与其内容阐释力、话语表现力和实践结合力密切相关。其一，深化理论研究是前提。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3]9-10深化理论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弄通、悟透，是彻底获得马克思主义“彻底性”的必经之路，更是提振主流意识形态精气神，说服和掌握广大群众的理论前奏。要深入实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刻解答新时代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推导出其他两个“为什么”，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其二，转化话语体系是关键。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或场合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不响亮，和话语贫瘠不无关系。为此，要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接广大社会成员的认知经验和日常生活，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话语拉回或嵌入生活世界中，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翻译”成日常话语和大众话语。同时，还要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不断创新和推广中国话语，从以前在国际上的“跟着说”转向“领着说”“主动说”，反对套用西方理论和话语模式“裁剪”中国问题。其三，强化社会观照是根本。“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3]15221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离不开对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整体性观照，要将网络空间、网络信息技术、网民群体、网络意识形态等“网生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和问题域，当然也不能滞留于“云端”，必须回归并立足现实社会，聚焦现实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回答时代之问，回应人民关切，切实指导解决好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和关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三)扩展“圈层”：持续推进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

同心圆论断强调在守住圆心的基础上尽可能拉长包容的多样性半径、扩大圆的范围，同心的“圈层”越多越大、覆盖面越广，说明“圆心”“核心圈”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越强，“圈层”表征着同心圆阵地的稳固性和扩张力。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和发力空间，“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4]52。抓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以强烈的阵地意识“耕好”意识形态“责任田”，不断巩固和拓展网上思想阵地、民心阵地和舆论阵地，大力充实“红色地带”，扭转“灰色地带”，压制“黑色地带”。其一，要协调多元社会思潮。对多元社会思潮，简单否定、片面贬低或者一味放任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需要辩证分析和审慎对待。一要分清“是非”，全方位辨识社会思潮在形态、属性、影响、诉求、思想观点上的多元性，判别它们是友好型的还是对立型的、中性的，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什么影响作用；二要精准施策，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政治问题按各自的特定办法解决；三要加强对多元社会思潮的批判吸收、疏导驾驭，尽可能发掘它们的正能量。其二，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网上群众路线日益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命线。为扩大同心圆的群众基础，必须适应互联网发展形势，提高“键对键”线上互动和“面对面”线下服务相结合的工作本领，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化手段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真正把人民群众打造成网络风险防控的“铜墙铁壁”。要积极推行在线为民服务，畅通网络问政渠道，注重教育和团结网民群体“意见领袖”，通过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延伸网上群众工作触角，净化和引领公众网络圈群生态。其三，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在于搭建一个安全攻防体系，既要主动“开疆拓土”，又要守住主流意识形态既有阵地，将关口前移，御风险于边界之外。“高攻低防”不可取，底线意识不可少，预防是先于管控且最有效的安全策略。与网上群众路线的“高线”标准不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是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最基本内容和底线要求。要从最坏处着眼，建立风险监测、研判、预警、阻断和评估“一体化”机制以及相关预案，构筑全链条、闭环式防线，下好风险预防“先手棋”。其四，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理念创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网上同心圆的国际版本和升级话语。近年来，国际上“退群”“脱钩”乱象不断，网络霸权主义、自由主义问题严峻。我们要坚持胸怀天下，开拓世界眼光，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命运共同点、利益公约数，把网络空间的“朋友圈”做大做实，进一步拓展我国意识形态的“同心圆”疆域和国际影响力。

(四)优化“力道”：秉持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工具理性

在向心力与离心力角逐的“力场”中，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则同心圆存，反之则同心圆消，无论是固守“圆心”、浇铸“核心圈”还是扩展“圈层”，都是以向心力的压倒性胜出实现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必须加固多元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对“圆心”“核心圈”的向心力或者说“圆心”“核心圈”对多元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的凝聚力，同时分解反其道而行之的离心力。由于力道涉及施力方对受力方的作用，两端的中介或手段是工具，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需要秉持工具理性。其一，要突出技术保障。网络意识形态的技术风险决定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技术依赖性。“技术创新尤其是核心技术的创新，是化解风险的工具性条件和物质性基础。”[14]加强对核心技术的科学发展与运用，重塑网络意识形态的技术理性势在必行。要深刻体认“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4]110的观点，立足自主创新，依靠人才培养与协同攻关，在前沿技术、非对称性技术与颠覆性技术研发掌握上“破题”“突围”乃至争先，免遭技术“卡脖子”之苦。在技术应用方面，要坚持以技术反制技术、以价值引导技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算法供给与智能融渗，提高意识形态信息识别、风险监测预警和舆论监管的“技术含量”，同时要合理设定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边界，谨防资本施法的技术异化和信息绑架。其二，要织密法治体系。无规矩不成方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4]155，这是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治本之策。要不断完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并强化其宣传贯彻，加大执法力度，用法律手段约束和规范网络行为。在日常工作实践中，还要将这些法律法规的精神和条文转化成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对组织协调、责任安排、过程管理、风险处置、考核评估等内容作出明确规范；同时与以德治网相结合，深入开展网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倡导网络道德自律，使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软硬兼施”。其三，要经略媒体平台。媒体平台是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工具，经营好、发展好媒体平台是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版图的必要条件。要积极推动多媒体之间的融合创新、优势互补，构建全媒体传播平台和立体化传播体系，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矩阵。针对商业资本把控新媒体平台的问题，需严把主流媒体准入门槛，加强对各类新媒体、自媒体的监管，或直接通过国有资本介入、掌握主流新媒体平台，抢占网络主导权。面对国际舆论场“西强东弱”的困境，着力建设外宣旗舰媒体，做大做强做活海外华文新媒体和社交媒体账号，提升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力。